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平、杨金丹: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及其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 次 更新时间:2015-05-23 00: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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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平   杨金丹  

   【摘要】中国法律信仰论试图通过唤起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来树立法律的终极权威,进而寻求对中国法治精神维度的型塑,这一目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然而,中国法律信仰论者所作的是一种文化移植论式的寻求,并只就法治本身讨论信仰问题,这导致其理论存在巨大的内在悖论:第一,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第二,背后预设的是一种孤立的建构的法律观,走向了与法律实证主义的隐性合流;第三,文化虚无主义的背后可能是更为彻底的法律工具主义。要超越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需要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更为深广的语境和问题视野下,进行法律信仰的再造。

   【关键字】法律信仰;法律实证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信仰再造

  

   一、问题及分析进路

   法律信仰是中国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这一源自西方的术语[1]一经传入中国,便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影响。[2]中国学者借助这一术语,诉求的是通过唤起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来树立法律的终极权威,进而型塑中国法治的精神维度。[3]确实,这一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实现。[4]

   然而,法律信仰的主张在中国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大体而言,反对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法律信仰论展开了批判。一是法律信仰论在西方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背景,在缺乏宗教背景的中国讨论法律信仰,无疑是一种空间上的误置;[5]二是在理性祛魅的现代,信仰本身已被消解,再谈法律信仰无异于时间上的穿越。[6]法律信仰论在中国的发展似乎在某种意义上也印证了反对者的观点。[7] 尽管每年法学界仍有大量相关论文发表,但这一术语似乎已日益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就像法学界许多其他术语一样,一旦热度减退,就难以避免地成为明日黄花。

   一个看起来略显“过时”的问题,是否就没有多大的思考价值了呢?在笔者看来,法律信仰问题尽管在法学界经过多年的讨论,但这一命题对于中国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好在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以往的讨论,审视在讨论中我们触及了什么,忽略了什么,是否在方向上存在某种偏差,从而重新思考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语境下意味着什么,对思考中国法治问题又具有何种意义。

   在笔者看来,反对者的批判过于简单,因为他们在没有充分理解法律信仰论背后之基本前提假设的情形下,就基于似是而非的外部性理由否定它在中国语境中的价值,乃至于完全否定法律信仰论本身。然而,笔者亦承认中国的法律信仰论实际上也是存在问题的,[8]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者单纯就法治本身讨论法律信仰问题,而没有真正在法治、法律信仰与中国更大的问题背景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层关联。这导致了他们的讨论在根本上产生了与中国的疏离,反对者据此认为法律信仰问题完全是一个“西方问题”而对中国没有意义;进一步地,这种疏离也导致中国法律信仰论存在着巨大的内在悖论,这不仅使得有关法律信仰的讨论不可能真正深入下去,也使得法律信仰命题在中国的真正理论价值被忽略掉了。

   为了深度剖析并呈现出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实质,笔者在讨论中将采用一种比较的方法。借以比较的是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有关法律信仰的理论。以伯尔曼的观点作为理论参照,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它与中国法律信仰论之间的理论渊源。[9]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法律信仰论只是一些松散观点的组合,论者们从来没有发展出一整套体系性的理论,更没有对其内在理论前提和深层预设做出过基本阐述。而作为一个严谨的体系性理论,伯尔曼的法律信仰理论可以成为我们分析乃至重构中国法律信仰论的理论坐标和导航地图,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出中国法律信仰论的深层实质及其背后的基本理论预设,而且能够清晰呈现出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内在悖论。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把对法律信仰的讨论拉回到中国转型社会这一更大的问题域,重新定位法律信仰论对于中国法治问题的意义。

  

   二、悖论一: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

   (一)作为法律信仰命题基本预设的法律与文明传统之间的关联

   提到信仰,人们不难联想到宗教,这也是伯尔曼在讨论法律信仰问题时的当然语境。中国法律信仰论的反对者们据此认为法律信仰问题在中国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但是他们忽略了在强调信仰与宗教之间的关联以外,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命题背后更一般性的理论预设是法律及其信仰与文明传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伯尔曼那里,法律信仰命题的提出有其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理论指向和一整套基本预设。

   首先,在问题意识上,伯尔曼法律信仰论的提出采用了一种“危机”叙事方式。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伯尔曼指出,西方人正在经受一种整体性危机。对此,他指出:“我不得不从遥远历史的视角,从头考察西方的法律与法制、秩序与正义的传统,以便找到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10] 伯尔曼的指向很明确,即从西方文明传统中寻找资源,重建法律信仰,以克服当前法律技术化、过度理性化和工具主义的危机。因而,法律信仰命题得以提出的基本前提就是法律在历史进程中与其他社会、经济、政治因素乃至与整个西方文明传统的关联。而强调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联,则是基于一种历史必然性:西方的历史刚好是基督教的历史,西方的文明传统刚好是基督教的文明传统。

   其次,正是为了深入考察这种整体关联,伯尔曼拒绝了规则意义上的法律定义,而是给法律做出了一个相当宽泛的界定,即“实际运作的法律包括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法律的价值、法律概念与思想方式和法律规范”。[11]伯尔曼也给信仰下了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信仰不仅仅是一套信条和仪式;它是人们表明对终极意义和生活目的的一种集体关切——它是一种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直觉和献身”。[12]通过对信仰的这一宽泛界定,伯尔曼关于法律信仰的讨论就得以超出法律与纯粹宗教的范畴,在所有的已知文化中讨论法律与整体社会价值和终极追求的关系。[13]

   最后,要充分理解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就必须理解这一命题背后伯尔曼对法律信仰之历史和文明传统源泉的强调,西方独特的历史和文明传统,正是法律信仰的基础,是摆脱当前整体性危机的关键所在。在后来的《法律的历史基础》一文中,伯尔曼进一步指出:“如果假定法学理论的实质蕴含历史、传统和群体记忆(采用圣奥古斯丁的‘记忆’一词的含义,即不仅包含对过去的回忆还包含对未来的期望),历史在其动态意义上与政治和道德、意志和理性一起成为法律的基础,我们必须再进一步询问我们的历史究竟给我们的法律带来了什么:历史是如何思考法律的,历史又是如何改变法律的。在这里我们必须

   追溯过去,展望未来,不仅询问过去发生了什么以及过去可以告诉我们将来可能发生什么,而且要询问过去使我们负有什么样的义务———我们的传统现在要求我们做什么。这就是所说的‘历史基础’”。[14]

   对于伯尔曼来说,历史和传统意味着法律信仰的源泉和基础。离开传统就没法谈法律信仰,法律及其信仰是深深地契合在传统中的。当然,对传统的依赖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伯尔曼用一句精辟的语句澄清了人们可能对他守旧的质疑:“传统是死者的活的信仰,传统主义则是生者的死的信仰”。[15]传统与守旧无关,回到传统是为了展望未来,找准未来前行的方向。

   (二)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者对法律信仰与中国文明传统的割断

   一方面,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者接受了伯尔曼的一般性的命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吊诡的是,伯尔曼对法律信仰与传统相互关联的强调却被无视,甚至被有意割断。在中国的法律信仰论者看来,要在中国树立法律信仰,首要的就是必须拒斥历史和传统,中国法律信仰生成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否弃。

   这一转变在根本上与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和态度有关。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一个基本认识脉络和知识渊源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愚昧的、落后的,甚至是有害的。对于现代法治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中国学者看来,中国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完全相互抵牾。对于传统法律文化的性质和基本特征,张晋藩教授概括为七个方面:(1)礼法互补,综合为治;(2)天理、国法、人情三者协调一致;(3)重公权、轻私权与无讼的价值取向;(4)法自君出,权力支配法律;(5)严格的身份等级与不同的法律调整;(6)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家法是国法的补充;(7)重刑轻民,律学是法学的集中代表。[16]郑定先生认为,“中国法律传统”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17]虽然不同学者在表述上彼此不一,各有侧重,但是他们的基本取向极为鲜明且完全一致,即中国儒家传统及其法律文化完全与现代法治相悖,随着中国的社会变革及向现代法治转型,必将走向没落。[18]

   梁治平教授为这种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相悖的认识提供了“文化类型学”上的比较和论证。他着眼于中西不同历史进程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对中西法律文化进行了一种以“辨异”为基本路径的比较研究。梁治平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西方法则不能不是西方文化的表征……从总体看,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所以,它们相遇、相撞之时,我们面对的,便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是国粹,或者是西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19]当然,既然国粹派早就被公认为行不通,那么,清算传统也就成为唯一之途。梁治平教授进而指出:“显然,传统的观念完全容纳不下这样丰富的内涵……为了缩小这个差距,有必要进行一场观念的革新,而清算以往的历史,自觉认清我们于无意中承受的传统,尤其是认清这种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则是第一步。”[20]

   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的主流负面认识,姚建宗教授在论及法律信仰问题时才明确指出,中国的法治建设本身比西方更为复杂,因为在西方,法律的制度和精神这两种因素本来就是内在统一的,而“对于中国的法治化而言,其问题远比这要严重得多、复杂得多。因为我们的法治,从制度到观念、从物质到精神都彻头彻尾是西方的产物,属于‘舶来品’,并无本土化的传统文化根基”。[21]

   就此而言,在中国法律信仰论者那里,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似乎是合乎历史和逻辑的。然而,问题是,一旦把信仰与传统割裂,一旦离开产生共同生活目的和终极意义的社会母体,信仰将从何而来?它的根基又在哪里?按照法律信仰论者的观点,可以向生产现代法治的“原产地”寻找其精神和价值源头。法律信仰论由此转向了一种“文化移植论”。[22]然而,“文化移植论”存在如下问题:首先,“文化移植论”假定文化是一种可移植之物,这显然是对文化的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文化当然可能会发生变迁甚至剧烈的断裂,但这都属于“未意图之产物”,人们可能会推动或影响文化的变迁过程,但总体来说,文化变迁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文化移植论”明显带有“唯意志论”的倾向,充满了理性的狂妄。实际上,文化人类学者已经对这一假定进行了根本的质疑。[23]其次,转向“文化移植论”的中国法律信仰论者对法律的理解早已超出了伯尔曼式法律信仰论对法律的原有认识范畴,如果说伯尔曼试图重新建立法律与历史以及其他因素的外部联系的话,那么“文化移植论”所假定的法律规则试图切割掉这一外部联系。

法律信仰与传统的割裂,导致了中国法律信仰论所面临的第一个悖论:即中国法律信仰论者一方面强调法律信仰,另一方面却要不得不与中国社会的母体痛苦地分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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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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