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14 次 更新时间:2003-06-09 1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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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却碰上取消升学考试,枯坐在家,静待分配。当时也有一个消息曾激起小伙伴们的兴奋:郊县有一些质量上乘的学校,需动员一部分市区学生去住宿就读。分配到我们那里的是上海县的莘庄中学和川沙县的高桥

  中学。男生看中这一去向,是因为可以住宿,能远离父母束缚,有一种远走高飞的感觉。几个心野的同学特别向往高桥中学地处海边,于是相互约定,要到海滩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当时北方来的红卫兵刚刚到上海,他们搅动社会秩序,市面上出现一种越出常轨的激动气氛,只要在公共汽车上发表演说,或者朗诵传单,司乘人员就不向他们收钱售票。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在公共汽车上打快板、念传单,一路免费,既去了高桥,又去了莘庄。实地比较的结果,好象还是莘庄中学好,因为那个学校从外面看去很雄伟,有一个高高耸立的跳伞塔。到了文革第二年,这一消息却沉寂下来,再也不见提起。一九六七年夏天,新成立的市革委会教育组终于想起还有一届小学毕业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按街道划块,三下五除二,将几万名活蹦乱跳的小学生当成几万个没有生命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把它们切块完毕,一个个塞进了住家附近的中学。我的那些儿时伙伴就这样被强行拆散。以后当然还常见面,但渐行渐远,一次一次差距拉大,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没劲,意兴阑珊,终于停止了来往。很多禀赋极好的伙伴,就被这种撵鸡撵鸭式的大呼隆分配耽误了。奇怪的是,那些资质较差的人,有幸进入一所好中学,不见得就能学好;而资质较好者被那些坏学校耽误,却很难逃过厄运,几乎是百发百中。

  

  文革尽管乱,但是否重点中学,一进校门就能感觉得到。我后来养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心理习惯,与老三届接触时,第一次交往总要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学门第”,而且分辨率还很高,能感觉得出三十年前是“区重点”还是“市重点”毕业的细微差别。这种痕迹潜藏在人的语言举止里,使人想起列宁的一句名言:四十岁以前的表情,归上帝负责,四十岁以后的表情,归自己负责。只是在这里,需把四十岁改成二十岁。只要有两个人站在你面前,让他们争论五分钟,多半就能听出,当初谁是市重点毕业,即使他目前下岗;另一个是从非重点毕业,即使他递着名片说:“北大毕业,专搞现外”。现外,现代外国哲学之简称,说快了会被误听成“现卖”,一种很深奥的时髦学问。

  

  我的命运一贯中庸,那时被分配进一所区重点。文革中武斗比较激烈的学校通常是两类:一是没有高中的初级中学,因为文革前学习气氛就不好,又没有高中生引导,很快就由着那些孩子王胡闹。分配进这一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

  就是那些穿着蓝色大翻领运动衫的“头头”,骑着抢来的自行车在操场上练车技。第二类是重点中学,有高中部,临近附近的机关大院,如果临近部队大院,则更为不幸。一九六四年强调阶级路线,那些学校降格录取了很多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分配进这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是:现代八旗子弟穿的不是蓝色运动衫,而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骑的不是自行车,而是摩托车,就在操场上狂奔。他们不说“摩托车”,而是说“电驴子”,当然也是抢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挥着父辈的武装带耀武扬威,但内心还是有自卑。运动前多半成绩不佳,运动中也写不出有水平的大字报,知道学生中的大多数瞧不起他们,故而有很强的报复情绪。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则真实故事:有一个军干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白脸团支书,但成绩太差,连入团都被拒绝。文革一起,这群小姊妹就把那个小白脸吊起来一顿暴打,白天批判他资产阶级思想,“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晚上则倾筐倒箧,骂出来的全是她们从父母大院里听来的肺腑之言。那位军干小姐就这样指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梁上君子”,厉声骂曰:“老娘就是不夹你那二两肉!”如此绝妙好词,夹杂着暧暧昧昧的女人幽怨,让擅长此道的琼瑶听见,还不活活气死?一般港台小女生是想象不出来的,非长期浸染内地大院文化者不能办。此为衙内语,是大院文化剥了皮以后的特产。似还保留有当年湖南农运之底气?但仅此还不够,必须进入新式大院再泡上权力汁液,八旗者,霸气也,农运之底气加权力之霸气,这才能酿出这一坛好酒。文革脱轨,金瓶崩坏,琼浆飞溅,才让平民百姓惊闻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效果。文革一过,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把打人丑行往一个抽象符号“造反派”一推,先出国,后经商,再不称心,就加入第三梯队。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蓝色运动衫者,则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就已收入网内,或在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打入另册,拖得再晚,也躲不过一九八三年夏季那场雷厉风行的“严打”。文革中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我后来碰巧学历史,就姑且把它称为“黄衫党俘获蓝衫党并将其捺为自己替身的历史”。(注一)

    

  我那所中学,先前叫麦仁,一九四九年前是很有名的教会学校,五十年代更名为继光,六十年代又从市重点降为区重点,一蟹不如一蟹。所幸附近没有大院,尽管叫继光,但六十年教会学校的底子一时还来不及败光,书比衙内多,气氛就比上

  述两类略好一些。我们进校时,校内红卫兵已实现大联合,秩序被高中部的学生控制,虽也有“牛鬼蛇神劳改队”,但也未见随便打人的现象。当时校内还有一届老初一,即六八届初中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把我们命名为“新初一”,称他们叫“老

  初一”,以示区别。高中部向“新初一”各班派出辅导员,十分虔诚地向我们宣讲原来的黑校史,以及文革这两年的红战史。我们对他们很崇拜,他们对我们却很羡慕,认为我们没有受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污染,比他们还要根正苗红。新初一进校时,他们举办过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才领我们进教室。我记得我们那个班的黑板两旁是一幅对联:“蓝天白云寄红心,生生死死为革命”,行草,笔力遒劲,超过现在的文科博士生普遍水平。我因为一进校就贴出过一份长达十一张白纸的大字报,谈教育革命尤其是语文教材的设想,题目是“给辅导员说几句心里话”,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件作品,很快就被我班的辅导员看中。这位辅导员出身职员家庭,性格文静,既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感,对我着意引导,很快成为我精神导师。

  

  学校藏书“四万”,这在当时的中学图书馆不是一个小数字。关键是四万藏书中,还有许多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这些被抛入垃圾堆的“禁书”,打开了我精神阅读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寻找一个打飞掉的篮球,在图书馆墙边的垃圾堆中翻动,无意中发现有一大堆“四旧”,如解放前的地图之类。再翻检下去,竟是整摞整摞的竖排本旧书,有些还是烫金精装漆皮封面,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抱了一大摞回家。这些书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脱落的世界史教材,四十年代的翻译本。我好奇地发现,早先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原来都有另一种说法,甚至是相反的说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说:列宁是坐着德国人提供的火车,穿过德俄火线,回到彼得堡,这才有十一月七日的事件,旁边即配印一幅列宁在十月的大脑袋肖像。当时看到这一段,我的小脑瓜子“轰”地一声,两眼发直,久久回不过神来。这本书成为我第一本私藏“秘本”,后来流传出去,被复兴中学一个高年级学生借去不还,我插队离城第一次回家探亲,还去追讨过,也没有要得回来。今天想来,我能说出那个赖帐者的姓名,却说不出那本书的著者姓名,就象回忆一个在茫茫人海中消失的旧友,肯定还活着,却不知在哪里漂浮,也是一痛。多少年后我在工厂里开始自己的自学计划,为什么单单从世界史起步?当时意念很坚决,但动机并不清楚。直到此次被编辑逼着写这篇文章,搜肠刮肚打捞记忆,想起了这本书,才若有所悟。

  

  文革中的书店,是否象现在的回忆录作者描写的那样,是清一色“红宝书”?也未必。即使是“红宝书”,也会翻出花样。我记得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还在开张,就在今天的外文书店原址,但门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楼。我那时已经有跑福州路“淘旧书”的习惯,那一天偶然在这家书店发现一张告示:订购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每本定价六毛。我当时的零用钱父亲规定是五毛,包括剃头洗澡。花六毛钱定一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就有点象现在的人月收入一千,以一千二百元买一张流行光盘,而且还不是现货,是期货,又看不懂,干不干?我当时在中学里学的英语无非是“LONG LIVE,LONG LONG LIVE”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培养起对外语的兴趣,按道理不会下这个单子。但到这个时候就显出前重点中学的好处:我有两个高年级的好朋友,一个在复兴中学初中部,一个在本校高中部,我在读书方面如有疑难,多半是请教他们,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听说后,一致鼓励我买,理由是:你现在用不着,不等于你将来用不着,用这本英文版与中文版对着读,是自学英语的好读物。他们不仅鼓励我,甚至和我一起到福州路去填那个订购单。过了大约半年,书店果然把这本英文版小红书寄到我家,很守信用。这本书到手后,我只是出于好奇胡乱翻过一阵,并没有成为我学习英文的入门。不过,作为我第一次订购书籍的开端,而且居然是在文革中,有点滑稽,在此不妨提一笔。

  

  顺便说一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那时有大量旧版本的马、恩、列、斯著作,也有鲁迅全集及各种单行本,价格极便宜,品相也好。我记得那时九点开门,八点半左右,门口开始有书生模样的人聚集,门一开,就冲进去抢购自己早就等待的书籍

  。我那时都是步行去,来回约一个半小时,坐电车钱不过一毛四分,却舍不得,因为这一毛四分可能就是一本好书的价钱。我现在书橱里的一些左派经典,大部份就采自那一廉价时期。

  

  文革中读禁书,也读出一场大祸。当时从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梦》,我好不容易排队等到,读完后,就记住一句作者编排蒋介石的那句口头禅:“娘希匹!”那天下午,我从福州路回来,径直回校,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讲台上用毛笔

  乱涂乱抹。他们走后,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枝毛笔,随手就写了个“娘希匹”,而且还加了个“!”,写完即扔,扬长而去。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学写的是什么,而且正好也被我写字的那个胳膊肘压着。第二天早上进校,即发现气氛异常

  ,早操也不出了,却有公安人员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这一听,如雷轰顶,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

  见了。原来昨天下午我胳膊肘压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万岁!”,朱学勤啊,朱学勤,这一回你算彻底玩儿完了!

  

  我去找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六七届朋友商量。他那时虔信马列,听我说完实情,很自信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鼓励我去找工宣队、公安人员说明情况,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这些

  人听后十分意外,因为我当时是工宣队培养的对象,新初一红卫兵连的“连长”,管十二个班,六百多人。他们正按照学生的家庭出身排队摸线索,绝没有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已经宣布这是反革命案件,不可能因为是我所写而撤消这一案子。当时又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严峻时期,同一年级另一班一个小同学据说也是因为书写反动标语,公安局开着吉普车进校抓人,风声鹤唳,气氛迹近恐怖。公安局、工宣队和校保卫处只能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先宣布撤消我的职务,然后内查外调,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我则猫在小屋里,灰溜溜地面对他们的反复盘问,一遍一遍地写检讨。工宣队态度严厉,但不难缠,最难对付的是参加专案组的那个男教师。他与我的班主任正在谈恋爱,而我此前不满意那个班主任忙于恋爱疏于备课,上语文课讲不出多少东西,对她提过意见,这一下逮个正着,两个人一明一暗,合起来整我。其实工宣队也已看出这一案子属偶然笔误,但碍于形势,无法正面阻止那个男教师。那人最感兴趣的是《金陵春梦》从何而来,反复问我书在哪里,必须没收,以防扩散,其实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时,要什么给什么,但总不能把那个借我书的高中同学卖出去。那一时节,我最头疼的就是他的这一问题。这个案子后来定性为“敌情内处”,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当时标准,留住我不进班房,已经算宽大无边。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两年岁月如何度过,也就可以想象了。事发后,全家笼罩着一种殡仪馆气氛,就像刚死过人一样。父亲当时在单位里也有运动压力,闻讯大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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