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杨祖陶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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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杨祖陶1927年1月15日生于四川达县。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留校任教。1959年调武汉大学。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西方哲学博士生导师,《德国哲学》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欧洲哲学史稿》(与陈修斋合著)。主要论文有:《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康德范畴先验演绎构成初探》、《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黑格尔建立逻辑学体系的方法论原则》、《黑格尔哲学体系问题》等。

  

  1944年,我在成都石室中学读高中,偶然得到了一部王阳明的《近思录》,后来又从林同济先生创办的《战国策》上接触到了叔本华、尼采的哲学,还找到了一本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此期间,笃信佛学的家兄怀着普渡众生的热忱授给我一部六祖的《坛经》。这些色彩各异的哲学思想激动着我年轻的心,促使我考入了西南联大哲学系。它们长久地盘桓在我心底,以至于后来我就读北京大学快两年了,在学习上依然漫无目的。直到西洋哲学史课程结束时,情况才有所改变。那时,我按规定送了一篇有关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作业,贺麟先生阅后在上面写了一个较好的评语。对此我并未十分在意,正在上小学的师妹贺美英看见了,就天真地学着先生捧着作业来回踱步,自言自语:“真是篇好文章,好文章!这意外的情景令我仿佛看清了应该努力的方向,树立了一种献身于黑格尔哲学研究的信心。临近毕业恰逢北平和平解放,空前的政治热情推动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能够到手的马列著作。这样,在我心里,继黑格尔的巨大形象之后,又耸立起了马克思的光辉形象,形成了一种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信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毕业留校我很乐意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并协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班,只在业余做一点黑格尔著作的翻译。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得越多,对黑格尔哲学的依恋也就越深,1956年底我又回到了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抱定主意,从此要平平稳稳地埋头进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

  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平坦的。1959年我调至武汉大学。六十年代初,虽然物质条件极端艰苦,但是可以在相对平稳的环境进行认真研究。为了教学的需要,我确定了——个计划,在运用唯物史观弄清德国古典哲学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实践基础的范围内,进一步运用唯物辩证法编著一部以探索和揭示德国古典哲学内在逻辑为目标的有特色的教材。我边讲授、边编写,课程结束时,居然有了一本四十万字的铅印讲义《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1963年,我以此为基础撰写了一篇五万字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在湖北省哲学学会第一次年会上引起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论。意见虽然涉及哲学史研究是否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但诘难和辩护都是在重新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下进行的。

  1971年工:农兵学员开始学古希腊罗马哲学,时值根据毛主席关于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指示对林彪英雄史观展开大批判。有位学员针对教学内容中“没有奴隶阶级哲学”贴出了一张“奴隶有哲学”的大字报。系和武大襄阳分校领导对此非常重视,马上以系党支部名义贴大字报表示支持,并就奴隶有无哲学问题开展大讨论。层出不穷的大字报中,绝大多数主张有,认为无的寥寥无几。接着分校领导又召开群众大会,安排两种观点的代表上台公开辩论,并要求教师一定参加。我从事这门课的教学已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现过有代表奴隶阶级利益和观点的哲学,在所掌握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从未见到过有关的蛛丝马迹,现在面临咄咄逼人的形势我该怎么办呢?我是这门课的教学小组长,陈修斋先生是我的老同事、老搭档,他深知我不仅“在劫难逃”,而且不会不讲话,他表示自己虽不发言,但完全赞同和支持我的观点。在发言中,我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原以为,这次大辩论就此结束了,谁知远在武汉的总校指令组织“有”、“无”两派代表到总校文科教师大会上去辩论。我是“无”派教师中唯一的“出头鸟”,只好飞出隆中冲上珞珈山去亮相。真是好戏连台。于是,山上山下,沸沸扬扬。在奴隶有哲学之外,还出现了奴隶有政治经济学,甚至有图书馆学等意想不到的奇谈怪论。为了扩大影响,《光明日报》编发了这次奴隶有无哲学大辩论的文章。我校又派出有两派代表参加,由工宣队师傅领导的四人小组赴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一些全国知名大学的哲学系去介绍情况和征求意见,我又充当了组内唯一的“无”派代表。临行前的座谈会上,总校一位领导谈了对这问题应持的态度,“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实难遵命。我们所到之处听到的,无非是“从来没想到过这个问题”、“顿开茅塞”、“要好好研究”这类话。一些老朋友虽私下表示赞同我,但也好心地劝我小心点,少“对着说”为好。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政治形势下,冒风险去这样辩论,似乎毫无意义,但我至今仍不后悔的是,我本着学术良心,坚持了自认为正确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得到了空前宽松的环境。1988年4月,在武汉召集了一次有德、法、美、日著名哲学家参加的国际哲学学术讨论会,我提供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的论文。十分意外的是,在我报告完毕休息之际,法国哲学协会主席董特教授楼上楼下到处找我交换意见,并在会上建议就我论文提出的作为目的性的主体性问题再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德国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施米特教授针对我的论文说,在中国看到对黑格尔哲学这样精深的研究使他惊讶。德国海德格尔大学哲学教授格罗伊在发表的《会议侧记》中说,“文章显示了作者重构其艰难的反思和论证过程的能力,正如他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发现的那样,”也许在这些德国专家心目中,黑格尔的思维和论证方式是中国人很难理解和掌握的吧,但我觉得,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宝贵哲学遗产,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的思维和论证方式,也必定会更准确、深刻和自如地理解和掌握黑格尔的思维和论证方式。

  

  原载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 版 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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