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冬连: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

——从历史视角看农村改革的全局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6 次 更新时间:2008-12-08 2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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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冬连  

  

  [内容提要]:农村改革是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一步一步获得共识形成全国性政策的过程。农村改革具有全局意义,它的成功凝聚了党内和社会对改革的共识,农村商品大潮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中国市场化改革成为不可逆转,大量廉价农民工成为制造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角之一,而数以亿计不期而至的“民工潮”为解构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趋势提供了持续的推力。在某种意义说,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

  

  [关键词]:农民选择、改革共识、市场化趋势、城乡一体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增长已历30年,探寻中国经济“奇迹”的成因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我认为,在已经给出的多种解释中,对于农村改革的全局影响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从历史角度观察,中国市场化改革得以推动,中国经济“奇迹”得以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及其引出的后续发展。农村突破并非政策的预设,家庭承包制的普及、乡镇企业的勃兴都在决策者预料之外。[1]由“民工潮”引出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也是出于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自发行动。这几个大事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制度创新及至社会变迁都发生了或将发生深远影响。可以说,农民的选择成就了中国改革。当然,这是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背景下的选择。

  

  一、农民选择家庭经营的历史原由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从农业全盘集体化之时起,农民中就存在一种离心倾向。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来得如此迅猛,以至于这场运动的第一推动者毛泽东都有些始料不及。然而不到半年,高级社的管理瓶颈就暴露出来,可以说,后来农村集体化体制的那些弊端,这时都已经初露端倪。年底不少地区发生了农民闹退社的风波。其直接原因有三条:一是高级社没有实现让入社农民增加收入的承诺,相反许多地区减少了收入。[2]二是农民失去了传统的自由。既不能向外流动,搞点副业也受到限制。“有的社员不愿受‘制’,提出退社,享享‘自由’”。[3]三是干部滥用权力。当时邓子恢就看出:高级社干部权力比乡长还大,“饭碗端在他手里”。[4]强迫命令、瞎指挥和多吃多占的问题随之而来。[5]虽然高级社章程中有退社自由的条款,退社事实上是不允许的。于是,一些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6]与闹退社相比,包产到户还是保留在集体化体制之内的。但是,无论退社还是包产到户,都在随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制止了。[7]

  

  60年代初,包产到户在更大范围出现。如果说,合作化时期和人民公社化初期农民对未来抱有美好憧憬。那么,60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严重动摇了这种信念。许多地方的农民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据统计,各地不同形式的单干占20%-30%的生产队。[8]比较多的有广西、广东、甘肃、湖南、陕西、安徽等省区。安徽一度达到90%,几乎覆盖全省,不过曾希圣想出了一个名称叫“责任田”,以避分田单干之嫌。在大量饿死人的现实面前,党内的怀疑也开始产生。[9]即使是毛泽东,1961年上半年也不得不作出某种退让,对曾希圣的“责任田”采取默许态度,不过在他感觉农业有所恢复以后,很快改变了态度。[10]1962年,安徽“责任田”被强行纠正。但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能让仍然冒险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称赞“‘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1962年,有更多的负责人转向支持农民的包产到户要求。如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1年初含着眼泪向毛泽东写信坚决不赞成包产到户,说工作是我们做坏的,现在又实行包产到户,把寡妇们丢开不管,良心上过不去。然而,当他1962年下乡了解了农民的真实想法以后,转而积极向毛泽东进言,主张包产到户。他的建议得到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的支持,[11]另一个明确支持包产到户的是邓子恢,虽然他们只是看作帮助农民度过饥荒的权宜之计。可以想像,如果不是毛泽东批“单干风”强行堵回去,包产到户早在1962年就可能发展到全国农村。毛泽东看到了这种趋势,即使他知道包产到户受到农民拥护并有明显的增产效果,也决不允许冲决集体化的防堤。毛泽东通过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给生产队,并给农民搞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小自由,以缓和与农民的矛盾,由此稳住了人民公社制度。

  

  包产到户的倾向被批回去了,但人民公社仍然面临挑战,能不能发展还需要证明。当年发现大寨这面“红旗”,与其说是毛泽东奖掖了陈永贵,不与说是陈永贵帮了毛泽东的忙,让毛泽东看到了公社制下农村发展的希望。1964年8月,毛泽东说:“要自力更生,要象大寨那样,他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12]文革期间在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然而,农业学大寨没有为解决中国农业发展困境找到一条出路,相反加重了这种局面。一方面是集体化的制度性缺陷无法消除,另一方面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将农村政策进一步推向“左”倾。其中包括“穷过渡”(向大队和公社为核算单位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和多种经营),以及实行更加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自报公议的 “大寨工”)。再者,连年大搞农田水利“大会战”,徭役式地大量无偿调用农村劳动力,使农民不堪其负。

  

  文革结束以后,华国锋等人还把农业学大寨作为“抓纲治国”的法宝之一,197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要求1980年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 要求在全国已有7.7%的生产大队核算的基础上,选择约10%左右的生产队“先行过渡”到大队核算,随后一些地方又刮了一阵“穷过渡”的风,1978年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仍然提出“决战三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13]然而,学大寨运动事实上已经走入末路。越来越多的人为农民的极度贫困而焦虑,看到这套办法解决不了农民的问题。薛暮桥回忆说,他1977年就认为,“‘农业学大寨’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要改变政策,农业是否要走人民公社道路,还需要重新研究。”[14]要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更是类似天方夜谭,当时人们心里明白这完全不可能。[15]有这种看法的绝非个别人。1977年7月,万里赴任中共安徽任省委第一书记后,就明确拒绝“农业学大寨”的一套做法,为农民另找出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做着同样的事情。[16]到了1978年,“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所代替。中央也开始正视诸如农民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生产队没有自主权、调用民工过度以及干部强迫命令等问题,[17]一些农民自己或明或暗地在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秘密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农民贫困问题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陈云的话说得尤其尖锐:“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起来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1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台农村新政,办法归结起来是两点:一是松绑,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多种经营。二是让利,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些政策还不能说是改革,它把政策底线划在维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上,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然而,政治环境变了。农村新政使农民获得了过去所没有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又使农民获得了利益刺激。随着为“地富”摘帽,“右派”改正回城,农业学大寨运动销声匿迹,这些信号明白地告诉农民:阶级斗争的时代确实过去,政治上的紧箍咒松动了。虽然农民选择包产到户还心有余悸,但实际承受的压力远不如从前。

  

  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农民敢于不断地冲击政策底线,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再到包干到户。1979-1980年,不少地方发生了干部与农民“顶牛”的现象,但这次农民胜了。基层干部的态度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地方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默许和同情的态度,一些县社干部暗中保护农民的秘密行动。[19]而持反对态度的干部由于少了阶级斗争的“尚方宝剑”,底气也不如以往。1980年9月中共中央出台承认包产到户合法性的“75号文件”之前,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已经在安徽、贵州等不少地方形成了气候,即便象广东湛江这样的地区,1980年上半年也已“成燎原之势,到处冒烟”。[20] “75号文件”下发后,形势大变。包产到户迅速向中心地区扩散。不仅无法说服那个50%的“中间状态的社队”不搞包产到户,即使是那25%的较富裕的社队也挡不住。多数农民径直选择了包干到户的形式,因为它简便易行,体现利益最直接,这就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到1983年,一场覆盖全国的农村大变动即告完成,包干到户取代其他各种形式,成为中国农村主要的经营形式,[21]坚持25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代之以传统的乡镇。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竟然成就了一场历史性变革。

  

  有学者对比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农业体制的不同,说明为什么中国农民成为改革的动力而苏联东欧国家却没有。他们指出,与苏联东欧国家既实行控制又提供保障不同,中国的农业体制是“有控制而无保障”,农民从未象城市职工那样被政府“包”下来过,因而也就对旧体制没有多少留恋。他们不怕在改革中失去什么既得利益。[22]包干到户对农民来说并不陌生,它不过是回到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传统的家庭经营,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保证了改革的公正性,避免了震荡和冲突,这些也减少了农民对不确定性的担心。包干到户对农民的吸引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可以获利。农民从过去自留地的产出看到了包干到户有获利的潜在机会。经过20多年的劳动积累,农业生产条件(水利灌溉、农田建设、农药化肥及基本农机具等)有了较大改善,[23]农民不担心单干会发生生产方面的困难。二是有了自由。1981年初,杜润生随赵紫阳到豫鄂农村考察,听到农民最满意的是有了自由,并重新把饭碗拿在自己手里。农民说:“20多年了,可熬到自己当家了。”现在“既有自由,又能使上劲”。“戏没少看,集没少赶,亲戚没少串,活没少干,粮没少收。”[24]当然,制度变革中通常会有的“羊群效应”也起了某种作用。包干到户就象水之就下,一发不可收。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霍泛描述当时的形势是:“来势之猛,如狂风骤雨,势不可挡。”[25]

  

  二、农村率先突破凝聚了改革共识

  

  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村改革的轨迹:它是从下面先搞起来的,农民的强烈意愿与地方上开明的领导人相互推动,形成小气候,然后一步一步得到上层的认可,获得合法性。然而,单有农民的选择,没有领导者的思想转变和政策的跟进,农村改革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突破。

  

  对于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浪潮,从上到下都争论不断。反对者的理由有两类:一类来自意识形态,指摘包产到户姓“资”不姓“社”,或担心它会冲毁集体经济、滑向资本主义。另一类基于现实的考虑,担心单家独户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实现规模经营,将阻碍农业现代化。与以往不同,各级党委第一把手中都有一批支持者,省委书记以安徽万里为代表,还有贵州池必卿、内蒙周惠等,地委书记有王郁昭(安徽滁县)、林若(广东湛江)等,县委书记有陈庭元(安徽凤阳县)、陈光宝(广东康海县)等,公社书记有汤茂林(安徽肥西山南公社)等,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他们之所以敢于冒与中央政策相背逆的政治风险,并不是有什么利益可以追求,而是出于对农民极度贫困深深的同情和愧疚,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责任感。1977年6月,万里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三个月,亲眼看到农民食不饱腹的情况,为之震惊和流泪,追问“搞了快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怎么还这么穷!”这使他义无反顾地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26]有这种经历的不是个别人。沈祖伦(时任绍兴县委书记,后任浙江省省长)最近回忆说:当年改革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闯劲,是因为“看到农民的苦难”,“为了让农民从苦难中摆脱出来,不怕与党在农村的传统政策相违逆,不怕去探索当时上级不允许做的事,不怕丢‘乌纱帽’。”[27]这是第一代改革者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些领导干部的策略是: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口号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让农民吃饱胆子是政府当前的首要责任,强调包产到户只是局部的试验,风险可以控制。他们还通过向中央写报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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