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自由与幽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46 次 更新时间:2008-12-06 23: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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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进入专栏)  

  

  回望30年的专栏至今为止,多数是严肃沉重的话题。今天我愿意选一个稍微轻松的角度,谈谈“自由”与“幽默”的关系。就像毛泽东常引用成语教导他手下的那些高干,“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我最早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是在美国读书时。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l)刚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尽管没选上,他的学术影响还是很大的。著名的“软约束”、“短缺经济”概念都出自他。

  那时,科尔奈开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和苏联阵营。因为有了这个机会,我就能经常听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生带来的政治幽默。比如,“宣传部手册上的问答: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的社会制度下不会出现的种种困难。”

  我对苏联东欧的学者很钦佩,他们之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黑色幽默。稍微回顾一下,整个中东欧范围内,在19-20世纪,出现过多少伟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绝不是偶然,一切均来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二十世纪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卡夫卡就来自这里。

  相比之下,因为语言障碍,中国的政治幽默翻译成英文后,效果远比不上苏联东欧的幽默译成英文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笑话,并请教老一辈的洋人教授。1996-1998年,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遇到一位退休的美籍犹太人,他研究苏联东欧的政治文化,也有一个习惯,收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幽默。他常与我分享他的成果,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政治笑话比我多得多。

  有了这个经验,刺激我产生开一门《政治文化与政治幽默》课的念头,我还真的开始着手准备了。但后来发现这个课很难,难的是语言,因为幽默的东西在母语中不用解释,就能刺激人。一旦译成别种语言,效果差得太多。

  这是个很难克服的障碍,我也没那么多的钱请高手翻译几个国家的资料,所以这门课到现在也还没开。但在备课过程中,我还是收集了不少资料,有很多心得。

  过去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所以有了与我在1984年出国前的中国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幽默上。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是该国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这很像弗洛依德所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对“性”的态度上。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我有几个主要的体会——

  一个国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刚刚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过程。第二个条件,是这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代人才行;如果太短,人们可能还没达到反思荒谬和醒悟的阶段,它就已经过去了。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同样,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

  而吊诡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产生于一个太自由的国家。这是最有趣的现象:一个国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当然流传不出;但一个国家太自由,也无助于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为如果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并有独立的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人们的不满抗议等等,就会进入正规的渠道去,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这是我的观察中最有趣的一点。

  下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我以前为了备课而收集的。有些资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够反映那个特定时代、那个国家特定的状况通过政治幽默的绝妙体现。

  中国在毛时代尤其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严酷的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与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从外面看到毛治下的中国的封闭状态以及对文化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觉得中国的文化这下完了。在毛刚去世时,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才有机会访华。当他们一有机会跟中国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级官员接触时,发现中国人还是有幽默的——这一点让他们很欣慰。

  以后我到美国遇到几位,他们说,当他们得到这些幽默后,发现中国传统中那些博大精深的东西,还没被完全毁掉。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两个人跟我讲了两个幽默,都产生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初期。第一个大概以1977年为背景。那位美国人第一次去中国,中国人看到他一个白人带两个小孩,就问:这两个孩子怎么长得这么胖,这么壮,他们吃什么?那时中国经济很困难,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良,所以很好奇这两个孩子这么胖。那位白人父亲回答:“我这两个孩子什么都不吃,就喝他妈妈的milk”。英文中,奶水通常只用一个词表达:milk。而那个中国人就认真的回去查了一下,看看milk是什么,因为他也想把孩子养胖。结果大吃一惊,“哇,他太太还能产牛奶呐!”

  另一位是教政治学的教授。他第一次访华是在1964年,那时中国人到哪儿都讲一套官话。文革结束不久,他又去中国,专门去了一趟山东,上次他曾来过这里。一位陪他的官员告诉他,林彪一倒台,中国就开始“批林批孔”,山东当地的农民走上讲台愤怒申讨林彪。一位农民发言:“你这个林彪,你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马列主义的外衣,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披,你这个林秃子怎么能披?”

  只有在较宽松的氛围下,类似的幽默才能出来,否则会有大麻烦。1970年我们那儿一位姓王的大队书记曾想幽默一下,却为此被抓了起来。那时,林彪在“九大”后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这位王书记在对群众讲话时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向林副主席学习。林副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喜欢吃黄豆,给女儿取名叫林豆豆。我王书记最喜欢吃大鱼大肉,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把我女儿改名为王鱼鱼,把我儿子改名为王肉肉——用实际行动向林副统帅学习。”王书记旋即被抓,被关了一年多,吃了很多苦头。

  前面提到,政治幽默要在一个国家严酷的政治经济的现实中“发酵、窖藏”,也就是足够的沉淀,它的释放需要一个因素才行,即官方宣传已被大部分人认识到是谎言。这种宣传在最初时,老百姓还认识不到。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普通百姓慢慢地悟出来后,优质的政治幽默才能产生。

  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史无先例。三十年苏联的“大清洗”,七百多万人被捕,三百万死于牢里,五分之三的苏共老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被杀。斯大林在世时,人们不敢传播政治幽默,到赫鲁晓夫执政后,它们就出来了。

  一个是讲斯大林时期,工厂上班是早上8点。有的工人为了表现积极,7点半就到了。谁知一进厂门,就被克格勃带走。“为什么我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要抓我?”工人纳闷地问。“你提前半小时,肯定是趁大家还没到,进厂里来搞破坏。”克格勃回答。这位工人被捕的消息对其他同事震撼很大。第二天,很多工人特意延迟到8点15分来上班。没想到也被抓起来了,工人抱怨,克格勃的回答是:“八点钟上班,你们八点一刻才到,这不是消极怠工、破坏社会主义吗!”到了第三天,其他工人都准时来上班。结果,又被抓了起来。工人申诉:“我们准时上班,怎么也给抓起来?”克格勃回答:“你们到得这么准时,肯定是藏有走私的外国手表——苏联国产的手表哪有这么准?你们是走私犯!”

  这个政治幽默把那个制度的残酷不讲理,以及苏联产品的低劣都凸现出来。另一则是,一批工农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致敬。接见结束后,斯大林发现他的烟斗不见了,就怀疑有人顺便拿走了。他打电话给克格勃主席贝利亚:“刚才那些代表,不要让他们把我的烟斗带走。”到了下午,斯大林忽然发现烟斗在他的办公桌上,压在一大叠报纸和文件下面。于是,他又打电话给贝利亚:“烟斗不用找了,让他们走吧。”贝利亚回答:“烟斗已经找到了。”“已经找到了?”斯大林很吃惊。贝利亚高兴地报告:“所有那些人,经过我们刑讯室审问后,都承认偷了烟斗——现在我已经找到20多把烟斗了……”。

  朝鲜则是一个对比的例子。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已经历两代的家族统治,成为地球上最严酷闭塞的国家。但至今很难收集到来自朝鲜的政治幽默,原因主要是他们还没有起码的自由。仅有的一个带点初级幽默水平的,大概也就是最近一两年才流传出来。一位金日成大学的教授问学生,世界上现存多少种政治经济体制?学生答:“有三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是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的,还有一种就是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混杂的。”教授接着问:“那么这三种体制,哪一种最优越?”学生说:“这个问题难回答。”教授不满道:“怎么会难?再清楚不过,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它一定会征服亚洲和世界,推动全世界的发展。” 那个学生就说:“我们的制度确实是最优越的,只是我担心,如果其他的制度都被我们取代了,那么谁给我们粮食救济呢?”

  我希望有一天,真的能把这门政治幽默的课开起来。它们反映的社会现实及人间苦难,是留给后代的遗产。联合报前社长张先生是台湾最早访问大陆的人之一,那是在1970年代末,他经过颇多周折才进入大陆。他觉得中国大陆的人特别幽默,在北京的一个大国营商店里,他赫然发现墙上贴着《优秀售货员守则》,有十几条,其中一条是“不随便打骂顾客”。意思大概是,只要是慎重一点,即便打骂了顾客,也能够当上国营商店的优秀售货员。

  黑格尔有句名言,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全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没有。这从政治幽默上也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文革期间,谁敢“幽”当时政治的“默”,弄不好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但全国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幽默,那就是毛主席本人。美国国务院新解密的一份档案中,收有一条。1973年2月17号,毛接见基辛格,对他说:“我们现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少得可怜,中国是一个穷国,东西不多,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很多,就是女人多。”基辛格也很聪明,立刻就玩笑地说:“你们中国如果向美国输送妇女,我们可以免关税。”毛马上表示:“在我们国家,女人真是太多了,不停地生孩子。如果把她们都送到你们美国去,就给你们制造灾难了——你们负担就会很重了。”毛讲了这话后,他身边的女翻译唐闻生等非常尴尬。毛见此,马上讲,他关于中国妇女的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但他不在乎传出去。

  毛之后,中国人的自由程度虽然没达到高级阶段,但还是大大提升了。于是,政治幽默就生产得既多又好。我认识很多在中国各界做事的人,常发来政治幽默。湖南的基层干部发来的一个说,最近几位中国院士经过研究,得出一个新的重要结论并获科技成果奖,就是屁股比脸蛋更优秀。理由有几条:一光滑,不起皱纹;二细腻,不长粉刺、水痘、雀斑;三节俭,不用花钱保养美容;四美观,造型简洁时尚;五庄重,大气且福相;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诚,不会皮笑肉不笑、两面三刀;七谦虚谨慎,深藏不露;八辩证,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九高尚,忍辱负重,经常代人受过挨打;十踏实,既能连坐连战,也不怕压成阿扁。

  这个政治幽默,既把很多中国基层干部的苦处总结出来,又把最近两岸之间的政治互动也概括了进去。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正规,这恰巧是产生优质政治幽默的黄金时代,我们真是生逢其时!在这个有着悠久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间旺盛的创造力虽不能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得以表达,但至少能通过私人间流传的政治幽默体现出来。相信再过若干年,如果把这个时代中国流行的政治幽默收集起来出版,传给后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

  2008-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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