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钱穆的“胡适情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9-06-04 09: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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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唯 (进入专栏)  

  

   史学大家钱穆(字宾四)的旧著近年来陆续再版,大陆读者开始重新接触这位久违了的“港台学人”。钱穆80岁时撰《师友杂忆》,追述其经历和交游,实乃自传,而内中载述胡适之处尤多,且每每施以褒贬,令人感觉钱穆内心似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胡适情结”。熟悉学界史事的人们知道,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胡适和钱穆堪称讲课最叫座的两位教授,这不仅因为他们二人讲课生动精彩,还由于彼此学术观点对立相左。当年有的学生认为,他们各自代表两种倾向,胡适为“动态的教授”,而钱穆乃“静态的教授”,前者讲学兼议政,后者则一心向学,疏于世事。胡适和钱穆的处世风格、治学路径确有不同,然而在国学研究、中西文化认同乃至学术流派诸方面,二人则又恩怨交错,纠缠难清。

  

   胡适比钱穆年长三岁,但以在学界“出道”的先后而论,自修苦学的钱穆较之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差不多晚了十年。故而,钱穆早年在相当程度上曾受到胡适倡导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项主张的启发而正面受益,同时胡适反传统倾向的“卤莽灭裂”的言论,也对钱穆产生一些反面刺激,形成某种逆向心理。脱稿于二十年代中期的钱著《国学概论》,即多处引述胡适的观点,其中“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一章,比较胡适与梁启超的治学路径,大体肯定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古史新论“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并认定胡适倡扬的实用主义对国人产生了切实的影响,显示“晚出”的钱穆受到胡适影响的方方面面。甚至不妨说,在文化意义上,钱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处在“胡适时代”里,且始终难以求得解脱,这是一个无从选择的文化氛围。令人关注的是,钱穆几乎终其一生都在与此种思想环境奋力抗争,而且也得到来自民族主义的时强时弱的喝彩助威,在一些人士看来他就多少具有了护卫传统文化的堂·诘珂德式的形象。应当说,钱穆虽非踽踽独行,了无知音,却也近乎与失落无奈的文化心态相伴始终,而这恰恰是他孤愤著书立说,“为国故招魂”的动因所在。

  

   1929年,二人在苏州中学初次晤面,就钱穆而言,可谓心仪已久,而胡适则亦是慕名寻访。相见之下,钱穆急不可待地将久萦胸中不得其解的一“僻题”向胡适请教,显示出对胡适的充分信赖;而胡适对这位自学成材的乡间教师也颇为激赏,钱穆所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在《燕京学报》发表不久,胡适于日记中赞曰:“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其后,胡适便对前来问学之人谓: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钱宾四先生请教。

  

   1931年春,钱穆由顾颉刚引领,首次造访北平米粮库胡适寓所。数月之后,钱穆得北京大学的聘书,开始执教于最高学府。力荐钱氏之人乃顾颉刚,然倘无时任文学院长的胡适首肯,恐怕也难如愿。初入北大,钱穆与胡适颇有往还,胡适甚至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予钱穆研览,胡适的大弟子傅斯年起初对钱穆亦优礼有加,曾邀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奉为上宾。在外界看来,胡适与钱穆之间存在不少共同之处。一直很有些政治抱负的张君劢就曾规劝钱穆:“何必从胡适之作考据之学”。近年学术界仍有人将钱著《先秦诸子系年》视作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成果。可是,钱穆与胡适一班人的“蜜月”并未持续多久,他们在一些思想学术(诸如老子生年、胡撰《说儒》等)问题上观点歧异,时有争辩。钱穆据实力争,咄咄逼人,胡适则委蛇周旋,常居守势。此种情形诉诸课堂,便出现了学生们所谓“两师讲堂所言正相反”的局面。钱穆自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可见论辩之激烈。据说当年一些北大同事的夫人闲暇时旁听胡、钱讲课,以为谈资。

  

   其实,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是钱穆对胡适的文化主张颇不以为然,他自述: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乃不免向时贤稍有争谏”。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秉此观念,钱穆“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加之钱氏“性迂而执”,不善周旋,遂与胡适等主流派渐由疏离而对立。大体说来胡适对钱穆尚宅心仁厚,但在具体事情上也不免难堪:商务印书馆约胡适编一部中学国文课本,因钱穆有中学教学经验,胡适主动提议由二人合编,不料,钱穆因彼此对国文的见解“大相违异”,提出两人各编一部,供国人作文(言)白(话)对比,以见高低,此事只得作罢。胡适对钱穆的唯一一次回访,竟是为告知解聘钱的好友蒙文通之事而来,二人激辩,终不欢而散。据传,北大史学系主任陈受颐请辞,有人建议由钱穆继任,胡适不赞成,此议便搁浅。显然,在北大后期钱穆时时感到另类的境遇。

  

   1937年初,钱穆在他刚刚杀青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将自己受压抑的心情公开袒露于外:今日“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捍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呵而揶揄之,为贤矣!”显然,钱穆既为自身鸣不平,也在为世道人心而哀怨。此种情绪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似乎有了进一步发展。

  

   两年后,钱穆又在新著《国史大纲》“引论”内对他认为涉及国史的主要“谬说”作了一次总清算,诚可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该书劈头便写道:“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类此的诸多议论,不仅衔恨于左派学者,也使主张西化的自由派人士大为恼火。胡适的弟子们反应激烈:傅斯年口称再不读钱某人的文字,毛子水则愤而欲撰文反驳。远在海外的胡适显得清醒而“高傲”,他在1943年的一则日记中评论经常刊载钱穆文章的《思想与时代》杂志:“此中很少好文章”,宾四等人“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看来,胡适的文化优越心理根深蒂固,不易撼动。

  

   钱穆和胡适在抗战期间的境遇均有变异: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做了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钱穆则成为蒋介石的“宾客”,出入于中央训练团讲堂,又奉蒋命撰述《清儒学案》,俨然“国士”矣。然而在学界内部,二人并无和解迹象。战后北大复校,胡适任校长,胡回国前傅斯年代理校务,钱穆作为原北大教授却未被聘任。钱氏晚年忆述此事,认为这是一个“特例”,透露出隐秘的人事纠葛。此后,钱穆遁迹于一些边缘院校,并无讲学之乐,为消解遭排挤的内心失落,只能寄情山水,又在马其昶《庄子注》一书的边页写下大量读庄笔记,辑成《庄子纂笺》一书。后人读此书不觉精彩,殊不知钱穆当时寻求解脱自吟自唱的心境,用意本不在著述。

  

   1949年以后,胡适与钱穆先后避走海外,一去未返。即使在台湾,胡适等欧美派仍占据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等学术要津,钱穆只得退处一隅,“独力”发展,其获得“中研院院士”身份,已在胡适去世六年之后。钱穆虽屡屡公开追究胡适的“思想责任”,贬斥其反传统倾向,但私下里也曾对学生称道胡适的文笔:“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钱氏弟子严耕望等人曾与胡适问学交往,颇为相得,某种意义上可谓胡、钱二人的间接往还。据说在“中研院”核心成员对钱穆成见颇深的环境里,相对说来成见较浅者还是胡适。值得关注的是,晚年胡适,学术上已无足观,而钱穆的学术之火则颇旺,他著述频频,且得享高寿,直至耄耋之年还不断推出新作。“少年得志”的胡适博士倘地下有知,是否也会唏嘘感叹而望尘莫及?

  

   钱穆晚年曾致函他的一位弟子,就其论述戴震(东原)和章学诚(实斋)的关系表示意见说:“尊意谓实斋一生治学立言,受东原影响太大,其心中时时有一东原影子,故立论于不自觉处每与东原针锋相对,此一意见所谓一针见血也。又谓实斋论朱(熹)、陆(九渊)异同,其心中即自认彼与东原乃当世之朱、陆,亦是入木三分。”这段文字,无疑是在谈古人,但是人们却隐约看到了钱穆与胡适关系的写照。宾四先生心中可有比附今人的用意,实在值得玩味和推敲。

  

   主要参考文献: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2、《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3、钱穆:《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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