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刃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21 次 更新时间:2008-12-11 13: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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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刃韧  

  

  不久前,我偶然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站上看到北大法学院教授朱苏力的一篇文章,题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1。由于这些年我也在北大法学院给研究生讲授与法治有关的专题课,对朱苏力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感到很荒谬。为了确认原文并找出「原出处」,通过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政法委主办的「中国平安网」才了解到,原来这篇文章来自2008年6月17日朱苏力以「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头衔在中央政法委主办研讨班上所作专题讲座内容。除了大法官们、大检察官们外,「中央政法委机关全体同志及中央政法各部门有关同志听取了讲座」 2。可见,此专题讲座对中国司法界或政法界高层领导的影响应当是很直接的。

  又据200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以及其它官方媒体相关报导,由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及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重点对各省党政干部、政法干警进行法治宣讲活动。朱苏力作为「百名法学家」之一,已到全国各省市巡回演讲了与上述讲座基本同样的观点。因此朱苏力在中央政法委的专题讲座内容并不是他临时发挥而是精心准备的结果。然而,由于朱苏力在有关法治及人权这些重大问题上有许多明显违反常识的错误,恐有误其长官和误人子弟(至少对北大法学院学生而言)之嫌,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几点。   

  

  一、法治理念是随消灭封建制度而产生的吗?

  

  朱苏力认为法治是欧洲消灭封建主义地方秩序之后才产生的,他这样说道:

  「各自为阵「的小型社会秩序和法律无法满足商品交换对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市场的要求,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障碍。新兴的资产阶级要实现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须消灭封建主义地方秩序,在更大区域内形成统一的国家,并形成不矛盾的、明确的和普遍适用的规则体系。由此产生的法治的理念,隐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然而在欧洲历史上,法治(rule of law)的理念并不是在消灭封建制度之后产生的,而恰恰是在中世纪封建时代的英国出现的。1215年的英格兰《大宪章》(Magna Carta)被公认为法治原则的最重要历史渊源 3。《大宪章》主要是由封建大贵族及教士强迫滥用权力的国王约翰签署的文件,因而也是一个确认封建习惯和国王封臣的各种自由或权利的封建契约性文件。但《大宪章》首次明文规定了国王在法律之下并须服从法律的原则。英国宪法史学家梅特兰(F.W. Maitland)指出:当时的英国反叛贵族们「不是要求修改法律,而是要求遵守法律,特别是应由国王来遵守。…… 我们应注意如此长、详细和实际的文件意味着应该有一个法的统治(reign of law)的存在」4。 英国法史学家霍尔兹沃斯(W. Holdsworth)也指出《大宪章》所表明的一个原则,就是英王不是绝对君主,换句话说国王的权力不是绝对的。所以《大宪章》限制权力条款是第一次试图用法律用语准确表达立宪政府的重要思想 5。尽管《大宪章》并没有立即在英格兰确立法治,但却埋下了法治理念的种子,在经历了几个世纪后,终于在17世纪的英国光荣革命后得到确立和发展。

  在英格兰封建时代之所以能产生法治观念,原因在于英格兰具有比较特殊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当时的英格兰既存在着比欧洲大陆国家更为强大和中央集权化的王权,同时也存在着能与国王抗衡的贵族势力。此外,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会与世俗君主并存的二元结构对削弱英王权起到了一定作用,所以也有教士代表参与了起草《大宪章》。正是在封建时期形成的法治传统对促成近代英国最早发展资本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朱苏力又认为「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个要素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确立,表现为主权国家」,所以朱苏力这样讲道:

  与基于传统和『君权神授』的封建国家不同,民族国家强调政治共同体,强调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强调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统一的规则,强调国家为保证规则执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垄断。由此也就产生了主权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理念。

  事实上,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并没有直接促成法治,相反却出现了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主权至上」与法治也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概念。近代以来欧洲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从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制的历程,各国君主专制也达到高峰,17至18世纪就是欧洲绝对主义王政时期,而「君权神授」理论也正是在这一时代盛行。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是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 6。正因如此,才出现了英国光荣革命、启蒙思想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及其它国家的市民革命。在欧洲历史上,法治首先是在反对君主专制以及其它形式的专制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的。

  

  二、卢梭是「法治学说的代表人物」吗?

  

  朱苏力在讲座中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和卢梭」。关于卢梭,朱苏力说道:

  卢梭强调,法治的目的在于自由,但他的自由并不是消极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绝的;为实现真正的法治,卢梭甚至认为,应当强迫那些拒不服从公意的人服从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们自由』。

  卢梭是「法治学说的代表人物」吗?卢梭1762年在其政治哲学代表作《社会契约论》中提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7。虽然「公意」被法国宪法学家让‧里维罗(Jean Rivero)解释为大多数人的意志 8。 但是,由于卢梭把「公意」强调得至高无上,这就产生了以下结果。第一,在「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公民只有被迫服从的自由而没有真正的个人自由。第二,为了更好地表达「公意」,卢梭认为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 第三,不能有派系意味着禁止结社自由和不允许反对派的合法存在。第四,卢梭认为「公意」最终出自一个天才的「伟大的立法者」(un grand législateur)9。 实际上,卢梭心目中的立法者不仅是超凡脱俗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神 10。绝对服从「公意」实际上就是服从一个非凡立法者的意志。可见,卢梭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绝不是甚么「法治学说」,而是一种带有专制主义色彩的学说。法国大革命时期实行恐怖统治的雅各宾派主要领袖罗伯斯比尔就是卢梭的忠实信徒 11。罗伯斯比尔认为在革命时期采取恐怖统治是「严厉的、坚决的正义,从而它是美德的表现」12。 难怪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13。   

  

  三、19世纪后半叶德国对法治有重要贡献吗?

  

  朱苏力认为19世纪的德国对法治有过「重要贡献」,他这样说道:

  19世纪末,才通过铁血政策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进而完成了法治的统一。德国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民族精神」,强调法治要在本国文化基础上响应本国需要;另一个思想是「法治国」,特别强调国家为公民提供福利性权利,在制度安排上则强调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可预测性,强调严格执法。

  首先,虽然德国1871年统一并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史称第二帝国),但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法治的统一」,因为统一后的德国并没有真正确立法治,而是承袭了专制的普鲁士邦宪法惯例。德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仍然集中在皇帝(或其任命的首相)手中,首相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因此,尽管德国表面上采用了君主立宪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司法独立,但在政治体制上还没有完全摆脱专制 14。事实上,1871年帝国宪法(亦称「俾斯麦宪法」)直到1918年一直被实施,其特征就是没有关于个人基本权利的规定。

  其次,所谓「民族精神」(Volksgeist)由18世纪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G. Herder)提出15。19世纪德国法学家萨维尼(F.C. Savigny)受赫尔德影响,认为法律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自生自灭的非理性发展的过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生活在德国分裂状态下的萨维尼提到「民族精神」主要是为了创造一个「从民族→民族精神→国家精神→民族国家」的范式 16,与强调限制国家权力的法治理念毫无关系。事实上,在19世纪德国「民族精神」不仅没有对法治有过甚么重要贡献,反而浸透了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等精神17。 这种「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20世纪产生极权主义纳粹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基础 18。

  再次,朱苏力认为19世纪德国对法治的另一贡献是「特别强调国家为公民提供福利性权利」。这大概是指1883至1889年铁血首相俾斯麦在任期间制定的几个社会保险立法。虽然这些社会保险措施对社会权的产生有过影响,但立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全劳动力和消灭社会主义的影响,换句话说是德国政府在国会1878年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镇压德国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之后而采取的社会安抚措施,所以与法治并无直接关系,更谈不上对法治的贡献。

  最后,至于德国的「法治国」思想是否对法治有过贡献,这要看具体的历史时期。恰恰在19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法治国家」(rechtsstaat)理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由德国「民族精神」取代了自由主义,由实在法学取代了自然法学,原来的「法治国家」原理转变为「形式性法治国家」(formelle rechsstaatsbegriff)原理 19。据此,只要政府依法行政和法院依法审判,就是法治国家,而不必考虑法律本身的内容是否是压制个人自由。因此19世纪末德国版的「法治国家」就是「依法治国」或「依法律统治」(Regierung nach Gesetzen)20。

  1933年德国纳粹党获得政权以后的许多重大行为在形式上也都有法律作为依据。例如1933年废除代议制的《授权法》、确立纳粹一党制的《禁止新建政党法》、1935年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等等。至少在形式上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曾是「依法治国」。 可见,「依法治国」(rule by law)或「依法律统治」(Regierung nach Gesetzen)与法治(rule of law)有着本质的区别 21。

  

  四、人权概念是因为欧洲国家小才出现的吗?

  

  朱苏力在讲座中有这样一段话:

  而且由于欧洲的政治现实──国家较小,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准不同各国公民权利不完全相同,当越来越多的各国公民因种种原因跨越国家之边界,无法诉诸公民权要求他国保护,这就催生了对个人权利有一种更为普遍化的表达,这就是最早的『人权』概念。

  看来,朱苏力认为欧洲国家由于国土较小,各国发展水准不同,为保护其在外国的本国公民的权利,所以才出现了人权概念。历史事实是这样吗?

  稍微有一点儿国际法常识的人都知道,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与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保护本国公民在外国的权利属于外国人法律地位问题,是传统国际法上早已存在的制度,特别是19世纪以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在外投资者的利益,十分强调保护本国在外公民的权利,因此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成了传统国际法上国家责任制度的主要内容。人权的国际保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进入国际法领域的。

  人权观念是近代以后首先在西方国家出现的。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的法治为保障个人自由提供了最初的制度基础。英国思想家洛克将英国法治及其个人权利抽象为政治哲学上的普遍原理 22,因而是最早系统论述人权概念的思想家。1776年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过程中制定出了6 月12日《弗吉尼亚权利法案》、7月4日《独立宣言》等人类史上最早的人权法案和人权宣言。受北美权利法案影响,1789年8月26日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了《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23。因此,人权概念首先出现的地方并不都是「国家较小」的地方,更与保护本国在外国民无关。

  

  五、强调司法独立就会破坏中国法治建设吗?

  

  朱苏力在讲座中有一段特别引人注目的话:

  还必须注意,在当下,至少有些国际势力并不希望中国强大和崛起,甚至希望中国分裂,想用西方的法治民主观来改革中国的政治法律结构。通过强调三权分立或片面强调司法独立来弱化党的领导,甚至排斥党的领导,其实是某些国际政治势力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破坏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对这一点,必须要有充分的警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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