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群:萧军——延安的踌躇——读《萧军延安日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95 次 更新时间:2014-03-27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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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群  

 

进入新千年以来,对中共治理下的延安历史的研究,渐成显学。高水平的研究论著和有价值的回忆录不断问世,引起了学界关注的升温。第一手史料的开掘,将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我认为,在这方面,《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牛津出版社 2013年)公开出版,具有独特的意义。理由有三:一是这部日记是当时的同步记录,而非后来追忆,真实程度更高,且系逐日记载,从1940年8月15日截取,至1945年11月10日为止,分上下两卷,长达百万言,篇幅空前;二是作者写作的动机不为示众,只为给自己积累心得,留一份人生阅历的精神备忘录,所以记录见闻直言不讳,表达思想感情淋漓尽致,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到人际关系、感情纠葛,细节丰富,气象万千,斑驳多彩,有助于更详尽、更具体、更感性地进入延安文化;三是作者身份特殊,既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有很多直接交往,介入延安的文化旋涡,又尚未加入中共,保持着独立作家的客卿身份,臧否人事,无拘无束。

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接管延安以后,逐步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各界由党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作家、艺术家申请加入中共,成为潮流。大批青年投奔延安,积极要求入党;还有人历尽艰辛,从国统区去延安接受审查,要求恢复党籍。但也有几个知名文艺家,在延安无意入党,如诗人塞克、音乐家贺绿汀、画家张仃等,萧军也是一个。萧军在日记中,详实地记载了是否入党的思想纠结和感情波动。本文仅就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梳理。

 

一、作家不是属员

萧军是东北辽宁人,原名刘鸿霖,生于1907 年。 1935年发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得到鲁迅的激赏与推荐,由此名动文坛。鲁迅逝世后,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萧军想到五台山打游击,因交通封锁,滞留延安半个月,其间毛泽东曾亲自到招待所拜访。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告诉萧军,他在重庆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经董必武等人的安排,萧军携妻带女,再次来到延安,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延安生活。

抗日是当时中华民族第一要务,而萧军又是最早出版抗日文学作品的左翼作家。一入延安,萧军就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他曾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成都分会理事,到延安便担任“文抗”延安分会理事。当时是供给制待遇,虽生活水平不高,却衣食无忧。萧军给胡风写信说:“在这里住有几种好处:第一不愁吃穿住;第二不必跑警报;第三不会有意外的‘横灾’,夜间可以不插门安安稳稳睡觉。不过,我还是觉得没有在这里生根,总想要跑跑,……有些人,一到这里就生根了,而且预备发芽下去,比方周文就能这样。”(上P89)

萧军到延安后受到各界重视,许多集会都请他到场发言。当时萧军从思想上愿意逐步接受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在组织上却无意入党。他对个人无条件服从组织的纪律约束,对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的要求是不接受的。他在人格上仍然师从鲁迅,保持着明确的作家独立意识。他提醒自己在延安从事文艺运动“ 勿甘心丧掉自己的人格和独立的精神,变为浅薄的软骨病者或装甲的乌龟”(上P12)他在日记中说:“我是不高兴做别人的陪衬而存在这里的。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这两个党里面留下的,恐怕只是一些一般的人!我感觉党的方面,形式主义、机械主义、官僚主义,人情主义的气氛很浓厚。”“这里要求攒党的人很多,他们睡不着觉,他们哭!真是可怜得很。”(上P1)

萧军把自己定位为:为人类献身的人。他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以是否有大的关怀、是否思想深刻为尺度。他认定:真正的艺术家在精神上是孤独的。有一次他对朋友舒群说:“你恐怕要像柴霍夫一样,是人类的朋友,因为你很能平易近人……我恐怕是托尔斯泰之类的人,我是越来越要孤独,也越要向人类传教了……人对于这样的人是远看的。”(上P123)

“我是个作家,我不独推进社会,而且要监督社会,我要和任何人平等,我不想领导人,但也不想被谁领导……这里‘权位’的气氛太深厚了……(上P129)。萧红是常常鼓励我的,她是有正义和文艺气氛的人。” (上P130)

曾经留法的作家李又然对萧军说:“毛主席对我是比普通党员不同啊!——他问着我——我和他是建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啊 ”萧军说:“我只能答应着,我心中暗暗悲叹着,一个权位者随便一点温情,对于受者是如何底珍贵啊!人类这种感恩的情操是可贵的,也是可怜的。”(上P424)

毛泽东表扬了萧军的文章《论终身大事》,萧军最初很兴奋,随后就告诫自己:“这恐怕是一种奴才性的感恩心理。”(上P432)

萧军常向亲人、朋友流露:“一个人无论何时不能放弃了人类的自尊,‘堕落’只是毁害自己。”(上P18)“我们这样的人是不适于常住在这里下去的……只是现在的环境没有办法……”(上P53)“欧阳山去宣传部工作,这使我感情上又遭了一下冲击。我一定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一个独立不属的作家。”

“作家固然不必摆架子,但决不能忘了作家的身份,像一个属员似的。”(上P130)

“我的先生他仅是民族的,我要是人类的啊!要由我这里把整个人类的文化,文学,导向一个正常的方向啊!给它以指路和奠基。这野心会引导我贪婪地前进,也会压碎我在半路上。”(上357)

毛泽东对于我这个人只知道是好人,豪爽、忠诚、坦白,有力,其余是不会知道了 ,因为他没有读过我的‘创作’,就不会懂得一个人的灵魂。”(上479)

同时,萧军和一些党员有过矛盾冲突,他感到受了伤害。和丁玲说到自己的感觉,他说:“我遇到的几个党员,他们总是给我伤害,由上海左联一直到现在止,我不能不憎恶,虽然我憎恶的这是个别的人。同时对此地的气氛我是不惯的,迟早我必要离开,它妨害我精神上的自尊。他们——党人——总有一种帮忙别人,养活别人而不是别人帮忙他们的意识,这是可悲的。……我不愿意像‘士’似的那样被别人养着,我能生活我自己,我要建立我自己的精神领域。……”(上129)

一次萧军和丁玲在河边洗衣服。他看着她,心想:“她爱她的党,以至于被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献给党!”(上P80)

萧军在延安,除了写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也了解延安及边区的军事、经济、文化动向,写一些杂文和剧作、诗歌等。他积极参与筹办“文艺月会”、创办《文艺月报》,建立“鲁迅研究会”,主编《鲁迅研究丛刊》,搞星期文艺学园,给文艺爱好者讲课。1941年,还被选为边区参议员。他是名人,很多会议都邀请他参加,让他发言。他发言一向坦率、尖锐,不留情面,树敌不少。但他自认为很真诚。

萧军认为“在延安,反对我的要骂在口上;同情我的,要藏在心里。”“我统计着我的仇人,几乎成了九面楚歌:1郭沫若系统。2田汉系统。3阳翰笙系统。4国民党系统。5成仿吾系统。6周扬系统。7萧三系统。8山西阎锡山系统。9茅盾系统。”(上P99)。

萧军也曾想:“革命政党中的卑恶分子,那是应该和他斗争,但不能牵涉党!美丽之中一定要有丑恶的东西存在;常常是美丽的花朵要从丑恶的粪土里生长出来。”“共产党人他们有的伤害我、侮辱我,忽视我……我不能动摇了我对于这党本身有什么不信任,越是感到这中间的卑丑、庸俗…… 危机…… 我似乎更不能放弃它 ……我要斗争!”  “我不再对这些共产党人现在的本身存过高的希求,因为我更深懂得他们了,他们大部分是平庸的缺乏独立灵魂的,缺乏教养的,被中国旧社会培植太久了的较好的人;他们有能力也只能到这样的限度。他们还正在学习着,进步着……。”(上P71—72)

有一次,萧军和丁玲为《文艺月报》的事冲突。他心想:“她大概现在不需要我们了,他们党内要自己团结了” 他对党外的身份十分敏感,本是很谈得来的一群人,一旦有了分歧,他马上就会有内外之分的想法。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想从党外到党内去。“我不必再在他们‘党人’中寻找什么‘友谊、公正、同情’。”(上P120)

总之,想在人格上保持独立,精神上超越党派,是萧军在延安生活头两年的自我定位。

 

二、延安让他看不惯

萧军的《日记》里,记录了不少在延安看到的负面现象,有对自己经历的不快,有对他人遭遇的不平。

一次,萧军到合作社买东西,路经一处山坡,山上警卫营的兵士向下扔石头,萧军质问他们,下来一个兵,不放他走,“我要去见他们长官,他也不许见,我要见毛主席他说我不配,我要见洛甫他们不准我上去,我要和他打架他也不肯,这完全是一种无赖的行径。”萧军很激动,找到洛甫告状。那军人虽受到批评。但他觉得心受伤了:“我感觉到这不是‘八路军’,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看不到一点教养的痕迹!我不相信他们对于老百姓不欺压!因为仅仅是在他们‘中央’的门前,全是如此,其它地方不问可知道。”“我要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给予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不能发声”!“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因为他是敌人!我不愿意再在这里受‘优待’了!”(上P28)

一次,文协的勤务员被总务科长“吊在洞里的梁上,已经关了半天一夜了”,萧军去说情,先是不准,后来才放人。他写道:“我憎恶透顶这些小党人,即无用又卑劣,还要装腔作势,有机会我一定要狠狠地臭骂他们一顿”。(上126)“我一定要执着自己,和庸俗来战斗!”

作家草明刚到延安时,萧军看到对她和孩子安排得不好,孩子生了病,他很愤怒:“离开此地的决心又燃烧起来。”他给自己定下,在延安“至多是两年”。

他表示:“我希望革命成功,我愿意他们生长……我怕这里的医院、传达室、戏院、饭馆……这些表现着官僚、凌乱、卑俗、无教养……啊!丑恶到这里集合了!”(上P174)

“下午到河西谷玩了半天,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上P175)

萧军到医院去看等待产的妻子,回来写到:“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1)李伯钊自己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2)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3)毛泽东的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4)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十几元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上P200)

萧军眼里揉不得沙子,目睹上述情形,觉得自己和党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开”。

 

三、毛泽东的礼遇

萧军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把自己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类比为高尔基和列宁的关系。他说:“列宁对高尔基是谦卑的,高尔基能够和俄共产党合作不是偶然的,与其说是为了主义,还莫如说是私人情谊。”(上P207)他觉得延安“他们不懂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发扬一个党人或非党人的长处,有用于革命。”(上P208)他想给“这些被损害的人以帮助。忽然想起了再和一些人——洛甫、陈云——谈一次,但觉得可能是无用的,我去直接找毛泽东。……我是命定要做个破冰船的人。”(上P211)

于是,萧军给毛泽东去信,请他与自己谈一次话。他日记中写道:“一面要把一些事情反映上去,一面也要解剖自己。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我要作一次堂.吉珂德吧,我要替一些小小者申冤,只有我能担当这任务。有伟大的行为,才能有伟大的作品,有伟大的精神,才能有伟大的成就,要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监督者的担子,我能!”(上P212)

毛泽东很快找他谈了话。萧军“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萧军说毛泽东也“很这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环境呢?’”萧军认为毛泽东“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道是谁,丁玲底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来,罗烽等来……就是证明。”(上P225)毛泽东及时回应,使萧军产生好感和亲切。而后,他又给毛写信,反应招待所物质条件恶劣,文协女秘书因担水而早产。

萧军这时甚至想影响和改造毛泽东,他:“把12期月报给毛泽东寄了一份,附了信说在新年假期中去访他。射人射马,擒贼擒王,必须先改变了他,才能改变了所有党员们的卑俗倾向。”(上P361)为了解共产党,他读马、恩、列、斯的书,买联共布党史。并表示,他崇拜的偶像“思想方面:苏格拉底、耶稣、马克思、列宁”。(上P357)

萧军是一个情绪型的人。与周扬有不同的意见,写了反批评文章,《解放日报》不给发表,让他感到受了窝囊气,于是决定离开延安,1941年7月下旬,他向毛泽东辞行。毛问其原委,萧军讲到延安文艺界的宗派斗争和自己的苦恼。并问毛泽东:“党有文艺政策吗?”毛泽东当即挽留萧军,请他帮助收集文艺界的意见,为文艺座谈会做准备工作。这几个月,成为萧军和毛泽东见面和通信最频繁的时期。

当时,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处在相持阶段。延安成为相对稳定的后方。经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已经取得了最高决策地位,有了考虑军事以外问题的余暇。萧军不经意的发问,启动毛泽东的一篇大文章。他要制定党的文艺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先是主导了党内和解放区的文艺政策,继而又主导了整个中国大陆的文艺政策,长达三四十年以上。这是发问者萧军始料未及的。

萧军的妻子王德芬说,有一次毛泽东“忽然对萧军说:‘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改什么行?’‘入党、当官’萧军说:‘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毛说:“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萧军想,“无疑的,只要我一加入党组织,十年以内,我会做到很高位置,但我却不乐意,低头或丢掉我的自由攻击恶的自由。我知道那会庸俗了自己。在文学上毁灭了自己。我还是在文学上行走吧。”(上249)

萧军多次与毛泽东交谈,有一次长谈达五六个钟头。毛泽东提到:“我真不自由啊!那全要‘决定’!每一个字全要讨论……”“在我没有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萧军说:“所以说,花子要了三年饭,给县长全不做,我这职业无毛主席不易也……”萧军感到毛泽东是理解他的。他写道:“我不遮瞒我什么,因为我不需要什么。对一切人我总是能交即交,不交即罢。”(上P453)

毛泽东对党内交往和党外交往有不同的方式。总的来说,对党内要保持他的威严,对党外则比较客气。不独是对萧军,在同其他党外长者或名流交往时,也十分注意给对方以礼遇。

从性格上讲,毛泽东对萧军身上那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可能还有几分欣赏,萧军的坦诚和率直,也成为他了解真实情况的管道,所以,毛泽东当时乐于和萧军建立特殊的私人友谊。在萧军日记中记载,他出入毛泽东处比较容易,有时一块打麻将。有一次,李讷生病,毛一脸倦容,也还是耐下心来听萧军的滔滔不绝。

丁玲恢复党籍遇到麻烦,很痛苦。萧军让她冷静,不要冲动。他说:“政治信仰这是一生的大事啊……这不能比恋爱,也不能比结婚……一个人一生可以恋一百次爱,结一百次婚,但却不能改变一百次信仰啊……”(上P51)萧军对入党问题是认真的,他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反过来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在政治上应该更深切懂得她,她是在党中难得的,她代表这个世纪的女人上十字架受难的人……”他说毛“似乎也为我这话所感动。”(上452)

有一次在毛泽东那里,吃了两盅酒,萧军对毛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似乎摸着正路了……我对于党处理冯雪峰、丁玲、瞿秋白一些事,我以一个作家的地位看是不满意的。”毛说:“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我什么都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啊!比方我和你之间,我们讲话全要有限度,假使你不是负着一种责任的人,我们可以由手淫问题谈到人生问题……现在你已经一半不属于自己。”萧军认为他“从鲁迅那里学得了坚强,从毛这里学得了柔韧。”(上P403_404)

但是,萧军对毛泽东还是有误读。1942年3月杨家岭解放日报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在场,博古有个检查。而后,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说:“据博古同志说,党报的党性不强,我却觉得有点过强了,强得已经成了孤立的火车头,没了列车。在边区里办报纸,我觉得要根据现存的环境,决定它的形式。……党的政策是什么呢?是统一战线,而这报纸却不是走统一战线的路……我希望此后的解放日报的魄力更大些,角度更宽些,这样我们才能合作下去。”(上P433)这次座谈会的背景,是毛泽东对《解放日报》“党性不强”很不满意。萧军的意见却背道而驰。

 

四、遭遇“王实味事件”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完了,计划旅行的萧军还是没有走成,原因是他干预了王实味事件。

当时,王实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野百合花》等文章,尖锐批评了延安的某些阴暗面,引起党内的强烈批判。王实味不服,气愤之下提出要脱党。李又然托萧军去找毛泽东说情。萧军去了,毛“起始似乎很困疲和懊恼的样子,也许在烦厌我又多事,但我却不管这些,严正地把我的意见说给他听。”毛说:“共产党有这么一条规定,没有入党的自由,有退党的自由……如果他要退党那也没有办法……他这里面还有别的问题。”(上P487-488)王德芬记忆中毛泽东对萧军说:听说王实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调查。这件事你最好别管。

萧军本来已经不准备再介入。中央研究院通知“文抗”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萧军进了大礼堂,几百人围了一圈,王实味坐在一个躺椅上,苍白细瘦病歪歪的。大家向他提出质问,他刚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了,刚一回答又被大家止住,七嘴八舌乱乱哄哄,秩序很乱。此时“一个女人叫嚷叫他去自杀……”。萧军不能忍受,终于发言:“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场全有个秩序呀……!你有理论还怕他说话吗?”但他的发言被打断。萧军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对王德芬说:“这他妈的开会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屎盆,哪像个最高学府!”“不料被走在旁边的一位女同志听到,向党组织汇报了。过了几天,中央研究院的人拿来一份108人签名的‘抗议书’,说萧军同情托派王实味,让他向中央研究院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一看就火了,不但把他们赶走,还给中央写了‘备忘录’。并将‘备忘录’给‘文抗’的人念了一遍,因为‘文抗’有人签名。又在‘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上’念了一遍。遭到群起反对。当场,他一人舌战群儒,和很多人辩论了六个多小时。直到吴玉章站出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自己先检讨检讨。’萧军主动承认自己有99%的错。丁玲却说我们一点错也没有!100%都是你的错。萧军一气之下走了。”“有一天,听到山下有人喊他,走出窑洞一看是王实味。萧军问:‘你来干嘛’?王在山下大喊说:‘萧军,你应该参加共产党!’萧军心想,就是为了你,我才倒霉受了冤枉,你又来添乱,不是更抖擞不清了吗!把他赶跑。从此后,同情王实味的帽子就给萧军扣上了。”(引王德芬书P114——117)

萧军在日记中说:“关于王实味的问题,A、我仍然承认他主观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根据是他是个党员。何氏否认他主观的立场是不对的。B、对于王实味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究竟对他是同志还是敌人。(上P476)

“王实味事件”对萧军刺激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帮过他们忙的‘党人’!如今他们为了表现党性,竟不惜来咬我一口,我想到了人底品性!一个党员的品性。”(上P500)“我对此后的态度是这样的:(1)抛弃一些幻想、过多的热情,一生决不加入任何党派,以文学为生。(2)对于共产党我只在外面为它服务,因为他目前还是中国进步的政党,我不因少数坏种伤害我,或它们本身卑劣对该党本身有何损害。……(5)要我和党人的接近,一定要采取距离和防备,不做内心谈话,拒绝一切辩论,拒绝一切说服。……(6)绝不描写我所不乐意描写的东西。(8)以此次事件为界,此后关于党内人们底曲直决不再管,这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把一切感情的关系结束。(上P492)

“为了艺术的前途计,他们就是把死人说活了,我也决不入党。这一次我学了一次乖。”(上P510)

“我不禁止别人做党员,但我决不要一个做党员的老婆。”(上P576)

在延安整风中,萧军幸亏尚未入党,还是党的客卿,虽然遭到孤立,仍可独立写作;已经入党的王实味就不同了,他不但失去了人身自由,还丢掉了卿卿性命。

“王实味事件”以后,萧军与当时也不入党的画家张仃有一段谈话。萧军记录:“我们一致认为,将来第一流的作家,任何党内不能存在、存在的尽是一些二、三流的呼‘万岁’之辈。他们也正需要的是这类东西。”(上P504)

1942年10月,有朋友和他又谈到入党问题,萧军是这样想的:“我告诉他们,我不抛弃文学的时候,是不会入党的,入党我就完全从事政权工作。我底入党与否,不是以我个人为决定的,而是以革命利益为决定,看我于哪方面更适宜些。”“中国共产党他们还不懂得作家,也没有真正的尊敬和关心,更不懂该怎样使用,我为什么跳进里面去毁灭自己。他们是为政治,我除开政治还要文学——更大的政治。”(上P627)

他说:“一个政党他们只需要一个能够把他们的口号,决定等披上一层艺术的外衣,达到一种目的的作家就够了!”(下P27)

一次毛泽东造访“文抗”,萧军在交谈中说:“一个作家参加革命不是容易的,他反革命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有良心的,这不相同一个简单从事政治的人……”(上P260)

“我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艺术上,而不是政治”。(上P645)

 

五、 萧军的无奈

“王实味事件”后,朋友们疏远了萧军,他感到“鸟尽弓藏,兽尽狗烹”,打算到边区各地去旅行,因开不出通行证,只好放弃。一边改写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一边让心渐渐平静下来,并且认真读起《圣经》,“夜间把《约翰福音》读完。统计《新约》我每篇全读过一遍了。《旧约》还要再读一些。”(上544)

1943年3月“文抗”的作家纷纷下乡下厂上前线去体验生活,去不了的少数作家转移到其他单位继续“整风”。“文抗”撤销了,只在边区文协设立了通讯处。原址改为“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萧军因为“同情托派王实味”,哪也不能去,哪个单位也不敢要他,只好仍住原处,成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客人。从外地调回来的同志们住到招待所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招待所的负责人没有让萧军夫妇参加整风小组。边区政府号召“生产自救”之后,王德芬参加了纺纱组,萧军则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

12月初,王德芬因临近预产期,每天三餐从山上窑洞到山下平房食堂吃饭困难。萧军向招待所负责人提出,可否让他把王德芬的饭带到上山去。负责人不客气地说:“不行,任何人都不准特殊化!”萧军解释王德芬爬山已经很困难,请照顾一下。负责人仍不通融。萧军日记中写下他们的对话:“你和你老婆,甚至学委会的委员们,不是让小鬼给你们一天三顿都送到山上窑洞去吃吗?这不是特殊化?”负责人大发雷霆:“我是主任,你敢批评我?”最后下“逐客令”:“你嫌这不好可以走”!“走就走”,于是萧军决心离开招待所,下乡种地当老百姓,再也不吃这份供给粮,受这份窝囊气。

萧军领着待产的妻子和两岁数多的儿子,捆上简单的行李,就去找陕甘宁边区政府。他们被安排在一个老乡存粮的半地下石窑,一个马槽当水缸,安了家。萧军自己砍柴、担水、开荒,给妻子接生,过起艰难的农家生活。他带着两岁多的儿子去砍柴,怕孩子被狼吃了,只好绑在树上。1943年初,县政府停止供给他粮食,也没有动摇他在乡下生存的决心。他借口粮,借农具,借种子,并提出为边区政府做文化工作,等待答复时,口粮告罄。老乡对他不信任,又“无工可揽”,可见生存之难。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如今是生活在烂泥沼里,不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停止,要忍耐着咬紧牙齿爬过去啊!”(下P314)

1944年3月3日,受毛泽东嘱托,胡乔木带着县委书记来造访,动员萧军回延安。妻子提出,此处没医没药,“孩子病了怎么办?”萧军只好同意回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竟坦白地和他们谈了我回延安的目的——准备入党——他们当然是被一种不信任的感情惊异着。”“我大致为他们解说了这过程:1、我自从到乡下以后,对于革命的真理又多了一面认识。2、中国革命需要更迫切的是什么。3、这是我应该入党的时机。4、我来农村的目的等。”“感情是我自己的,理性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我是决定服从后者的,我所以放弃了我的感情上的不舒服——这也是不容易的——它经过了十五年的矛盾!” (下P358)

萧军回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党校遇到了一些情况,使他在入党问题上又退却了。这时党校正在“反省”运动中,不断有“叛徒”、“特务”在大会上反省。那些“过去伤害过我的人”也站到了反省的舞台上。并且说服萧军写“反省自传或入党”。他表示:不能冷静写反省,因为受伤害太深;对入党,要“重新考虑,如果没有十分必要,我还是做一个非党的共产主义罢……因为我的职业是个‘作家’”。“夜间开‘实事求是’讨论会,每个人又在全盘否定自己。我没有发言,觉得没有必要”(下P400)。

不久,萧军遇到了彭真,萧军“说了自己一个月来的印象和感觉,也提到关于组织问题,请他代我考虑。……他似乎没有想到我还在犹豫着这个党的问题,但当提到这个问题,他的脸色忽然变成一刻严肃,我不甚明白这意义。”(下391)萧军谈到下乡的感受,彭真很感兴趣,想借萧军在乡下写的日记看一看。几天后,萧军将日记亲自送到彭真的住处。

萧军日记中写道:这一次大家谈话更是无任何保留,全说出每人所要说的。他第一次对我的批评:“你的《八月的乡村》没有问题,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你有时候却总不能和党靠拢,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这就使我怀疑了。同时又知道你认识一些不好的人,又是从东北来的……也许和日本人有此关系罢?……”(下P405)

四个月后,彭真将萧军日记送还。

大约又过了半年,1945年2月,彭真约萧军去谈话。萧军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对话大概:

接着就接触到过去一些:王实味事件、招待所事件……他说:

“这是他们不对,把友人造成了敌对形势!”

“我所感到悲痛的,也就是这种力量底‘对消’!我敢说,就我的性格,历史……对共产党我已经忍耐到最低或最高限度……”

“我相信……如果再能忍耐些就更好了……”我们全笑了。

“我还做不到‘以德报怨’这程度,只能以‘直报怨’……我如今可以容三枪,但第四枪,我一定要还手了!”

“如果他是个同志,第四枪也让过他……”

“我还不能,因为我在外面刀对刀,枪对枪惯了,比如武术,下意识伸手就要打人,虽然我不愿意打……”

最终他说了主题:

从各方面我们考查、研究……知道你——更是我自己看了你日记等完全相信——是我们的同志,关于入党,原则上是毫无问题,只是我代你考虑的,只是‘纪律’,因为它是个集体啊!”

“这使我很愉快,因为究竟共产党认清了萧军并不是他们的敌人,是朋友、同志……大家一致对中国人民大众负责。关于后一点,我考虑过了,还是不入为好。第一,我还不能很好地把握控制自己的感情;第二,我不能一下放弃个人的自由享受性;第三,我还没有决定是以文学创作占第一不是其它第一……”

“即使入党,也还是创作,只是公开还是秘密……”

“秘密不可能,公开对于此后工作利益受限制……”

“最后我底回答是再待一年再说。”(下653)

这时,整风已经结束。在整风中曾经有人把萧军,罗烽、舒群指认为特务,还有人指认萧军和丁玲组织“反党”活动——文艺月报,刊物等。萧军心里清楚:“共产党把我放在这里,是在作“无形的审查”!彭真看萧军的日记,显然不是代表他自己,所以他说“从各方面我们考查”。这是郑重表明了延安当局对萧军的态度。

1945年3月,萧军被调到鲁艺。6月边区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文艺界拟推萧军、周扬、丁玲为筹备委员。可见,萧军的地位在延安文艺界还是相当突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庆祝胜利的锣鼓未停,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内战已经拉开了大幕。中共力量的重心迅速移师东北,延安时代行将结束,萧军的延安生活也随之戛然而止。他提出到东北工作。临行前,还记录了这样的见闻:

“9月2日 星期日  高原夫妻来了,他们在保安处被囚禁了三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说了那里面‘无法无天’以及悲惨的情形:一个女人疯狂了,被光身囚禁在窑洞里,弄了浑身粪便;一个东北人被囚禁了六年,有肺病;一个中学校长陷在昏痴状态,吃烟把手指全烧成了泡!一个东北女人‘十五分钟’回答罗迈的‘有问必答,言必对题。禁止耍死狗’她上吊了,罗迈还说她是‘死特务’……一个女人被迫和一个科长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如今走了。一个日本女人给科长做仆人……他也约讲了他们夫妻被捕来延安的经过……从这些征候断定,我对团结的前途是悲观的。”(下P756)

“11月9日,我正在修补一条破行李袋,毛泽东派来人接我去枣园。……”萧军对毛说:“我是预备回东北去剥国民党的皮,掘他们的根……”“他们同意我这意见,也同意我选印鲁迅先生全集。”“最后他郑重告诉我:‘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 ……”“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不要紧,发一点脾气可以的,这叫大团结里的小摩擦。’在我俩去看朱德的路上,他笑着说。” “他也说周扬和他说过,我几次在会上发言全说得正确。”(下P769)

萧军到东北以后,又经历了从热到冷的过山车。最初,彭真亲自安排他一家从张家口到哈尔滨。萧军作为东北抗日作家的代表,受到各界热烈欢迎,演讲六十多场,盛况空前。他被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东北局还拨出三两半黄金,让他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他同时兼任东北文协研究部部长,并下乡参加土改。在这种情势下,萧军已经愿意入党,写信向凯丰提出入党申请。经毛泽东同意,批准萧军为中共党员。就在萧军准备像孙悟空一样戴上“紧箍咒”,全身心投身中共麾下之时,东北局却掀起了一场对萧军的批判。《文化报》停刊,出版社交公,一纸《东北局对萧军问题的决定》,撤消了萧军的一切职务,下放抚顺煤矿。随后东北地区又开展了对萧军长达三个月的批判。以后历经多次运动的折腾,直到文革结束后,他才以“出土文物”的形象回归文坛。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真正进入党的组织生活。萧军的背影已经远去,但作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继续探索和沉思。

此文还参考了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张毓茂《跋涉者——萧军》;秋石《萧军与萧红》;黄樾《延安四怪》。

 

来源: 《领导者》总第55期(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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