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50年前匈牙利发生了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7 次 更新时间:2009-01-15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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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寒冰 (进入专栏)  

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随后迅速转变为流血冲突,10月24日和11月4日苏联曾先后两次派兵镇压,事件渐得平息。这场震惊世界的事件造成匈牙利2700人死亡,20多万人逃往西方,一百六十多亿福林的经济损失。这场历经十三天的匈牙利事件虽然早已远远逝去,但在世人心中,它仍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在它发生50周年之际,匈牙利、波兰、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都举行了和即将举行专题研讨会。不过,如今人们已不再仅仅简单地讲它的是非曲直,而是理性地分析它的前因后果,正确地总结它的经验和教训。之所以能够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90年代以来解密的档案,其中大多数来自苏联、匈牙利以及其他东欧国家。中国外交部今年5月开放的档案中也有近千件涉及到匈牙利事件。这些档案资料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告诉了人们许多以前不被人知的历史真相。

1956年秋为何会爆发匈牙利事件?

关于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为了实现从“集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则认为,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匈牙利国内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

现在看来,这两种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1956年秋在匈牙利发生的这一事件,从根本上说,是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并久久得到不到解决而最终导致的。究其原因,远一点可以追溯到1948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时,当时执政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人,全然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政治上形成了过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经济上在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了过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理论,并以此为根据在党内外搞大清洗,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不仅如此,匈牙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听命并服从于来自苏联党的国家领导人指示的做法,损害了国家利益,伤害了人民的民族情感。所有这些都为日后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在苏联新领导人的推动下,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以往内政外交的许多政策方针所做出了一系列调整,比如:实行党政领导人分权,重新确定重、轻、农各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平反冤假错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在匈牙利,1953~1955年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比其东欧他国家更早地开启了“非苏联模式化”进程。比如,公开揭露和批判了拉科西的个人崇拜问题,为切实落实党政分权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撼动了拉科西个人集权的基础,提出回到列宁主义、承认社会主义有一个过渡时期和运用新经济政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所有这些对苏联模式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1955年,在苏联的干预下,“新方针”被迫中断。纳吉以著述方式进一步提出了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纳吉的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后者在苏共二十大后成为推动匈牙利“非苏联模式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的各项政策重新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苏共二十大后,拉科西等人对过去的种种错误一味加以掩饰,对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不仅置若罔闻,甚至打算用行政手段进行打压。这一切都激起了人们更深的不满,10月23日,由匈牙利大学生们发起的、名为声援波兰十月事件的这场示威游行就此拉开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

苏联两次出兵的缘由

在13天的事件中,苏联先后于10月24日和11月4日两次出兵干预。长期以来,苏联两次出兵匈牙利的许多内幕一直鲜为人知,但在原始档案解密后逐渐地浮出水面。

苏联军队10月24日的第一次出兵,并不像人们先前认为的那样,是苏联领导人单方面意志的体现。虽说事件发生前,苏联军方的确曾下令加强在匈牙利的军事部署,但目的主要在于预防而非进攻。档案资料显示,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苏联领导人的意料,24日的出兵事实上是应当时匈党第一书记格罗的口头请求做出的。虽然实施了军事行动,但是,苏联领导层并没有放弃以“政治途径”化解危机的想法,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一些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将此希望寄托在24日凌晨应游行群众要求重新被选任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身上。事实证明,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后,非但没有平息局势,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骚乱和反抗。在此种情形下,再加上纳吉政府的一再请求,苏联领导人才不得已宣布愿将其军队撤离匈牙利首都。10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长时间讨论,最终一致同意采取赫鲁晓夫所谓的“和平方式”即撤军和谈判的方式,而非“军事或占领方式”来解决匈牙利面临的这场政治危机。这样,才有了苏联方面关于从匈牙利全境撤军的承诺。

然而,既然苏联最高领导层已决定寻求政治解决的方案,为何又会令其军队于11月4日实施了大规模的突袭行动?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改变了决定?根据已公布的档案文献,苏联领导人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一些地区也程度不同出现了动荡局面,发生了声援匈牙利的示威游行,苏联领导人十分担心,如不及时加以遏止,匈牙利事件将会“外溢”到这些国家,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四分五裂。第二,10月30日,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局,纳吉宣布将着手组建多党派联合政府,并向苏联派来的代表米高扬等人表示匈牙利可能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纳吉的此举加重了苏联领导人对他的怀疑和不信任。他们认为,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纳吉这个“靠不住”、“表现动摇”且有着“危险思想”的人极有可能使匈牙利偏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并最终“投身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这一后果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是无论如何要力求避免的。此外,在美国竭力促进下匈牙利事件被提上联大的议事日程,10月30日埃及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等,也是都促使苏联方面下定决心以军事手段快速平息匈牙利事件的重要因素。正是在此背景下,11月4日早上6时15分,苏联派遣17个师的兵力向布达佩斯发动了代号为“旋风”的第二次军事行动,将匈牙利事件镇压了下去。

裴多菲俱乐部是一个什么组织?

在谈及匈牙利事件时,裴多菲俱乐部是不可回避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它被说成是一个由“纳吉集团”策划组织的、以党外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的从事反党活动的秘密组织和挑起匈牙利事件的阴谋团伙,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裴多菲俱乐部的前身是1954年由国家博物馆少数年轻职员发起的名为拜塞涅伊俱乐部的一个讨论小组,它成立伊始就处于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领导之下。1955年初,拜塞涅伊俱乐部重组并更名为裴多菲俱乐部,其主要宗旨是讨论匈牙利形势问题和普及政治和经济知识。但此后整整一年里,俱乐部实质上没有开展什么活动,苏共二十大后才活跃起来。严格地讲,裴多菲俱乐部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只是一个为人们提供会聚一堂并展开讨论的舞台,也就是一个改革的论坛。裴多菲俱乐部对活动的参加者也没有任何限制,虽然很难统计出参加者的具体身份,但根据当时裴多菲俱乐部秘书长赫格居斯.B.安德拉什证实,其中至少80%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员,从职业上看,主要是青年经济学者,历史学者,哲学者,法学者,作家,记者,教师,大学生等。从1956年3~10月,裴多菲俱乐部的主要活动是举办一系列专题辩论会,如青年经济学者辩论会,历史学者辩论会,哲学家辩论会,新闻出版问题辩论会等。在每次辩论会上,人们除对各专题进行广泛深入地探讨与辩论外,也会涉及到种种倍受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

1956年6月中旬后,整个国家的局势变得愈发紧张,要求拉科西、格罗下台的声浪越来越高。裴多菲的辩论几乎场场涉及政治问题:党在领导国家和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所犯的错误,党的领导人对大清洗和政治迫害不可推卸的罪责、党内和社会生活伦理道德蜕化的严重状况等等。然而,在谈及关于更换领导人的问题,人们就必须地要提到纳吉。在人们心中,纳吉是改革政策当然的代表者。但是,纳吉本人实际上始终未与裴多菲俱乐部有过任何正式的接触,如果说二者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那也只是思想观点上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裴多菲俱乐部在开展辩论时,许多人公开赞同并推崇纳吉的政治观点,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找寻摆脱危机的途径和方法时参照了1953年党的六月决议和政府的施政纲领,而这些是与纳吉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时任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的赫格居斯后来也坦承,人们向纳吉靠拢,只是因为“他们近似纳吉,但他们的活动并非由纳吉组织操纵”。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尽管辩论的议题十分贴近于现实政治,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无论是辩论会的组织者,主持者,发言者还是参加者,谁都无意攻击匈牙利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裴多菲俱乐部与匈牙利事件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后者是否由其“策划”发起并直接领导的呢?今天看来,如果说裴多菲俱乐部与匈牙利事件之间存在关联,至多可以认为它起到了思想先驱或改革先声的作用。然而,十月事件爆发与裴多菲俱乐部之间本身并无直接关联。不仅如此,大学生们关于23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决定令裴多菲俱乐部组织者大为吃惊。他们决定参加22日晚的群众集会,希望以自己的口号影响集会群众。然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口号远不如学生们的口号激进。到了24日,裴多菲俱乐部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已经终结:一方面,由于它的口号不够激进而被示威者所抛弃;另一方面,因为它先前的种种“对立活动”而被党的领导人所抛弃。11月3日下午,一些支持纳吉的左派知识分子曾试图在更广泛的基础之上重组裴多菲俱乐部,但随着苏军重兵压境而没能付诸实施。总的看,在整个十月事件期间,裴多菲俱乐部既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政治活动,也没有对事件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纳吉在事件过程中干了些什么?

伊姆雷?纳吉无疑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主角。匈牙利事件结束后,在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纳吉”这一名字几乎成了“帝国主义走狗”、“卖国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者”等等的代名词。纳吉在事件过程中到底做了些了什么?

纳吉的全名叫纳吉?伊姆雷,1896年6月7日出生于匈牙利科波什瓦尔一个雇农家庭,1918年在苏联加入共产党,1944年底暨匈牙利解放前夕曾在由多个党派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中任农业部长,并领导了全国的土地改革。主要因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当时匈党总书记拉科西发生争执,纳吉后来被免职下放到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任领导人点名由他接替拉科西兼任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随后,他在匈牙利领导并主持了名为“新方针”的调整与改革尝试,“新方针”和他本人都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然而,“新方针”实施了不到两年后,纳吉又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反党观点”等罪名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纳吉先前的改革思想和政策主张得到了匈牙利社会各界广泛的支持与拥护。正因为此,10月23日,游行队伍中喊出了“纳吉!我们要纳吉”、“让纳吉?伊姆雷进入政府!”等口号。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于24日凌晨,再度任命纳吉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从现有的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当年对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所作所为的种种指控并不符合实际。如裴多菲俱乐部一样,纳吉本人与事件的爆发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他临危受命,并不是要实现什么蓄谋已久的“阴谋”,而是受了内心深处一种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有人说,纳吉在十月事件中想做一座架在匈牙利与苏联之间、匈牙利人民与苏联坦克之间、匈党与人民之间,匈党与各派政治或社会力量之间的“桥”。他试图以政治手段、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危机,避免流血牺牲。他努力地安抚群众,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些最迫切的要求,并希望以此使局势缓和下来,以免苏联领导人下定决心予以干涉。在纳吉在任的这十几天中,匈牙利政府几经改组,先是吸收少数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而后宣布结束一党制、组建多党联合政府。然而,这既非纳吉的主张也非他所愿,事实上这在当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下集体做出的决定。究竟是匈牙利宣布中立导致了苏联的出兵,还是苏军再度压境逼使纳吉做出了宣布中立的决定?在相关档案材料解密前,人们听到的更多的是第一种说法。按苏联领导人的说法,苏联出兵系因匈牙利“走得太远了”,是匈牙利国内许多人呼吁国家中立导致了苏联决定军事干涉的原因之一。但档案明显,11月1日,纳吉突然宣布中立是在他听到苏军再度大规模压境的报告并一再得不到苏联方面的合理解释后做出的无奈之举。他想以此表明自己和匈牙利人民一样坚持维护国家的独立不受侵犯,同时也希望此举能迫使苏联方面改变决定。因此,何为因何为果便不难分辨了。

不可否认,十月事件中纳吉也有自己的政治目标和理想。不过,这并不是实行多党制或实现国家中立,而是将他关于匈牙利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付诸实施。这一主张是他1955年被免职后通过对“新方针”失败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在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进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一条符合匈牙利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摆脱苏联控制,在国家独立、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至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惊心动魄的十三天中,不但上述目标和理想的实现成为了泡影,连他本人这座横架在空中的“桥”也在重重压力下垮掉了。在确信苏联即将对布达佩斯实施军事打击后,纳吉奔走于各社会主义国家驻匈使馆,希望各国使节能将他的求助转达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说服苏联领导人放弃军事干预。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没有能阻止苏军的“旋风”事行动。

纳吉为什么在1958年被处决?

纳吉个人的命运也很耐人寻味。在苏军入侵前十几分钟,纳吉及其政府成员携其家人共47人前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后来又被押送到了罗马尼亚,再以后被交还给南斯拉夫政府审判,最终在1958年6月16日被处决。在这22个月中,纳吉是如何离开南斯拉夫驻匈使馆去了罗马尼亚,究竟是什么因素最后促成对纳吉的审判,审判是如何一步一步展开的,为什么要对纳吉等人处以极刑等等一系列的疑问,一直令人困惑不解,史学家们也曾对此做出了种种猜测。直到1990年代以后,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这些谜团才逐渐被打开。

档案文献表明,苏联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处决纳吉的。虽然苏联领导人对于南斯拉夫擅自给予纳吉等人政治庇护大为不满并且要求其交出纳吉等人,但是,他们也希望南方能说服纳吉支持苏联扶助下刚刚建立起来的卡达尔主政的工农革命政府。然而,无论南方如何劝说,纳吉都不愿按苏联方面的要求发表声明宣布辞职和公开表示支持卡达尔政府。这就使得南斯拉夫方面颇为尴尬和不满。为了不因纳吉的去留问题陷于被动,南斯拉夫方面急于尽早摆脱纳吉这只烫手的山芋。经与苏联和匈牙利方面数番谈判,并在得到匈牙利方面承诺将纳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并保障其安全之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可是,11月22日,当纳吉等人坐的车刚驶离使馆不久就遭到苏联军方的劫持,第二天被遣送至罗马尼亚。从1956年11月23日至1957年4月14日,纳吉及其同伴一直被软禁在靠近布加勒斯特的斯那科夫政府别墅。从1957年初开始,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对纳吉展开了激烈的口诛笔伐,随着批判的不断升级,对纳吉的审判终于拉开了帷幕。

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猜不透一个问题:审判并处决纳吉究竟是谁的决定?现在根据解密资料可以看出,对纳吉启动司法程序的推动力量来自匈牙利国内,即来自当时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层。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苏联领导人同意了匈方关于“应当对纳吉等人实行严厉的惩罚”的建议,不过,为了不影响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即将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暨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纪庆祝大会,苏联领导人指示对纳吉等的起诉和审判应当拖后,以避免发生与南斯拉夫不必要的争吵,从而使苏联借机将南斯拉夫拉回到社会主义阵营来的努力付之东流。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在莫斯科会议最后还是拒签了《莫斯科宣言》,表明了不愿回归“社会主义大家庭”、再受苏联支配的立场。

既然如此,对纳吉的诉讼便也无须拖延,1958年1月28日,“纳吉案件”的审理在布达佩斯正式拉开帷幕。匈牙利司法部门指控主犯纳吉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2月5日,对纳吉等10人的秘密审判开始了,但第二天就匆匆休庭并就此中断了。考虑到自己正对西方国家展开的“和平攻势”,考虑到意大利共产党在即将举行的议会大选中的境地,考虑到苏南关系,苏联领导人叫停了对纳吉等人的审判。然而,苏联很快发现,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攻势”无动于衷、对它做出的“友好姿态”亦不以为然。南斯拉夫不仅自己不愿意回到社会主义阵营,反而有意无意地鼓动其他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这无异于为苏南缓和画上了终止符。对纳吉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启动。其实,早在一年前,匈党政治局在向莫斯科呈递的对案件的“决定”和“意见”中,已明确表示了对“阴谋家领导核心”中的纳吉应“处以极刑”。也就是说,匈党领导层是决意要处决纳吉的。到此时,苏联方面对此也不再有什么异议,剩下的只是一些悲剧性的细节了。1958年6月16日,布达佩斯当地时间午夜12点的广播和次日的报纸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公告称:“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根据他们从前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自然而然地堕落到了同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势力结成联盟,堕落到了背叛人民民主制度、背叛匈牙利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但是,纳吉在法庭上做的最后陈述中却说:“我曾经两次试图在多瑙河畔挽救社会主义的声誉,那是在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则遭到了苏联的阻止。如果牺牲我的生命能够向人民表明,并不是所有社会主义都是人民之敌,那么,我在所不辞。”

50年后怎样看待匈牙利事件

如本文开头所讲,在冷战岁月里,东西方国家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总体看来是截然相对的。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中先后有人公开提出,有必要对此事件进行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并做出客观的评价。在匈牙利,1988年成立了一个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历史公正委员会,委员会对于匈牙利建国以来包括匈牙利事件在内的许多历史问题进行了重新甄别,否定了过去将其简单视为“反革命案件”的看法。次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就1956年事件做出决议,会议最后发表的公报中写道:“195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下政治性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到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这一评价实际上是通过对事件进行两阶段的划分,并由此给予了一分为二的判断。1989年6月,匈牙利国会通过的第1号法令宣布:“匈牙利近代史上这一光辉事件同1848-1849年的革命和自由斗争具有同等的意义”,同时将10月23日定为匈牙利共和国的国庆日。由于缺乏必要的史实材料以及受冷战大环境的影响,直到这时各国各界对于事件的评价都还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测和意识形态色彩。

历史地、客观地重审1956年匈牙利事件大体上是在19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开始纷纷解密其在冷战时期的部分档案资料,其中大量涉及匈牙利事件的档案再度引起了各国史学家们的关注。根据这些档案材料,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明晰地展现出来,人们脑海中长期存留着的一些疑问与困惑也渐渐有了解答。总之,根据迄今为止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匈牙利事件远非一个“革命”或“反革命”的判断即可盖棺定论。

在东欧的发展史上,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时代,其集中的体现就是东欧国家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应当与苏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冷战在欧洲大陆拉开帷幕之后,苏联加强了对东欧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控制。在苏联的压力下,原本充满多样性的、“万花筒”般的东欧国家被迫接受了统一的苏联模式。除南斯拉夫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之外,其他国家都在朝“苏联化”的方向行进。但是,在苏东这个形式上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东欧各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外来的斯大林模式之间,它们独立自主诉求与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完全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接受苏联的领导与尊重本国国情、实现本民族利益相违背,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寻求主权独立和与苏联的平等关系又受当时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制约。这种矛盾与冲突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就以规模大小不同的政治事件形式显现出来,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是其中之一,所反映是匈牙利要冲破斯大林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的愿望。然而,在冷战初期的背景下,面对着集社会主义标准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于一身的苏联,面对着本国内部的重重阻力,冲破斯大林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这一历史任务对弱小的东欧国家来说太过沉重了。于是,才有了1956年匈牙利的悲剧,才有了纳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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