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宗海:东方民主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6 次 更新时间:2008-11-04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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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宗海  

现如今,只要提起民主,有人总是言必谈西方,目必观西方,耳必听西方,路必走西方,似乎西方就等同于民主。从有些人由对西方天堂般的向往到不惜抛家弃业,违法滞留西方现象看,感觉西方真的很好,很宽容,很自由,很发达,也很享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东方小国和地区的崛起,据说都是因为受益受惠于西方民主。十多亿中国人不傻,怎么会不知道享受这样的好事呢?其中的苦衷恐怕只有中国人自己哑巴吃黄连,心中有数。在东方,民主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东方需要不需要民主?需要怎样的民主?

有悠久历史为证,与古老文明作伴,加之信息时代古今中外的知识融通,凭着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求索,我们有了一些感悟,一些比较,一些鉴别,一些警示。很想赶赶时髦,冒昧地谈谈东方人的民主观念和民主想法。当然,这里所说的“东方人”只是“这一个”的感受。

认识西方民主形成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对民主做宏观上的斟酌。和几千年的东方封建一样,几千年的西方民主不是数千字的文章能说清楚的话题。先要说的是,就连西方民主先哲们和现代民主理论权威大师们也谦虚地自称说不清楚的“什么是民主”的概念问题,尽管自不量力,但却是认真的。

窃以为,民主是国家或政权统治的产物(也有学者认为“是价值压力的产物”[1]),是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诉求。广义的民主是国家或政权秩序保障下的人类生存状态,是一种客观的动态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形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是古代、现代或是将来,都具有这种客观存在。

西方人经营他们的民主已有4000多年历史。他们的民主有理论,有实践;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至今,西方民主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保持着持久的辉煌和旺盛。所以,有人总以此认为民主是西方人的专利;有些西方人也以民主国家和民主者自居,以为他们的社会制度就是民主的化身,并引以为骄傲。其实,西方人所持之以恒的这种东西,在东方一直存在着,只是存在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形态不同罢了。由于生活信念、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东、西方对民主的理解、表述不同;民主的实现途径、方式方法、运动形式、进程以及周期性变化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还在西方民主即将诞生的那个年代,东方的君主大禹率领着他的臣民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在江湖河海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在治理洪水,进行着他“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的那个年代,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有一群长老聚集在了一起,由于对贵族统治的不满,他们成立了长老会议,开始为“权利”争执不休,对各自利益的维护所形成的冲突,促成了与长老会议相抗衡的民众会,通过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斗争,取得了共同行使治理社会的最高权力,逐渐演变成了风行欧洲相当长历史阶段的“僭主政治”。起初,僭主们实行“压抑贵族、加惠平民”的做法,以求得两个阶级之间利益实现平衡和稳定的统治。僭主独立于贵族和平民之外,有些像中国历史上的士人阶层;所不同的是士人阶层可以左右平民却动摇不了皇权。久而久之,僭主政治导致了无限制的专制统治。贵族阶级虽然在政治统治上失败了,但仍旧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实力,僭主需要采取独裁和专制,才能维护其统治。为了获取普遍的认可,僭主们名义上都不称王,采用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称号。雅典民主的短暂成功只是给了西方民主一个理想的框架,就像秦始皇统一中国只是给了东方一个大国的框架一样。僭主们非但没有实现他们的民主理想,事实上民主还没有结出果实的时候,已变成专制统治,逐渐演变成“暴君政治”。公元前6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民主时代”的到来,古希腊步入了全盛时期,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战役等对外战争的胜利,通过掠夺强化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局面,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和广泛程度上应证了这种民主的可行性。希腊人首先采用的“直接民主制”,开创了“所有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抽签选举制度的先河,对于避免专制独裁和官僚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外扩张的胜利成就了希腊海外殖民地城邦的建立,也成为“民主政治”的理论渊源和精神支撑,即以掠夺“回馈母邦”。[2] “ 三权分立”的西方民主制度,便形成于这样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西方社会实践。

在西方民主历史上,专制的僭主政治曾经为古希腊走向城邦民主扫清过道路。民主既不是西方的天然资源,也不是上帝的赋予。这一历史现象说明,西方民主是西方民众在与旧的贵族专制统治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摸索出来的。尽管如此,民主的实现仍然是以阶段性的权威专制统治作为制度和秩序保障不断发展完善的。西方的权威专制统治也曾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

观察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人们会发现西方民主总是以“回馈母邦”为起始,而以“母邦”的衰落为终点;也就是说,“子邦”的兴盛,总是建立在以“母邦”衰落为代价的基础之上的。公元1776年7月4日,西方殖民者在北美洲大陆费城召开大陆会议,正式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美国在西半球的崛起,把西方现代民主的辉煌推向了巅峰。这背后,却是他的“母邦”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等的衰落。依照西方民主理论的传统价值来衡量,美国当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不孝之子。他不仅没有“回馈母邦”,还彻底背叛了母邦,成为了一个不受管制的逆子。美国的独立,其实质是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体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美利坚合众国朝阳的升起,便是“日不没落”的大英帝国夕阳的坠落。西方民主总是在以“蚕蜕”的方式招摇着自己的辉煌。而在东方,民主则是以“涅槃”的方式呈现着自己的重生。对外扩张既是西方民主维护其传统价值观念的历史根源,也是其获取现实政治资本的借口。回避国家内部矛盾,以外部扩张的形式转移困境、谋求发展是西方民主改朝换代的一个明显特征。几千年来,西方民主总是没有走出“黑瞎子掰苞米”的怪圈。雅典城邦的衰败已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大英帝国败北的硝烟散去只有两个世纪。在21世纪的朝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世界似乎又在呈现着另一座西方民主大厦倾斜的不详前兆。人们在翘首观测,西方民主下一个“回馈母邦”的闪光点在哪儿?在南美?在西亚?在非洲?还是在其他星球?

两千多年前,东方古国的圣贤孟子就讲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道理。在东方政治传统中,以国家的名义对外进行武力扩张,历来被认为是一种侵略行为,是“失道”的。从种族、区位和文化历史的角度考察,日本当属于东方国家。明治维新后,逐步推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开始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并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至19世纪80年代末期,形成了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倾其国家之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明治维新之前,尽管有“倭寇”在沿海四处侵扰的记录和传闻,都是些民间黑道的鸡鸣狗盗之举。日本作为国家在二战中的惨败,足以证明那种向“海外移民、殖民,在海外殖民地建立的城邦、形成‘民主’政治制度,回馈母邦”的西方民主模式在东方的碰壁。日本人在东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他们采用“拿来”的方式,抛弃了原有东方民族道德文化的价值体系,照搬了西方民主模式。20世纪这100年失败的阴影还将笼罩大和民族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谓是成也西方民主,败也西方民主。现在,日本人也不得不开始反思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给本民族造成的惨痛教训。

我们宁愿把民主看作是一种历史文化,一条记载人类文明发展的线索。认识了西方民主的渊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哥伦布一朝发现美洲新大陆,印第安人顷刻间流离失所,二百年遭受灭顶之灾,而郑和七次下西洋,用性命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了源远流长的东方友谊之路;就不难理解这个地球上到处都是西方人的殖民地,而民主之光普照的地方,土著人无一例外地受歧视、被奴役的历史;就不难理解西方列强并不满足于蚕食中国沿海领土,进而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情景;就不难理解有人一面叫嚣着维护人权,一面武力涂炭海湾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政治制度连同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以过去的世界留给人类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深厚的宗教和道德资源为前提的。然而,一波波的工业革命耗竭了资源,破坏了环境,资本主义的市场迷信和制度迷信又耗竭了宗教和道德资源,西方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政治模式正在或已经将人类带上了穷途末路,毁灭性的前景依稀可见”[3]。由此我们可以预见,当地球上没有了殖民地可供扩张的时候,当所有资源都拒绝野蛮掠夺的时候,便是西方民主彻底衰落的时候。到那时,西方人不得不撩开他们民主的神秘而虚伪的面纱,回归“母邦”去重新审视他们民主制度的价值与得失。

东方大国中国如若照搬了西方民主模式,其结果有可能要颠覆中华五千年文明所形成的道德文化和人文价值体系;与此同时,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如若一致对外,武力扩张起来,那人类的灾难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道理很简单,中华民族最懂得“回馈母邦”。

从人性的角度考察历史,究竟是东方的大禹民主,还是西方的僭主民主,恐怕是古代的柏拉图或孟子以及近代的托克维尔或康有为也说不清楚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曾被称为禅让制时代。秦始皇尚未统一中国之前的社会制度状况,在孔夫子那里有过总结。禅让制被孔子及其儒家学者们称颂不已,成为后世“托古改制”、“克己复礼”的原始依据。从公元前221年算起,到公元1912年,历代皇帝“轮流座政”、统治中国长达2133年,主要实行的是封建制度。这中间经历了23次大的改朝换代[4]。辛亥革命宣布了封建帝制的终结。当时,革命者的目标是直奔西方民主的。在皇帝当家的日子里,中国人跟皇帝打了2000多年的交道。有一句古话叫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家都舍得性命跟皇帝对着干了,那还不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嘛!今天把这个皇帝拉下马,明天把那个皇帝拉下马。“座政”时间最长的汉朝426年,最短的秦朝只有15年。就这么闹哄哄地过了2000多年。在没有了皇帝的日子里,中国人开始跟西方民主打起了交道。在整整100年里,西方民主在人们的意识中几乎替代了东方的皇帝。可是这交道打的,东方人似乎越来越不买西方民主的账。这时便有人急了,像是急于收市的商人,要把民主廉价推销给你。

客观地说来,100年前满清政府的灭亡,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在东方的胜利或是封建统治者因接受了什么新的人本思想观念而主动放弃历史舞台的义举,而是封建帝制已走到穷途末路,完全丧失了治理东方大国的能力,“气数已尽”。尽管如此,东方民族对来自西方的这种民主还是不能完全接受。皇帝被赶走了,孙中山引进西方民主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辛亥革命依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结束封建帝制的改朝换代,中华民国是这一历史转折的“缓冲器”。西方民主对这次革命的直接影响是阻止了新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重演,击败了有人借革命之机重新登基做皇帝的企图。

时光就这么匆匆逝去。这100年,穿着龙袍的皇帝常常为我们这些没见过皇帝的东方人想起,甚至出现在我们的睡梦里。正说也罢,戏说也罢,他总是东方民族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影子,一个情结,一个时常为上了年纪的人们借古论今的参照物。毫无疑问,皇帝代表的是封建专制。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将清王朝所代表的那个古老的东方封建专制制度连同他们的辫子一同彻底割去了。但是,想了很久还是没弄明白:除了秦始皇是世袭的之外,汉朝往后,中国历代的那个开国皇帝或是总统、国家主席是从哪里来的?

基于民主是“国家或政权统治的产物”和“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诉求”这样的认识,我们来探讨一下在古老的东方,存在不存在所谓的“民主”。有人把中国古代的“民主”理解为“民之主”,意思是统治者“为民做主”。这大概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认识层面上来说的,民众历来对“民主”和“行使民主权利”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作为。

美国人林德布洛姆曾经对民主的历史下过这样的定义:“民主的历史主要来源于对自由的追求”。如若把民主看作是一种民众追求自由、革新社会的形式,那么,早已存在于东方中国的农民运动便是如浪如潮、如火如荼的东方民主。除了类似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之外,行使民主权利还有多种方式。历史上的农民运动,是东方民主的自发形式。这种民主形式,集中反映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的农民暴动和民众(包括少数民族)与统治阶级的战争上。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确属由东方民众自发掀起的、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的政治斗争。那时,东方的先民们对民主的向往很天真,纲领也很简单:“苟富贵,勿相忘”、 “薄赋役,均田亩”、“打土豪,分田地”。 简单而明了,天真却本能。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国度,封建统治的主要对象是农民。为实现民主而进行的努力总是你死我活的,血淋淋的。共同的流血牺牲换来的,要么是封建统治被推翻,要么是起义民众被镇压。这种周而复始的对立冲突,也曾对历代社会秩序及治理方法形成某种撞击和震荡,或在统治者被推翻之初,形成一种新的民主政体,“大同”的民主气氛在短期内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人们会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会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和拥戴新的统治者。但由于缺乏他律性的政治制度机制,独裁专制会随着人性的弱点滋生蔓延,最终,脆弱的民主还是被岁月的沙尘吞噬了,剩下的,又是民众对统治者日益不满的情绪和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相比之下,西方民主传播的是武力扩张,收获的是“回馈母邦”;东方民主传播的是武力颠覆,收获的是“否定母邦”。即便是在没有了暴力抗争的年代,东方人在革命取得成功后,由于执政根基不稳,意识形态紊乱,为得到长期的、稳固的统治,在武力征服的思维惯性作用下,新的统治者便会借助操纵国家机器的便利条件,以国家暴力来行使否定的权力;在对现实社会进行行为否定的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否定浪潮,对传统文化甚至民族历史进行否定。

以历次农民起义为标志的东方传统民主运动,始终是一种在民主思潮驱动下的颠覆活动,始终没有形成一种上升为政治文化的社会制度。东方人不缺乏民主理念,却总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揭竿而起中行使着所谓的天赋民权,在无序中破坏与否定,一朝破坏一朝,一代否定一代。民主不成熟、不长久的主要原因是:只有思想,没有文化;只有眼前,没有未来;只有行为,没有制度;只有暴力,没有妥协。然后,在革命者还没有享受到民主果实的时候,这民主已变成为“北国之枳”,既苦又涩。 后来这100年,在争取现代民主的道路上,也曾经历“五四运动”、“四五运动”和“六四运动”等大大小小的民主风潮。争取民主的动机本身并没有错,可总是显得那样的不合时宜,那样的不成气候。为什么?

西方民主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国家统治体系。如果把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统治比作是西方历史上的贵族统治,那么,辛亥革命后100年的中国政治局面,也只能看作是“僭主政治”的开始。从公元前6世纪“民主时代”的到来算起,西方民主经历了2000多年的漫长而又曲折的路程。从封建主义到权威主义,我们经历了100年。这只是一个民主发展的历史参照,并不意味着东方实现民主化仍然需要去走西方民主的老路。如果中国执意要走西方式的民主之路,这100年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应当积极地看待这100年来,国家及全民民主意识的提升、以法制建设为特征的现代民主架构的确立和民族文化中民主元素的渗透等,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了不起的进步,应当珍惜这100年。

西方民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证明,权威主义是走向民主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权威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威主义步封建主义的后尘,把历史引向倒退。中华民族历来不拒绝民主,我们正行进在通往符合国情民情的东方民主之路上。对此我们应该保持信心。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民主可以“提速”,不可“催生”。东方民主的制度框架,是东方通向现代民主的“高速公路”。建立民主社会的制度框架与真正实现社会民主是民主进程中互为因果的两个系统工程。权威主义政府能够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缔造者,但不能缔造民主本身。把现实政治比作西方历史上的权威主义政治不一定恰当,但从政体结构分析,有某些相似之处。有理论观点认为,“权威主义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用强权控制稳定,求得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政治安定环境。其二是国家权威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能够扮演主导推进经济发展的角色”[5]。东方的泰国引进西方民主制度七十多年了,至今常常动荡不安。有人总结了这样两条:一是仅有民主的形式是不够的;二是实现真正的民主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6]

民主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一种理性的批判。尽管取得民主的最原始的动力依旧离不开暴力,但无论从制度形式还是实现方式上,民主都将对暴力构成排斥,暴力之下从来没有民主。

自古以来,中国人提倡以德治国。以德治国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即使是在西方民主贤哲孟德斯鸠那里,在民主政治的原则前提下,还需要德治。或者说,实行民主政治,前提是不仅国民要具备基本素质和基本品德,国家公务员、司法人员,更应自觉遵守法律,勇于承担责任。

认识西方民主发展的现实,有利于我们对民主做微观上的把握。西方民主在微观层面上是一整套有序有效的规则。这套规则讲究公正透明,提倡公众参与。其科学合理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选举规则,规定了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人民主权通过公民行使选举权而体现。也就是所谓的“选举政治”。比如宪政规则,通过宪法制约绝对权力以保障个人的自由。宪政规则要求,政府不得违法行政。宪政规则规定了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制约和限制了任何绝对的权力,保障“有限政府”依法行政;规定了个人权利制度,把个人权利和政治权力区分开来。在这个制度中,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制度对确保个人权利不受践踏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共和规则。视政治权力为“公众的武器”,充分体现公权的公有、公平和公正。当然,民主选举的合法性只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形式之一,而不是民主的全部。当西方民主演变成为一种浮躁的选举形式的时候,西方人也开始对民主进行着反思。开始反思为民主而民主的民主存在的种种弊端,最终发现民主只不过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

西方民主之所以具有被些民主的崇拜者称之为“经久不衰”,具有“僵而不死”的魅力,除了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合理性特点之外,善于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是其另一特色。当西方民主制度陷入周期性困境的时候,他们也会“礼贤下士”,变得温文尔雅,虚心向他人学习。1965年,在美国独立的发源地费城召开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上发表的《资本家宣言》,竟然公开宣称: “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7]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写过一本《1999:不战而胜》的著作,在对东西方力量变化的对比分析中,对西方民主制度自身所存在弱点及其在未来走向衰退的趋势表示了深深地忧虑。目前正在遭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又为西方民主精英们提供了一次学习的良好机遇。他们一反往常习惯于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国际警察”姿态,开始变指责为夸奖,化冷漠为热情。西方破天荒地对中国掀起的表扬潮,让习惯了受冷遇的中国确有些不适应。[8]

国家政体走向民主化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可以说是人心所向。“世界上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模式,各国情况千差万别,民主的实现必须适应本国的国情……外来力量不能强加。” [9]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会全盘接受西方民主理论和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即便是有一天中国实行民主化了,也一定是东方式的民主。

民主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是国家内部事务。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或社会秩序。民主具有保障现实社会秩序的职责。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都是秩序的结果。制度是民主的形式,秩序才是民主的内容。离开了一定规则下的社会秩序,民主不仅不复存在,还将酿成社会动荡和灾难。民主需要体现个人意志,但民主绝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中国人对现代民主的新贡献。

民主具有体现民族价值观念的本能,具有维护国家主权意识的功能。民主是一种观念,上升为意识形态的民主观念才属于国家的民主。西方民主之所以在东方不能够长驱直入,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主权的不可逾越和意识形态及民族文化的差异。只有在国家主权独立的前提下,民主才是真实的,可行的。小国或地区的民主,历来是以某些大国的政治背景作为遮阳伞的。在现代条件下,小国或地区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全面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全面履行西方民主理论。就连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照搬的结果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在他们的民主实践中,也仅仅是汲取了大国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中的某些适合本国、本地区发展的有用成分而已。

人类历来不存在国际民主,过去不存在,现在和将来也不会存在。所以,就整个人类而言,民主是虚拟的,是虚伪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一命题几乎接近于真理。其真实价值在于权力的更替与制衡、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等方面,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设计和操作程序。东方人历来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传统。东方人不排斥西方民主的合理性,而且应当积极地吸收西方民主的某些合理成分,为我所用。民主的实现是一个自觉的、渐进的过程。和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民主的发展变化也是一个有规可循的过程。张维为先生认为,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10]东方的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11]。面对世界民主进程,既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又不能削足适履,操之过急。民主的实现是一个理性的进程,不是一种浮躁的形式。100年后我们来检讨自己,是离民主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应该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我们社会的国民意识在一天天向着民主靠近,我们离东方民主越来越近了。应当看到这个进步,看到它对中国社会走向制度化民主的实质性意义。近百年来,来自西方的民主参考书足以使我们构建无数个东方现代民主大厦的宏伟框架,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经验证明,只有民主制度才最有利于财富的创造。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与践行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产物。市场经济是自由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全部条件”。[12]衡量民主进程可否与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划等号?如果可以,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应成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当代世界民主成功的典范。问题恐怕不这么简单。

我们常说要提升民主,完善民主。当然不是不远千里万里去帮助西方提升人家的民主,完善人家的民主,是在充分认识西方民主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民主的合理成分,提升和完善属于我们自己的民主,东方的民主。东方民主本身就具有东方民族的特色,如果东方民主不具有东方特色反而具有西方特色,那这种民主就不是东方民主,而只能是西方民主。民主尽管存在着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但应当承认民主的普世价值。民主的普世价值与人性的向善本能是相统一的。关键是有人为了某种利己的目的,在伪装“特色”、异化“特色”、绑架“特色”和“粘贴”“特色”,使人们对“特色”产生了怀疑。由于西方民主产生于西方,与东方存在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天然差异,好比是东方人娶了一个西方媳妇,让西方民主懂得东方规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既要有时间和耐心,又要舍得下功夫去训导。我们可以打一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西方民主就像是一束将要赠予情人的带刺的玫瑰,就像是一个存在道德问题的风韵少妇。你是爱她的花儿呢,还是爱她的刺儿呢?是爱她的风韵呢,还是爱她的“问题”呢?“爱屋及乌”恐怕会酿成大错。我们需要近距离地接识她,融合她,而不是远距离地一边欣赏她,一边挑剔她;既不要魔化她,排斥她,肢解她,又不要膜拜她,包装她,粉饰她。西红柿和马铃薯都没长腿,却不远万里,从西方来到东方扎了根。水到才能渠成。剥离掉西方民主中为东方文化所不相融的成分,相信民主会在东方扎根。“只有具备民主习惯的公民群体才能产生并维持一个民主的政府”。[13]任何人都不可能抛弃历史去评判人类发展的是非成败,脱离现实去描绘未来生活的美好蓝图。“建立起民主和法治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和法治传统,是中国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须的基本创新”[14] 。

参考文献:

[1]白钢:《现代西方民主刍议》;

[2]据《百度百科·古希腊》;

[3]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4]据《汉典·中国历史朝代公元对照简表》;

[5]苏露锋:《民主合法性与国家稳定发展》;

[6](《广州日报》:《泰国乱局——失去规则的游戏》 2008年10月11日 ;

[7]卞洪登:《资本运营方略》,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8]《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雷风云:《西方领袖争相夸奖 中国突遇“表扬潮”》,据《环球网》,2008年10月24日;

[9]吴建民:《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10]张维为:《反思西方民主》,《学习时报》,2008年1月;

[11] 孟子:《公孙丑上》;

[12] 刘军宁:《民主政治如是说》;

[13] 张千帆:《民主就是按规则议事》原发中国经济时报;

[14]时殷弘:《中国和平崛起只是可能不是必然 》,《财经文摘》2006年,第04期 。

(2008.11.3凌晨完成于江苏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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