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支烟到一本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05 次 更新时间:2003-06-09 17: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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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进入专栏)  

  

  我与林毓生先生的交往,一开始并不愉快。

  

  一九八八年夏天,林先生来上海讲学,同时想见一见中青年学者,见面地点安排在上海西区永福路上的一个学术沙龙。记得那天大热,我顶着三伏酷日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十分疲惫,一进门,先找个门口的位置坐下,点上了一支烟。不料林先生在里间看见,当众责问:“这是公共场合,你怎么可以抽烟?房间不大,你不是污染空气,干预别人自由吗?”当时年轻气也盛,闻言不悦,随即顶了他一句:“林先生,这里不是美国,我不是开车而是骑车过来的。骑车一小时的疲惫你能体会吗?”如此见面方式,应了中国一句老话:“不打不相识”。

  

  应该承认,我当时虽然不愉快,但内心对林先生的直言秉性还是佩服的,这种秉性在大陆学术界并不多见。以后看到元化先生与林先生争辩“五四”的文字,我在读后感中曾预见这两位学界前辈虽然观点不同,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心灵相通。元化先生当时不同意,但是后来与林先生见面后确实成为好友。

  

  一九九四年十月,林先生应元化先生邀请,再来上海。那次在文艺会堂的小范围交流,十分融洽。林先生辨析了他关于“五四”思潮的观点,认为“五四”这一符号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五四”的具体口号,二是“五四”的理念,三是“五四”的精神。口号可以商榷,理念可以批评,但“五四”的精神则不应该丢弃。这一说法澄清了我以往对他批评“五四”的疑惑。我分析大陆八十年代结束后社会思潮有一种虚无颓废的失败主义氛围,正在寻求向下突破。他颇表赞成,并详细询问了当时正在大陆知识界进行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直到此时,我还是没有想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筹划这套《学苑英华》,其中林先生的一本会交由我选辑整理。一九九六年三月,林先生从美国致函元化先生,希望由我具体选编,由元化先生最后定夺。我当时的直接反应是有顾虑。因为我知道林先生的性格,他对自己的论著出版几近“苛求”,一是在写作速度上“比慢”,二是对出版质量一丝不苟。

  

  但是我很快发现,这本集子的选编尽管十分麻烦,甚至有点琐碎,却是一件值得认真做的工作。在大陆今天的社会氛围中,读书界如能注意到林先生的某些论述,也许有警醒作用。而我自己作这件工作,既是与他思想沟通的过程,也是重温自由主义主流学理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汉语学术界中,林先生可能是接受西方自由主义与经典训练最为完整的一个学者?因此,读他所叙述的西方古典大师的学理,或能温故而知新,如他以数千字的篇幅注解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即为我在其他类似读物中所未见;或能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如他引进怀特海(A.N.Whitehead)哲学概念——“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以批评中国学者常见的食洋不化,即为我苦思而不得。最使我共鸣的,是他从殷海光那里继承而来的道德热忱与现实关怀。他没有满足于书斋里的转述,不能忘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现实遭遇。九十年代以前,他较多关注台湾社会现代化转型,为此写下不少学理与时论结合的批评文字。据我在美国与台湾青年学者的交流,他那些既倾注道德热情又坚持学理分析的文字,曾在八十年代台大校园内带起一代人争学思想史的风气。对于迟晚一步的大陆社会转型而言,林先生这些昨日文字,可能恰中今日之时弊。编选完这本集子,我读通了他的学理文字,更读懂了他跳动在字里行间的所忧所忿。所谓“贯穿于热烈与冷静之间”,作者与编者尽管分隔万里重洋,两个人的精神世界却是完全可以沟通的。

    

  体会较多的,属个人认知而言,是他对鲁迅“国民性”论说以及中国模式乌托邦主义的评析。如他对鲁迅思想成分的辨析——个人立场上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立场上的人道主义,由此发生早期国民性批判与后期左倾转折,我以为在大陆文学界鲁学研究中恐难得见,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好文字,经得起时间考验,故而在编选时,尽可能保留了那篇文章的原来篇幅。除此以外,就公共领域而言,我感触较深的是下列三点:

  

  一、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二、私性社会与中产阶级。

  三、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先谈“法治”与“法制”。两者之间的区别,林先生曾多次申述,但说得最清楚的是在分析殷海光对民主与法治认识之演变的那篇文章中(见本书第五题)。五十年代末,殷海光为反抗国民党在台推行虚假的所谓“法治”建设,曾翻译海耶克《到奴役之路》,在“译者前言”中,殷海光说:

   

  如果仅注重法治形式,一个国家固然可能走上民主之途,但也可能走上极权之途。因为,我们只能说极权国可恶,但我们不能说极权国毫无司法。……君不见极权人物,他明明要杀人,明明要消灭异己;但他先“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这就是使杀人合法化。……上述意义上的“法治”根本是中立性的东西,它与民主政治并非有必然的血缘,……它之于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必要条件,并非充足而必要的条件。

   

  林先生对殷海光素以恩师称,对殷海光晚年反极权争民主的道德热忱有十分感人的追述。但是林先生还是指出,殷海光此时的认识中尚有不少学理上的误解:

   

  殷先生所谓极权国家的“法治”,即使只是一些形式上的条文,从自由主义所肯定的宪法的观点来看,是违法的。当然也就无所谓他所说的“法治”之于民主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足而必要条件”的问题。如果殷先生当时能够清楚地掌握rule oflaw(“法律主治”或法治)与rule by law(“以法统治”或法制)之分际,这些误解自然是可以避免的。

   

  林先生认为,殷海光的这一误解是在一九六○年接触并翻译海耶克《自由的构成》时,得到了澄清。一九六五年发表《自由的伦理基础》一文,殷海光特意翻译了一段海耶克有关法治的精要论断:

   

  法治(rule of 1aw),自然是预先假定政司形式行事必须完全合法。但是,仅止如此是不够的;如果一条法律给政司以无限的权力,使它得以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它的一切措施都可以说是合法的。但是,这显然确实不是在行法治。所以,法治不止于是宪政主义;所谓法治,必须所有的法律是依从于某些原理原则。……所以,法治并非依法而行统治。而是关于法律应须是什么的规律。这是一个后设的立法原则(a meta-1ega1 doctrine),或者是一个政治理构。只有立法者感觉到这种后设的立法原则或这一政治理构的约束时,法治才会发生效力。

   

  一九九四年林先生来沪讲学,曾经讲过这一问题。此次编选,印象更为深刻。关键是“rule of law”,而不是“rule by law”,是法治,而不是法制。此处吃紧,当应紧紧咬住。

  

  关于私性社会与中产阶级问题,或许更能引起大陆中青年学界的兴趣。事实上,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问题产生了至今不衰的热情。专题研讨会开了多次,论文集也出了许多,喜欢追逐新名词的朋友则经常将civil society挂在嘴上,似乎新的希望就在一九九二以来经济热潮中出现的“市民社会”、“中产阶级”能够茁壮成长。我对这股被经济热潮催长的“符号热潮”则持怀疑态度。西方符号可以引进,但是产生这些符号的西方环境则并未随符号而同时引进。这种一厢情愿的符号横移,很容易模糊对本身所处环境的真切体会,发生认识上的自我蒙蔽。以往大陆学界每引进一次西方符号,或多或少都发生过这类自蔽现象,教训太多。当我读到林先生题为《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与“现代的民间社会”》一文时,十分共鸣,原来他在一九九二年即大陆学界刚刚发生对这一概念的兴趣时,已注意到其间的问题。

  

  林先生首先将众人热衷的“civi1 society”拆解为三个层面:公民社会、市民社会与“现代的民间社会”。

  

  公民社会是“civil society”的本意,源自希腊雅典的“城邦政治”。因为雅典公民的社会范围与城邦政治的范围重合,公民社会其实是城邦政治的同意反复。雅典公民不可能在城邦政治之外发展自己的公民性格,甚至是属人的性格,因为离开对城邦政治的参与,也就意味着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处于非公民状态,甚至是非人状态,故而亚里士多德有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离开城邦者非神即兽”。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名言不可能望文生意即能了解,必须结合civil这一词为“文明、公德”等含义的词根,以及希腊城邦政治是公民集体参与的历史特性,方能透彻把握。很显然,大陆尚未出现这样的“公

  民社会”。(仔细想想亚里士多德这一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对于我们今天谈论的离开公共空间能更完善发展“个体本性”的“个体哲学”,也许会有新的体会?)

  

  市民社会则是西方十七世纪以来发展出来的概念,它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经社会契约论的推导,社会与邦国才可能出现对位而立的状态。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佛格森(Adam Ferguson)意识到市民社会的两面:一方面它能确定社会相对邦国的范围,在此范围内,个人不仅能确保自由,而且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财富的增加刺激了市民的物欲,物欲侵蚀了维系传统政治的公民道德,市民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公民。佛格森意识到的这一吊诡(paradox)直接影响到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确立。为了克服这一吊诡,佛格森主张应恢复古典的“公民道德”,黑格尔则提出了代表更高层次理性与道德的观念,即高于“市民社会”的他所谓“邦国”(the state)。

  

  无论是公民社会,还是市民社会,虽然都是在西方历史中演变的,但在现代的自由与民主制度与文化中,都有一定的意义。另外,现代民主运作所需要的“civil society”,是托克维尔提出的“societies”。托克维尔察觉两项民主的吊诡:一是民主突破了君主个人专制,扩大了行政官僚系统,官僚系统将威胁个人自由;二是民主是多数决定,由此形成“社会同一性的压力”,也威胁个人自由。为克服这两项吊诡,协调民主与自由,托克维尔提出应该发展具有公共性格的“societies”,以便涵育健全的公民精神。托克维尔的“societies”是复数,指民间组合、民间社团,如民营企业、私立学校、独立媒体、社区自治、教会等。林先生认为,托克维尔提出的“societies”,才是“现代的民间社会”,它具有非常高妙的特点:不但独立于邦国之外,而且能够进入政治过程。只有具有这样“双重”性格的“societies”,才可称作是“现代的民间社会”。

    

  仔细体会一下,上述三个层面的“civil society”都不能涵盖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关键在于,即使我们今天有了一些民营企业、私立学校等形式,但它们产生于与上述概念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具备上述概念中的公共性格。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怎么一个状态?林先生提出一个尖锐的说法:——“private society”,即“私性社会”。“私性”本是传统中国民间社会(如行会、帮会、寺庙)的特性,主要是由于很强的家长式组织和文化塑造而成的缘故,传统中国的民间社会,相当能够独立于邦国之外,但在平时却不能进入政治过程。它的“私”的性格,对我们今日所见“民间社会”的性格影响甚大。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家长式统治与城邦政治格格不入,无法发育出公民性格。“private society”与现代的“societies”不能相提并论。另外,九十年代当下的现实状况,“逃避政治权威的个人的‘私的领域’(privatesphere),现在当然比以前扩大了;但‘公共领域’却并不因个人在‘私的领域’的活动空间的扩大而能建立起来。所以,现在大陆上的‘拟似或半吊子的市民社会’很难演变成为公民社会,也很难导致法治的建立或促进具有‘公共领域’的‘现代的民间社会’的发展。当然更谈不上经由‘公共领域’的发展使‘现代的民间社会’进入政治过程。‘拟似或半吊子的市民社会’是贪污、腐化、走后门,几乎一切事务皆须依靠私人或拟似的私人关系,以及帮会、地方势力等‘私’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温床。”(见本书第二十二题)

  

  至于一些学界朋友寄予热望的“中产阶级”,同样不能寄予过于乐观的希望。一些统计数字似乎是表明,一个具备中产阶级经济特征与消费特征的阶层已经在大陆产生。但是,林毓生说:

  

  全能体制与中产阶级的兴起在世界有些地方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互为用。所以,中产阶级的兴起并不必然能够促进民主宪政的改革,关键在于中产阶级在哪些条件下兴起;……当前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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