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军:墨西哥社会转型期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与执政党的执政规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7 次 更新时间:2008-12-29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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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军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墨西哥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经过近40年的演进,2000年连续执政71年的革命制度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被国家行动党取而代之。墨西哥也从一党独大演变为三党(革命制度党、民主革命党、国家行动党)鼎立的政治局面。执政党所奉行的信念和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这个转变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有着长期的演变过程。这期间,发生在墨西哥的几个重大事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在去年六、七月间考察墨西哥总统大选的基础上,2007年7月又一次踏上了墨西哥的土地,试图探寻这些重大事件在墨西哥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和原因。

对执政党来说,学会公开与民众对话和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是民主执政的基础

在墨西哥,说到社会的转型,不论是教授学者还是普通民众,都会提到1968年、1971年和1988年在墨西哥历史上发生的3次大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对当时的执政党革命制度党影响巨大,也使该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执政党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至为重要,对于一党长期执政,更是关系到巩固其执政基础的生死攸关的事情。

1968年是墨西哥奥运会的主办年,但恰恰是奥运会成为了这次学生运动的导火索。人民对墨西哥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所包含的缺陷的不满,如:党内权力高度集中,党内民主发展十分滞后;执政党由于控制了国家所有的方方面面,几乎对它没有监督,以至于腐败成为国家难以控制的潜规则;由于一党独大,客观上造成了上届总统可以挑选下届总统,总统可以直接任命议员、法官、州长,所有宪法规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统统成了一纸空文等等[1],在这一时刻都借着这个导火索爆发出来。学生们认为,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投资1.5亿美元,用于建设新的体育设施,这是政府在炫耀自己的“繁荣”,是“无聊”和“空虚”的表现。学生的这一敌对情绪因两所学校的学生斗殴遭警察干预而导致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在前后2个月的学生运动中,学生提出的改革要求已经不仅仅代表了学生,而且是全社会的愿望。

据伊兰·赛蒙教授介绍,此时学生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1、释放政治犯;2、解散专门的政治警察;3、每个政治家要对各种非法的做法负责,要搞清楚到底那个政治家负责那个事情;4、对死难学生家庭进行赔偿、恢复名誉;5、在电视上公开对话,如果没有公开对话,学生就不与政府对话。[2]

这是当时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上台执政以来,近40年来从未遇到过的事情。人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仅仅诉诸于经济生活的改善,而是明确要求获得政治权利。开始政府尝试着与学生对话,但是这种不公开的对话难以满足学生和民众的要求。抗议示威开始大规模的发生,有五、六所大学的学生及民众50多万人上街游行。

进入8月份之后,由于10月10日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奥运会迫在眉睫,最后促使奥尔达斯政府决定不再对话,用武力解决学生的抗议。在其后的镇压行动中,军警占领了墨西哥城的5所大学,镇压了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区“三种文化广场”上抗议示威的学生、教员和其他群众,当场打死20多人,进而用火箭筒攻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校门。在近2个月里,大约有800-1000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被捕,成为了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惨案。以这一事件为标志,从此墨西哥走向了政局动荡的时期,也成为政府与民众博弈的开始。

1970年,奥尔达斯任期届满,革命制度党人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成为新一任总统。埃切维里亚是原奥尔达斯政府的内政部长,亲自参与和指挥了1968年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活动,同时,他也深切地感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当时政府迫于压力,公布了一个30年的渐进改革方案,主要内容包括:1、在第一个6年时间内有10%的议会席位可以给非革命制度党人竞选;2、在第二个6年时间内议会席位可以达到20%;3、在第三个6年时间内可以有1个非革命制度党人担任州长;4、在第四个6年时间内非革命制度党人可以竞选墨西哥城联邦区的长官;5、在第五个6年时间内可以竞选总统。[3]并且于1971年,释放了几乎所有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被捕的人员。显然,政府的这个表态和做法并没有满足学生们和民众对政治制度改革的要求。

1971年,学生们借联邦政府领导人换届的时机,要求重新评价1968年的学生抗议活动、平反和进行政治对话、消除腐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组织了各种学生团体,开展了小规模的抗议示威,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变成了反政府的游击队。在这次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学生们汲取了1968年遭到残酷镇压的教训,没有采取1968年时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的策略。政府也从1968年镇压学生运动中使执政党威信大降和危及其执政基础的教训出发,不敢贸然再次公开使用武力了。但是,原内政部长出身的埃切维里亚总统却希望将学生运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为此政府利用墨西哥的黑社会势力来对付学生,在Corpus Christi的镇压行动中,致使大约30多名学生和民众死于非命。

但也就从这时开始,墨西哥的反对党慢慢成长起来了。他们与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内主张改革的人士一起,逐渐形成了与执政党的竞争关系。在民心向背的变化中,这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在进一步改变执政党的执政策略。

在经过19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的短暂经济繁荣之后,墨西哥很快在1982年由于石油价格下跌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这个危机显示出执政党的经济政策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余波未平,1985年墨西哥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地震,首都很多高楼大厦倾覆,生命和财产损失严重。政府在这次抗震救灾活动中官僚主义严重,饱受诟病,其威信大大下降。

1982年执政的德拉马德里政府,做出了一个对墨西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定,那就是开始实行国家的政治改革。他下决心把议会众议院席位从100个增加到200个,一方面是广纳民意,另一方面是扩大在野党的席位,充分发挥各政党在议会和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在首都联邦区建立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司法建设并改革选举制度。他认为,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很多年后,德拉马德里回忆说,“民主只是解决国家面临各种问题的途径,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民主也不在于是否一党执政。正因为革命制度党在70年的执政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才有在野党的今天。”他认为, “墨西哥在整个20世纪中的进步与发展是和革命制度党分不开的。但是,经济调整影响了民众的购买力、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以及党长期执政形成根深蒂固的腐败现象,最终导致了党在国家大选中的失败。”[4]

1988年是墨西哥1968年学生运动20周年。1988年1月份上台的萨利纳斯总统,面对着的是再次兴起的学生运动。这时的学生运动已经不再是20年前的状态,而是与在野党的力量密切联系在一起。这时的政府也明白了,要想取得民众的拥护,必须听取民众的呼声和意见。所以,当学生提出公开与政府对话的要求时,萨利纳斯政府答应了,并由议会制定了公开对话的相关法律,把对话纳入法制化轨道。由此,民众的意见表达在墨西哥走向了较为畅通的轨道,压制民众的批评意见和反对声音的事件,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为了重新树立革命制度党在民众中的形象,萨利纳斯和其继任者塞迪略推出了政治改革方案。萨利纳斯将众议院的席位增加到500席,其中300席由多数票产生,200席为“党的众议员”,由比例代表制产生。1993年的修宪,使得反对党成员也能够担任参议员。塞迪略执政时,加快了墨西哥政治改革的步伐。总统不再指定革命制度党的下届总统候选人;联邦区长官不再由总统任命,而是由该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联邦选举委员会不再由内政部管辖,而是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等等。

可以说,墨西哥历史上的三次学生运动,用血的教训换来了政府和民众对话、政府听取民众意见的今天成果,也换来了执政党民主执政的政治理念。

腐败是一党长期执政的伴生物,但是,最致命的是在最高领导层中出现腐败现象

在墨西哥,正如说到镇压学生运动,大家都会提到路易斯·埃切维里亚,他是奥尔达斯政府的内政部长,直接参与和指挥了1968年的镇压行动。他也是1971年压制学生运动时的总统,涉嫌利用黑社会组织杀害学生。直至今天,虽然他已经是退休多年的老人,仍旧受到墨西哥总检察长的谋杀指控。但是要说墨西哥执政党领导人的腐败,大家就都会提到1988至1994年任职的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这位总统因为受到腐败指控,从1994年下台至今,还逃避国外,不敢回国。

萨利纳斯早年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系,曾经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34岁出任联邦计划预算部部长。1987年革命制度党确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作为内阁中年轻而又出色的经济学家,萨利纳斯的呼声最高。最后由德拉马德里总统“钦定”为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的唯一候选人,并成功当选为总统,年仅40岁。

但是,萨利纳斯政府的腐败不是偶然的。笔者在研究中很清楚的看到,在长达71年的执政过程中,革命制度党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利益集团。由于长期独霸政坛,缺乏必要的监督,政府权力在革命制度党中间传递,社会财富也在他们中间生根。

从领导体制上来说,革命制度党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形成的党政不分、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国家的领袖,还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党和国家的事务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下届总统候选人由现任总统钦定,这就把党和国家的命运维系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其结果,钦定的领导人在党内缺乏群众基础,一遇政治风波不得不辞职,造成党的最高领导层的不稳定。在1992年至1997年间,该党先后更换了7位主席,其中有6位任期不满一年。该党竞选各级地方官职和议员的候选人,也常常是领导人之间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产物。在党的群众组织中同样缺乏民主,广大基层群众缺乏参政机会,如墨西哥联合工会主席的职位由一人占据了50年之久,这样的领导体制很难激发工人参政的热情。党的领导层同基层组织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党严重脱离群众。随着国内民主进程的发展,这一管理体制已走到了尽头。

从管理体制上来说,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一党独大并缺乏监督机制的体制,使从执政党内部到政府各部门腐败无所不在,大小官员都有捞取自己好处的办法。他们依仗执政权势,营私舞弊,官官相护,牟取私利。萨利纳斯上台以来,实行自由化经济政策,开始对墨西哥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在墨西哥拉开了帷幕。

笔者在墨西哥考察时,多次听人们提到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埃卢的名字。这个2007年8月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世界首富的拉美电信业巨头,其发家史就是从萨利纳斯1988年开始墨西哥国有企业“私有化”起步的。那时,大量国有企业被贱卖掉,执政党和政府各级官员在这场“私有化”浪潮中大肆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侵吞国家资财,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影响极其恶劣。

最为严重的是,这种腐败已经侵蚀到了执政党的最高领导层。包括当时的总统萨利纳斯的亲戚、朋友、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卷进了这一场瓜分国家财产的腐败之中。仅从后来陆续曝光的重大贪污腐败案件看,已经涉及萨利纳斯总统及其亲属、内阁部长、州长、副总检察长等政府要员,下及政府一般公务员。其中最典型的案件是前总统萨利纳斯的胞弟劳尔·萨利纳斯在私有化过程中非法致富,聚敛上亿美元。劳尔因被指控与腐败和洗钱案件有牵连,并被瑞士司法当局指控与贩毒集团有染而没收其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劳尔后在1999年被控指使他人杀害革命制度党前总书记马谢乌,被判刑50年。萨利纳斯的另一个弟弟恩里克·萨利纳斯也在2004年6月被人谋杀。墨西哥当局调查认为,恩里克被杀与政治无关,而与他的经济问题有关。

不可否认,萨利纳斯总统本人在其任内,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比如,他对国有企业的改造,是想使政府甩开包袱,轻装前进。他也成功地与债权国进行了债务谈判,使墨西哥克服经济危机;执政第2年就在拉美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并成功进行了北美自由贸易谈判。在国内,萨利纳斯积极推行全国互助计划,进行大规模的扶贫,帮助落后地区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仅前5年就修建、改善了74000所学校,使1200万学龄儿童受益。那时,几乎每周都去各州视察。因此,他在国内外都很有声望。1993年,萨利纳斯即将卸任的时候,一度想竞选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为此,还派出总统特使向一些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国游说,争取支持。

但是,一党独大所造成的严重腐败现实,使萨利纳斯政府在墨西哥历史上几乎成为腐败的代名词。其行为对执政党执政之基的危害之深、之烈、之不可挽回,堪比人类历史上之另类“经典”。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94年萨利纳斯任期届满下台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内会发生党的总书记马谢乌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先后被暗杀的事件了。记得多年前美国好莱坞曾拍摄过一部电影,反映的就是萨利纳斯政府的腐败。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墨西哥社会转型的这一教训说明,在一个社会中,一种力量过于强大往往会扭曲社会的均衡,使其失去制约而处于为所欲为的危险境地中。一党长期执政正是这样一种制度环境。其中,尤其要警惕腐败向上发展的速度,因为这会从根本上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因此,如何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寻找到党内和党外的制约力量,使执政党始终保持向人民负责的警觉性,是我们应该从墨西哥社会转型的经验中汲取的教训。

贫富差距巨大,为什么没有导致社会上的暴力革命?

在墨西哥调查社会转型,一个问题时常被我反复想到,那就是,墨西哥在历史上是拉美国家中非常少有的没有经历过军人政变的国家,但是,面对执政党的腐败、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曾经接连不断的学生抗议运动,墨西哥也没有产生过全国性的社会暴力革命。是什么原因呢?

说到墨西哥的贫富差距之大,我们可以看一看一则报道。2007年8月6日美国《财富》杂志证实,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埃卢以590亿美元资产,取代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成为新的世界首富。据推算,截至6月底,斯利姆个人身价已达到678亿美元,他名下企业的总市值占到目前墨西哥股市总市值3660亿美元的近一半,而其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额相当于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8%。在过去14个月中疯狂入账230亿美元,创下最近10年全球个人资产增值速度最快的纪录。由此推算,平均每小时就有近500万美元流入斯利姆的腰包。但是,斯利姆的首富头衔激怒了墨西哥的普通民众。如果说世界首富诞生在人均GDP为43740美元的美国算是情理之中,那么对于人均GDP仅8132美元、30%的人每天生活费不到2美元的墨西哥,出了个世界首富简直就是耻辱。人们抱怨说,斯利姆掌握的这座财富王国的积累完全来自他的垄断行为。而且,只要你生活在墨西哥,你就生活在一个“斯利姆王国”,因为斯利姆旗下的产业早已“从摇篮覆盖到坟墓”:许多墨西哥人在斯利姆名下的医院挂挂坠地,他们平时用着Condumex电子产品、抽万宝路香烟、在墨西哥的西尔斯罗巴克连锁店购物,而这些全都属于斯利姆掌控的Carso集团。

到2007年,墨西哥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达到8000多亿美元,成为拉美第一经济大国。但是,墨西哥的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之大,也是拉美国家之最。据联合国2006年对130个国家贫富差距的调查数据,墨西哥位于106位。其国家10%的富人的财富是10%最穷的人的40多倍。

笔者在与墨西哥学者座谈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据他们介绍,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这个占全国人口20%的特大城市里,有近50%约1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在这50%的贫困人口中,有约30%是贫困,另外20%则是赤贫,一无所有。这种状况在墨西哥南部的州很普遍,个别的州甚至情况更加糟糕。据墨西哥学者介绍,在墨西哥城,清洁工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美元;普通饭店或商店营业员的月收入也只有210美元。在这样的收入情况下,许多人不得不靠打两份工来维持生活。

1988年上台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总统萨利纳斯改变了前几届政府(埃切维里亚、波蒂略、德拉马德里)不同美国谈判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立场,自1991年6月起,开始同美加就自由贸易进行谈判。到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上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战略,使墨西哥在2006年一举取代巴西,成为了拉美国家最大的经济实体。

也正是在这一年,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巴斯州印第安农民暴动,目的是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跨国公司对农民的剥夺。是年元旦,数千农民组成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袭击并占领了该州的一些城镇,扣押了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他们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争取“工作机会、土地、住房、卫生保健、教育、独立、自由、民主、公正以及和平”。此事在墨西哥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对该国政局的冲击十分巨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贫富差距悬殊所产生的社会矛盾。

虽然墨西哥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接连不断,但始终没有发生过波及全国的大动乱,更没有发生一些人预料的暴力革命。当笔者就这个问题向墨西哥学者请教时,他们指出了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些方法,其中有些是执政党主动作为的结果,另一些则是民众自发选择的结果。

上面提到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生效,从那时起,墨西哥北部逐步成为跨国公司云集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吸引了大量的墨西哥劳动力。墨西哥从1995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加快,据“美洲国家组织”统计,1995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为4453.36亿美元;2000年为5807.914亿美元;2002年为5850.827亿;2003年为5932.169亿;2004年为6179.017亿;2005年为6361.613亿美元;到2006年已经超过了7000亿美元;2007年更是达到了8000亿美元。12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翻了一番。由此就业机会也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出口美加没有关税,发展也较为迅速。

从1985年开始,墨西哥向美国大量移民,包括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据墨西哥学者估计,目前该国6000万劳动力中,至少有1500万移民美国,约占该国总劳动力的25%。墨西哥2200万个家庭中,大约有350万个家庭可以得到自己的亲戚寄自美国的钱款,这个数量约占该国家庭总数的15%。每年寄回的劳务收入高达126亿美元,350万个家庭每月可以得到300美元。这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是墨西哥民众为了摆脱贫困利用与美国边界接壤的便利,自我解救的方法。现在,这笔巨大的外汇收入已经成为支撑墨西哥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也引起了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因此,每当美国政府出台新的政策不利于墨西哥移民时,墨西哥政府和总统总是要出面进行协调或者直接抗议。

笔者2次在墨西哥考察,很明显感到“革命”一词在那里很是流行。但是,墨西哥民众在还有就业出路和谋生出路时,是不会选择暴力革命手段的。正如有的墨西哥学者所说,如果没有上面这些因素,墨西哥恐怕早就发生了暴力革命了。墨西哥的经验告诉我们,出现贫富差距拉大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民众没有自救或者他救的有效手段,没有改变自身贫困状况的机会。这正是执政党和政府要加以重点关注的。

2000年7月国家行动党人文森特·福克斯大选取胜,结束了长达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期”。从20世纪80年代由革命制度党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亲手埋葬了革命制度党家长式的管理体制,却延续了墨西哥“政治稳定的奇迹”。没有游行示威,也没有军事政变,墨西哥实现了平稳的政权过渡。2006年7月国家行动党人卡尔德龙以微弱优势战胜民主革命党人阿伯拉多尔当选新一届总统。墨西哥的政治家也再不能像以往那样不受约束地行事了。同时,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变革正在进行中,还未结束。

注释:

[1] 参见“一党执政有七十年的周期率吗?”高新军,《中国改革》2006年第12期。

[2] 参见笔者对墨西哥Iberoamericana大学历史学教授Ilan Semo的访谈记录。

[3] 参见对墨西哥Iberoamericana大学历史学教授Ilan Semo的访谈记录。

[4] 参见“民主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卞卡在线》2007年8月21日。

主要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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