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文明冲突中的中西人权论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6 次 更新时间:2008-08-20 09: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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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卫江  

  

  (一)

  

  中国人很难理解,围绕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西方人何以会那么起劲地“妖魔化”中国,频频施展“强权舆论”的攻势,始终揪住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放手呢?

  这正是表明,异质的文明相聚一起就会引起激烈的价值观交锋,就象不同的地质板块相挤压就引起地震冲击波;带有异性电荷的云块相接触产生闪电雷暴一样,尽管处于价值观交锋守势方的中国极不情愿提及文明冲突。

  1993年夏,塞缪尔·亨廷顿宣称: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主旋律将是“文明的冲突”。

  十五年来的历史进程看,亨氏的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有些偏差。且不说俄罗斯现今依旧在诸多方面展示与西方政治相异的价值趋向,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时时掣肘着西方的行动,呈现出由苏联时代意识形态积淀成的国民集体无意识的特征来。正如船大掉头慢那样,大国的传统可谓积习深厚,即使体制转了型依然余音绕梁,苟延不去。更突出的冲突是,当今时代,于奥运会召开之际,中国和西方之间围绕人权的问题争论互不罢休,从而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推向风口浪尖。

  在我看来,亨氏理论的一个缺陷在于,它将意识形态与地域种族文化断然相分离,二者似乎是平行独立而互不相干的价值体系。其实,文化是在国家或民族层面上,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社会历史积淀物,它涉及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文化的广义内涵必然包含进意识形态的内容。

  

  (二)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一说由socialis(同伴的、同伙的)一词引出,一说由socius(喜欢社交的)一词引出,原有社会的、共同的、集体的生活之意。至于现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建构,其价值核心就是集体主义。由此可以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践,为什么唯有在东方国度里,才会牢固地生根发芽?详析之,生根的牢固程度与地球上的经度从东到西的之间似乎成了一个等级梯度的正相关函数,大体上讲,地域越是往东方,文化上的群体主 义价值观越是强烈,“社会主义”也就越能与东方群体意识所萦绕的民粹主义产生共鸣而找到最广泛的受众,从而滋润到肥沃土壤所提供的养料。反之亦然,欧洲中世纪时从经院哲学中产生出的具有个体意识的“唯名论”,也只有在最西边的英伦之地找到沃土;至于创建共产主义理论的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在欧罗巴人眼里,是个“东方人”,因此其血液中多少流淌着东方人种秉性的群体主义情愫。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分析实体关系时候,所指出的:斯宾诺莎的哲学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世界里所贯有的“个体性”的原则,这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有东方人种的缘故。

  再说,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低层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及其他劳苦大众予以无限的同情,乃至过分地认为:唯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劳动者,资本家的资本投资、经营管理、知识创新都算不上有“劳动”意义的贡献。而劳动者通过四肢躯体所施展体力的对象也当然只是物质性的东西,所以得把劳动对象都“唯住”了,以免让上层管理阶层的“不劳动者”沾上“劳动”之光,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实践论”产生的“阶级斗争论”根源。这种偏见对于广大东方落后国家中下层民众的低级知识素养阶层的具有特强的诱惑力和感召力,这就为意识形态纷争提供了地域文化的依据,只要地域种族文化以及东西方相互之间的显著差距稳定不变,意识形态的纷争就会长久地持续下去。因为广大东方第三世界总体上处于知识信息缺乏,智慧禀赋也低下的地位,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当西方的工业化起步时与殖民扩张同步进行,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与非西方的传统的农牧业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中,发达国家作为资本和技术输出方的“劳心”与落后国家作为提供生产劳动方的“劳力”与西方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如出一辙般地形成了同构对应。

  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论”现今已经被国人淡忘了,但至少在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在谈论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时候还很有市场。所以,关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纷争,还渗透着一个民族、阶级、阶层、组织、集团的内在气质,即对于知识性、精神性高贵事物追求和认同的秉性状况,秉性低俗者自然会认马克思为“教父”,其门徒无疑地以东方人种中低级知识群体居大多数。民族的气质秉性是社会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是通过习得性遗传(拉马克)获得的一种先天性心理定势,人的基因中内藏着预设的“编码程序”,能对于行为主体的后天社会实践施加影响。可以理解的是,这次围绕奥运会的人权争论,连海外的许多华人也纷纷加入到“爱国”行列之中,作为对比,一些深入欧洲腹地的前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家,尽管人民饱受了半个世纪的左倾思想调教,但当政治体制转型之后,都无保留地加入到西方阵营中去,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对立争论起来。这是因为习得性遗传对于人的内在气质的改变需要有许多个代际的遗传来加深、强化,而华人去西方社会“洋插队”的历史还是太短暂。

  那么属于西方欧罗巴大种族里的东斯拉夫系俄罗斯民族,为什么会青睐东方色彩的群体主义、对于专制-奴性意识也有相当的钟情呢?这可运用历史积淀说来解答。在文明史的早期,俄罗斯先民不断受到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为首的好战游牧民族的攻击,于是一定程度上沐浴了东方文化,其后拜占庭帝国将东正教传入基辅罗斯公国,与传播于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不同的是,东正教具有东方人种群体特性的“大一统”色彩。到了公元13世纪,更是受到文明程度相当低下的东方蛮族部落成吉思汗大汗国的侵略和压迫,长达近三百年。其后在与东方文化粗俗性的长期交融中,俄罗斯人学习到了蒙古人的军事文化,使自己也变得强盛了起来,然后“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深”,大举向东方扩张,如此便与突厥、鞑靼等东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过多地打起交道来,这样在文化互渗中,使得俄罗斯人的民族秉性里,深深地烙印上了东方人种的群体主义的人文遗传因子。当然俄罗斯在进入近代历史纪元后,也同样倾心学习西欧的先进科学技术,再辅之以幅员辽阔、矿产丰富和人头众多的数量优势,却壮大成为强盛的军事帝国,位列欧洲列强之中,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竟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个样板也是自上世纪本土“五四”新文化建设以来,为苦苦求索国家强盛之道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分子所特别倾慕和鼓舞的,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情愫抒发,便自然地“以俄为师”。

  俄罗斯文化,就象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的双头鹰标记那样,兼有东西方的双重秉性,是属于欧亚文化之间的过渡类型,俄国领导人自称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起到文化交流上的“中介”作用。可以想象,五四时期,一般的中国知识人士理解马克思主义,大都经过俄罗斯人的转手“倒卖”而得到;而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近朱者赤”,也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苏俄的色彩(如计划经济在北方较完善,特别是东北三省),无法想象能以马克思的原著精神为纲领来构造,因为马克思的思想,尽管怀着强烈的道德义愤去构建群体主义的大同理想,但毕竟是西欧文化、尤其是德意志文化的产物,它的高度逻辑性、思辩性、反思性、批判性却是与中国文化的禀性格格不入的,文化跨越太大,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不是属于中国的“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今天创建台湾共产党的黄老养据说就是从来不读马克思的书的。这样的事实说明,关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论争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其实质还是文化板块的碰撞;反过来,文化的论战、文明的冲突在某些场景是以意识形态的符号形式显露出来。

  

  (三)

  

  在我看来,当今中西人权之争,是关涉到意识形态的文明冲突,其人#权争论的价值核心在于东方人热衷的“群体/集体主义”,而这正是在文化/文明的发展水平上的较量出高低级别来,从而增加了交流的复杂性和对话难度。因为文化的差异性不仅体现于横向的跨地域地理分布上,而且在于纵向的时间进度坐标上拉开了的差距,由于处于不同等级的文化进步阶梯上进行交流与对话,从而使得各方的理解能力也大不一致。譬如,处理一件复杂的社会事件,对此首先要有很好的理解能力,为此需要积累起丰富的书本知识的阅历以及大量的社会经历体验心得,这样的要求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方可做到,假如这个社会性事件又牵涉进大人与小孩之间关系的利益纠葛,即交互的主体性关系,一般说来,前者理解后者要相对容易些,反之则难。正是由于此,就算前者对于后者的理解已经比较好地做到了,但由于是单方面的,双方的相互沟通并未能真正解决,因此问题的复杂性就纠缠于偏见、误解之中。

  大人和小孩的年龄都是客观明确的,一般讲,书本知识的阅历和社会经历的体验大人要比小孩多也是具有相当的客观性的,但是比要这复杂得多的事情是,在对于中西方民族之间的人权问题之争上,西方人理解中国人要相对容易些,中国人要理解西方人就难得多,因为这里呈现出的正是文明发展水平和进程的差距来, 这个事实要得到落后民族的自觉地认同,却是异常地困难。

  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还纠葛于另一个要害:说起某人头脑愚蠢、神经失常、脑子病态、人格低下,是很冒犯的,中国古人曰:“知耻者近乎勇”就有这个意思。因为处于交互主体性之中的各个主体,对于对手的主体素质作出价值评价再反馈自身被对手再评价,绝不是个简单的客观性的问题。按照符号互动理论,在信息的交流反馈之中,人们是通过“镜中我”来评介自我及对手的,主观性成分大增。同样,说起某个文明的优劣、文化的高低,涉及到主体的尊严,也必定是件非常忌讳的事情,倘若有谁站出来宣称:中国文明处于比别人低级的形态,我相信,国人中绝大多数定会愤愤然,国学家会反唇相讥,至于愤青们大概会怒发冲冠地跳将起来,横眉冷对千夫指。然则,为了真理的终极,为了大美的崇高,为了道德的正当和善,为了追寻彼岸世界的无限完美,驱使良知尚未泯灭的我们拿出直面人生、正视社会现实的勇气,而“鸵鸟政策”则不足取,如有的学者宣称:“文化无高低”(秦晖)那样。

  不管主观承认与否,文化,总是在历史的意义上动态地发展着的,它同人的基因作为社会生物学原理协同进化着,靠人的创造性劳作使成果不断地积聚累加,最终积淀而成的产物,它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一系列进程的“站点”,因而呈现总体进步的大趋势。但是,就如每个人的创造智慧能力很不一致那样,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宏观社会当划分成以国家或民族为主体标志的时候,各个主体的创造智慧程度也肯定是各不一致的,其创造性劳作成果累加的速度也肯定不会有一致性可言,所以在这点上,不同文化/文明的进步在其发展速度和成果进度上势必拉开了各自的差距,从而在历史的时间坐标尺度上呈现出高低差别来。

  中国的文化注重调和、中庸、合群、模仿、关系、形象思维、处世圆滑,是偏重于阴柔性的,阴柔特性的女性化思维和人生观怎能去担当创造性劳作的重任,使大力推进文明的进程从而与西方文明去争雌雄?

  人类社会进步的通则,诚如黑格尔论述的:是那种以利益为基础而联结起来的市民社会,使得其中的人与人之间联系,摆脱了配偶血缘等的自然纽带成份,从而走向了那种属于更高一阶层的精神的联系。

  可是东方民族如汉族者,就是太执著于人际关系的亲近因素而抱团合群粘贴一快,自古以来各种表述名目实在繁多: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物我不分、心物不二、民胞物与、兼爱尚同、家国同构、公私合营、官商不清、党政不分、政企不明、打成一片、适应环境、搞三同、相结合、划等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保持一致、万物归一、祖国统一、集体主义、全国一盘棋、一元化领导、民主集中制(注意:意义的重心在后边)、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等等等。

  反映在哲学上,就是“合一”、“集中”的偏执狂,而万分恐惧于“异端”、“对立面”。尽管儒家主张阴阳“一分为二”,而后又得“合二而一”(王夫之),如此则陷于历史轮回的循环之中,难见进步的蕴涵。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同”和“异”这一对子,相当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所适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概念,通过个体性这个否定性环节返回自身。在《小逻辑》中他论道:“概念的普遍性并非单纯是一个与独立自存的特殊事物相对立的共同的东西,而毋宁是不断地在自己特殊化自己,在它的对方里仍明晰不混地保持它自己本身的东西。无论是为了认识或为了实际行为起见,不要把真正的普遍性或共相与仅仅的共同之点混为一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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