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其他地区不同，西欧各国是一团和气，不仅相互争执少见，而且随着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的不断加强，越来越过得跟一家人拟的。即使如此，在生活中彼此之间出现磕磕碰碰也在所难免。2002年，远嫁到美国并且沉默了20来年的原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在《愤怒和自豪》新书中激烈地批评伊斯兰教和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结果不仅遭致阿拉伯世界的谴责，也受到欧洲左派媒体的围攻。再以今年为例，除了在是否支持美国打伊拉克问题上英国、意大利的立场与法国、德国的立场大相径庭之外，7月以来意大利与德国之间龃龉不断。先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2日在欧洲议会上将一位叫舒尔茨的德国议员与纳粹军官相提并论，接着意大利商务部负责旅游事务的官员斯特凡尼4日在接受本国一家报纸采访时称德国游客“都是单调的、超级民族主义者”。德国人对此十分恼怒，在要求贝卢斯科尼道歉、撤斯特凡尼职的同时，还宣布取消施罗德前往意大利度假的计划。

应当说，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也不会在意德关系和国际政治中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可它们毕竟还是“事”。因此，人们不仅会问：意大利人怎么了？他们因何要这样做？

西方人自己有这样一种不无道理的看法：“有一个看不见的精神弥漫于整个民族之中，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这种精神；它使他们的（所有行为）善行和恶行带上了色彩和特征。”如果套用这种句话，弥漫意大利民族的精神就是一种很强的文化优越感，而作为这种优越感载体的意大利国家又相对较弱。于是，意大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时常表现出在对强者依附的同时又不时地挑战这些强者。

就前者而论，如今的意大利虽然立国时间连200年都不到，却有着无比辉煌的历史。建立于公元前510年的古罗马共和国和建立于公元前27年、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古罗马帝国，都是意大利历史的重要组织部分。再往后说，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1000年的时候，政治上虽然是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又成了文艺复兴的中心，人文主义首先在意大利发端并成熟起来，造就了但丁、薄加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马基雅弗利等众多流芳千古的思想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在这方面，意大利人明显高出其他民族（特别是欧洲的）很大一截。另外，意大利还是罗马天主教廷的所在地，这在宗教色彩十分强烈的西欧更增加了意大利在精神世界里的厚重感。所以，在中世纪，代表工商业主的归尔甫派为摆脱德意志搬出他们不一定喜欢但是能给半岛带来威望的教皇；在现代，甚至臭名昭著的墨索里尼立党也以古罗马执政官出巡笞棒“法西斯”为名，以显示尊贵者的姿态。

法拉奇、贝卢斯科尼和斯特凡尼等人的言行都有程度不同的张扬这种优越感的内涵。如，在法拉奇《愤怒与自豪》一书中，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不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它们的分量和维度大不相同，因为在基督教文明的背后，有它辉煌、法律和法制观念的古罗马，有古罗马的雕刻、文学、建筑艺术、房屋、露天剧场、广场、道路与桥梁，有文艺复兴运动，有在这个运动中出现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绘画，还有已经对许多疾病做出了诊断并且能根治了它们的科学。再如，在贝卢斯科尼和斯特凡尼的眼里，甚至同属一种文明，意大利的文明与其他国家的文明也不在同一个水平上，连曾自诩为世界上最“高贵”民族的德国人，其议员也只配扮演“纳粹集中营里的看守”的角色，其游客更是一群“放肆、喧闹地涌向意大利的海滩”的“乡巴佬”。

可就后者而论，意大利人又没有什么可自豪的了。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意大利就长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众多小国林立，长期受制于法国、西班牙、奥地利。这些小国（特别是北部的）商业发达，如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甚至还在中世纪就成立了商业共和国，但总体来说国力还是有限，因此，一直在大国之间寻找夹缝生存。这就使得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强的利益驱动性和某种程度的投机性，是一种弱势外交。

比如，意大利人就是在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打成一团的时候，于1870年重新统一了亚平宁半岛。统一以后，意大利原打算在俾斯麦的支持下占领北非，没想到法国却捷足先登。盛怒之下，意大利不顾法国曾有助过它的统一，不顾在巴尔干半岛上与奥匈帝国有矛盾，投入德奥怀抱，从而组成了三国同盟。但大战之初，意大利并没有站在德奥一边，而是宣布中立。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意大利并没有从与德奥结盟中得到预期的好处，与法国、俄国又有千丝万缕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系。因此，德国宰相比洛曾讥讽意大利是“不贞的妻子”。在德、英、法、俄等国在生死拼杀的时候，意大利则静观其变，看哪一方获胜的把握更大、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多。当德国要在几个月内取得战争胜利的神话破产、德军与英法联军在西线形成均势之后，意大利与英法俄签署了《伦敦秘密条约》。尽管如此，此时的意大利还不愿意得罪德国，直到1916年8月才对德宣战。结果，原本是三国同盟的意大利战后却成了胜利国。由于一战后在分赃时被英法抛在一边，什么实惠也没有得到，意大利人心里极不平衡。墨索里尼上台后又逐渐与德国混在一起，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元凶。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陶里亚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长驻莫斯科，战后作为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也是莫斯科的常客，最终于1964年8月客死在苏联的雅尔塔。可恰恰就是他，最早提出西欧共产党人要摆脱苏联共产党的控制、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革命道路，为后来盛行一时的“欧洲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自身的弱小和利益的诉求而不能不依靠苏共，但依附中又不愿意完全失去自我，意共的这种矛盾现象也说明了同样问题。

长期以来，意大利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总是或明或暗地追随强者，但也始终没忘直接或间接地自我表现。在伊拉克将欧洲分成“老的”和“新的”背景下，意大利人又傍上了世界上最强的“大款”美国，而对自己长期的“老大哥”德国显示出了大大的不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借助于别人、借助于自己辉煌的过去来提升自己现在及未来在欧洲的地位。好在知道自己的国力有限，意大利人在尝试提升自己的同时又有很强的伸缩性。所以，当德国人提出抗议的时候，贝卢斯科尼赶紧辩解说自己开了个“玩笑”并且向施罗德表示了歉意，而斯特凡尼则因自己的言语提出辞呈。这样一来，意大利人在取得了“轰动效应”的同时，又很快将同德国的关系修补好了。

贝卢斯科尼和斯特凡尼等人说的话或许是无意的，法拉奇写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自找麻烦。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如实地展示了意大利的民族心理，同时也是意大利矛盾外交政策的写真，也体现了兼有强者和弱者特征的意大利人的性格。曾经有一个笑话，说的是“澳大利亚人是世界上最困惑的民族，因为他们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生活在最小的大陆还是最大的岛上。”大概意大利人也常常搞不清自己是强国还是弱国，所以，才有了一些令世人费解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