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国、非洲和欧洲彼此之间一系列共同认知的描述，解读从旧的、冷战的和后殖民的思维模式向一个合作性战略思维模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争论问题。这种合作性战略在转变过程中很好地应对了全球政治和全球治理的相互依存角色。在这种转变环境中，各方都需要一个自我批评的阶段，回顾各自目前的战略和方式以便为三边合作奠定基础。本文通过指出各方的认知和设想来解释为什么目前的一些认识是错误知觉和猜疑的结果。本文也指出了建立在各方优势和弱势基础上的三方之间可能达到的一种高度协同的合作。作者建议在尊重彼此根本价值和原则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的合作，进入三方共赢的阶段。事实上，本文是建立在任何一方都不会牺牲作为各自外交政策基石的一系列根本价值和原则的设想之上的：欧洲仍然将外交政策建立在多边主义，推进国际法、民主和人权治理以及消除贫困的基础上；中国仍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非洲则为了达到团结，将继续追求一致的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与良治的权利以及非漠视主权的原则。

[关键词]地缘政治 三边合作 欧盟 中国 非洲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各方应对重要挑战的方式是试图将一些原则转变成切实可行的行动，并追求务实的政策来克服各方之间的分歧和困境。

关键的挑战是克服陈旧的思维和彼此之间的猜疑。决定因素则是需要非洲各国在应对安全与和平、可持续发展、经济繁荣、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全球问题上达成共识。在具有比较明确和共同的目标基础上，在和平与安全、基础建设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等领域的三边合作可以作为应对这些全球挑战达到共赢目标的起点。欧盟委员会今年将对此出台一个政策文件。

一、一些方便的借口

1、非洲作为欧盟—中国关系中的一个议题

中国的分析家把中欧在非洲的冲突看作是欧盟与中国关系复杂化、欧盟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挑战中国的一个方面。[1]他们认为欧盟实现目标的战略和战术是使中国融入到欧盟或经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这将意味着中国在非洲要牺牲一些关键的原则或利益。中国的分析家认为，欧洲最终会为了维护他们的“后院”利益而努力将中国从非洲“驱逐出去”。中国认为，欧盟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驱动将人权、民主和治理方式作为达到改变机制的目的，而并不是将其作为消除非洲贫困根源和应对这些挑战的一种政策。同样，中国也高估了欧盟在非洲的能源、确保影响及同盟政治的利益。总体来说，欧盟在全球体系中作为一只衰弱的力量（相对于上升中的中国来说）处于守势，以避免第二次被边缘化（第一次是二战后帝国的失去）。非洲看起来则一致认为：欧盟本有机会，但错过了火车，现在正在站台上飞跑着追赶。他们认为欧盟在对待非洲时应当改变态度。

中国的分析忽视了欧盟在非洲的发展政策和战略目标，从而产生了殖民、后殖民和冷战政治的线性延伸思维。中国分析西方的非洲政策主要是通过美国在非洲的行为，但中国忽视了一点：美国与欧盟的非洲政策是有很大不同的。欧盟在非洲所起的作用常常由于没有被正确地理解而进一步复杂化（特别是那些不是欧盟专家的分析人士），而且在欧盟框架内成员国在行动时也并不总是团结一致（这种情况自2005年实行欧洲发展共识和欧盟非洲战略以来得到极大提高）。中国的分析家也忽视了非盟和许多非洲国家在良治、民主、人权、建立在“非漠视原则”基础上的干涉国内事务权利（非盟宪章法案第四部分）等方面的价值需求。非洲的民主和人权不是西方建立或强加的，而是被非洲人民广泛接受的价值，尽管一些政权破坏了这些价值。

2、中国作为欧盟—非洲关系中的一个议题

在欧盟内部有两种主要的分析或认知：

（1）、中国是对欧盟发展政策和欧盟成员国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种威胁[2]

（2)、中国是对非洲发展后殖民时代仁慈态度和政策根本变化的一种催化剂。[3]这种观点在欧盟委员会很有市场，[4]被理解为仁慈的反思（内疚、心灵的伤痕）的传统大国政治导致了强权政治、恶治、腐败、贫困和冲突持久不断的恶性循环。

在全球化经济中，非洲有一种强烈的被边缘化的感觉，尽管给予非洲的长期贸易优惠和援助使欧盟承担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安全（冲突、难民/移民、贩卖毒品等）和金融上（官方发展援助、免除债务、错失的投资机会和市场）。这种贸易优惠在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内因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者的挑战而逐渐被消蚀了。[5]

对非洲国家（特别是那些没有重要能源的国家）来说，中国要成为真实可靠的伙伴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而中国也对于非洲的未来有所顾虑。

欧洲对中国“真实意图”的怀疑往往被认为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然而，目前表现出来的新情况，也有似曾相识的方面：非洲早就有商品繁荣、基础建设投资、资本注入和一揽子援助协议，但都没有起作用，只留下了非洲人民承担的债务。非洲经济繁荣和多样化发展的国家，主要还是因为其国内的战略（如毛里求斯）。

非洲的领导人们把中国作为一张“王牌”，来确保他们在全球的一个新位置，并用来表达他们一种新建立的自信，有时还作为对欧洲过去压迫他们的一种报复。这可以理解，或者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最终解放的过程，但他们可能忽视了作为简单的需求目标而不是作为国际关系中可以影响议程制定的结构性弱点。商品繁荣是这种新形态的背景。根本上来讲，这能使非洲的经济多样化吗？这能使非洲摆脱依赖关系，实现全面发展而不是短期满足精英的利益和长久的国家寻租吗？尽管新的全球环境提供了真正的机遇，但对非洲领导人来讲仍有脚踏两只船的危险。

3、欧盟作为中国—非洲关系中的一个议题

欧盟及其成员国因其过去共有的殖民历史、后殖民态度以及隐含在殖民历史中的议程设置的建议而广受批评，均被视为“妖魔”。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认为欧盟在开发自然资源和经济机会上有相同的目标，并倾向于忽视这样几点：a、欧盟的政治利益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点；b、欧盟依靠全球市场机制来确保它的供应，并不是像过去那样用一揽子援助来追求商业目的；c、欧盟的大多数成员国已经不是原来的殖民大国（其中一些实际上还有被殖民的经历）。

最后，对于非洲的老一代领导人和专制政府来讲，欧洲是其国内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替罪羊，也是他们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正如津巴布韦大选所显示的，恐龙时代已经过去，拳头政治已经远远不能应对21世纪。

二、一些难以接受的事实

上面这些假设都是真实的吗？事实上，相比三边关系中的“对抗”，三方利益交集要更多，也比呈现在眼前的更多。

总体上，我们需要认识和考虑到非洲自身的巨大差异，以及非洲在这些议题上观点的多样化。因此，事实上，上面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已经被简单化了，甚至被歪曲了。但这些观点已经在媒体文章以及领导人的评论中出现，也或多或少地被官方表述所使用。由此，它们构成了一个政治、外交和心理上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大大妨碍了彼此间理性的和建设性的讨论。

1、共同利益和目标被一些误解了的、隐藏不说的事实以及特别显著而例外的情况（如苏丹、津巴布韦）所掩盖。

2、中国和非洲拥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但在很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而这些问题一般不公开地进行讨论，但也需要应对：如市场准入、工业化和经济的多样化、劳动关系的不同文化、商品利益与避免商品灾难的利益、非洲有关人权与民主的价值观（建立在被殖民主义和独立后本国专制经验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西方药方基础上）。非洲之间的差异/分歧以及缺乏能力是另外的因素。2006年中非峰会所展现出来的和谐可能是因为缺少独立媒体的报道和监督，争论以及讨价还价在峰会前夜仍在继续。这同里斯本峰会一开始就被报道彼此“不和”形成对比。但中非峰会对外是不开放的，而里斯本峰会是开放的。

3、中国一方面对非洲已超越反殖民语汇的形势缺乏经验和了解，另一方面则带来自己国内发展和减贫的经验。然而，考虑到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经验同非洲的情况只是部分相符。特别是中非之间在人口及密度、民族多样性、地理、政府的力量和战略能力、市场的大小以及技术水平上都存在差异。[6]中国仍对非洲的国家结构力量、实行发展战略的能力和实践主权的效力抱有幻想。[7]中国的领导人、北京大部分的分析家甚至中国在非洲的大使馆都对非洲社会和政治如何相互作用仍然理解的很少。依靠世界观过时的意识形态，或是通过自私地反对欧洲的搭便车理论来分析非洲现实，是没有助益的。

4、非洲对于中国国内的发展进程知之甚少，并对于他们现在所看到的（表面上的）和中国在全球博弈中表现出来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感到震撼。他们忽视了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种建立在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改革战略，而不是寻租。非洲对于中国西部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战略、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成本等一些问题知道的不多，而中国也不会去表露他们的问题和弱点。在很大程度上，非洲人也忽视了中国成功的一些因素，中国的成功是建立在获取外国投资极大让步基础之上，包括强制性的合资、强迫性的技术和技能转移并伴之以选择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更是如此。

5、很多欧洲人对非洲的“忘恩负义”抱有怨恨，许多既得利益则阻碍了援助产业和发展政策的改革。承认善意政策上的错误是很难的。当然对非洲政策和正确发展路径也有多种观点。欧洲和其他传统捐赠国确实在按比例和援助的有效性做它们份内的工作（欧盟事实上贡献了八国集团允诺援助的90%，除少数欧盟成员国外，欧盟是唯一的按蒙特雷承诺进行援助的捐赠者）。很多欧洲人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不公平的竞争”或利己主义。这反映了一种自以为是和要人领情的态度，导致了以前一些政策的失败。欧洲人需要停止传道，好好对双重标准和夸大的预期（试图解决解决所有发展问题同时又鼓吹所有权并带有复杂的制约条件）进行自我批评。

6、欧洲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模式由于过于理论化、指令化和单一化常常受到批评。它们不得不寻求替代模式，这些模式不但要靠理论性和分析性来吸引人，还要因为这些模式确实“起作用”。这可能过于简化，仍然需要对哪些因素使这种模式起作用和这些因素是否适应非洲的情况进行分析。这种状况可以通过人为制造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的竞争加以充分利用，但更现实的和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是利用机遇来增强西方、非洲和中国伙伴之间建立在发展和共享经验基础上的知识共享。

7、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对非洲的影响有可能抵消掉非洲在千年发展目标和近来经济增长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粮食危机、自然灾害（洪水、干旱、沙漠化）、环境难民以及由于水和耕地缺乏引发的冲突，这些现象在非洲很多地区已经出现，它也不仅仅是利益问题。对于非洲来说，国际社会达成应对这些问题的有效的一揽子减缓协议并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被采纳，同时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摄氏2度以内是非常必要的。从非洲的战略利益来看，即使发展中国家强调西方国家的历史责任，最首要的应当是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者——包括作为世界第二大排放国的中国——都需要减少排放并为了2度的目标而努力。筹措资金只是第二优先的问题。

三、 一些方便的解决方法：三边合作的新方式

欧盟是唯一的基本上摆脱冷战思维的全球行为体（不只是因为它成功地将前苏联主导的国家吸收进欧盟）。中国仍同美国及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日本）处于对抗状态，而且同台湾仍然处于均势、主权/不干涉等冷战思维中，仅在边缘政策上有一些渐进的进展（融入全球经济和区域中）。非洲自己则已经开始摆脱这些原则（这体现在非盟宪章法案、非洲国家互查机制、非漠视原则和干预权利/责任中），但并不是所有非洲国家都这样。然而，非洲利用外部伙伴之间习惯的对抗求得妥协生存的做法，从长远来看，一方面对非洲的团结和非洲在地缘政治的战略位置，另一方面对非洲的可持续发展都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

欧盟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角色非常担忧。欧盟意识到中国的力量但也意识到中国的弱点。欧盟正在同非洲进一步接近以达到更好的理解，并正抛弃旧习。然而，由于媒体大肆炒作和夸大的批评以及西方国家的挑衅言论，使得非洲和中国的政治家们已经形成了同西方在意识形态框架内的对抗、竞争和猜疑的氛围。

现在欧盟委员会建议在以下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采取比较理智的方式：

1、稳定、安全、解决冲突、冲突后的重建以及改善商业环境；

2、用发展来减少或消除贫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业以及地区一体化；

3、非洲的联合和自身应对挑战的能力，同非洲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

考虑到这些共同利益是建立在不同的方法和理论基础上的，所以对这种对话“去意识形态化”和“去感性化”是非常重要的。欧盟并不是要在非洲寻求改变政权或进行后殖民干涉。在欧盟内部，部分成员国可能仍有这种后殖民干涉的想法，而非洲老一代领导人中可能仍存在对欧洲为了独裁统治合法化或获取其它目的猜疑。但总体而言，欧非里斯本峰会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事实上，在一些问题上真诚和公开的交流也展现了伙伴关系的力量——有点像一对老夫妻彼此动辄大吵，但却不会像年轻情侣那样轻易离婚。

欧盟承认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以及非洲将合作伙伴多样化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中国带来了额外的资源和有用的经验，非洲得到了更多发展和繁荣的机遇，而这些利益也是符合欧洲利益的（稳定、共同负担、移民压力、市场机会、政治成熟）。如果对于中国的一些批评在某些意识里具有一定程度偏执的话，清醒的分析也会显现出一些批评是合理的（从事实中寻求真理并对非洲的批评作出反应是平息欧洲和美国偏执声音的最好的办法）。中国对欧洲的批评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即便中国这样做能赢得一些非洲领导人的掌声。然而，这些批评中也包含着欧洲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些问题。简而言之，首先我们需要消除言辞攻击以产生建设性的合作。

共同利益或目标的一致可以减少在方法上存在潜在分歧的负面效果，而这不用任何一方被迫去改变其政策的价值。切实可行的方法是采取务实的方式逐步推进，即使在方式上存在间或的争执（但这些争执在伙伴之间是可以接受的）。

中国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用不同的语汇，但在很多情况下其目标是相似的并能形成务实的方式：例如欧盟在使用“良治”的地方中国一般说是“软基础设施”或“有效治理”。关于法律的确定，在加强国家能力、提高信用和商业环境上，中欧在目标上有很大的重叠性。在如何完成这些目标的方式上可能存在差异，但这也是相反相成的。非洲需要利用机遇创建协调，把握进程。

从短期来看，中国官员特别依赖从一些非洲国家的精英（这些精英一般都为自我利益服务）那里获得信息，并且中国看起来很看重这种优势。但从长期来看，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中，天平可能会转向亲欧洲，特别是随着欧盟调整非洲政策强化非洲自身的合作和伙伴关系。在欧非峰会上达成一致的联合战略和行动计划是个很好的例子。峰会以及行动计划明确地对外部参与者开放。这表明欧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而且也没有同中国或其他在非洲的“角色”进行对抗的意图。欧盟寻求的是同所有伙伴的协同作用。欧盟没有挑战中国，即便中国是一个在非洲的主要角色。欧盟也已经加强了同日本、印度和韩国的合作。

为了形成一个合作战略，分析一下欧盟和中国使用的不同方法是值得的。在欧洲有一个广泛的误解，很多人简单地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基本是与“官方发展援助”相同的，因此简单地建议中国应当遵守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框架规定的规则和界限。这种认识没有认识到中国使用很多模式同非洲进行合作，给予援助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相反，中国也没有很好地理解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复杂的运转原理和起源以及其他的多边规则，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很大程度上没有参与其中（可以理解的）而且也一直没有形成发展共识。和过去的日本一样，中国将对外援助政策建立在其国内和亚洲经验以及南南经济合作基础上。尽管日本寻求进入西方政策主渠道中并从内部影响它的发展方向，中国暂时却在主渠道外部感觉更为舒适并主张另一种选择模式。推动的方式是交流信息和经验并推进研究和更好的理解。建立在对话基础上，各方参与贡献就能构想出新的发展方式。（在长期的关于发展争论不休的分歧中）简单地认为目前的观念是静态的和关于发展的终极方法将是错误的。

从合作的工具来看，欧盟委员会只给予赠款而没有贷款，欧盟成员国则既提供贷款也提供赠款，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精心设计的当然是欧盟内部的框架内进行的，不仅如此，也有在更大的论坛诸如布雷顿森林机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合作。中国的方式主要就是贷款，包括特许的和商业的贷款，以及适度数额的赠款（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不同的方法就有不同的实施形式和不同的限制原则（并不必然是政治性的，也可能是债务偿还条件等等）。大部分的贷款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投资，其考虑是这些投资不但帮助了非洲发展，也帮助了中国自身的发展。总体上，贷款提出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债务问题，这是赠款没有涵盖的，但贷款也创立了一个实现目标和高度自力更生的基金管理原则。这些不同的工具因此也适用于不同的目的。

在其它问题上也存在竞争，如各方公司之间。因此，有必要在三方之间达成一致的游戏规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说成是西方标准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应当在确定接触原则上采取积极的方式。新的伙伴国推动的像采掘业透明度行动倡议、森林法执法治理和贸易、金伯利进程、赤道原则等一些倡议就是一个好的起点，它也能使中国逐渐地习惯于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中国将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并不必然是破坏性的代理人。事实上，很多非政府组织已经对西方的发展援助采取了批评立场，它开启了中国专家和发展银行/官员可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公开辩论的途径。[8]

无论哪国的公司都需要遵守由非洲和母国政府推动的规则，遵守有利于非洲国家利益的规则。这往往被认为是西方强加的标准，但这种认识只部分属实。西方政策制定者可能不得不认真考虑是否这些有目的的标准和情况是相对平等的，或者是否应该有一个标准的优先顺序，同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上取得的进步一致。这种辩论非常充实，而且能从非洲和亚洲的实际经验中有所收获。遵守非洲的规则和期待是最低要求，但一些国家强制执行能力非常有限。精英利益可能会同国家的长期利益相妥协，而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领导力角色，意味着中国要促进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使精英腐败。这不仅仅是西方国家所期待的，也是非洲人民关心的。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一些棘手的情况，而不能把它们仅仅留给那些逐利者。

四、三边合作失败了会如何？

三边合作拒绝/失败的情况当然也要想到，但合作失败十有八九将导致零和游戏或者代价高昂的政策选择。主要的失败者将是非洲社会。几种可能的情况是：

1、新冷战模式的大博弈不但会加强中美之间的对抗，而且使欧盟在同中国的关系中处于一种更关键的角色。中国在西方的经济利益因而也可能会受到损害。

2、重新平衡援助和其它转移（负担公平共摊）：如果中国想在非洲做生意，它也将埋援助这个单。

3、加剧非洲国家之间或内部的不平等，如通过提升石油和商品价格给一些国家带来实惠却给另一些造成负担（最近石油价格的上升每年花费发展中国家1370亿美元，同他们接受的850亿美元净援助形成对比）。

4、破坏非洲的团结，原因在于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以及同不同的伙伴（欧洲朋友、中国朋友、美国朋友、日本朋友等）寻求不同的战略。

5、 冲击中长期循环：如果商品繁荣终结，抑或中国的增长衰退，非洲将再次边缘化——目前全球经济的减速便是征兆。

五、与非洲和中国在非洲进行合作：欧盟的建议

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一个关于三边合作的政策文件，计划在今年9月推出，并打算在将于10月份举行的欧盟—中国峰会前在理事会进行讨论并争取获得支持。

最初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建立在早期的一些协议基础之上，如2007年6月的三边会议[9]以及欧盟与中国高级官员的一些会议，涉及三个领域的合作：和平与安全、基础设施以及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这几个方面的细节值得讨论：

1、和平与安全

提高政治对话，超越当前对危机热点的关注（如苏丹），当然这种关注应该继续下去，但应当通过更深层的对话来加以丰富，如建立和平、冲突后的解决措施、危机预防和反应、人类安全等方面的概念。这可以通过补充通常是短期的官方高官会议来进行，这个高官会议是专业人士召开的一个2-3个小时的小型研讨会，是由政府、军队和警务专家推动的并包括了非盟一方。讨论主题应尽早充分确认以考虑邀请专家并使其有所准备。

可能的议题：冲突后的重建方式；建立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能力；训练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人类安全概念和发展安全。

通过提高对话层级，同时在欧盟和非洲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下将中国专家或欧盟-非盟军事能力建设项目整合在一起，这是加强彼此交流的有效补充。另一轨道是对中国维和人员/军事决策者在欧盟成员国中或在欧洲军事防御学院提供特殊的训练（语言、特殊技术、军民合作）。

政府特殊思想库之间的二轨外交也有效地补充和加强了政府和国际组织间的深化交流。

2、基础设施

将中国参与者整合到规划机构中（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统、可再生能源认证制度以及欧盟—非洲基础设施伙伴）。自2007年6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同意采取初步措施参与到两个相关的会谈中来。这可能形成一种特殊的公私伙伴形式。

除了整个非洲大陆和地区规划的协调外（欧盟在跨国边界网络中的经验与合作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不同的行为体可以通过贯彻类似的但却是协调的方式实现合作。非洲伙伴可以很好的达成合作，利用欧盟和中国伙伴的专家技术和能力，这比非洲单独同欧盟或中国合作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质量，也能更广泛地共享质量控制和能力建设。通过专家技术共享使各方都能获益。当然，消极面是启动谈判更加复杂，但是只要有各方的承诺、角色的明确、透明和良好的信念，利益似乎就会轻易地胜出。

3、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在非洲（非洲发展银行和非洲商务论坛）、欧洲和中国（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中国商务部、银行等）的负责商业行为的专家中可以建立一支特别工作小组，通过提供建议和广泛同意的指导纲领，引导和帮助强化中国政府对其公司的要求以及非洲政府对所有公司的标准和规章。这应当适用于各国的公司，也可以成为特定国家的指导手册和训练项目。对公司利益来说它可以成为经理提高公司的声誉或作为赢得投标资质要求的公证资格证书。还可以设立奖励，来表扬那些创新性或业绩优秀的企业。非洲市民社会则可以被邀请作为顾问角色或者投票人来评奖。

从国际角度来看，“采掘业透明度行动倡议”、森林法执法治理和贸易、金伯利进程、赤道秘书处/理事会等都涉及到联合国开发署规划。

4、向中国发展模式学习？

中国的模式不能移植到非洲，但非洲人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学习有用的经验教训。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同欧洲的方式相重叠的地方。毕竟，中国在过去的30年改革战略中，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以及务实自主的方式将这种战略付诸实践。另外，中国自觉地向西方学习，包括中国的一些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及为经济和人口服务的环境都同欧洲称之为“治理”的模式相似。主要的差异在于中国不情愿将西方模式的民主纳入到中国自己的治理模式中。然而，从法治/法制到公共物品的提供，努力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建设一个更加透明、具有公众信用和反对腐败的政府，这种议程同欧洲和非洲人民所期望非洲国家所做的是一致的。

关键问题不是“复制中国”，而是要以这样一种方式学习中国的经验，也就是将学习到的经验融合进非洲的发展战略。设在中国的国际减贫中心致力于成为这种交流的一个平台并正在形成一种实施战略。如果这个平台能将中国对外援助体系中的关键角色，特别是中国商务部包含在内，它就能真正成为三边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张建译，鲍世奋校）

注释：

[1]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Closer Partners,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COM (2006) 632 final, 24.10.2006.

[2]Bernt Berger, Uwe Wissenbach, “EU-China-Africa Trilater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ommon Challenges and New Directions”. DIE Discussion Paper 21/2007. Bonn 2007.

[3]Roberto Belloni, “The trouble with humanitaria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33, pp 451-474.

[4]Louis Michel, “UE-Chine-Afrique: d'une relation de concurrence à un partenariat triangulair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frique”. Opening Speech by the Commissioner for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Brussels 28/6/2007.

[5]Pierre Defraigne, “The Doha Round between a narrow escape and freezing”, Studia Diplomatica ,Vol. LX, No. 1.2007, pp. 119-134.

[6]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The Red Rise, the Black Fal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Draft March 2008.

[7]Christopher Clapham, Fitting China In, Brenthurst Discussion Paper 8/2006. Ian Taylor, “Unpacking China's Resource Diplomacy in Africa”, in Henning Melber (ed.), China in Africa,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Uppsala, pp.10-25.

[8]李若谷：“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第63-72页。

[9]Uwe Wissenbach, “Partners in competition? The EU, Africa and China”, Conference Summary proceedings, 28 June 2007, Online: www.ec.europe.eu/development/ICenter/pdf/2007/partners_in_competition_Africa_china_summary-of-proceedings.pdf at http://ec.europa.eu/development/services/news_en.c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