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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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群  

郑惠,原名刘观恩,1928年生于湖南武冈县,1947年入北京大学。曾任中共中央党研究室副主任,参加过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共《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的起草,是中共高层重要的笔杆子。1997年创办《百年潮》,该杂志以敢于直言,披露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为特色,受到国内外读者好评。但也遭到左派忌恨,他们向高层告状得逞,郑惠于2000年被迫辞去《百年潮》社长职务。2002年夏季发现肝癌,已到晚期,2003年2月23日逝世于北京。

笔者在郑惠先生住院后与他商议,将他与胡乔木的交往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个计划未及完成,郑公已经仙逝。谨以此文表达笔者的哀思,并与友人合送挽联如下:

半生俯首做嫁衣,文牍等身书生累;晚年捐躯新启蒙,青史流芳百年潮。

(2002年8月23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胡乔木(之一)

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

邢:您同意搞口述史,太好了。咱们就先谈您所了解的胡乔木吧。

郑:我对他很尊敬,但我还是服从真理!他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们还是要说的。

邢:他是历史人物,是共产党内重要人物,不是一般的人物,您谈他是对历史负责。

郑:是的。这不是个人恩怨问题。 应该说,他对我是很爱护的。

邢:李锐先生说,您谈胡乔木很重要。尤其是对七八年以后的胡乔木研究,您应该是权威了。

郑:其实也说不上。乔木这个人不怎么说话。他心里有什么并不和下面的人多说的。并不像有些领导同志那样能坦率地与下面人交谈。如胡绳同志,就能坦率地讲讲他自己,讲他的一生,讲得很详细。但乔木就从来不讲,他有些莫测高深,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我也不是很了解他。这个人还是值得研究的。只是现在有些材料还没有公开。他在一些会上的发言还没有收集起来。很多人还在坚决地维护着他。

我就从“文革”后期,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以后说起吧。“文革”前,我与乔木同志没有太多接触。他在中宣部当副部长时,我只是中宣部一个普通的年轻干部。1975年,我还在石家庄干校时,据说,小平同志在这年年初同胡乔木说要成立一个顾问班子,当时还不叫研究室。大约到了1975年的6月份,就正式提出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成立这么一个新机构,就要调集一些人。这个研究室领导层的同志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他们形成一个顾问班子并分工负责;在七人领导小组下面,又从《红旗》杂志、中宣部、党校调来一些同志。这个研究室分两摊子工作:一个摊子是整理毛主席的著作、文章、作品,一篇篇整理好让毛主席过目、确定,为以后出毛选五卷做准备,这摊子人里有龚育之。还有一个摊子,是专门对当前思想文化界做调查研究,反映问题,提供意见。我是从红旗杂志的干校直接调来的,就在这个摊子中。实际上大家心里明白,我们的工作就是和“四人帮”搞的那些“左”的东西对着干。我记得,1975年7月份,我们就调到中南海来上班了。当时中央调人,当然是雷厉风行。这段时间工作很紧张,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也很多。

两摊子事都让乔木同志掌握,整理好的毛主席文章,要一篇篇念给领导层的同志们听。每次读毛主席的文章,小平同志都到中南海的庆云堂来,一边听读,一边他还插插话,有时还把从毛主席那里听到情况和意见传达给大家。那时七人领导小组的人,有时都来,有时谁有事就不来,一个星期,一两次。而后,他们也将小平同志的讲话向我们下面的人传达传达。

我们分理论组、国际组、文化组。我在理论组,组长是王子野。王子野人很不错。我们一个组就三四个人。还有滕文生……等。

做了几件震动较大的事

1975年7、8、9三个月,我们做了几件震动较大的事:

一是“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胡耀邦一到科学院,就整顿科学院,把科学院造反派搞的那些东西翻了过来,重新建立规章制度,提高科学家的地位和待遇,并组织人起草了一个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经过小平同志看过,送给了毛主席。快要通过时,一批邓,就停下来了。

邢:这是你们研究室搞的吗?

郑:提纲先是科学院的人搞的,然后交给乔木做最后修改,乔木就把胡绳、吴冷西、龚育之招集到一起搞这个东西。

还有一件大事,是搞了个“工业二十条”。针对当时工业战线的混乱情况,我们请计委的同志起草了一个规章制度。那时工厂不是很混乱吗?这些规章制度与“四人帮”搞的“反对管卡压”是针锋相对的。

在文艺方面,张天民的《创业》受到“四人帮”的阻扰不让发行上演,我们就通过编剧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经过邓小平,又捅到毛主席那里。

邢:这件事,是张天民写了送到你们这里,还是你们策划的?

郑:还是有策划。我们这里的人有意识地找到文艺界各方面人士,调查文艺问题。大家公认《创业》在当时是不错的电影,结果让“四人帮”批了一通。于是通过文艺界的人让张天民给主席写信,由我们这里往上送。而后有了主席那个重要批示。

我们还策划举办了“冼星海与聂耳音乐会。”冼星海的夫人不在北京,在南方。我们想尽办法把她接到北京,让她给毛主席写信,请毛主席同意举办“冼星海与聂耳音乐会”,以此来纪念他们。

邢:您知道研究室中具体是由谁来办这些事的吗?

郑:有个同志为此写了书,有记载。咱们可以查一下。

我当时还做了这么一件事。报纸过去一提到双百方针,总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但我翻报纸时,发现在谈这段话时,已经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我又专门注意翻了一些报纸,一连好多天的报纸都没有。我就汇报给王子野。王子野认为这是大事情,于光远也认为是大事情。于是我们就动手查了那段时期好几个月的报纸,都没有。说明“四人帮”已经公开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只提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后来,我们就写了一个材料呈给毛主席。弄得“四人帮”很紧张,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以后对这段话一定要提全。(哈哈)“四人帮”也感觉到我们这些人厉害,老找他们的茬子。毛主席这时也在想调整文艺政策,一连发了几个指示,对《创业》、对姚雪垠的《李自成》,对出《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出,也是我们找到周海婴,让他给毛主席写了信,通过邓小平递上去。毛主席对出鲁迅全集还是比较重视的。

当时文艺界的同志,都知道,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文艺政策不满意,邓小平正在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文艺呢,不叫整顿,叫调整。有了这种舆论,就有人开始攻击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李春光当时是文化部研究室的人吧?写了一篇很大的文章,把于会泳批得体无完肤。文章写得非常好,很有说服力,有气势,也有才气。我们政研室拿到以后,乔木大加称赞。专门打印,让我们每人有一份,他说文章写成这样,就算是很不错了。乔木让我们学习李春光的文章。文革结束前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对着“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有些问题就涉及到毛了,邓力群还找李春光谈过,他们私交不错,但据说也有了分歧。

这一连串的事,搞得四人帮很恼火。政策研究室成了他们的死对头。那时,我们很愿意和四人帮的势力斗一斗,我觉得很兴奋。但是,一方面也感到形势很严峻,“四人帮”的势力很大。

我们还想办一个刊物《思想战线》,放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社会科学院的前身)。那时学部划归我们政策研究室管。七人领导小组,指定胡绳管学部。我和郑必坚作为与学部的联络人。我们常去他们那里坐一坐,聊一聊,《思想战线》编辑部的同志也愿意我们多走动把上面的精神传达给他们。希望这个刊物办出来有些权威性。

《思想战线》第一期稿子都齐了,也因为批邓,没有出来。所以说75年7、8、9三个月,我们的工作真是轰轰烈烈的。事情搞得很多,影响也很大。外面的人认为政策研究室是邓小平的智囊团,参谋班子。因为我们领导组的人都是很有名的。“四人帮”对这个研究室很注意。但当时毛主席对邓小平是支持的,“四人帮”对我们比较收敛,不敢对着干。有时该退一下就退一下。

胡乔木靠边站了

邢:当时政策研究室,各组加起来有多少人?

郑:三十多个吧。我们行政上的事归国务院管。

这就要提到胡乔木了。在创办研究室时,胡乔木就向邓小平建议,是不是找几个造反派参加进来?他感到“四人帮”的势力不能低估。邓小平断然否定,说:不要!不要!邓小平很明白,就是要跟他们对着干。从这件事看,乔木政治上不是很坚强。

后来,因为迟群的信,出了问题。有人告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迟群,这封信是通过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又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生了气,认为告迟群是针对他的。加上毛远新在毛主席身边讲了很多话,毛主席态度就变了。到了75年10月,形势就不行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边看形势,一边感到形势很不妙了。

邢:那时您年纪多大?

郑:47岁吧。我们同事之间彼此关系不错,私下里说,这时如果有人往上捅信儿,告我们政研室,肯定一告就一个准。没想到,第二天,我们那里真有一个年轻人给姚文元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政研室怎么怎么样。这个人原来是中宣部的一个普通干部。到我们这里来是搞资料的。资料也没有搞出什么来。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很老实,不言不语的。大家没有想到信是他写的。姚文元马上就批了。要政策研究室接受审查整顿。

邢:他告了哪些内容?

郑:他知道的事并不很多。但“双百方针”的事他知道;《创业》的事他知道。麻烦来了,打小报告的人成了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取代了胡乔木。

邢:哎呦呵!

郑:胡乔木就靠边站了。以后上面开什么会,都是由这个人去。现在这个人在近代史所的图书馆。当然跟他一起的也有几个年轻人,有机可乘嘛。接下来就是批邓,整个运动由他来主持。那时政研室被叫作“邓纪谣言公司”。

邢:早就知道这句话,不知是专门指你们。

郑:这是小平最大的一个班子了。当然,这时小平已经顾不上管了。乔木最后找到邓小平,邓小平说:“科学院的汇报提纲”就算了,毛主席也没有批评。言外之意,毛主席批示过的事,咱们都不要和“四人帮”纠缠。

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研究室就是不断地批判邓小平,批胡乔木,其实也是明批暗保。

邢:当时乔木是真的不管事了?

郑:他确实不管了。他的精神完全垮了。我们都没想到他这样经受不住。因为七人小组中有几个都是老运动员了,于光远、吴冷西、熊复啊,都是经过文革初期、干校的批斗,面对这些事情都能应付,但是乔木在文革初期就受到保护,没有去过干校,没有在群众会上受过批斗,他没有经受过运动的挫折。他这个人呀,整个神经沮丧得不得了!让人看了也很同情。当时七人之中也有人劝他,不要紧,不要看得太重。

邢:他最怕的还是毛泽东对他的态度。

郑:其实是江青对他最有看法。老说他干扰毛主席呀,等等。我现在分析他为什么会精神崩溃呢?

一是他没有运动经验,不像于光远这样的老运动员。于光远在批斗他的会上可以东拉西扯,天南海北,交待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有交待出来。他们很有一套。乔木没有这种本领。

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个老同志对乔木说,这次运动不同寻常,跟过去不一样,非常严重,让他认真对待。这个老同志是谁呢?乔木对胡绳讲过,胡绳猜是乔冠华。乔冠华那时比较得势。“四人帮”也比较看重他,乔冠华与乔木关系也不错,所以胡绳认为是乔冠华影响他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吴冷西。他们不是和小平一起读毛主席的著作吗?小平不是常讲些话吗?吴冷西都一一记了下来了。到开大会揭发邓小平时,吴冷西就一条一条揭发:几月几日邓小平讲的是什么。本来,乔木可能还想粗略地揭揭,混过去,吴冷西这么一来,他崩不住了,因为邓小平讲话,乔木都在场。后来,乔木也一条一条地揭发起来。这样一来,他的表现就不够好了。最糟糕的是,他写了一个详细的揭发邓小平的材料。这个材料,除了一些事实以外,还有他自己对邓小平的一些评价。这个评价也很不好。我记得有这样的话:“这个人(邓小平)顽固虚伪。”这话就很厉害了。材料还直接送给了毛主席。我们当时没有看到。后来,在研究室里发下来了。隔了多少年,香港《镜报》不知是从哪里搞到的,全文发表了。这就使乔木的面目很难看了。这是乔木的一个很大的污点。

邢:《镜报》刊登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台上吗?

郑:还在台上。这件事于光远他们都清楚。

还有一件事,毛主席去世,乔木想参加追悼会。江青他们不让他参加。他心里很难过,他和毛主席感情很深。乔木就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这封信,别人都不知道。“四人帮”被抓时,在江青的办公桌里搜出了这封信。这就成了大事。有人认为这是乔木向江青献忠心的表示。因为,你想参加追悼会,用不着写信给江青,可以写给中央办公厅。这就形成华国锋上来以后对乔木的看法,认为他政治上太不坚定了。我们那时看他被批判时,走路都走不动,人都跨了。

邢:我听人讲,乔木这个人动不动就爱给人写个纸条,让人感觉他性格上不太利落。

郑:他做事比较严密,处理事情对下面很严厉,不留情面,这时你会感觉他很强硬。这个人有他的复杂性。有时下面做事,不可能像他想得那么顺利,他批评起来也言过其实;有时他看到我们工作有成绩,也很高兴。但一遇到他自己的逆境,人就瘫了。记得有一次,他挨批斗完了,我扶着他回办公室,我怕他心情太坏了,我就说:五十年代,我读过你一篇文章,专门谈怎样写文章。他听了还是挺高兴的。

邢:当时您还不是他的秘书?

郑:我一直都不是他的秘书,就是替他做点事,没有名义的。可能他觉得患难中我对他比较同情。我一直在想,他在党内生活这么多年,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个人的得失,还是他的根本思考。毛主席是他依靠的支柱,这时毛主席对他不信任了,他觉得身败名裂,看不到前途了,认为他可能翻不过来了。

邢:翻过来他就两头都不讨好了。

郑:是的,是的。他不能像于光远那样敷衍,就是不交待深层的东西。于光远那次是表现最好的!没有乱说,而且是很会应付的。

批着,批着,有一天,我到中南海去上班,看到中南海加了很多岗哨。朱加木(当时领导我们批邓,那时也是明批暗保。他是高干子弟,朱理治的儿子。朱加木和高干子弟都有来往,信息灵通。)一来就告诉我们,“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四人帮”10月6日被抓,朱加木7号早晨就告诉了我们。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坐在后面看造反派还在那儿使劲地批胡乔木呢!我们就不说话了。

这时吴冷西也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所以他批邓的调子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造反派还很吃惊,怎么不像批斗的样子了?到了中午,情况更明朗了。

接着是全市各行各业大游行。乔木,情绪也大不一样了。我记得他参加了两次游行。从中南海的北门,一直走到王府井,经过天安门,他都是步行,好远那!他兴奋得不得了。中直机关的游行他参加,北京市的游行他也参加。

新班子不用他

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给江青写信的事。按说,新班子应该对我们这个研究室很重视,我们一直在和“四人帮”对着干嘛。但是,我们感到华国锋上来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对我们并不重视。只是调几个人走了,如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调到文献研究室去了。那时也不叫文献研究室,叫毛主席著作编译办公室,简称毛办。由汪东兴、李鑫直接控制。华国锋当时很倚重李鑫。毛办成为新的起草文件的班子。把于光远、邓力群、胡乔木还有我们一些人就撇在一边,没有事干。只好天天批“四人帮”。我们心里也纳闷,怎么回事?后来传出来,说我们这个单位要撤消。因为他们发现了乔木的效忠信。

李鑫想把整理毛主席著作的事由他接管起来,不让胡乔木来搞。胡乔木一直认为自己是整理毛著方面的权威嘛。李鑫就到处说胡乔木的坏话。李鑫是康生的秘书。所以,有李鑫这样的人加油添醋,胡乔木的处境就更不好了。上面让我们办善后的事。这时邓小平还没有出来。

于光远这个人很聪明,他看出来了,如果我们拖一下,不急于让人家接收,也许政研室这个单位还可以保留下来。所以,我们就打了一个报告,说我们有些事还没有办完,还要去大庆、大寨搞一些调查。那时政研室不是党中央的机关,是国务院的机关,邓小平是国务院的副总理。有个人叫吴庆彤,当时管我们的事,比如接收,他都管。那时,我们的单位,是保留还是撤消,由李先念、吴庆彤等人来定。打完报告,我们全体人马到大庆视察去了。就在我们刚刚从大庆回来,下火车时,有消息传来,说邓小平讲话了,政研室不能撤。接下来一段时间,一些批“四人帮”有分量的文章,都由我们政研室、党校等单位来写。这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也是我们来写。

乔木还是不高兴的,对他,待遇没有变,没有任何安排,把他闲在那里了。

后来中宣部准备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要找笔杆子去起草文件,把我弄去了,还有王若水和社会科院的几个同志,住在宾馆。最初,乔木还算是起草小组的顾问,文件起草的提纲,提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都要听听他的意见。突然之间,不让他参加了。我想,在这些地方,反映了上面对他还是有看法的。我当时也搞不懂,还比较天真地对乔木说,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请您来的指导。这仅表达了我和他的私人之交。

转机来了

到了什么时候有了转机了呢?1977年9月份,毛主席逝世一周年,要写一系列纪念文章。

有一篇很大的文章,要写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论说,这篇文章原定由外交部组织班子起草。外交部他们不大会弄这种理论性的文章,他们善于搞解说政策的东西。他们调集了新华社、联络部,还把驻外的几个大使都调来了,如宦乡等,就在台基厂头条外交部的一个招待所里搞。搞出来以后,不太行,不知什么原因,就找到乔木了。乔木就把我和苏沛同志带去改他们的稿子。乔木当然是有水平的了,一去,把他们的稿子都否了,重起炉灶。让我和苏沛两人来写,搞得我们挺苦的。每天上午他来议一议,拟出意见,晚上我们俩人加班加点,出一部分就去排印,搞了几天,初稿写出来了。而后又不断地加工,请社科院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提意见,把各种专家学者请来提供资料。花了很大功夫!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主要矛头是对准苏联,希望建立反苏的统一战线。这等于给美国一个信息:我们要和美国和好了。所以,这篇文章很重要!而且乔木也想把它搞成非常有学术性的大文章。后来《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登了好几版。接下来出了小册子。

邢:通过这篇文章把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

郑:它最大的意义体现在政治上,我们要和美国缓和关系。所以李慎之对这篇文章很重视。这篇文章发出来,国际国内影响很大,这是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最重要的文章。对乔木境遇的改变也很重要。据说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后还很感慨地说:“这要读多少书啊!”他觉得乔木还是很有学问的,还是可以用的嘛。后来,乔木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本来是让我起草,后来,他改得几乎剩得没有几个字。这封信的大意是,对接受了这项重要任务,很高兴。完成任务后有一些建议,如对苏联、东欧等国际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其实是对华国锋的一种感激。

我估计,这篇文章对华国锋改变乔木的印象作用比较大。很快乔木就被任命为社会科学院院长。

邢:也就是说从胡乔木任院长开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郑:是的。后来,国务院政研室改为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人员也有调整,有的同志调走了,我和有的同志一起转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而且我们把过去一段时间的运动做了一个总结上报中央。让我起草。总结对乔木做了比较好的评价,没有说他的不是之词,说他在运动中都是讲的事实。

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候,他还为陈云同志,聂荣臻同志写文章,也是找到我起草,然后他再改。精神都是针对“两个凡是”,强调实事求是。

他想让我当秘书,我没有去

邢:他用您很多,与您在他困难的时候同情他有关系吗?

郑:有。感情不错。另外我这个人,自己没有多少创见,但是能把他的意思比较准确地表达出来。写出来,他一般比较满意,觉得我写的正好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对这一点他比较欣赏。哪怕是有时写一封信,他把意思讲一讲,我起草完了,他很满意,有时就不怎么改动了,用了。他是想让我给他当秘书,但我没有去,我觉得麻烦。我一直在研究室,他用我随时就去。

写“三个世界”文章是77年9月份。我们政研究室没有什么任务,乔木、邓力群和上面的同志联系较多。可能是陈云同志向乔木提出,要写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乔木有个星期天就到我家里来,让我马上就写,当天就要写完,非常急。题目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意思是针对“两个凡是”。我一天就写完,第二天乔木拿去,陈云还比较满意。在是否还用“坚持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套话,乔木还同陈云商量。我听乔木讲,陈云同志说,“再照顾他们一次,写上吧。”说明陈云同志那时对这些也是很有看法的。文章拿到《人民日报》去,他们还不大想发,觉得有些话和华国锋的不一样。后来,为这事陈云还挺生气,说如果所有的文章都说一样的话,还办什么报纸?后来,在77年9月份《人民日报》还是发表了。但是这篇文章陈云同志没有收到他自己的文集中。估计是他觉得与自己的文字风格不大一样。陈云的文章句子短促,比较明快,当时文章要得急,我也没有时间按照他的文章风格去改写。

还有一篇文章,是为小平同志准备的一篇发言。后来,不用了,就改成了聂荣臻的文章。那时纪念毛主席去世一周年,好几个老同志都写了文章。这些文章是要形成了一种舆论,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搞两个凡是。

这是他在文革后期重要的一段。以后他就到社会科学院开辟新局面去了。

邢:咱们下次就接着谈他到了社科院吧?

郑:好。就碰到“两个凡是”和一些复杂情况。

郑惠访谈(2002年9月10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乔木(之二)

欣赏李泽厚,启用周扬

邢:今天您是不是来谈谈胡乔木到社科院以后的情况?

郑:好,现在,我们来谈胡乔木到社科院上任后的情况。乔木刚到社科院上任,就让我和几个同志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我是组长,一个一个所召集会议,听意见。我们跑了好几十个所,开了座谈会,并将大家的意见向乔木做了详细的汇报。乔木立刻做出两条决定,一是:所有的军宣队、工宣队立刻撤出,一个人不留;二是:立刻恢复业务,专做研究,一切派仗再不能打了。这两条决定是不错的,恢复了社科院的学术研究工作,使之面貌大变,气氛大变。

乔木同志提倡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还让我去发现社科院有成绩的研究人才。通过了解,我知道李泽厚在别人打派仗时,一直埋头搞学术研究,写出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我收集了他的文章,给乔木看,乔木感到这个人的研究成果的确不错。有一次,开全院大会,乔木让李泽厚到主席台上就坐,下面的人都很吃惊。李泽厚曾因私生活问题受过处分。当时很多人看不起他,觉得他人品不好,在与同事们的交往中又不合流,所以下面的人很奇怪,怎么这个人突然这么受重视?显然,乔木是想通过这件事,提倡一种搞业务、搞研究的空气。他一直对李泽厚很爱护。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看了,很欣赏。一直到“六四”时,李泽厚有些活动,乔木还把他找去,劝他别陷进去。从乔木的角度看,他是爱护李泽厚的,说明乔木爱才,想保护人。当时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还是不多的。

乔木刚一去,也敢于启用一些人,比如温济泽。温济泽在《百年潮》登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温济泽当年是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对外广播方面的负责人。1957年由于温济泽领导反右斗争比较谨慎,对外广播部门划的右派没有达到5%,结果1958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广播局补课,把他补成了“右派”。乔木听到这个消息还与廖承志一同到中宣部去询问,想为他说情。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但这时他也没有办法保护温济泽。所以,“文革”后社科院一成立,他马上就把温济泽从广播事业局调来。一边调他,一边写报告,帮助他“改正”右派问题。所以,温济泽成了中国几十万“右派”中,第一个被平反的人。

乔木还把周扬请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周扬在“文革”中已经被批得一塌糊涂,但他马上就启用。

邢:我记得您和我说过,在周扬和丁玲的矛盾上,胡乔木是同情丁玲的,他对周扬有看法。

郑:以前的事,是以前的事;后来的事,是后来的事(指他领导批判周扬的有关异化问题的文章),他调周扬到社科院,在当时,是爱护周扬,关心周扬的。这也反映了乔木这个人的复杂性格。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他发生了新的问题。

但是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他又发生了新的问题。

在1978年5月份,大家都在议论《光明日报》上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时,乔木在社科院的大会上讲:有人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分歧,这是造谣!造谣!他说得很严重,还扣了很大的帽子。事实上,中央内部明明是有分歧的,很多人都知道,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这么一说,搞得大家很不理解。干嘛要这么说呢?还这么凶,很多人都不以为然。这次他给大家的印象很不好。我前面讲到党校有个同志叫沈宝祥,写了一本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的书。材料很丰富。书中讲到,胡乔木有一天到胡耀邦家里去,对胡耀邦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不要再搞下去了,否则会造成党的分裂。事情说得这么严重,给胡耀邦压力很大,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那时,管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等人都反对,批评得很重,邓小平也还没有表态。过了不久,小平同志表态了,支持讨论。这时胡耀邦胆子也壮了。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还有待核实。但从逻辑上推是可能的。因为乔木在社科院的讲话态度就是不想把这个讨论搞下去的。这件事也反映了他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上的摇摇摆摆。他不能像耀邦他们那样,是非非常清楚,看准了,就很坚定。

乔木有的讲话,交给我作整理工作。上面说的关于造谣等扣帽子的一段讲话,我觉得太不对头,就给他删去了。

不许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乔木开始表现不太好,很快,邓小平表了态,支持讨论,反对“两个凡是”,乔木态度也变了。据当时解放军报总编华楠说,小平明确表态是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是乔木起草的。这时,他是跟着小平转了。

而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少有的、发扬民主的会,指名姓批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一点情面都不讲。当然,这是由于小平、陈云同志在做后台。当时活跃的是华楠(解放军报总编)、于光远〔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曾涛(新华社社长)、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胡绩伟(人民日报总编),这几个人互相串联,“煽风点火”。于光远有一本书专门谈了这次会议情况。原来,这个会议没有准备批判“两个凡是”的问题,而是要谈经济问题,搞个农业方面的文件。但是会议的大势所趋,下面各组都在集中批“两个凡是”。要想阻止,也阻止不住,但是农业文件还得搞呀!乔木当时的主要精力,是搞一个农业方面的文件。农业方面,各地省委书记和农业部门意见很多,认为多年来的农业学大寨,搞得很糟,希望这次写的农业文件,在政策上放宽一些,对农业不要干涉太多,应该让农民有些自主权。但乔木在写这篇文章中控制得还很严,有个地方特别写了两句话:不许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事实上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搞了包产到户,他这么一写,就成了不合法。这些于光远他们都有回忆。当然这也不能怪乔木,因为当时整个党内思想都不怎么开放。但他作为起草文件的人,在这些地方虽然没有定论的权力,至少可以把话说得灵活一些,他这样一来,搞得下面不好做工作了。这些地方反映乔木思想是不够开放的。那些懂农业的人都认为要想改变农业状况,应该让农民多一些自主权。所以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两个凡是”,乔木虽然也发了言,但他不如于光远他们思想解放。

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把汪东兴手里的权拿过来了。当时汪的权力比较大,8341部队归他管,几个大的专案组归他管,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不平反归他管;意识归他管,比如毛办也归他管。他是中央副主席。不可一世!

谁起草的邓小平讲话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邓小平讲话,是谁起草的,也有很大的争论。朱佳木等人说是胡乔木起草的;于光远说根本没有他(乔木)。于光远说,最早是邓小平把胡耀邦、于光远找去,交给了他们一个提纲,还作了详细的讲解,让他们去起草。(这个提纲,于光远一直保存着。后来他还找出来,我们在《百年潮》上发表了。)

据于光远回忆,从交提纲到写成,都没有乔木参加。但是你说乔木完全没有参与?也不是。我推测,稿子基本定稿后,邓小平还是要请乔木看一看,看有些文字是不是要修饰一下,枝枝节节是否需要再修补一下。这种可能是有的。邓小平为什么会不让乔木起草这个讲话了呢?后来有人找到三中全会之前,乔木为中央工作会议给邓小平起草的一份讲话稿,在报告中他还写到“走资派”、“阶级斗争”之类的话。这些东西,邓小平看了当然不高兴啦。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键时期,真正解决问题是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不过是在组织程序上通过一下,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很重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就成了三中全会非常重要的主题发言。从提纲上看,邓小平那时就已经有了一些超前的改革意向。后来,有人在《北京青年报》搞了一大版,说明乔木如何起草邓小平的讲话,为乔木造声势。而那个讲话稿的确不是他写的。

还有一件事,这又牵扯到“文革”后期政研室那个《论总纲》。最早是乔木让邓力群主持这件事,胡绩伟、余家彦他们写了一稿,胡乔木觉得不行,又让胡绩伟和龚育之两人搞。胡绩伟、龚育之他们搞了一个提纲后,有了别的任务,乔木又交给了吴冷西,吴冷西的稿子写出来后,乔木觉得还不满意。后来作为“大毒草”批判的,大体上是胡绩伟他们起草的第一稿。我的印象,邓力群吸收了几人的好的观点,但更多的还是邓力群的思考。冯兰瑞写文章说邓力群是剽窃别人的东西,这个说法不太公道。后来我还和冯兰瑞说,不能说邓力群是剽窃,她虽然也接受了我的意见作了一点修改,但对邓力群将这篇文章编入他的文集,又不作任何说明还是很不满意的。

我不当《百年潮》社长以后,邓力群说:冯兰瑞的文章发表时,郑惠没有看,不怪他,但发表以后,他会看到的。他看到以后,不说什么话,是不可原谅的。其实我是为他做了工作的,但我也不能封住别人的嘴。

《论总纲》是在政研室为同“四人帮”斗争写的。最早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那时小平的思想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后来说的三株大毒草:一是《论总纲》,一是《科学院汇报提纲》,再一个就是《工业二十条》。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还把这三篇文章印成小册子,让群众批。但是大家越批越觉得,文章说的都是对的嘛,越批小平的威望越高。这一段内容,我们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您参加起草了?

郑:是的。“文革”那章是我起草的。

邢:那是哪一年?

郑:是1991年。去年有人找我写回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二十周年。我想了想,觉得有些问题公开讲还是不行,还有麻烦,我就没有写。

我们应该谈理论虚会了。

在中央工作会上虽然批判了“两个凡是”,但是大家觉得 “文化革命”搞得人们思想混乱,是非不清,许多理论问题,来不及深入谈。所以叶帅建议,是不是开个理论务虚会?在这之前已经开了经济务虚会(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开的)。

“文革”结束后,到三中全会,到理论务虚会,强调解放思想,有一个比较好的气氛。耀邦是很赞成理论务虚会对理论问题深入探讨的。

在耀邦印象中,吴冷西、熊复、李鑫、胡绳都是会写文章的。但是,他们在“两个凡是”问题上是错了,特别是吴冷西,打电话到《人民日报》训斥人家。而耀邦对人比较宽容,理论务虚会都让他们参加了,但占优势的还是胡绩伟、于光远他们这些闯将。吴冷西他们作为“凡是派”也不能总在那里坚持,多多少少要做些检讨。在理论务虚会上,王若水大讲“个人崇拜的问题”,还有人批判“五.一六通知”,他们把“文革”中很重要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有些讨论很有深度,很有气势。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那些老同志,那些“左”派,受不了,因为王若水他们的发言,动摇了根本问题。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根本性问题,已经被动摇了嘛!这是三中全会的一个继续,是理论上的很大突破。三中全会着重解决的是“真理标准问题”,批了“两个凡是”,把这个问题搞得比较清楚了。对康生、谢富治也都有涉及。但对“左”的基本理论――从“五一六通知”起,或者更早的八届十中全会所坚持的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东西,三中全会并没有涉及到。真正涉及,是到了理论务虚会。耀邦很欣赏这一点,认为理论界做出了很大贡献。耀邦很欣赏王若水、李洪林、胡绩伟、于光远、华楠、曾涛、杨西光等人的发言。理论务虚会开得很活跃。

在“四个坚持”问题上,乔木起了作用。

后来,突然一转,出现了邓小平关于“四个坚持”的讲话。在“四个坚持”问题上,乔木起了作用。这当然与外面的形势有关系。当时,西单民主墙上出现了大字报、小字报,魏京生也是这时出现的。李洪林同我讲,魏京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个时候捅邓小平干嘛吗?!他写大字报,说邓小平如何专制啊,这样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据有人讲,胡乔木晚上带上口罩到西单民主墙去看了大字报,感到形势严峻。这时上海也有人闹事。本来,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小平还准备讲一段民主的,还让于光远给他起草。

邢:让于光远起草一段支持民主的话?

郑:是这个意思,叶帅也是如此。他已经讲出来了。他说在党内,我们三中全会,发扬了民主,是从来没有过的,社会上也有了西单民主墙……。口气是很赞成的。但是到了理论务虚会上,对毛泽东的“左”倾基本理论越攻越厉害,乔木对毛是非常维护的,所以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对这段时期的看法,我没有亲身听他讲过,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和邓小平说的。只知道形势突然变了。

邢: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的讲话是胡乔木起草的吗?

郑:是胡乔木起草的。

邢:有没有别人参与起草?

郑:可能有,我不知道内幕,只知道当时的形势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邢:是邓小平先转,让胡乔木去办,还是胡起作用让邓小平转了?

郑:很可能是乔木起的作用。他到西单去看过大字报,另外还有人给他送去了一些材料。乔木在遇到什么大事情时,就赶快去报告。他的书信里,常有这种表现。

理论务虚会后来又被“四项基本原则”给卡住了。乔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不应该这样搞。

邢:关于理论务虚会,您知道一些花絮吧?

郑:花絮是不少的。我办《百年潮》期间,曾约王若水写篇关于理论务虚会的文章。王若水建议李洪林来写,李洪林经常去美国,跑来跑去没有写成。当然也不好写。因为有人说这个会是右派翻天;有人说这么好的会被扼杀了。总之伤了元气了。对知识分子打击很大。有人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条棍子。他说所谓“四个坚持”,无非是要打人嘛、整人、压制知识分子。乔木还不高兴,让追查。有人说是邢贲思讲的。邢这个人比较正统,不太可能讲这话。从这以后,耀邦的处境就不好了,心情也不好了。

邢:等于从这时起,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就和另一些人分道扬镳了。

郑:是的。有几个人就被盯上了。北大的郭罗基,中宣部的李洪林啊,王若水稍微好一点。我记得,搞《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要找一些人参加起草,我向乔木建议找王若水,乔木也同意了。王若水提出建议写的一段“毛泽东晚期思想”(后又改为毛泽东晚年错误),乔木接受了,交给王写,写得很不错,但乔木觉得不合意没有用。这时乔木对王若水的态度,还没有像对待李洪林、郭罗基那么厉害。结果非让郭离开北京不可。李洪林也受到很大压力,后来他被项南要到福建去了。

“理论务虚会”以后,是个很大的倒退

“理论务虚会”以后,是个很大的倒退。我慢慢悟到,我们起草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批评,其实很多是吸取了“理论务虚会”的讨论成果,仔细看看那些人的发言就明白。乔木这个人,脑子是清楚的,他能把这些东西汇集起来并加以条理化。《决议》的成功起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理论务虚会”。所以说很不公平,那些同志为批判“左”的理论,是做出了贡献的。

现在,和这些重大问题毫无关系的人都坐到台上去了。原来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些人,在现在的政治舞台上一个也没有了。真是历史的讽刺。

邢:这些事,在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时,咱们《百年潮》也算说过一点意见。孙长江的手稿都公之于众了。

郑:对。对。后来胡锦涛的讲话,还特别提到了胡耀邦。

邢:让胡耀邦辞职时,还是承认他发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功绩的。

郑:胡耀邦这个人对知识分子和理论界的人是很爱护的。

邢:他也爱护得不够。他心里明白,但到他应该出来保人的时候,他不强硬。中央党校把他用过的几个人整得一塌糊涂。他当时还是总书记呀!

郑:连吴江这样的老同志都整了。其实保护下面的人他不如邓力群,赵紫阳解散了书记处研究室,邓力群还把他手下的人分别作了很好的安排。所以那么多人死心塌地跟他走。

邢:胡耀邦在这方面比较软弱。他怕人家说他拉帮结伙。

郑:他对王若水、胡绩伟还是保护了一下。那时胡乔木恨不得很快把他们撤下去。但胡耀邦不同意,为此胡乔木还到《人民日报》做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成绩估计不够,不像耀邦同志,“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我没有胡这样度量。耀邦有些事是顶不住。不光是要顶王震,还有陈云。当时中央党校有一篇文章提到,有些同志自以为懂得经济,实际上不懂经济,陈云怀疑指的是他自己。其实写作者是指华国锋。但有人对陈云打了小报告,陈云大为光火。有一次当着胡耀邦的面,陈云就说,你们党校几个秀才为什么写文章批我?使得耀邦难以自辩,对王震去党校驱赶几个秀才,耀邦当然不敢顶。说明有些事对于耀邦,是极其困难的,是完全冤枉的。有些人就是爱干收集材料告刁状的事。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吧。

郑惠访谈(3)(2002年9月24日)

十一届三中全前后的胡乔木(之三)

乔木同志确实是有私心

郑:今天,我们先谈一两件事。1977年李先念同志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国财贸会议,是让乔木给他起草的报告。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纠正了一些文革中的左的财经思想。先念同志很满意。差不多同时,乔木还写了一篇《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这篇文章影响更大了。是为先念同志主持召开的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议写的报告。那个务虚会开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对过去的经济工作做了一些讨论,也有所检讨。为了写这篇报告,乔木(已经是社科院院长,1977年吗?)带了一批人到上海去调查,其中包括于光远等。可能那次朱镕基也参加了。我听朱镕基讲过,他和乔木一起出去搞过调查研究。那时朱镕基刚从石油管道局调到马洪主持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来袁宝华又把他调到经委。乔木他们调查后写了一篇很详细的经济工作报告。其中说到过去我们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总是按照主观意志行事。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等,过去我们不屑于谈的问题,在这篇报告中都谈到了。当时,美国有家刊物特别注意到这篇报告,说从中可以看到中共在经济上会有很大的变动和改革。但是这篇文章不是乔木一个人写的,于光远和马洪都花了很多精力,这篇文章应该说是集体写作的。我编胡乔木文集时,不知道情况,以为是胡乔木自己的文章,就编到他的文集中。后来于光远告诉我,这篇文章不是乔木一个人写的,是我们大家写的。我不知道,否则应该加个注。或者建议不收进他的文集。

类似的情况,还有两次。一次是,他把五十年代在中宣部几个笔杆子起草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纲》,要编到他的集子中。这是许力群、于光远、王惠德等几个人写的一个很大的东西,当然乔木也参加了。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了多次。这是为搞“三大改造”过渡时期准备的纲领。这个《提纲》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印象很深。我和龚育之五十年代也在中宣部,知道一些起草的情况。后来,我和龚育之就建议他不要放进去,他接受了。

还有一次,“四人帮”刚倒台,小平同志出题目让我们政治研究室写一篇《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文章。过去“四人帮”称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基础。小平同志拨乱反正,说按劳分配这种重要问题也是你们应该写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冯兰瑞写的,小平同志亲自看过同意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因为当时人们都不大懂得按劳分配的理念是什么。乔木在编文集时,又要把这篇文章收进去。我和龚育之又建议这篇文章最好不要收,他接受了。他当然是修改过,但修改并不是起草写的。这几件事,反映了乔木同志确实是有私心。所以夏衍曾经说周扬那篇谈有关异化问题的文章,没有错,错就错在不该以周扬的名义发表,如果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这话自然是很挖苦的了(注:胡乔木曾领导狠批了周扬这篇文章,至使周扬死不瞑目。)可见夏衍是比较了解胡乔木的。

邢:这两件事,让我感到,对于有开创性见解的文章,胡乔木很重视,愿意变成自己的东西?

郑:特别是影响大的文章。比如《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纲》,这是了不起的历史事件。还有按劳分配的文章,都影响很大。

还有上次我们讲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不是还放在他写的文章中,陈云同志说再照顾他们一次。我看到近代史所的副所长李新写的一篇文章,他与黎澍很好。李新说有一次他们和乔木坐在一个小车上,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对的,不能这样说。然后就说如何不对。据李新说,这话最初的提出是黎澍,但乔木把这话接过去,而后到处讲话,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性。我们搞思想工作的人吸收别人的好的思想完全可以理解,问题是思想的发明或发现不应该攫为已有,还是要实事求地说,这是某某同志说的。

关于“三个世界”那篇文章发表后,影响大议论也多。那篇文章中有很多数据,包括苏联作为社会帝国主义在国内如何剥削工人农民,当时把他们的剥削率都计算出来了。这是我找了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浦昌,由他提供的。最近李慎之有篇文章说,他曾问乔木说:你们真厉害啊,连剥削率都算出来了!乔木说:“那都是胡扯!”可见当时他并不把这些看成是科学的东西,完全是政治需要。

邢:但是他却把它写在那么重要的文章中。

郑:是啊!现在李慎之把这事公开了。有时我也想,当时我跟着他写文章,真是一字一句地推敲,找专家核对,没有想到他内心是这么一种态度。

邢:您和胡耀邦有过接触吗?

郑:有过接触。但不是很多,也不是很深。有一次起草文件,涉及到对陈独秀的评价。他就谈了自己的看法。耀邦是很好的一个人。后边我们再谈。

给叶帅起草文章

1979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国庆三十周年,中央决定由叶帅出面讲话。那时叶帅德高望重。起草讲话稿,就落在我们书记处研究室头上。乔木就找到我。我们又是找地方,又是找人。在一个地方起草,搞了大约两个月。这时干部群众对文化革命的祸害,已经议论纷纷,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以后的解放思想,批四人帮,人们觉得好多事情,都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批来批去,都是从毛那里来的。而这时,上面规定,凡是和“四人帮”有关的就能批,和毛有关的就不能批。这就涉及到对毛的错误怎么认识的问题了。到了30周年庆祝会上,一方面要给人民鼓劲,一方面要对过去的错误有个交待。这么重要的节日,对过去的错误不谈一下,对国内对国际都不好交待。中央就决定三十周年国庆讲话还是要涉及以前的错误,以至于文革前的错误。这其实是很难办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出后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这个讲话正是做“历史决议”前的准备。可以说,在这篇文章上,乔木花了他的全部的心血。那时我在他身边,我帮他请来了一些人,比如:袁木、滕文生、龚育之、黎澍等,分成了几个组。这个讲话费了我们很大的精力。包括引用什么成语、诗啊,都费尽了心思。

邢:那么这篇文章的开创性在什么的地方呢?

郑:最大的特点,是指出了过去左的错误,即过去对形势估计的错误,方针的错误,结果当然是非常不好的。文章的批判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性,但还是比较深刻的,着重批的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附带也批评了党历史上“左”的错误。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所有涉及到毛泽东的问题,都没有主语,似乎是无头案。是谁对形势估计错了呢?是谁把方针定错了呢?没有的“人”。(哈哈)这种写法很有意思。乔木是动了心思的。当时的环境,又要批评主席,又不能批得厉害。所以就采取这种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反映还是不错的。至少说明已经上面公开承认错误了,没有像过去那样,错了也是对的。叶帅对这个报告也是很满意的。他对乔木说: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说这话时,我就在旁边。意思是指文章写得好。那篇文章确实不错,很有文采。什么“山地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乔木是呕心沥血的。

邢:在篇《胡乔木文集》把这篇文章编进去了吗?

郑:编进去了。但有一个具体说明。文章发表前,曾发给各省征求过意见。

通过写这篇文章,我觉得乔确实是写这类文章的行家里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政治,文采,都能兼顾。有时他就像做诗似的,一句是一句,掷地有声。思路又那么清楚。文章起草到这个程度,真是到了很高的境界。现在的讲话,都是些老套子,根本不能像他搞得那么准确有力。不愧是我党的第一支笔!东西到了他手里,弄一遍,就是不一样。

1979年到1981年“七五”前又让我组织班子搞《决议》。搞了十八个月,我们另外谈。

我附带讲些1980 年的事。

费尽心机,还是要维护毛泽东

从乔木的书信集中,我想到这么几件事。一是80年5月16日,给少奇同志开追悼会,要写一篇社论,郑重说明过去批判刘少奇是叛徒、公贼,都是污蔑的不实之词。这明明是毛泽东搞的,又不能这么写,所以说这篇社论很难写。这时乔木出了主意叫《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真是费尽心机,还是要维护毛泽东。这样一写,发表后,反映非常不好。很多人说,明明是毛泽东错了嘛,还要恢复什么本来面目。为什么不能干脆说毛泽东错了呢?

乔木给为此还给胡耀邦一封信。

最近《人民日报》参加写这篇文章的范荣康副总编辑,通过《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回顾了这段历史。

邢:当时“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还没有出来,怎么批评毛泽东还拿不准。

郑:对。乔木还有一封信写于1980年6月23日。

当时,李维汉向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太深了,我们一直没有好好批判,建议作为一个大的问题来对待。本来是很好的建议,小平也同意。结果乔木写了一封信给耀邦,说批封建主义不能一轰而上,一定要研究,哪些要批哪些不能批,怎么提;批封建主义,不批资本主义也不行,还说我们要组织研究一下。结果后来也没有组织研究,等于这件事就黄了。后来,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对乔木意见很大,本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李维汉专门和邓小平谈,小平同意了,中央准备这么做了,你来这么一下,你又没有去研究,你还强调批封建主义不能不批资本主义!实际上我们国内主要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好多东西我们还不了解,根本不是批的问题。这封信是很不好的。

他还有一些信给胡绩伟等人民日报的同志,老说你们还有很多错误的思想没有批判,现在有一种思潮,否定毛泽东思想,很不好。他有一封信,自己出了一个题目,什么“从资本主义的民主到社会主义的民主”。看他1980年的信,他总的倾向就是要控制舆论,不让批毛。老说:没有说明当时的背景啊,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对的呀……。他就是想,这些问题不能动。根本不是错误的文章,他硬要组织人去批判。

最明显的是对于光远他们搞的对生产目的的讨论。生产还是为了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啊?有些过去大庆、大寨的做法,“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这些口号,不全面。为什么不能一边生产,一边生活?于光远他们要从理论上搞清楚,不能光搞口号。乔木不让讨论,又给扼杀了。《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的汪子嵩和王若水关系很好,他写了一篇文章,就谈了这件事,当时乔木给他们很多限制,搞得他们很不好办。这篇文章是我约他给《百年潮》写的。

三中全会后,乔木当了秘书长,就开始管意识形态,所以他开始管《人民日报》。

(此文章经过郑惠先生审定)

作者:邢小群 2008-02-19 18:15:08 发表于: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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