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忠明:对催化剂改革与替代物改革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59 次 更新时间:2009-01-10 22: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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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忠明  

  

  一、催化剂改革与替代物改革的界定

  

  美国前政治学会会长、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即改革分为替代物改革和催化剂改革两种类型。所谓替代物改革是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做一些明智的让步,要求推翻政治秩序的“紧张”由于被引入建设工作而得到缓解,革命就会被阻止或者说被替代;而催化剂改革是指,改革不仅无助于政治安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定,甚至会导致革命。当局进行改革和作出处让步,是对漫无止境的改革要求的鼓励,它很容易象滚雪球一样形成一种革命运动。催化剂改革往往与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相联系,而替代物改革则往往与农民相联系。

  改革到底是催化剂还是替代物?也就是说,改革是催生革命还是替代革命?对每一个涉足政治变革的集团来说,理解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改革家”认为改革是革命的替代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改革家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获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平等。极端激进分子或“左派异端分子”也坚持替代理论,他们出于这一原因反对改革。另一方面,“正统革命者”和“固守保守分子”则都坚持催化剂理论,前者希望以小变革作为更根本变革的楔子,后者则反对对现状进行任何变革。

  实际上,对于任何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在本能上更愿意维持现状,所以更趋向于放大改革的催化剂效果,从而更加反对改革。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政权与法国革命》中有言:“被革命颠覆后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比直接面临着革命的社会秩序要好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候一般来说,是在其想改弦易辙的时候。一个国王在长期高压统治之后,突然想要改变其臣民的命运,那么只有当他具有最高超的政治才能时方可以保住他的王位……法国的改革为革命铺了路,与其说改革排除了路上的障碍,还不如说改革教育了人民如何着手进行革命。”这段话被很多反对改革的人提供了佐证。

  有两个著名的事例可以对此做出一定程度的说明。19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平息学生动乱,亚历山大二世采取了宽大政策,做了不少让步。但是不满愈演愈烈,并于取消农奴制之后的几年内达到了顶峰,最终导致了1866年有人企图暗杀亚历山大。莫斯在《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现代化》一文中指出,“新沙皇有节制地放宽自由,必然会引起更多的要求。在尼古拉统治下,大众们毫无怨言就接受的限制,突然变得令人讨厌了;当时仍被拒之于国事之外的大部分公民,现在抗议说,亚历山大给予的相对自由是远远不够的”。在某种程度上,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革命运动是19世纪中叶亚历山大“大改革”的产物。

  另一个例子是1848年的欧洲革命。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政府进行了旨在满足中产阶级的某些要求的改革开始之后,革命接踵而至。在天主教区,庇乌九世从1846年至1848年扩大了出版自由权,成立了罗马城自治政府、改进了省区行政、成立了咨询委员会、建立了公民卫队;从而把改革要求最强烈的中产阶级武装了起来。尽管如此,庇乌九世的改革并没有令中产阶级分子满意,革命依然爆发了。公民卫队倒向起义者一边,庇乌九世被迫逃亡那不勒斯。

  亨廷顿在其著作中总结说:“满足中产阶级要求的计划只能加强中产阶级的力量与激进主义、它们不可能减少其革命倾向。有意维持政治安定的政府,对付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恰当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凡能削减中产阶级激进主义分子的人数、力量和凝聚力的措施,皆有助于政治秩序的维持。”“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怀有无法实现的期望,因此它们处于一种永远躁动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们的角色就是如此。”

  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农民起义都是为了消灭具体的邪恶或暴虐而进行的,革命爆发之前,农民的经济状况都发生过陡然的恶化。农民既可以成为维护现状的堡垒,也可以成为革命的突击队。农民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现行体系满足其直接经济和物质需要的程度如何。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保守,也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几乎无地可耕或须缴纳高昂地租的农民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化中国家政府的稳定取决于它进行农村改革的能力。在物质上给予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好处,会增加他们的怨恨和罪恶感;然而给农民好处会使他们感到满足。无论是通过革命或其他手段完成的土地革命都可以把农民从革命的边缘争取过来,使他们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主义力量。

  总体而言,亨廷顿的两种改革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对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做出某种程度的解释和说明,但是,对这种理论切不可生搬硬套,我们还必须对其中的深层次机理做出新的探讨和说明,以便更好地把握规律,推动实践。

  

  二、中国清末改革的性质定位: 替代物改革变成催化剂改革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封建统治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堕落,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亡国灭种的重大威胁下,对中国出路进行了艰辛探索。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直到1864年失败,在长达14年的战斗中,清政府一度岌岌可危,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爆发,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内忧外患一起袭来,面对统治危机,地主阶级集团内部为了防止革命,开始了改革——“洋务运动”。这当然是统治阶级需要的“替代物改革”,但是由于顽固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只想在经济上改革,在政治上保留封建统治,直接导致了改革偏离了统治阶级的初衷,由替代物改革变成了催化剂改革,催生了戊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这次变法是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政治改革,是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急剧激化的产物。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诸多方面,它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文化科学的传播都是十分有利的,它给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这次改革成功,光绪皇帝“不做亡国之君”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长期存在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惜的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不能容忍这场可能取代革命的改革,导致了“百日维新”的流产,本来是一场替代物的改革失败为以后的革命埋下了伏笔。这次残酷的镇压是不是象亨廷顿所说的那样,阻止了一场新的革命?

  百日维新惨败之后,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倒退时期。除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之外,戊戌新政几乎全部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往往以柔顺取容,走向保守,正如有人所描述的:“杀才六人,已寒支那之胆;变甫数月,咸死衿缨之心。北京士夫,戒谈国事;膠庠学子,群咏太平。”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残酷镇压戊戌变法,本以为便可保持大清江山的稳定,却万万没有想到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慈溪仓皇外逃。经过庚子之乱这一戏剧化的过程,慈禧太后一下子变成了改革者。1901年,慈禧就下了“罪己诏”,摇身一变成为变法的领袖,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随后,派遣五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经济,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他们实行改革的目的当然不过是为了缓和矛盾、延长旧统治的寿命,从改革的性质看,统治阶级当然希望它属于替代物改革,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它与统治阶级的愿望相违背,短短三年之后,清政府就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当康有为们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改良的时候,慈溪他们是无法容忍的;当人们因为和平渐进的路径已被阻塞而不得不走向暴力革命的时候,他们却愿意进行改革了。这大概是一个规律,不到最后的关头,统治者总是不愿意妥协。而当他们决心做出妥协的时候,常常为时已晚。这种替代物改革的良好愿望只能进一步催生革命了,这种改革的历史性转换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人都在“不断革命”中度过,先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继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有社会主义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才再次提上日程。三十年改革进程中发生过多次大的争论,改革大船之下暗礁不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改革的作用认识并不清醒。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之后,不少人弹冠相庆,以为采取的果断措施挽救了中国,挽救了社会主义,这正好符合亨廷顿的观点,“对付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恰当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其实这是一种误读,中国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其深层原因正是因为前期的改革,工人和农民都得到了相当的实惠和比过去更大的自由,所以工人和农民的态度和行动决定了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而绝不是什么“果断措施”能够奏效的。

  事实一再证明,改革到底属于催化剂还是替代物,不能只看是哪个阶级、哪个阶层来主导,更不能由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对待改革的手段所决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方式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判断改革类型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现状,不能不考虑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对于20世纪前后的满清帝国而言,坚持改革始终是替代物改革,能够有效延长帝国的寿命;而对于已经落后于世界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改革始终具有催化剂作用,能够有效加速实现中国现代化。对于落后的封建统治者来说,主动加快改革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改革太慢也会导致他们失去政权。1840年以后的满清实际上一直处于革命与改革的赛跑之中,晚清王朝被动的改革最终使可以成为替代物的改革变成了催化剂的改革,改革催生革命,他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且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中国改革的性质——始终是替代物改革

  

  以亨氏的理论和以上分析观察,可以看到,中国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属于替代物改革,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集体按血手印秘密签下了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生死契约”,拉开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在保证国家税收和集体收入不减少的同时,使农民富裕了起来。小岗村大包干前后的变化说明,中国没有懒人,所谓的懒人是由于土地制度和管理办法造成的,如何使人由懒变勤,调动人们的积极,就要了解小岗村的变革历程,就要到农民中去,就要看到土地的神奇魅力。小岗村的改革,推动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的推广,给我国农村带来了一股春风,农民重新焕发了活力,农业走出了粮食和农副产品缺乏的困境,为城市改革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这次改革使国民经济从频临破产的境地起死回生,中国迎来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时期。

  无论是从改革的主体——农民,还是从改革的结果看,中国农村改革都是典型的替代物改革。改革的结果不仅没有使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挽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一枝独秀,显示出蓬勃的活力。如果没有这种广泛的、持久的改革,社会主义在中国能不能坚持到现在是值得怀疑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亨廷顿认为,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想要得到的是国家尊严、进步感、国家目标和通过参与重建整个国家而实现目标的机会。这些是乌托邦式的目标,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使之真正实现的要求。因此,不能靠改革来满足他们。增加他们的福利措施,不会减少他们的革命倾向,反而增加他们的反叛倾向,因此对待他们的做法不是改革而是镇压。但是在我们中国,现实是这样的么?当下,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早已成了政治上最为保守的一群,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或投身商海,或忙于生计无暇他顾。真正在政治文化方面发挥言论及影响作用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多是70-80岁的退休教授、党员高级干部、从事理论工作多年的文化干部等等。从当前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看,迫切要求变革的已经不是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农民和工人已经成为要求变革的主力军。如果再不加快变革,过去的改革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催化剂改革,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就会重现,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见的。

  今天,改革开放正值三十年之际,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房改、医改、教改的负担成为人们的广泛诟病的“三座大山”,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的共识正在减少,改革的动力正在减弱,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承受的负担和所得收益在许多方面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中国的改革会不会成为由替代物改革演变成催化剂改革的危险?这些问题考验着当政者的政治智慧和勇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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