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端明 蔡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79 次 更新时间:2009-01-09 18: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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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端明   蔡敏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重大项目"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发展变化及和谐社会构建的研究"(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感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支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乃武教授的指导,感谢审稿人的意见。当然,文中的一切错误和疏漏都由作者负责。

  (周端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蔡敏,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发展中国家也不多见。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的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构想。在国内外理论界,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关注由来已久,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为了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有一系统的理解,便于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开展,笔者特别撰写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述评。

  

  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及其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

  

  进行城乡收入差距测度时,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如何选择准确地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一般采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这一指标。陈宗胜(1991)在《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采用了人均全部收入比、人均生活费收入比、人均消费水平比进行比较。

  李若建(1994)则采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来比较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两个指标在比较时缺乏基本的条件——口径和范围的不一致。"为此,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认为,比较理想的比较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因没有包括城镇居民所获实物收入而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一定的距离,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城市居民从国家政府获取了大量的非货币性补贴,而农村居民则没有相应的补贴。

  因此,在测度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时如何衡量城市居民的非货币性补贴就显得非常关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Zhang et al.,1994)在一项研究中进行了尝试,他们用城市非工资性收入信息补充了家庭调查资料。其中,非工资性收入包括城市居民获得的住房补贴、医疗补贴和其他没有统计到家庭收入中的补贴,以及单位发放的实物。尽管非工资性收入没有统计在城市家庭调查中,但可以从总量上获取。有了城市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信息,就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和Zhang et al.的研究仅仅估算了1980~1992年的非工资性收入。蔡昉等(2000)进一步地把城市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信息扩展到了1978~1997年整个改革开放时期。赵人伟等(1999)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和1995年两次抽样调查的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了测度和研究。第二,由于城乡之间价格水平的不同,因此,用名义水平和实际水平计算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差较大,因此,应该使用实际指标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蔡昉等,2003)。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整体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那么,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扩大的"贡献"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李实等(1998)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和199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分解,得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总体收入差距中的相对比重由1988年的38.2%下降为1995年的34.2%".Kanburet al.(1999)利用GE指数分解,得出从1983年到1995年虽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总的收入差距的贡献降低了,但是,到1995年,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贡献了总收入差距的70.65%.Lin et al.(2002)等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法考察了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分析总体地区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发现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始终保持在一半左右。另据Yao et al.(2004)对收入差距的分解测算,城乡收入差距和支出差距占省际差距的70%以上。

  总之,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测度的研究基本达成了如下共识:第一,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蔡昉等(2003)比较了36个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都低于1.5,而中国长期在2-3之间波动。具体来看,在1990年和1995年平均城市收入超过农村1倍以上的国家分别只有5个和3个。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高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作价值判断时,我们应该抛弃那种简单的结果公平的价值理念,因为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既包括合理的因素,又包括不合理的成分。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认为,城乡收入差距高于或低于合理的差距程度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合理的差距程度就是中国城乡收入的自然差距程度。当城乡收入差距趋近于自然差距程度时就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反之,当城乡收入差距远离自然差距程度时就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蔡继明(1998)根据广义价值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城乡比较生产力决定的,它解释了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的75.2%.而这部分收入差距反映了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差距的合理性并加以维护。对于这种差距关键的不是笼统地采取限制政策,而要在缩小城乡比较生产力差距上做文章。而对于超过城乡比较生产力的差距应该缩小乃至消除。第二,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贡献"甚大。第三,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和哪个指标衡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前是相对稳定的;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首先缩小,1985年达到最低水平;1986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再次拉大。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分析

  

  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分析有大量的文献,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

  (一)城市偏向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虽然从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来看,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得到了普遍认同,那种以损害农业、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来实现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不可持续、代价高昂的并极可能引发社会危机,这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界的共识。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仍然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当然也包括中国。而且,正是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了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那么,研究这种严重"城市偏向"(Lipton,1977)政策何以大行其道就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发展经济学对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形成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研究范式①。「蔡昉、都阳和王美艳等(2003)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中把"城市偏向"的政策形成概括为两种研究范式,第一种是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解释"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第二种从利益集团角度解释"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笔者在他们概括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种解释范式。」

  第一种理论范式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中的"城市偏向".对于二战后新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如何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和对发达国家的超越是它们的主要战略目标。而在当时看来,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因此,工业化也就成了发展、现代化、发达的代名词,发展也就是工业化。小农经济是落后的、非理性的,不对经济刺激做出反应。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坚信,工业部门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催化剂,通过农业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金融抑制等政策工具,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快速增长提供基本的原始积累。

  Krueger et al (1991)。组织的一系列世界银行研究项目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定价政策,发现从1960年到1985年,在所研究的18个发展中国家中,工业保护和宏观经济政策给农业带来了平均大约30%的总税率,从农业中转移了巨大的财富以补贴工业。对于像韩国和葡萄牙这样的农业生产保护国家,从农业中转移的财富占农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2%;对于南撒哈拉非洲国家,转移的财富占农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140%.Krueger(1991)是这样概括这个研究项目的:"在推行现代化的精英集团中,一个强烈的共识是,提高生活水平和实现经济发展是主要的社会目标。然而,这种共识被理解成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工业必须得到高度的鼓励……进而认为大多数农业代表着'落后',农业产出不对激励做出反应,因而可以利用对农业的歧视,在没有较大的经济成本的条件下增加工业剩余。……囿于当时的经济学知识,这一系列政策观点和理论得到支持,或至少没有遇到严重挑战。"

  第二种理论范式认为,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之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损害是因为城市阶层在政治决策中具有更大影响力。正如Lipton(1977)所说:"现今,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中最严重的阶级对立不是发生在劳资之间,也不是存在于外国利益集团与国内利益集团之间,而是存在于农村阶级和城市阶级之间。农村集中了大部分贫困和大部分潜在低成本资源,但是城市集中着大部分能言善辩的人、组织团体和权利。因此,在与农村阶级的较量中,城市阶级已经有能力取得大部分'胜利';但是,他们取得大部分'胜利'的同时,已经造成发展进程中不必要的缓慢与不公平。"

  贝茨(1981)利用非洲案例,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把这种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指出:"当非洲国家的政府干预市场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措施会伤害大多数农民的短期利益。一方面,政府为了在竞争中保护国民工业,通常会提高农民从城市购买的必需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政府会利用行政权力来压低农民必须要接受的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或者,政府也可以向城市市场供应储备粮食并与农民展开竞争。而政府为农业采购所提供的补贴所带来的利益,最后都落到了少数富人的手中。"那么,为什么非洲各国农民不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非洲各国农民居住分散,采用集体行动的沟通成本、组织成本等交易费用太高;另一方面,非洲各国农户一般规模很小,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有限,导致"搭便车"行为产生。正如贝茨所言:"小农场多如牛毛,而且地理位置上分布十分凌乱,每一家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在小型农场的圈子里头,大家组织起来尽力支撑高价位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对于单个农场来说,也没有实在的好处。"因此,非洲各国虽然农民人数众多,但是农民的组织性很低导致农民群体对政府政策的影响非常有限,这就是奥尔森(1965)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第三种理论范式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出发,证明了"城市偏向"政策的内生性。林毅夫等(1994)从中国经验出发,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由于选择了赶超战略导致了城市偏向政策的内生性。对于二战后先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历史性赶超是其最主要目标。为此,这些国家大多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或进口替代战略等赶超战略,而这些战略与这些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资源禀赋是矛盾的,为此,这些国家先后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正如他们所说:"经济发展战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选择的变量;而在资源稀缺的农业经济中,一经选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形成相应的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这三者是内生变量,在逻辑上是由特定的资源结构和发展战略的选择而诱发形成的,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一定的资源配置制度必然相应导致特定的经济结构类型,而一定的微观经营机制也产生特定的激励效果,这两个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经济绩效。"在这个"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中就包括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限制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农产品统购统收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城市偏向政策。

  那么,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是因为发展战略还是利益集团的压力呢?蔡昉等(2000)认为,在中国,压力集团不是城市偏向政策形成的必要条件,甚至不是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形成是经济发展战略所内生的。但是,"随着情况发生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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