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西方意识形态”

——关于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1 次 更新时间:2014-10-10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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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扬 (进入专栏)  


今天我想着重谈谈“人文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的能力和条件问题。   

在今天的人文学术面前,至少有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禁锢:“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如果学术不解脱此三种意识形态禁锢,或者说得平和点,不调整好与此三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学术的自主性就很难从自身成长起来。   

首先应该明确“意识形态”所指为何?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有两个规定性:   

(一)“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由此获得“真理性”(或叫“伪科学性”);   

(二)“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由此获得“权力性”。     

所以,凡“意识形态”必要求“真理性”与“权力性”。(引自马克思)   

现代性转型之后,“意识形态”的两个经典规定有了演变,或有了变式:   

(一)悬置普遍性,索性承认自己只是特殊性,但相对其他特殊性,自己的特殊性要发展得充分些,因而它将成为其他特殊性进步的目标,也就是说,将普遍性隐含到进化论中去了,变成“历史相对主义”;   

(二)否定普遍性,正因为没有普遍性,哪一个特殊性有力量,不管是智力还有强力,那么,那一个特殊性就能自然正当地取得支配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坦然以强权政治的“实用主义”自居。   

可见,“意识形态”的两个规定中,最根本的是“权力性”,它只靠智力或强力提供所谓“自然正当”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古代的“知识——德性(真理)——力量”模式,被现代的“知识——力量(真理)——德性”模式所取代。   

事实上,今天的学术几乎整个架构在“知识即力量”的现代模式中。学术成了追求“力量”或“技术理性”的工具。这样的学术自然会是“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仆从。   

“政治意识形态”此处免了。“技术意识形态”此处也免了。   

我这里只谈“西方意识形态”。   

我说的是“西方意识形态”,不是说“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文化是生产“意识形态”的文化,它们的历史上生产了许许多多的“意识形态”,我说的不是“它们”——“西方的”意识形态“产物”。   

我说的是“西方”本身的意识形态化。其典型的表达式为:“凡西方的皆普遍的,凡非西方的皆特殊的。”   

我们不得不接受三个来自西方的事实:

(一)“形而上学本体论”,或意识形态化的“真理观”,有了那个“一”就有了主宰世界的根据和逻辑必然性;

(二)“神学一神论”,其实是意识形态化的“一神教”,有了那个“一神”就有了创造世界的根据和神圣普世性,连“自然正当”也神圣化了(犹太教虽然是东方的,属叙利亚文化系,但转变为基督教则借西方罗马而“世界化”了);

(三)“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而且这个三位一体尽管在西方历史上有侧重点的差异,它们其实总是相互参校着的,并且靠前两者把它变成“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历史”,包括今天“新罗马帝国的海洋霸权或海陆空霸权”,从而使世界纳入西方的历史运动中。

最后,所谓“科学技术力量”的表现,应合理地看作是(一)真理观的物化形态,而且以至物化到这样的程度,“自然存在者”——“自行涌现、自己生成自己的存在者”,愈来愈让位于“技术存在者”——“通过人的表象活动与制造活动而产生的东西”,到处都是技术制造的“假现实”、“伪现实”,从自然到人本身无一幸免,以至技术成为套牢人类的“座架”。(引自海德格尔)

由此造成两个“反过来”:(1)技术的世界性要求反过来成为西方要求世界性的手段和证据;(2)从人类自为目的派生的手段反过来变成主宰人类目的的手段,最终连西方也不得不落入手段的主宰之中——“剥夺者被剥夺”——对西方如此,对人类也是如此,人类必须承担西方造成的“风险世界”。

总而言之,套一位古典学家的理路,哲学是神学的世俗化的完成,政治是哲学的本质,而技术(智力与强力的结合)则是政治的自然正当基础。正是上述事实使“西方”本身“意识形态化”了。由来已久。

只要承认或接受其中任何一点,即不可避免地承认或接受“西方意识形态”而臣服于西方,归根结底丧失非西方民族自身的学术的文化自主性。

“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首先得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自己有能力证明“西方意识形态”不过是“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的“真理”的根据或基础、它的“一神”,是伪造的同一、虚假的同一、自封的“一神”。连它们同道的诸神“都笑死了”,何况其他的诸神呢!应该还原西方诸神的特殊性品位了,不管是政治的、哲学的还是神学的。

仅此揭穿假“一”还不够——人们不是总以为你来的是“假”的,我来的才是“真”的,像杜林对他的前人那样——还得真正领悟“一”本身的破裂,从而不再为“一”争“霸”而逐鹿天下;所以,不仅有能力揭穿“西方意识形态”以还原其特殊性品格,更能从自身民族文化的品性或境界中开发出克服“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从而获得驾驭技术改弦更张的可能,使自己走上强而制强的“四大”之路(天、地、人、道),所谓“大而化之”,乃“大”而逾“伯”,制“强”入“化”。因为,“大道无形”,“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必须化解那个“争伯称霸”的“一”之主宰;当然也包括自身的同类倾向——可以把它叫做“脱形化无形”。

“意识形态”或“诸神”乃无形之神隐匿的世俗形式,实为世难之源。

二十一世纪,应是“西方意识形态”开始解冻、剥落、漏底、融化的世纪。化解的力量首先来自世界性灾难的警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只有从世界性灾难的警示中警醒、复苏、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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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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