韩宏伟:中国农民法律信仰的缺失与培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4 次 更新时间:2015-05-21 22: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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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宏伟  

   某农村曾发生这样一则案例:某村村长因自己家的果树于一夜之间被人全部砍毁,因怀疑某村民所为,请求公安机关将其逮捕。在缺乏证据、仅凭怀疑的情形下,公安人员对此人进行刑讯逼供,但这个村民并未屈打成招。在长达一个多月的非法监禁期间,致使该村民身体多处受到严重伤害,最后确无有力证据,该村民被放回家。后来中间人从中说和,并施加一定的压力,此事村长给予两万元予以了结,然而该村民也起诉村长和公安局,虽然其接受和解时并不情愿。对于此事,虽然当时遭到全体村民的唾骂、斥责,但是几个月之后,此事亦了无声息。

   农民对法律的态度反映出其复杂的心理,这种心理变化的过程凸现出农民对法律缺乏信任是一种必然。并非是农民没有权利意识,而是这种权利意识让某种强势给压住了。[1] 农民不愿意“打官司”,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人存在“厌诉”或“耻诉”的传统价值观。但苏力先生则认为“厌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弊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权利,而是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诉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1] 苏力先生的话语确实反映了中国农村法治的普遍现状,反映出农民对法律消极的态度和惧怕的心理。

   我们要加快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培育农民对法律的信仰不可或缺,但具体如何操作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因为它关乎到我国法治现代化的整个进程。

  

   一、农民法律信仰与农村法治建设的关系

   “信仰”是人类所持有的一种心理行为状态,其总是与宗教或某种主义相联系。《辞海》中对其这样解释的:“对某种宗教,或某种主义的极度的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它意味着认同、尊崇、信奉。信仰是指人们关于终极价值的信念,是一种充满感情的、毫无置疑的接受,带有自发、非理性的特征。法律信仰是一个涉及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伦理学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对法律的一种尊重敬仰的态度,是自愿接受法律统治的一种的姿态,是“社会主体对法的现象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2]

   社会大众对法律的忠诚,是对法律之德性的一种认同和确信,表明人们愿意热忱地投入到捍卫法律权威和尊严的斗争中去,并把参与这种斗争视为自己神圣而又庄严的使命。以此为基础,公众能够在坚定的法律信念的支配下自觉地把法律规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为此而抗争、献身到底。我们要构建法治化的国度,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其直接影响我国依法治国的整体进程。培育农民的法律信仰能够推进农村的法治建设,在农村树立法律的权威性,使法律的价值自由发挥。

   (一)农民法律信仰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就理想的法治而言,农民法律信仰与农村法治建设是统一的,农民法律信仰是农村法治现代化的精神理念,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实质就是对法治的信仰。因为农村法治建设的要旨首先强调的是农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强势关怀,对农民自由的完善和发展的追求。其次,才是对体现其价值追求随之而衍生的法制文明的追求。农村法治建设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础,应该是对农民人格价值的尊重。农村法治建设的理想目标,就是去创设和维护一套乡土社会的原则、规范、程序和机构,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防止它受到政府或其他人的侵犯,使农民有机会和条件享受合乎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生活。

   农民对法律的信仰,最终指向的是法律的终极价值即实行法治,追求正义实现乡土秩序的公平与和谐运作,进而使农民权利得到实现和自然延展。鉴于此,农民法律信仰与农村法治理想是统一的、契合的,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反映出农村法治建设的内在品质和意蕴,农村法治建设因农民的法律信仰凸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这正是农村法治现代化所需要的。因此,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和追求理所当然的成为推动农村法治建设进程的最根本的动力,其地位自然不可低估。就现实的法治而言,农民法律信仰是农村法治建设实践的文化支撑点,是农村法治现代化的制度理念。

   我们知道,任何法律制度的制定都不是简单的文字罗列,其背后必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和信念在支撑、影响着它。农村法治建设,并不是法律的强制下乡,也不是让农民被动的接受法律,或者因惧怕法律的惩罚而简单的守法。而是要让法律的公正价值,即代表一种制度理念和文化力量来深入农民的心里和情感之中,使农民从内心敬重法律、信仰法律。这样,农村法治之路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

   另外,农村法治制度的确立,必须以农村深厚的乡土文化为土壤,否则,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法生根发芽,更谈何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就像我们能够在一夜之间制定出若干部规范人们的法律,却不能希求人们在第二天就欣然接受这代表“人们利益和愿望”并为之带来福祉的“婴儿”。因此,农民法律信仰是农村乡土文化与国家法律文化的有机整合,是解决农村法治困境的关键。没有农民对法律的热切的信仰精神,法律将是苍白的、无力的,农村法治也终将只是一个梦想。

   (二)农民法律信仰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律如同一个民族有的语言、生活方式和素质一样,具有一种固定的性质,它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机能和习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融入一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和民族意识之中。”[3] 农民法律信仰和农村法治建设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推进农村法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农民对法律逐步信仰的过程,同时也是法律精神价值内化的过程。农民只有内生的自觉的法律信仰与外在的完善的立法、严格司法、执法等法治实践协调一致,形成有机的统一,才能达到一个运动整合的法治状态。

   在农民法律信仰与农村法治建设的相互关系中,农民广泛、普遍的法律信仰会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能动作用,其为农村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首先,农民法律信仰整合了乡土社会的心理规范,为农村法治建设的有效推进奠定广泛的社会法治心理和情感基础。在农村要树立法律信仰,必须使得农民对法律具有心理上的皈依和情感上的依赖,这种对法律的强烈感情是农民最朴素的、非理性的心里表现。它使乡土秩序与法律规范达到默契,不仅使乡土文明得以自然延展,而且强化了法律的权威性,推动了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

   其次,农民法律信仰蕴育、彰显出法治的精神,为农村法治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理念基础。法律信仰是人们在理性的支配下对法律的一种相对科学的信仰。农民基于对法律的这种理性的信仰和尊崇,坚持对法律的价值即自由、秩序、正义、等法治精神的不断追求,并把这种行为转化为自己先进的思想理念,来影响整个乡土文明,使其符合农村法治现代化的要求,进而推动农村的法治建设。

   再次,农民法律信仰调和了乡土社会的礼法秩序,引导并影响农民们的行为习惯,为农村法治建设一体化奠定了行为基础。在农村法治实践的各个层次和环节中,只有广大农民对法律的心里因素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才能转化为推进农村法治进程的物质力量。人的行为直接受其思想意识的支配,而法律信仰作为人们法律意识的理性的整合的结果和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对法律意识的要素具有统摄作用,因而能对人们的法律行为起到引导和决定作用。故此,在农民对法律的自觉信仰的指引下,农村法治建设之路才会更加顺利。

  

   二、农民法律信仰的现状

   目前,法律信仰在中国面临着特殊的遭遇和困境,这种境况在农村尤为突出。农民对法律缺乏热爱与尊重,一方面是因为信仰法律的代价太大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总给人一种不信任的感觉,老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没有温暖的气氛可言。法治是未来值得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但目前中国要构建农村和谐的法治秩序,以怎样一种法治方式出现以及如何推行,的确是一种困惑。

   在评价中国二十多年的农村法治状况时,不难发现,尽管已形成了框架式的法律制度,但具体细节却很难令人满意,这是其一;其二是农民对执法状况和司法状况存在普遍的不满与失望,这种不满与失望反映了农民对法律的消极态度。更为突出的是:农民在接受、服从与运用法律时,远远没有达到对法律尊重和信仰的程度。因为立法“虽然以相当快的速度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然而法律的实施情况却相当不如人意。” “承诺与现实的距离愈加拉大,人们对法律和法制的期望逐渐化为失望。”[4]

   现实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司法腐败等现象愈演愈烈,刺激着农民对法律复杂的心理,使得农民对信仰法律的缺失成为一种必然,具体表现为:

   首先,农民对立法产品的漠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我国加大了法制建设的力度,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结束了“无法可依”的时代,但法治的理想情怀却迅速滋生了许多冰冷的现实问题。农民对大多数法律、法规无从知晓,更不用说掌握与运用。法律并没有走进农民的生活中,成为他们的必需品,相反,却加深了农民对法律的陌生感。农民不了解法律,农村纠纷多数运用“托人”“上访”“私了”等非法律方式来解决。

其次,农民心中法律权威性的丧失。法治社会法律“至上”,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坚决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法律信仰的底线。伯尔曼有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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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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