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北京大学和中国散文学会联合举办“中国散文论坛”，邀请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些散文大家，围绕“二十世纪末中国散文的回顾与总结”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卞毓方、余秋雨、王充闾、贾平凹、曹文轩、温儒敏、林非、陈平原、王剑冰、赵为民、龙协涛等都参与了论坛的讨论。本刊与“中国散文论坛”组委会秘书处取得联系，就当前散文理论和散文创作中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了编辑整理，以飨广大散文爱好者。
“大散文”和“小散文”
林非（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散文可以分为“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侧重于感情因素和文学色彩的散文就是“狭义散文”，而侧重说理性质的散文则为“广义散文”。徐迟对于狭义散文和广义散文有一个比喻，就是“狭义散文是塔尖和塔顶，而广义散文是塔基和塔身”。我个人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贾平凹先生提出了“大散文”的概念，其实相当于“广义散文”。也有人主张要“进化散文”，不要写“广义散文”，强调“狭义散文”。老实说，我个人更倾向于“抒情式散文”，也就是“狭义散文”。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大散文”和“小散文”的观点，我不同意！散文的品位与每个人的年龄、经历和学问都有关系。我不认为“大散文”就是“塔基、塔身”。现在散文界的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散文应该“强调自我”，“追求哲学，离自己太远”。这种说法不过延续上个世纪90年代有关散文“大”与“小”的观点。我还认为抒情散文不是中国散文的主流。
卞毓方（《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我很反感把我的文章归入“大文化散文”里面。我的文章的“大”是渗透在“骨头”里面的，不是由文章的长短来决定。
余秋雨（著名散文作家）：年纪越长，越喜欢那种大散文，大散文不是篇长的大散文。我最喜欢欧洲的两个散文家，一个是恺撒，他写的《高卢战记》是散文的开山之作。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是大散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和平奖。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生命历险的方式去进行这种大文化之间的考察有可能出现在文体意义上的大构建。这个大构建在某个层次上不一定很出色，但他一定有存在的理由，这样也可以摆脱我们以前比较小家子气的某一种文体。
王充闾（辽宁省作协主席）：当前人们习惯地讲散文的趋势是一大一小。大指大散文，如文化散文，思想随笔。我觉得大散文也好，小散文也好，都有一个深入发掘的问题。它们都是从横向地来看，我觉得有一个向纵深发展的问题。从文学回归、文学本体的角度来看，有一个进一步把内容深化的问题。我所说的深度追求究竟方向在何处？从文化散文的角度来讲，应该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层面，关注人的命运、生存意义和精神家园。
王剑冰（《散文选刊》主编）：我们有些人注重随笔或者大散文（文化散文），其实这些散文当中真正的纯美散文比较少。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散文类型，它是散文最纯粹的部分，也是散文最粗的部分。
贾平凹（《美文》主编）：“大散文”的概念是《美文》杂志最先提出来的。1992年创刊时，就出了大散文月刊，很多人就质问，什么叫大散文。提出大散文是有背景的，因为1992年我们创办这份杂志的时候，散文界还是比较沉寂的，文坛上的散文一部分是老人的回忆性文章，还有一部分是很浅的很造作的文章。我们想，一方面要顾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另一方面要拓开散文题材的路子。现在看来，大散文观点普遍得到社会认同，相当多的杂志都开辟了大散文专栏。“大散文”主张散文路子的拓宽，但是并不是主张大题材、大篇幅。
散文创作中的非散文化
陈平原：散文和小说确实很难分的。上个世纪90年代那些长篇散文其实是小说。传统的“小说重虚，散文重实”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散文需要更少的掩饰，更多的性情。我个人主张散文应该“细节诠释，情节真实”。我个人不能接受太像小说的散文。报告文学、传记和散文都可以细节诠释，但是情节不能造假。
卞毓方：有人说温瑞安有明显的“小说散文化”，我认为古龙的小说也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小说散文化造成力度，也给人以美感。我是1995年开始写散文的。我的成名作就是写北大的，名字是《煌煌上庠》，却有“散文小说化”的倾向。讲起“虚构”的问题，我以为散文就是可以虚构的。散文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现实的真实。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庄子的《逍遥游》不都是虚构的吗？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它们是散文。我认为“虚构”不同于“造假”。
余秋雨：我是一个在毫无文体思想准备的时候，不小心进入了所谓的散文圈。我首先遇到的是散文的无法定义，我很长时间都无法接受我是在写散文这个现实。我用普通人都能读得懂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一些文化观念，在出行的过程中，我写了一篇篇这样的东西，后来被大家称之为散文。我说我没有写散文，我只是在写文章，散文没有这么长的或者散文没有这么多的概念在里面。现在，我对散文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既然边缘状态的写作根本不可能遣词造句，不可能让我们抒情，也不可能查资料的情况下，散文就可能是你生命边缘性质的符号和报告。我为自己的文章做了定位，永远是边缘地带的，充满危机状态的一种无奈写作。
贾平凹：我觉得散文应该向诗歌界、小说界学习，比如小说界对于事实的看法，对于现实主义的看法，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对诗意的看法。当然散文和小说是有区别的，但是小说界的一些经验应该吸取。所以我认为在当前的环境下，一个简便的办法就是让一些别的文学类型的人进入散文的写作。当时办《美文》杂志约稿时，我就特别约一些不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人的作品。散文界的状况不能仅仅站在散文界，而是应该和小说界、诗歌界、戏曲界结合起来看问题，会更容易看明白。在阅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散文大家的作品和外国散文的时候，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那些散文大家在写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们的散文都呈现一种杂文化的现象，当然这种杂文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杂文。我所说的杂文是那种似乎没有开头结尾，起承转合，没有做文章的技巧的杂文，这种散文看起来是胡写的，但我觉得这种散文是好散文。
陈平原：我个人认为最容易写的是散文，最难写的还是散文。散文没有戒律，所以它才难写。现在出现一些“朗诵散文”，配以音乐和画面。我个人不赞同这种做法。散文要以文字为根基的，不是以节奏和音乐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为根基的。散文应该立足的是“文字”，不是情感和想像力。散文和小说在一起，就是“文”与“学”勾结。什么是散文的特性？几千年来，文人精心锤炼的汉语言文字是散文内在和特有的情怀。散文可以在“文”与“学”之间保持着适当的张力。
王剑冰：散文界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一直保持热闹，让人似乎觉得很多人都在热火朝天地创作。实际上，散文界在不断地闹革命，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队伍。我们可以简单地想一想，由知识教育界进入散文界的有季羡林先生，戏剧理论界有余秋雨，评论界有雷达，新闻界有卞毓方，领导界有王充闾，王充闾是省级干部，但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作家。另外，还有出版界、诗歌界、美术界等。小说界就更不用说了，有贾平凹、李国文、史铁生、李存葆等，这样的一些人进入散文界，他们写的散文有的是跟他们在本行当中艺术创作相关的作品，有些超出了他们的研究领域。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可以说是轰动文坛了，但他写的时候，是不是非常自觉地说他在写散文，这个不确定。但是最后被散文界所接纳了，并且以大散文或者说文化散文标在他的头上。最后很多人都追求此。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散文的发展。
书斋散文与体验散文
余秋雨：我不喜欢人文科学里关在门内做学问的书斋学者式的小循环圈。我曾在那个领域作过一些事，写过一些书，但是后来我觉得和我们发展的社会关系不大，反而产生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觉得自己应该“出走”。我的“出走”有一个理由：我要去认真考察我在课堂里，在书斋里看到的东西，我要去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我的感受越来越多，越来越强。我要把我的感受表达出来，所以有了一篇篇的文章。我行动在先，我生命历险在先，我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把别的人不可能参与到的事件行为考察出来。
贾平凹：关于书斋和激情问题，目前的散文最缺少的就是激情，缺少了激情，读者在作品中不能感受时代和生活的气息。写作可能是一些人生命的一种形态，但也有一些作家将写作作为生存的一种形式。我常常也产生一种恐惧，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活着的记忆还是写作的记忆？自己也觉得害怕，如果老这么坐着，江郎怎么能不才尽呢？我想好多作家也有这种情况。这也是一些人散文写不好的原因。所以，要保持自己生命的活力，以激情来写作，对生活充满热情。这样我们的感觉才会敏锐，作品才会有浑然之气。
王充闾：要想有人性的深入触发，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生活体验，需要有心灵的体验、生命的体验。大家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史铁生他们的艺术感觉都来自于他们个人的生命体验，他们在作品中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完全是从他们的生命历险中得出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判处死刑，在执行枪决的前几分钟，沙皇下令赦免，后来他又被长时期流放。史铁生由于残疾失去了走路的能力，他感受到了生命的痛苦。这使得他们获得了超常的思维能力，增长了特别的咀嚼命运的经历。这个生命体验包括心灵内在的情感和外在的遭遇以及无边的想象和梦幻，都成为他们创作的宝贵的材料。
散文创作的世俗性与商业性
林非：中国文学界有太多的浮躁在里面，如讨论“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其实创作的目的不在乎是否得奖，创作的最高目的是“活在读者心里”。散文是“平等的对话”，要有自己的真实情感。作者要心灵平静，不要被名缰利锁所羁绊。
余秋雨：我的书确实比较畅销，但是畅销不一定是商业炒作的结果。我决不会签名售书，也不会参加关于我的书的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我不会在商业运作上花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王充闾：现代社会充满着诱惑。我们每天都处于焦虑的状态，那么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应当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适应社会？对于一个散文作家，超凡而自在的心态很重要。作家自由的心灵直接关系到散文创作的艺术魅力，是人类精神的心灵秘密，他需要超凡与自在。可是对于现实来讲，有一个超凡自在的心态谈何容易！现代人终日处于困惑、焦虑、惊惧之中，举止匆忙，心情浮躁，像尼采所形容的“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吃饭的时候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悠闲。”作家必须受住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及金钱、物质和仕途的诱惑。 崔立秋 郭琼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