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交浅言深”:周作人与胡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1 次 更新时间:2009-01-09 10: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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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  

  

  “五四”以来,胡适和周作人均雄踞文坛,各具影响。二人协力从事思想启蒙和新文学创作,由此缔结情谊,交往数十年之久。在社会政治及学术文化诸方面,他们既曾契默合作,亦尝公开辩难;而私交则由浅渐深,以至相互敞露心扉,坦诚劝勉,却又始终难以成为至友。周作人不曾达到丁文江、徐志摩等欧美派人士与胡适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胡适亦难望像钱玄同、刘半农那样与周作人保持情趣上的高度契合。但胡、周之间又确乎存有那麽一种“文士情缘”。这种淡而有味的君子之交,在近世文坛上颇堪关注。

  胡适和周作人的交往始自1917年。年初,在家乡绍兴教书的周作人,从其兄鲁迅寄来的《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对其中“今日当以白话文为正宗”的主张大为赞许。4月间,周到北京大学任职,在文科学长陈独秀处得知留美青年胡适的若干详情。9月,胡适应聘进北大,在一偶然场合,与周作人初遇,其时周三十三岁,胡二十六岁。此后,二人同为文科教授,不时相遇于马神庙的教员休息室——“卯字号”,又在12月共同参加小说研究组活动,其接触机会可谓不少。然他们之间首次较为深入的交谈,却是在翌年3月15日。是日下午,周作人在小说组听胡适作《论短篇小说》的讲演后,“与适之谈,七时返寓”。直至1918年底,周除了礼节性地将早年的译作《域外小说集》托人转赠给胡,并将几篇译稿和《随感录》交胡编入《新青年》之外,二人的交往还相当有限。

  与胡适、周作人这种平淡关系适成对照的,是周与刘半农迅速建立的友谊。胡、刘几乎同时进北大,又几乎同时与周相识,他们是参加小说组活动仅有的三位教师。周、刘相识之后过从甚密,即令周暑期返里,二人仍书信频频,以后又结为通家之好。由这种相见恨晚的交谊反观胡、周,即可发现,二人在性格气质、教育背景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使得他们在交往之初总是有意无意地保持着某种距离。

  不过,新文化运动步入高潮后,新旧对立,胡、周二人共处同一营垒,几个回合下来,彼此相知渐深,继而相善。胡适倡行白话文,较为偏於文字形式的变革,而对文学内容的革新则阐发不足。周作人于1918年12月发表《人的文学》一文,主张一切文学都应以人道主义为本。胡适盛赞该文是“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十余年后,胡编选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特将周文收入,认定其确立新文学中心观念的理论意义。其实,崇尚人道价值,胡并非逊于周,朱自清即尝言:周启明氏提倡人道主义文学,而胡适之的许多作品“也正是这种思想,不过未加提倡罢了”。故而,“五四”前夕在有关妇女、儿童问题的讨论中,胡、周就“贞操问题”“老子与儿子”等敏感话题迭发新论,一时惊世骇俗。与此同时,胡适热衷“诗体解放”,尝试着创作白话新诗,虽应者寥寥,却笃志独行。周作人对此大为感佩,尽管自知非诗人者流,竟也陆续发表数十首新诗,投身胡记“实验”之中。而胡对周的长诗《小河》尤为激赏,赞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破例将其刊于《新青年》1919年二月号卷首。

  如果说,胡、周在文化建设上颇多一致,那么当涉及社会改造时,二人则显露歧异。“五四”时期,周作人醉心于“新村”运动,连续撰文介绍日本的新村,并专程赴日参观,回国后即拟成立“新村北京支部”。此举深得一些北大同人及青年学生的积极响应,而胡适却持反对态度。他在天津等地所作演说中,公开批评新村运动是避世的“独善的个人主义”,无异于古代的山林隐逸。为此,周在《晨报副刊》撰文,向胡博士详解新村宗旨,而胡随即发表专文,提出深层质疑。二人论辩的核心,是改造社会与改造个人,何者为先。周主张,改造社会应首先改造个人;胡强调,个人与社会断难分离,改造个人必先改造左右个人的种种社会势力。在此问题上,二人各执己见,均难说服对方。其后,周组建新村支部,历经三、四年,直至断定“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觉世的效力”后,方放弃这一理想。值得注意的是,胡、周在改造社会与个人问题上的分歧,颇为本质地显现出各自的处世取向,这未尝不是二人日后一积极人世,一孤坐“苦雨斋”的内在缘由。

  在“五四”精英中,胡适以少年新进,素来锋头健、优越感强,对非欧美派同人时常讥之以“浅”,但他不曾轻慢周作人。周的国学根柢不在胡下,其西学素养二人亦大抵相当,而在古希腊和日本文化方面胡更自叹不如。在胡看来,周乃数以万计留日学生中之佼佼者。当然,周对胡常领风气之先的地位亦基本认同。故自1919年始,胡、周之间过从频繁,私交日深。胡多次邀周共议《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事项,并于之在东兴楼等处数度宴饮聚谈。周亦曾兴致勃勃与兄鲁迅观赏胡创作的新剧《终身大事》。胡将自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赠送给周,周则回赠自编《欧洲文学史》和译集《点滴》。二人共同参与“新潮社”活动,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骨干来往频繁;二人亦热心赞助工读互助团,为其募款,推动该事业的开展。同时,他们都是国语统一会成员,曾与朱希祖等联名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胡参与其中的“世界丛书社”,特请周代审日文译稿,胡还建议周将《点滴》以后的译作结集交该社印行。这期间,周不时造访钟鼓寺胡寓,胡亦数度光顾八道湾周宅。与周氏兄弟的几次长谈,使胡适深感:周家昆仲的天分都很高,尤以周作人“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当他从《诗》杂志上读到周译日本俗歌四十首,竟爱不释手,连录其中六首于日记之中。胡曾为上海爱国女校编选四年制中学国文教材,其第一年为:周作人《域外小说集》、《林琴南译小说 》等。

  1921年夏,胡适到商务印书馆谋划改革方案,同时,他还办妥周作入托付的私事:介绍其弟周建人进商务任职。同年,燕京大学欲聘一位深通中外文学的学者任中文系主任,授予全权推行教学改革,他们选中了胡适。胡认为周作人实乃最合适人选,转而推荐,并函劝周独当一面去办好这个中文系。此前,周在燕京作过学术演说,与该校相互了解,经胡从中推动,遂一拍即合。翌年3月,周在胡的家中与燕京校长司徒雷登见面,商定兼职事宜。此后,周便开始了“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的生活,周氏涉足燕大,确乎为白话文学开辟“一个新领土”。此时的胡、周,书信不断,胡定期将日文刊物《支那学》送周浏览,周则抱病为《尝试集》再版作删订工作。他们的交谊甚至表现于个人经济方面,周氏日记即有“遇适之,借来百五十元”;“上午往访适之,借洋百元”的记载。可见二人关系发展之一斑。

  二十年代前期,胡、周在维护新文化成果方面仍继续合作。1922年初,胡先啸在《学衡》创刊号发表《评〈尝试集〉》一文,称白话诗趋于极端,是“死文学”。面对挑战,周作人挥笔上阵,以“式芬”笔名在《晨报》撰文予以“匡谬”。3月间,胡适为《申报》所作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总结近年新文学成果,特别提及:“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可是新思潮的消退,使周作人“深抱杞忧”,他发表杂感《思想界的倾向》谓:“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它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和排外。”胡适为此撰文,劝勉周君“不消悲观”,因为时下之国粹“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而已。出于这份自信和乐观,胡创办了《努力》周报,并向周索稿。周的“杞忧”虽未消除,却也赞同胡的“努力”,他向该报提供了译诗和杂感等稿件。1923年10月,《努力》停刊,周称此为“一件可惜的事”,特撰文对胡锐意于“思想革命”深表叹服。不久,《胡适文存》和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二书同遭北洋政府查禁。

  二十年代中、后期,胡适与周作人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从私下规劝到公开责难,二人关系一度疏离。1924年冬,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废帝溥仪出宫,胡适公开指责冯部无视约定,以强暴行之,“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周作人对胡此举颇不以为然,致长信予胡,直抒己见:清室既曾复辟,便无优待可言,民国留此祸根,实属危险,冯部所为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胡认为周感情用事,缺乏宽容。1925年秋,胡适在武昌大学发表演说,对《诗经》中一些诗句作了大胆的新解释。周闻知即在《晨报副刊》撰文,不客气地指出胡的错处,批评胡对《诗经》句句求解其意的方法,是“还中着传统之毒”,甚而以“武断”、“专制”等语相讥,词气已稍嫌苛严。此时,周与胡《现代评论》社的朋友陈源、徐志摩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笔战。周与陈、徐诸人原有交往,即所谓“谬托知己”,其反目,盖缘于“女师大风潮”中各自立场不同。周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处置女师大之举措深恶痛绝,而陈源乃“现代评论社第一个捧章的人”。胡适对章的态度,亦与周有别:当周作人等四十余名北大教师联名发表反章宣言时,胡适却阻止北大评议会因反章而欲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力主不卷入风潮。胡未介入周、陈间的笔战,保持“中立”,而周则责其假装超然,暗地偏袒一方。因而,1926年5月,胡适诚恳函劝周氏兄弟和陈源消除自家人的误解,结束这场“无头官司”,虽满怀善意,却未得回应。及至翌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周还对胡身居上海却对政治屠戮视若无睹而有所訾议。

  胡、周关系的改善,是在1929年。是年4月以后,胡适在《新月》杂志连续撰文,抨击国民政府,呼吁制定宪法保障人权。此举深得知识界的佩服,却招致国民党当局的非难和威胁。正当胡承受重压之时,8月,周作人从北平写来一信,劝胡小心为妙,最好离沪北返,仍教书做书,并说自己如此直言,“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吧?我彷佛觉得‘有’,又觉得没有”。胡大为感动,随即覆函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危难之际,得肺腑良言,益感故友之情。由此,胡、周重修旧好,虽远暌异地,却书信频频,互通心迹。

  1930年底,胡适迁回北平,仍供职于北大,胡、周间有更多机会绵续私谊。不久,徐志摩遇空难,胡痛惜之余,试请周为《新月》“志摩纪念号”撰稿,周捐弃前嫌,慨然应允。胡甚感欣慰,寄快信给编辑邵洵美,请其不惜将“纪念号”推迟一期,以待周文。周所作《志摩纪念》遂与胡适、陆小曼等人的文章共刊于《新月》特大号上。周文写道:我与志摩的交情不算顶深,可引动悲酸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足见此时胡、周之洽契。1933年夏,周将自己精心翻译的《希腊拟曲》稿交胡,由胡主管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资助出版,并得到该会最高稿酬。周在序文中称,该书是从事翻译以来最费时耗力的一项工作,其间深惧出力不讨好,“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笔了。”周自学生时代即习古希腊文,此书得以印行,使他深自庆幸「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

  胡适生平提倡传记文学,同时也有意将古籍中的好传记整理出版,他选中汪龙庄的《病榻梦痕录》。汪氏乃绍兴先正,故胡首先征询周作人的意见,请其相助。1935年前后,胡决意自己标点《病榻梦痕录》付梓,周将自藏的该书道光六年和咸丰元年两个刊本借予胡校勘,并助其考订出胡所藏版本即嘉庆元年汪氏初刻本。胡向周表示:“老兄若能许我写一序,我一定点完此书。”这期间,周时常将友人的书稿托胡代为设法,并曾就北大购买李大钊所遗书籍事宜请胡催促校长蒋梦麟从速办理,周的几笔稿酬亦由胡与商务印书馆联系、代领;胡则就北大文学院裁员向周了解内情,探求其意,以决定去取。1936年4月,周参与创办的《歌谣》周刊在停刊十年后,经胡鼎力相助得以复刊,他们二人分别为复刊号撰写“复刊词”和题签刊头。在整个三十年代,胡、周相互赠诗、和诗,绵绵不绝。当胡收到周那首有名的“五十自寿诗”后,随即步原韵连和两首寄周,内有赞周诗句云:“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于游戏文字中,表露出对老友的深切体认。

  就思想文化而言,胡、周于三十年代大体合多分少,这主要表现在二人刊于《独立评论》上的数通信函。胡适于该刊第103期以后,针对社会上倡扬固有文化重振民族自信的主张,接连三论《信心与反省》,提出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应做深刻反省,否则民族自信将误入歧途。然而,一些青年不赞成胡的观点,与之论辩,使胡穷於招架。此时,周作人站出来支持胡适的观点,他发表来函称,时下高扬国故原即老新党说过的“中学为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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