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元 刘时菁 刘亮: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8 次 更新时间:2011-10-13 16:46:36

进入专题: 城乡收入差距   民工失业   犯罪率  

章元   刘时菁   刘亮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198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首先,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增加各省的犯罪率。其次,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和“第五次犯罪高峰”的产生与城市登记失业率有关:一方面,它意味着民工失业率也可能在上升,城市居民和民工失业的增加都会直接推动犯罪率上升,而由于失业的民工缺乏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他们会更加脆弱并更容易走向犯罪,因此会更容易推动犯罪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还会推动地方政府采取更加歧视民工的就业政策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因而在犯罪率上升和犯罪高峰持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的解释对于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制定降低犯罪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犯罪率上升;城市失业率;失业民工的脆弱性

  

  *章元,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zhangyuanfd@fudan.edu.cn ;刘时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刘亮,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感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8年重大项目“中国反贫困战略的转变:贫困脆弱性的视角”(08JJD790152)、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复旦大学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基地985项目和上海市2010年浦江人才项目“劳动力流动与中国第五次犯罪高峰的持续:理论、实证与对策研究”及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的支持。本文入选由《经济研究》编辑部等组织的“第九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以及石磊、陆铭、陈钊等教授和寇宗来、封进、王永钦、吴建峰、代谦、石知、陈硕等博士的宝贵建议,感谢在浙江大学召开的YES 学术研讨会上汪淼军、刘明兴、杜凤莲、施康等博士的有益讨论。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经济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以各种统计指标度量的犯罪率却在持续上升。如图1所示,无论是侵财案件、刑事案件,还是凶杀与伤害案件,中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都保持着明显的增长趋势。从图1中我们还可以明显看出,每10万人侵财案件数和每10万人刑事案件数在2000年左右有一个极其明显的跳跃,这一显著的上升被称为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09年1月至10月,全国公安机关所立各类刑事犯罪案件比2008年同期上升14.8%.全国25个省市刑事案件立案数与2008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也就是说,这一犯罪高峰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了将近10年,不但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反而打破了2000年以来的稳态而继续增长。违法犯罪活动对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历来受到政府、社会各界及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这些年来刑事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更是互相冲突的,所以这次犯罪高峰的产生更是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针对这一重大社会经济现象,很多研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解释。仅就社会学、法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而言,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很多法学研究和政府部门的报告也将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作为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目前国内关于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太多,而且实证研究中可能存在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本文利用198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从经济学角度重新检验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否是导致各省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同时考察了犯罪率的其他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从理论上讲,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及犯罪率的上升。我们把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每10万人侵财案件数放在图2中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两者所表现出来的波动模式很相似,二者的相关系数也达到0.8以上,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是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影响因素。

  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人类对于平等的追求和经济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会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对于犯罪率的影响历来受到了各国研究者的关注,引发了基于不同国家数据的大量研究。例如,Kennedy et al.(1998)利用美国数据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与枪支和暴力犯罪有着很强的相关性;Kelly(2000)的研究也发现,收入差距对美国的侵财犯罪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暴力犯罪却有着强稳健的影响,并且弹性大于0.5.Tsushima (1996)基于日本的数据考察了贫困、收入差距和失业对谋杀、破门行窃、偷窃犯罪的影响,发现收入差距和偷窃正相关,而失业率与谋杀和破门行窃显著正相关,贫困水平只与谋杀显著正相关,但是当控制了失业率、年轻男子的比重以及工业化水平时,这种相关关系就不存在了。Fajnzylber et al.(2002)使用UNWCS (United NationsWorld Crime Surveys )1970—1994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蓄意谋杀和抢劫率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犯罪率的决定因素,发现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增加了犯罪率。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例如Brush (2007)分别用美国各州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收入差距对犯罪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在横截面数据分析中正相关,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中却负相关。Demombynes&zler(2005)检验了南非的收入差距对侵财犯罪和暴力犯罪的影响,发现破门行窃案发率在最富裕的警察分管区要平均高出25%—43%,他们没有发现不同种族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增加冲突,但是发现了种族的异质性与犯罪高度正相关。另外,Soares(2004)提供的文献综述表明,在关于不同国家的16份文献中,至少9份文献发现收入差距对于某些犯罪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国内学术界,人们也热衷于谈论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政府决策者也特别关心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利用中国数据对这一问题做出很有说服力的经验研究(李实,2003)。这一状况在近年来有所改变,例如胡联合等(2005)的研究发现,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都与违法犯罪活动的增加密切相关;白雪梅和王少瑾(2007)、黄少安和陈屹立(2007)等的研究也得出了收入差距扩大会增加犯罪的结论;陈春良和易君健(2009)利用中国1988—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另外,Edlund et al.(2007)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性别比失衡也构成了推动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陈硕(2010)考察了政府的司法投入对于降低犯罪率的作用,并认为不断增长的犯罪率更大程度上是转型期中国的多种社会经济特征所致。

  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大量进入城市。随着以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迅速增加,流动人口犯罪也逐渐成为城市管理的一个难题。

  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城市犯罪分子中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流动人口在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所占的比重在1996年为56%,2005年上升到61%,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从1996年到2005年增长了2.8倍,而流动人口犯罪的数量增长了3.6倍(王大中等,2007);另外,还有很多研究都对中国的流动人口犯罪给予了关注,并将其归结为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许承余,2008;王大中等,2007;陈如和肖金军,2004;麻泽芝和丁泽芸,1999;王桂新和刘旖芸,2006)。

  上述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收入差距扩大的危害性以及流动人口增加对于城市治安状况的压力有着重要意义。然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民工进城对于犯罪率的影响并不像我们看起来那么简单,下一节将展开初步的理论分析,并给出本文的经济解释。

  

  三、对现有理论的反思

  

  虽然国内的研究大多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对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本文认为如下几个问题仍有必要反复讨论。

  (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与犯罪率上升之间有因果关系吗?

  从前文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其实大多只是说明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犯罪率的上升具有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能够证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犯罪率的上升。理由在于:

  第一,如果这一理论成立,那么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使得处于收入阶梯下端的农民更多地走向犯罪,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城乡之间的长期分割以及较低的社会流动性,在城市倾向政策及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城市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更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农村居民可能认为这与他们完全无关,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而言,他们甚至并不知道城市居民到底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什么必然更多地走向犯罪?第二,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存的事实是城乡居民的财富差距也在扩大,特别是在城市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所拥有的财富会更加迅速地增长,财富差距的扩大也同样可能促进犯罪,而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之间又是高度相关的,这导致收入差距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具有内生性,甚至在理论上我们无法区分是收入差距还是财富差距会推动犯罪,或哪一个更明显地推动犯罪。第三,即使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推动农村居民更多地走向犯罪,这里也需要区分犯罪的类型。从理论上讲,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使得低收入群体更多地走向侵财犯罪,①而未必更多地进行其他刑事犯罪。如果一定要在收入差距与暴力犯罪之间建立联系,一个可能的机制就是低收入者的“仇富”

  心理,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心理确实普遍存在并促使有这种心理的人更多地进行刑事犯罪。第四,在中国当前经济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而当更多的民工被吸引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并得到更高的机会收益时,他们的犯罪倾向可能因此下降而不是上升。实际上,上述反思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引到了流动人口犯罪的问题上,于是就产生了本文想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是导致中国犯罪率上升和“第五次犯罪高峰”出现的重要原因吗?

  (二)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会推动中国的犯罪率上升吗?

  根据逻辑关系,如果说民工进城增加了犯罪率,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观察到民工数量与犯罪率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图3直观地提供了过去若干年中的民工规模。我们把图3和图1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第一,1994年前后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民工进城的高潮,然而犯罪率在此时保持着非常平稳的趋势。第二,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9年和1992年的犯罪率有显著的跳升和下跌,前面的跳跃是因为1989年公安机关纠正立案不实的现象,这使得刑事立案陡增(魏平雄等,1998),而后面的下跌是因为1992年公安部门提高了盗窃案的立案标准,如果忽略两次调整导致的波动,那么中国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其实还是很平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民工数量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不足100万人迅速增长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1.44亿人,也就是说,民工的规模在2000年前如此快速的膨胀并没有带来犯罪率的膨胀。第三,关于民工进城导致犯罪率上升的理论还无法解释的一个重要事实是:通过图1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大致从2000年开始,但是我们并没有观察到在2000年民工数量急剧跳升。同时,在中国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出现和持续时,民工的数量一直很稳定而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例如,根据国务院研究室的调查,2004年共有1.2亿外出民工(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30个省近2万农户的监测数据,2004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到10260万人(陈晓华等,2005);而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为1.32亿人(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8)。这些事实表明,犯罪率上升与民工进城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除了上述因素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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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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