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火车上的记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64 次 更新时间:2003-06-09 17: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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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成年后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恶业,七个字,除最后一个,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注解“国家”与“社会”,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个“注”,中国学者在后面跌跌爬爬,捡拾不已,却也还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给研究生上课,聊起国家税收和黑社会勒索保护费有何差异,竟然发生思维短路,脱口而出:“什么是国家?合法的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还没有合法化的国家。”两个外省来的好孩子大吃一惊,赶紧低头,望本子上捣蒜般地猛记;我自己也吓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车上的童年创伤用“学理语言”说破了。

  

  一

  

  1966 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在那一年 11 月 16 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象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 1949 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 49 次特快是中午 12 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象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作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老毛变脸,“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把青年学生往向乡下撵。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人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头一年秋后算帐,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我后来听说, 1979 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国际了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先说爬货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象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象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号灯闪烁不停。我们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马上南下的火车。火车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棚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呼小叫起来。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象聋子的对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如果火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薄的肉饼不可!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这一来,我们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象铁道游击队那样,掂着布包袱,在车厢顶上跨着走,而那个铁路女工,就象芳林嫂那样,站在天桥上远远指点着我们。每跨一节车皮,我们就回头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势,张嘴作询问状。终于找到一节装机器的敞棚车,而且是在机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势,放心离去。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离开南方两年,终于又看到小桥流水了,我们站立起来,兴奋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实听不见,但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可惜乐极生悲,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善良,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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