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

————《阳光与闪电——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启示录》(中译本)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95 次 更新时间:2003-06-09 1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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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所谓阳光,是指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指法国革命之特色,爆发于黑暗,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照亮并荡涤旧世界的角角落落,但也迅速回归黑暗。

  

  1787年费城制宪结束,北美革命暂告段落。不出两年,法国革命突然爆发,如闪电撕裂大地。两场革命在时间上挨得太近,以致后人并称为"姊妹革命"。就中国读者而言,我们从教科书上接受的那些历史叙事,似乎也能支持她们的"姊妹"关联:法国革命的导火索王室财政赤字因援助北美革命而发生;『人权宣言』从字面上看,很像『独立宣言』的姊妹篇;领袖人物穿梭往返,托马斯-潘恩先后参加两场革命,拉法耶特援美抗英,毁家纾难,归国后又将巴黎起义中缴获的巴士底狱钥匙回赠华盛顿。就本书而言,作者苏姗-邓恩(Susan Dunn)也沿用了这一"姊妹革命"的说法,却以她的副标题"阳光与闪电",划开了这两场革命之间的家族联系。作者征引那一时代人大量通信、日记和私下谈话,描绘了另一幅有可能使中国读者感到陌生或意外的画卷。

  

  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

  

  1789年的三级会议相当于英国的国会,但在法国已经有一百六十多年没有召开。路易十六敕令开会,只想据此分摊国库亏空。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括他在内的法兰西民族已经遗忘了这一会议如何召开,如各等级代表人数,选举方式,以及会议辩论程序。他只是说了一句要开会,而且是三级会议,后面的事情则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红衣主教布里安在他解职前的一个月,提出了一个宪政发展史上十分善意但也可能是最为离奇的想法。他力主法王邀请法国所有的"学者",就三级会议如何召开进行一场智力竞赛:会议规模该大该小?三个等级合厅议事,还是分别集会?在权利方面他们是否应该平等一致?布里安显然很开明,他想起了法王遗忘的东西,却和法王一样,忘记了更重要的东西:法兰西是个阴性民族,以文学和妇女时装而不是制度能力领先欧洲,文人多,学者少,思想界基本由文学评论转型而成。此前路易十四将全国的贵族大户迁居凡尔赛,以芭蕾、沙龙等浮华消费耗损他们的财富,消磨他们的斗志,捎带着产生了这一时期的法国文人阶层。后者活跃于宫廷前后、沙龙内外,习惯于上流贵妇的衣香鬓影,灵感离不开性感,才情与爱情齐飞,有时为法王怨恨,有时为王后宠护。他们离宫廷近,自认已窥得国家奥秘,如稿纸画板,可以揩出一片空白,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距离政治甚远,始终被排斥在国家管理圈外。不远不近,欲迎还拒,常使文人把剧场栏杆拍遍,为满腔热忱不能宣泄而愤懑。布里安建议一出,这个阶层的灵感与才情、怨恨与愤懑如井喷般爆发,在那个炎热的夏季,法王案头堆起总数达二千五百种的政治小册子,这个热爱钳工锁艺甚于朝政管理的年青人立刻被浩浩荡荡的政治设计淹没了。这就是他的前任兼祖父路易十五临终时有所预感,却又撒手不管的"洪水滔天"。

  

  壅溃之后,首先冲毁的是闸门本身。专制一旦和轻浮连袂出现,更能撩拨革命欲火。这一点,只要回顾大革命前夕一个细节,奥地利来的王后如何撒着娇逼法王同意把"费加罗的婚礼"搬到宫廷扮演,大致能窥破一二。法兰西确有"悲惨世界",却是双重的:专制加轻浮,在它的对立面复制出暴烈加放纵,恰如一个苛严的父权家庭一旦松弛,通常能在长子的嚎叫中看到父亲的背影;专制要为它本身封闭太久付出政治利息,还要在历史数轴的相反方向――当它想改变统治时,要为被统治者即债权人也已经复制了它的暴戾性格,付出加一倍的利息。

  

  《陈情表》(The Cahiers De Doleances)是应国王的要求,对国家的状况进行评述而撰写,并印行60,000册。托克威尔事后爬梳这一大宗史料,编完一栏有关民众不满的主题,不禁目瞪口呆:"我带着一种恐怖的心态认识到,这里所要求的是对国家整个法律和风俗习惯在瞬间同时废除。我看到的问题是,法国面临着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诸多革命中最危险的革命。"他发现,政治自由的完全缺失,使得文人对政治事务"不仅陌生,而且盲目";一些人在进行管理,老态龙钟,另一些人在真空中建立关于政体的理论,高谈阔论,政体领域与观念领域分离行进;如果法国的思想家能够象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有机会参与日常政治,并对他们的制度进行一些日常的修补,他们就不必去想象一个全新的制度。不幸的是,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不――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架构。文人们当然选择后者。

  

  文人之轻狂当然应归咎宫廷之轻浮,一如文人之盲目应归咎制度之封闭。法国启蒙运动的正面价值,史载甚详,至今尚得其惠,而这一运动与文人的性格联系,则较少触及。这一民族从路易十四建立凡尔赛宫以来,精神上就不太平衡。文人从宫廷弄臣而来,至此变异,当然有锋芒,却离不开舞台气,从批判到逃避,瞬间可变,批判时投以意图伦理,逃避时缩回犬儒游戏;这一阶层也是教士之后裔,与后者一起承担教民、化民、牧民之职,不自觉中也承袭后者政教合一之血脉。至新时期,虽与神权王国的政教合一发生冲突,却不知政教分离之民间依托,一旦社会还俗回归人性,新教士则叶公好龙,立刻呼唤人间世界的政教合一。此外,文人凸起于社会之上,而不是与其它阶层平列,亦为法兰西独有胜景。社会以文人为导师,以文人浪漫为前引,而不是以实业、法律乃至技术为动力,以契约精神和程序建制为重心,此一现象,除同属拉丁语系的南欧诸国,在英伦、北美则甚少发生。后者即使有文人,文人并不凸起,而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列。文人反抗当然有积极意义,难能可贵,却很难产生新型制度及其政治文化。文人多半不耐贴地步行,形势松动,一跃而入无政府主义之迷思,失重作太空舞,可上九天揽月;进入政治实践,则在反抗中复制对方,在革命中再拥戴一个国王,可下五洋捉鳖。王权制度被改造之前,他们时常在这两件事之间周而复始:要么是带球越界,以文学飞腿狂踢政治之"门",空许一个乌托邦,这时叫"文学启蒙";要么是被强行清场,于是退缩到场外玩一段圈子里的击鼓传花,鼓停处,总有奇花暗放,这时叫"巴黎纯文学"。 文人本身是病,不是药。文人凸起通常标识社会患有炎症,却因其红热而具艺术性之外观。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革命,若革命来不及发生,其吟唱载入史册,或为艺术之瑰宝,或为抗议之结晶,所谓病蚌生珠;革命倘如期而至,文人中最激烈者第一天允诺民主,第二天扑杀反对者,第三天就变得比专制还要专制。

  

  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性光明的尽情讴歌,翻过比利牛斯山到法国,为法兰西文人所接受。先是放大为对人性的无限信任,以人性至善之乌托邦代替人间制度规范,而不承认人性另有幽暗一面,当应以恶制恶,以权力制衡权力。一旦发现人性并不纯然是至善,则号召以革命手段改造人性,当人性拒绝改造,则立刻翻出与人性为敌,对人性无情镇压的狰狞一面。大革命对人性的这一内在矛盾,前一面表现为初起时一飞冲天,1789年8月4日一个晚上就宣布废除此前沿袭千年的所有封建特权;后一面则表现为对人性的恐惧与镇压,1792年至1793年,一年内有17000人被推上了断头台。

  

  霍布斯与卢梭:几何与美学的差别

  

  近代自然科学与文艺复兴同时代出现,却与人文诗性从一开始就不和睦。哥白尼所代表的太阳中心说既挑战教会地球中心说,也威胁文人们的人类中心说,不仅激怒教皇、教士,同时也激怒但丁一路。自然科学在近代的活动,对教会禁欲不利,对诗性解放也同样不利。教会禁欲,曰"救赎",以神写创世记,以神救赎人;文人纵欲,曰"解放",以人代神,还是继写创世记,只是在神的位置放上人,人可"救赎"人,"解放"人,"改造"人。教士与文人都是以人类为宇宙中心地位,这一地位恰为自然科学所颠覆。后者对人类中心与人性的自然描述,扩展至英伦,发生苏格兰启蒙活动之低调性格。霍布斯之政治学说从几何力学而不是诗性人学推测人性不可轻信,掌权者人性更不可轻信,"权力之扩张本能只有在碰到另一权力扩张时才能停止,恰如物理世界的物体运动",由此发生权力分立与制衡说。其思脉与其说接近但丁、彼得拉克人文诗性一路,不如说接近哥白尼、牛顿几何物理一路。霍布斯也研究人,琢磨人,但开宗明言十七世纪是几何的世纪,对比利牛斯山那一侧倡言该世纪是"人的发现",似乎故意冷落。其代表作『利维坦』从几何公理推理权力运作,与其说是人的"发现",不如说是以人为题的几何逻辑练习簿。同样是两国近代政治学开山祖,霍布斯与卢梭的差别, 是冰与火的区别,几何与美学的差别,逻辑与诗意的差别,恶始善终与善始恶终的差别。前者或许消极,不敢谈人间天堂,不"救赎",不"解放",不"改造",却能避免人改人、人造人的活地狱;后者冲天而起,拍板叫天堂,却先走一段人改人,吓死人,也杀死人的地狱路径。后世所谓英美分析与欧陆演绎,经验归纳与先验独断,逻辑实证与"诗意地栖居",可能都烙有这一早期分歧之烙印。

  

  而史家至今称法国为"启蒙运动",不以类似概念称英伦与北国,也是无意,无意中留下的间隙,却比有意刻画更能透露历史消息。英国革命前,苏格兰壁炉边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不能称"运动",至多称"活动";而美国则几乎记录不到革命前有纯粹观念活动,迹近于无。法国不仅"有",而且有"深度",把政治改革延伸入人性改造,时间长,受众多,大规模文学化,确实应该称之为"运动"。就启蒙及其文人性格而言,美国"无",英国"有"前一半,无后一半,法国则是二者兼备,"大而化之"。这三个数量级,是对比三个民族革命成败的诸多关键之一,可惜后人着墨不多。将革命之原因与负面结果全部归咎于文人,反而有夸大文人作用之嫌,甚至可能从批评一端坠入被批评者的"文化决定论"。但是,革命前的文人启蒙与革命中的社会动荡,两者之间也确有一层负面联系。反省这一联系,有可能会使至今还数量庞大又沉睡于"五四"以降一支新传统中不醒的文学青年,感到气闷。事实上,自"五四"形成那支新传统以来,法兰西文人作品包括哲学在内,在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历史记录中总占上风,除了这一流派多具左倾性格,容易通过意识形态之嗅觉,而其他流派则难有如此幸运,网密如篦;还因为接受者之智力结构与法兰西有家族相似,不与英美同,容易通过接受者的智力过滤,网漏吞舟。

  

  文学如激情踢马刺,能使革命飞奔

  

  革命如遇文学,一定如火如荼。马鞍下增设一激情踢马刺,当使胯下飞奔,在空间上放大,在时间上延长,直至延伸到文学所在地――精神领域,啃噬文学它自己。

  

  美国革命没有留下类似纪录,如有之,革命前仅一本『常识』(1776年),革命中仅一本『联邦党人文集』(1787-1788年),却都不是文学,或革命文学。前者仅为应急,由一个外人来挑破殖民地与母邦之关系已名存实亡,说服当地人正视现实,敢于独立;后者是拉票,多局限在制度比较、政治程序上立论,说服百姓投票通过1787年宪法。两本小册子,反映美国革命之"历史性局限"向纵深发展――越来越自觉地限制在政治本身,不扩及政治之外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后一本小册子,在那样重大的历史关头,却不向文化深处挖,更没有就此延伸入新"政教合一"之圣地:如"改造国民性"、如"伦理觉悟方是吾人文化之最后觉悟"、如 "文化革命才能最终保障政治革命"。是否十八世纪北美民众觉悟已高,不必改造?当然不是。当日民众之愚昧,一点也不亚于此后两个世纪以法国革命领衔的另外几场大革命。美国也有文学,但文学史开窍晚,殖民时代所谓文学多半是私人通信作品,略输文采;美国也有文人,但没有凸起一个文人阶层,稍逊风骚;美国也有观念活动,但没有文学踢马刺,马归马,刺归刺,只识弯弓射大雕――政治只是政治本身,政治权力的顽症,只能依靠权力分立与权力平衡来驾驭。这些缺陷,都可看作是美国历史的乏味,乏味处却耐人寻味。美国革命说穿了,"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个单调直面,直面其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这样的政治当然有失败记录,还有撤烂污的时候,如19世纪与20世纪两个世纪末选出的那几个总统,可谓一塌糊涂,乏善可乘。但是这样的政治有一点好:政治与社会领域其它领域有一条隔离带,大失败与撤烂污,只是政治本身失调,不至于蔓延为其它领域的大动荡。无怪后人罗隆基有言:最好的政治是政治行政化,行政技术化,换言之,政治应该走下行线,而不能走上行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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