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祥:法治政治与规则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8 次 更新时间:2008-11-19 2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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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祥 (进入专栏)  

  

  摘 要:法治政治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是认识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根据法治政治观,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现象,政治是通过法律规则谋求社会公共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活动;崇尚法治政治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并因此而区别于东方权力政治的文化传统;法治政治本源于世界或人的规则理性;法治政治是以规则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法治政治是与权力政治相对立的规则政治;法治政治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政治;法治政治的最高实现形式是宪法政治。

  关键词:法治政治,政治本体,规则政治,权力政治,宪法政治

  

  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建设,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法治观念是始源于西方文明的舶来品,我国引入法治文化后,所实施的法治国家和民主制度建设进展不大,收效有限,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揭示和把握西方法治文明的本质,特别是在法与政治、法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还主要是陈旧的“政法关系”观念或“法政关系”偏见等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要推进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须进行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以“法治政治”作为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本文就试图从“法治政治”这一认识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揭示西方法治文明的本质,阐明人类政治的“规则性”,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

  

  一、“法治政治”: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一般而言,“法治政治”可以理解为法治下的政治或奉行法律至上的政治。但是,“法治政治”概念是由“法治”和“政治”两个术语所构成,它涉及到法(律)、法治和政治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外学者在使用“法治政治”一词时,有以下不同的理解。

  1.法治政治是与好战的暴力政治或权力政治相对立的爱好和平的、合法性政治。美国学者萨托利在分析“好战的政治与爱好和平的政治”这两种政治时认为,“法制的政治观”是有和平取向的政治观念,按此观点,“强权只是作为最后的和不好的手段而被保留,解决冲突靠协商、法庭和‘合法’程序。”[1]在分析宪政时他认为,自由主义宪政论“主要包括把政治纳入法律程序,把残酷杀戮的原则变成‘法律原则’,因此可以恰当地说它是一种法治的政治观,它主张以合法性论成败的和平政治。”[2]所以,根据他的“法治的政治观”,法治政治是与好战的暴力政治或权力政治相对立的爱好和平的、合法性政治。

  2.法治政治是指西方式的、依法而治的民主宪政。我国学者刘军宁接受了萨托利的“法治的政治观”,并将“法治的政治观”改为“法治的政治”。在《从法治国到法治》一文中,刘军宁又使用了“法治政治”一词,认为法治政治是一种哈耶克所谓的“超法律原理”即由合乎自然正义、维护人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来统治,也就是西方的民主宪政。[3]李步云教授在《法理学》一书中指出,由于政治和法律的密切关系,一切经国家政权机关制定或认可的法律和制度,无不具有政治目的,所以,“有人把法律称为‘法典化的政治’,或者把在法律规范下进行的政治称为‘宪法政治’,简称‘宪政’。[4]这种“‘法治政治’或者‘宪政’,强调法律至上,主张依法而治。”[5]

  3.法治政治是与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相对立的法律主治。王人博教授在《法治论》一书中讲到,在漫漫的封建专制社会,“从未出现过法治政治”,[6]其“法治政治”概念就是在与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相对立的法律主治意义上使用的。潘伟杰也在以自然法学说为核心的“法政治观”指导下形成的法律至上、以法统治和治权的意义上使用了“法治政治”概念。[7]

  4.法治政治是西方奉行法治,实行民主共和制的政治体系及其运作过程。程燎原教授从“法治的政治意义”的角度认为,“法治是西方政治运作和社会演变的框架”,“法治论者将注意的焦点汇聚于政治体系及其运作过程,说明‘共和国就是实行法治的国家’这样一个政治原理和法治政治原则。”[8]因此,“民主政治必须是法治政治”。[9]范进学也认为,“近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与法治政治,它是在对古代权力政治理念和制度根本否定的前提下建构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理念思维方式。” [10]从理想的制度形态上说,“法律下的自由和权力”即“法治政治”。

  5.法治政治就是政治生活的法治化,是实现法治的政治生活方式。李元书教授在《政治发展导论》一书中,从“政治运行法治化”的角度论述了“法治政治”,他认为,法治政治就是“把民主和法治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政治生活的法治化。”因此,作为“政治运行的逻辑起点”的“法治政治意味着整个社会把法治作为政治生活的方式,所有的政治主体参加政治活动时对既定的法律规则(包括一定的程序)遵循不渝。”[11]

  从上述对“法治政治”概念的界定和使用来看,学者们各有侧重,有的强调政治的法律(法治)性,有的则强调法律(法治)的政治意义,有强调法律主治的政治必须遵循自由、民主与平等等价值,也有强调政治生活的法治化。虽然如此,他们也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共同点,即“法治政治”一词不是“法治”与“政治”两个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将法(治)与政治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并有其内在涵义的单一概念。

  根据这种“法治政治”观念,法与政治具有内在的相关性,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性现象,是人类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行为规范,而政治是一种社会规则性活动,是选择和运用法律规则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法治政治,就是通过法律规则的选择与运用以建立社会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公共治理活动。这种“法治政治”观念是本文认识法(法律)与政治或者法治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也是从法律规则的角度观察、分析政治现象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和理论范式。按照法治政治观,“法治”与“法治政治”具有同一性,实际上,“法治”是“法治政治”的简称,法治不是与政治相区别或相对立的社会治理方式,实质上,法治就应该是法治政治,法治即法治政治是与“权力政治”相对立的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政治治理方式。因为,作为西方政治文明始创者的“古代希腊人并没有独立的法律制度,在他们看来,与法律有关的事务实际上属于政治问题。”[12]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政治学研究政体也研究法律。”[13]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治政治”观念与“政法关系”、“法政关系”、“政治法治化”、“政治合法性”和“法治国家”等在我国还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观念是有区别的。(1)“政法关系”观念的基本特点是强调“法律与政治(作为统治权)的关系是政治权力高于法律的‘政法’关系”。[14]“政法关系”是源于中国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的、在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念,[15] (2)“法政关系”观念则与“政法关系”观念相反,它强调法律、法治的至上性与权威作用,即所谓“在法治之下,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法律高于政治(权力)的法政关系。”[16](3)“政治合法性”观念,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中国,更多地是指政治统治的社会认同和民意基础,而不是指统治要符合法律或依据规则的政治治理,从而有别于法治政治观念。(4)“政治法治化”是指法律对政治的功能发挥,所谓“法律的政治功能,是指法律通过对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改革的协调、规范和促进,进而影响政治生活,实现政治目的的能力。”[17]因此,这里的“政治法治化”,实际上就是通过法律对政治发挥协调、规范和促进的功能,使政治在法律的范围内运行,它并不注重法与政治之间内在关系的协调问题。(5)“法治国家”也称“法治国”。法治国家观念都着眼于法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指实施法治的国家或国家以法治理。由于国家与政治不能等同,因此,法治政治与法治国家也不能等同。

  综上所述,“政法关系”与“法政关系”等观点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将政治仅仅理解为阶级的、国家的政治统治,将政治等同于权力即统治权,因此,是一种“权力政治观”,也就是观察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权力政治学方法”。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法律就是政治权力的工具,或者法律成为制约政治(权力)的手段,而且,为了实现法治就要尽量回避政治、远离政治或者制约政治。诚然,法治必然要求对“政治权力”、“政治权威”进行制约,强调法律至上和法律的统治。然而,在权力政治观基础上的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思维,实际上,只不过是中国传统的权力政治文化的表现。而西方的法治政治文化恰好是对权力政治观念的否定。所以,如果将政治仅仅理解为权力现象,按照权力政治观来进行社会政治治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法治的生存空间的,这既不能解释西方法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主流文化,也不能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基础。

  

  二、法治政治本源于规则理性

  

  根据古希腊本体论哲学思想,可以将本体论划分为三个基本理论,即本原理论、生成理论和本质理论。因此,法治政治的本质也可以从政治的本原和政治生成两个方面来观察和认识。

  从政治的本原来看,西方自然法学家认为,政治始源于“自然理性”即某种自然法则,但由于对“自然理性”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形成了西方政治起源思想上的政治自然主义与政治人本主义。政治自然主义认为,政治的本原(或始基、逻辑起点)是超然于人的宇宙的自然[18]或理性,政治的规则性源于宇宙或世界的自然法则,人类政治是宇宙或神将自然规则、准则或正义赐予人类的产物,一旦人类认识到这种自然规则并运用规则,按规则活动,政治便产生了。而政治人本主义则认为,政治的本原是人的自然或理性,政治的规则性源于人自身的规则理性,因为人本身就具有规则本性,人是“规则动物”,拥有遵守正义规则的理性,从而才谋求有秩序的社会政治生活,政治因此而产生。西方思想家从不同方面肯定了人的规则本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就是一种“规则动物”,他认为,“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哈耶克也说:“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purpose-seeking)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也是一种遵循规则(rule-following)的动物。”[19]不过,在政治本原上,虽然政治自然主义与政治人本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论争或对立,[20]但是,由政治自然主义转向政治人本主义是西方法治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从政治的生成来看,在西方思想家中,有自然生成论与人工生成论(或人工造成论)两种观点的分歧与论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指出,事物的发生或生成有三种情形:自然生成、人工造成和自发产生。[21] 所谓“自然生成”,主要是指本体的生成,即动植物之类的生成。“人工造成”是指由人为技术造成的,人造的事物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由人的技术造出来的,所以叫做“制造”。而所谓“自发产生”,并不是在以上两种以外的第三种,而是指以上两种的变态或者说是例外情况。[22]实际上,西方法治政治生成的思想也主要表现为这三种生成观点的区别和争论。

  如果将政治的本原与政治的生成两方面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在西方存在着更为广泛的包括自然法思想与契约理论的“自然”观念与“人为”观念之间的争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西方有关政治本体的思想,大致划分为以下几种思维模式,(1)自然生成论。作为西方法治政治的发源地的古希腊,其早期的思想家便是自然主义者,是政治起源上的自然生成论者。(2)自然人为生成论。波普尔认为,柏拉图一方面是自然主义者,但另一方面又主张“社会的起源是一种约定,一种社会契约”,[23]因此,在柏拉图那里,城邦政治是人根据城邦固有的本性(理念)通过约定而创造的,也就是按照城邦的“自然”而不是根据人的“自然”创造城邦。所以,柏拉图是“自然人为生成论”者。(3)人本自然生成论。亚里士多德是“人本自然生成论”的代表,在他看来,人具有社会政治本性(理性即自然),“人自然要过城邦政治生活”,城邦的本原是人的政治本性而非超人的宇宙理性。不过,城邦政治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非人们订立契约的产物。他认为城邦政治是从人的规则性中产生并以此为基础的,即“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24](4)人本人为生成论。[25]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在政治本体论上是真正的政治人本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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