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畅:从“边缘地带”到“枢纽地带”:中亚稳定的地缘政治视角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74 次 更新时间:2023-06-04 17:04

进入专题: 中亚   地缘政治  

苏畅  

 

一、问题的提出

中亚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位于欧亚结合部,毗邻中俄两大国,与战乱频仍的阿富汗相接,容易进入大国博弈视野,也可能成为贯通东西方的通道地带。中亚国家独立30余年来,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同时具有“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的特点,不同时期不同“地带”消长起伏。中亚地缘政治地带的演变是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形成的,一方面受到国际与地区形势变化的影响,即域外力量视中亚的地缘政治角色为“边缘地带”或“中间地带”;另一方面也是新独立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过程中的主动塑造,即中亚各国随着自身诉求的变化而有意为之。同时,“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的消长变化也是中亚政治稳定与安全形势变化的重要地缘政治因素。多年来,中亚地缘政治基本以“边缘地带”为主要特征,大多数时期处于国际政治博弈的边缘,中亚地区外部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各国发展与稳定。2021年以来,阿富汗变局、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乌克兰危机对中亚稳定构成重大冲击。中亚地缘政治“中间地带”特征开始变得突出,“边缘地带”色彩减弱,中亚国家进入内外挑战严峻的时期。2022年,中亚国家一方面强调与大国的多元平衡外交,另一方面区域外交非常活跃,努力推动本地区及跨区域的“纵横外交”,把与西亚、南亚的“通道外交”作为重要举措,通过提出贯通欧亚大陆数条大通道的规划或倡议,希望突破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政治经济困局、提升本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追求成为中西亚、中南亚的物流和贸易枢纽,从而加强地区间经济合作,减轻国际变局和大国博弈造成的压力。中亚国家的“通道外交”初显成效,“枢纽地带”构想具备了一定的积极氛围。

本文中的“中亚稳定”,是指中亚地区国家政治风险与安全形势的稳定状态。这些影响中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要素包括:中亚国家政治稳定中的地缘政治因素、社会经济发展与世界贸易联通及区域经济合作、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国际形势变化、对外政策调整与地缘政治博弈等等。本文从地缘政治视角考察中亚处于“边缘地带”“中间地带”和“枢纽地带”时中亚稳定变化的规律及影响因素,并尝试以中亚域内影响稳定与发展的若干重大要素作为变量因素,分析三种地缘政治形态与中亚稳定的关联。具体来说,需要思考以下问题:其一,中亚国家独立以来,这一地区“边缘地带”“中间地带”“枢纽地带”的出现时期、呈现形态,受到哪些内外条件的促动?“边缘地带”与“中间地带”交织的内外原因有哪些?其二,为什么处于“边缘地带”时,中亚相对稳定,在“中间地带”时相对不稳定?其三,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中亚国家的“枢纽地带”构想能否塑造更加有利于本地区、本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在实现“枢纽地带”过程中,是否会因此出现更加复杂的矛盾和新挑战?其四,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形态转换过程中,外部国家与中亚国家如何互动,以及如何对中亚施加影响?

本文的“边缘地带”“中间地带”及“枢纽地带”均具有特定的地缘政治含义。本文的“边缘地带”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有所不同,后者是从“海陆霸权强国+体系性地理因素”角度提出的。本文的“边缘地带”指中亚国家独立以来,该地区总体并未处于大国争夺的重点地区,是国际政治博弈的“边缘地区”,形成了对中亚国家来说较为宽松的地缘环境,总体上有利于稳定与发展而呈现出的地缘政治状态。中亚地区“边缘地带”与其长期作为后苏联空间重要地区、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关键影响力有直接关联。

大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力量凹陷地带的争夺,所谓的力量凹陷地带就是在政治、地理和国际战略等方面处在大国和国家集团影响之下的“中间地带”。本文中的中亚“中间地带”的含义与上述描述相符,即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影响,成为域外大国激烈而复杂博弈的关键地区。中亚的“中间地带”与“边缘地带”特征并不是交替出现,而是同时并存的。在不同时期,受内外因素影响,时而“边缘地带”特征突出,时而“中间地带”特征突出。促成中亚“中间地带”特征突出的内部因素包括,地区国家都是多民族或多部落的混合体,多元的文化及宗教的复杂性,突出的民族矛盾、边境争端、政治稳定问题。深刻而广泛的矛盾导致“中间地带”的国家之间很难产生坚固的共同利益意识和心理上的归属感(利益和意识的共同体)。而外部因素则在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以及乌克兰危机,都导致中亚地缘政治博弈趋向激烈,给中亚国家带来不少外部压力,也影响到中亚国家的内部稳定,中亚地缘政治的“中间地带”特点变得较为突出。

本文的中亚“枢纽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不同。中亚国家的“枢纽地带”构想更具“小国发展模式+当代地缘经济”特征,即在乌克兰危机和阿富汗变局等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冲击下,中亚国家试图通过加强跨区域的地缘经济联系,把本地区打造成中南亚、中西亚物流与贸易通道的枢纽地带,提升中亚地缘政治地位,进而减轻大国对抗给中亚各国带来的压力。自15世纪末始,中亚成为欧洲海洋强国觊觎的对象,19世纪俄英在这一地区博弈激烈,中亚更成为当时陆权强国沙俄的附庸。1991年独立后,作为内陆国家的中亚各国对于修建南北纵横的铁路网、获得出海口一直有强烈意愿。

中亚“边缘地带”“中间地带”及“枢纽地带”特征并没有明显的时间分野。中亚地缘政治在大部分时期呈现“边缘地带”形态,间或交织“中间地带”,总体保持稳定。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即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之前,中亚的“边缘地带”特征占主导位置,地区总体稳定。塔吉克斯坦内战在各方协调努力下实现和平和解,也与该地区的“边缘地带”特征不无关系。2001~2005年中亚地缘政治的“中间地带”特征明显,不稳定性增强。2001年9月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中亚国家地缘政治地位上升。此后美国在中亚国家设置多个军事基地,并积极推动中亚“民主改造”“颜色革命”,与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争夺。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尤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亚地区大国博弈激烈,中亚“中间地带”特征突出,“边缘地带”特征弱化,中亚地区稳定的不确定性加大。

二、作为“边缘地带”的中亚:赢得稳定与发展的时期

1991~2000年,即独立后至2001年阿富汗反恐战争之前的十年间,中亚地缘政治“边缘地带”特点更为明显。在这一时期,中亚地区与俄罗斯保持传统联系,与中国的友好近邻关系顺利展开,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地位并不突出,并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区域。由于与战乱的阿富汗毗邻,中亚国家对大国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价值。中亚安全面对的来自外部最直接的威胁,或者说最薄弱的环节,就是阿富汗问题。中亚安全与阿富汗联系非常紧密,原因有四:一是地理上连成一体,中亚五国中有三国与阿富汗直接接壤;二是历史和文化上彼此难以分割;三是有共同或相似的宗教问题,有众多跨界民族;四是外部因素的影响经常由此及彼,错综复杂。

“边缘地带”时期中亚国家具有稳定、友好的周边环境,为新独立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这一时期,对中亚稳定具有积极或消极影响的主要地缘因素如下。

第一,1991年中亚五国独立,其地缘政治重要性上升,新独立国家保持稳定符合地区各国的利益,俄、美、中三个大国对地区稳定形成了基本共识,甚至是一种默契,围绕中亚的地缘政治博弈并不激烈,这成为中亚稳定的有利地缘政治因素。宽松温和的外部环境为中亚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政治领域,独立初期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顺应本国国情及国际形势,未进行激烈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渐进式转型为保持稳定奠定了基础。安全领域,中亚国家独立初期“三股势力”猖獗及塔吉克斯坦内战使各国对地区安全形成了基本共识和相似的政策措施。外交领域,中俄起到重要的稳定作用,美欧、中东国家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当然,中亚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复杂的、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平稳的,中亚五国的情况各有不同。在美国驻军中亚以前,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并没有俄罗斯的军事存在,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贸易往来也有限;反恐战争中,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也没有美军进驻,战争结束后美国并没有保留很强的力量,俄罗斯在塔、吉的军事力量要超过美国。因此前后的格局没有明显的、根本上的变化。

第二,中亚出现五个独立的经济体,为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带来机遇。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中亚国家与周边各国展开经济合作,但仍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在这一时期,中亚国家集中精力处理国内和本地区问题,主要任务是平衡利益集团、寻找适合本国发展模式、打击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对外交往成果突出,得到大国和次地区大国的支持。

第三,安全方面,由于阿富汗战乱和国际恐怖主义活跃,中亚国家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但同时中亚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积极作用也在增强。在这一时期,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来自安全领域尤其是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增多。这一时期积累的一些问题,在地缘政治“中间地带”特点突出后,成为影响各国稳定的重要负面因素。如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塔吉克斯坦内战遗留问题、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亚的“民主改造”和渗透等等。

三、作为“中间地带”的中亚:中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2001年起,中亚地缘政治“中间地带”特点凸显。在这一时期,阿富汗反恐战争和美国在欧亚国家策划“颜色革命”,是中亚地缘政治地位提升、地缘政治形势呈现“中间地带”特征的主要原因。在这一时期,中亚稳定受到冲击,包括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权力交接问题导致的政治动荡。

第一,阿富汗反恐战争提升了中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在美国与北约盟友打击塔利班的军事行动中,美国需要借助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与陆空通道;之后阿富汗重建也离不开中亚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1999~2001年,中亚恐怖主义进入高峰期,恐怖活动多发,规模也越来越大。2001年8月,中亚恐怖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发动武装袭击,5 000余名武装人员从阿富汗北部进入费尔干纳谷地。这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发生的最严重恐怖主义威胁,地区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袭击被击退后,中亚各国开始严打境内的恐怖势力,“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解放党以及其他的一些小规模恐怖组织被重创,部分恐怖组织成员进入阿富汗北部地区。

“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随后又试图在阿富汗重建和消除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态势使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发生变化,并导致中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国际关系出现新的调整。美国借阿富汗反恐战争实现了在中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目标,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汉纳巴德军事基地、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国际机场。同时与中亚国家展开密集军事合作,包括军事技术合作、军事学习、军事人员培训等。美国在中亚实现军事存在,其目的不仅是打击塔利班及阿富汗的国际恐怖势力。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学者认为,美国借阿富汗反恐战争之机在中亚国家驻军,意在加强对中亚国家的控制进而遏制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觊觎里海资源、加强对中国新疆的窥视。

第二,美国加强与中亚国家军事安全合作,进一步加紧在中亚进行民主改造并策动“颜色革命”,搅乱中亚国家政局,中亚稳定的地缘政治挑战增多。贯穿美国中亚地区战略始终的政策轴线是:通过援助、合作和干预等多种手段,谋求介入、改造和操纵地区国家,进而遏制地区战略玩家的实力提升。中亚国家进入独立后的第二个十年,还有很多国内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政治转型、部族力量的平衡、社会矛盾等重大问题。

在这一时期,中亚各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保持国家稳定,降低政治风险,推动经济发展,减少贫富差距,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然而,美国在中亚国家培育亲美精英,大量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进入中亚,对中亚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事实上不但打乱了中亚国家的政治进程,还搅乱了中亚国家的社会思潮,中亚传统社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2002年3月,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宣言》,大力支持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民主化改革,重点在多党制、司法改革、支持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建设等领域。美国在中亚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得到加强,并在意识形态领域灌输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培植亲西方意识形态,动员中亚青年人通过“街头政治”方式表达对执政当局的不满,致力于在中亚地区营造一个符合美国和西方价值观、世界观的社会治理体系,以彻底清除苏联遗留的历史印记,实现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目标。至2003年,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全球发展培训(GTD)和培训成果战略技术援助(START)项目,培训了1 787名哈萨克斯坦公民、2 260名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和3 080名塔吉克斯坦公民;通过公民教育计划,为哈萨克斯坦10年级和11年级学生修订教科书和课程改革计划,覆盖了335所学校和23 930名学生。

第三,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安集延事件”,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中亚国家对本国发展道路选择与摸索过程中的迂回、国内政治势力与利益集团失衡产生的冲突、独立以来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不断积累,但同时也与美国在中亚国家进行的“和平演变”、扶植中亚政治反对派对抗政府有直接关联。

2003~2005年,美国借欧亚各国进入新一轮选举期之机,鼓动“颜色革命”,并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成功建立更加亲近西方的政权,促使独联体部分国家走向“质变”。2005年以后,受各种因素影响,美国对独联体的政策开始调整,促使独联体国家进入新一轮“量变”的阶段。吉尔吉斯斯坦在国家政治建设尚不成熟时,纷乱的政党政治代表着各个地方利益集团的诉求。美国和西方在给吉尔吉斯斯坦政客们戴上“中亚民主先锋”的高帽后,便开始了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治进程的严密监视和直接干预,同时利用已经高度开放的条件鼓励大批西方非政府组织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到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已经有上万个西方非政府组织在活动。美国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大量的“民主改造”援助,在1992~2002年间达到5亿美元。在美国的直接支持下,吉尔吉斯斯坦的9个主要反对派在2004年建立竞选联盟,在翌年3月的议会选举前后积极组织反政府抗议活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进入持续动荡时期。

2005年5月,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之后两个月,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安集延事件”,造成百余人死亡,并引发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边境城市卡拉苏短时动乱。“安集延事件”后,美国与欧洲国家指责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向示威者开枪,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要求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批评乌兹别克斯坦民主与人权状况,并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制裁。对此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态度强硬,拒绝国际调查,并要求美军撤出汉纳巴德军事基地、乌兹别克斯坦国内所有西方非政府组织限期离境。

2005年的几次重大政治事件促使中亚国家对与美国及西方关系进行反思,它们意识到美国鼓动“颜色革命”的做法已经威胁到政权安全,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中亚国家调整对美国政策,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包括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选后新上台的巴基耶夫也持更加亲俄的态度,哈萨克斯坦加大打击反对派力度,加强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控。中亚国家的地缘政治特征重新以“边缘地带”为主,或者说是“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皆有,其中“边缘地带”的特征要大于“中间地带”。

中亚国家对于本国发展道路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同时调整对俄美等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一时期,中亚国家的发展与挑战并存:权力交接问题导致政治风险上升,存在政变、动荡的可能性,权力斗争激烈;经济转型不顺利,原有的经济结构难以改变,支柱产业仍以原材料和能源为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贫困问题突出,社会矛盾高发。但大国的“无声协调”、中亚国家区域安全合作意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大国的重要作用,仍是中亚稳定的重要保障。

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逝世,米尔济约耶夫顺利掌权,乌兹别克斯坦较为顺利地完成了首次权力交接。中亚国家经过了独立后的动荡和调整阶段,进入发展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内忧”在增多,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风险在上升。中亚各国之所以容易受外部影响,内部问题没有理顺是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结构难以调整,对外依赖严重,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及;二是制度困境的一些后果开始显现——人治与法制及社会民主思潮的冲突,威权与西方民主推进的冲突,传统伊斯兰社会与外部极端思潮的冲突;三是进入独立以来的第二轮权力交接关键期,政治风险上升,有些中亚国家的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能力不强,中央政府的政治治理和执政能力有待提升;四是社会问题不断堆积,群体性事件有所增多;五是来自中东、南亚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威胁加强。美国与西方继续在中亚进行“民主改造”,努力创建亲西方社会基础。同时,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影响力继续上升,与俄罗斯成为保障中亚国家稳定的重要外部力量;但中亚地区的一系列变化也激发了美欧与中俄在中亚的争夺。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冲突加剧,美国在中亚与中俄的博弈逐渐明显。

世纪疫情、阿富汗变局、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乌克兰危机对中亚稳定具有明显影响。其中,2021年阿富汗变局对中亚安全构成突出的外部挑战,乌克兰危机对中亚整个地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些重大事件对中亚稳定的冲击直接而强烈、与中亚域内及其国内问题混合在一起更显复杂。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呈现出明显的“中间地带”特征,中亚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过去相比,中亚稳定问题有了明显变化:从总体基本稳定趋向不稳定因素增多;由未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趋向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事件多发,且后果严重;复合安全困境非常突出,其原因更加多元。

在这一时期,拜登政府加强经略中亚,将中亚作为遏制中俄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对于美国来说,从2021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到俄乌冲突爆发,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迅速上升。美国加强对中亚的经略,对中亚各国施压、拉拢,煽动中亚国家社会情绪,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对抗明显。2020年2月,美国发布《美国中亚战略(2019~2025):促进主权和经济繁荣》。同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中亚政策有继承也有调整:继续削弱中俄在中亚影响力这一核心目标不变,同时调整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力度,加强经济、人权领域合作。在此框架下,美国继续支持、加强中亚各国主权和独立;扩大和维持对阿富汗稳定的支持,鼓励中亚国家与阿富汗互联互通;推进法治和人权改革。同时,拜登政府以“C5+1”机制为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主要平台,并将其定义为“保护公民安全、共建共享繁荣、增强外交联系的重要行动平台”。拜登改变美国外交政策不注重意识形态扩张的特征,重新将其意识形态注入外交政策中,将中亚列入遏制中俄的前沿阵地,制衡“一带一路”建设。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加强在中亚的“民主改造”举措:增加支持资金、设置重点国家与重点目标人群,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工具,推动中亚国家精英和民众亲美反俄。2022年5月,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国务院2023年预算案,计划出资3亿美元用于在中亚等地区国家的“民主改造”,其中2 100万美元用于支持在中亚国家的各类媒体反俄和反华宣传。

2022年美国高官频访中亚,建议重启名为“中亚媒体计划”的项目。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称,在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得到美国高度重视。2022年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同意西方非政府组织再次在该国设立代表处,包括索罗斯基金会、艾伯特基金会等。

美国在中亚国家的举措目标明确:引导社会热点、左右社会舆论、炮制“恐俄论”、“反俄论”。另外还注重分化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减少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市场和出口路径的依赖,制造社会和族际矛盾,有意将哈萨克斯坦北部问题与乌克兰危机类比,推动中亚社会的反俄恐俄情绪,向中亚国家政府施压。乌兹别克斯坦马诺研究中心主任巴赫蒂约尔·埃尔加舍夫认为,美国和欧洲国家正在努力资助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积极活动,在美欧扶持下,在中亚亲西方的媒体不断批评欧亚一体化和多元化平衡外交。

“中间地带”地缘政治形态对中亚稳定构成冲击,地区国家内部问题与外部挑战交织。在国际变局下中亚进入风险上升期,其“中间地带”特征明显:2021年以来中亚域内问题往往带有浓重的地缘政治色彩,令中亚各国的稳定问题更加复杂、严重。中亚各国的政治风险拉高安全风险,权力交接、政治冲突、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中亚国家间的边界冲突、激进的民族主义在社会蔓延、与美俄的微妙关系等,都被内外部势力用来搅乱各国国内稳定。外部大国常常煽动A问题来达到B目标,导致中亚域内矛盾冲突增加。例如,2022年西方国家继续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冲突、塔吉克斯坦巴达赫尚分离问题等内部矛盾方面推波助澜,埋下隐患,进一步分化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并达到深入介入阿富汗事务的目的。再如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拉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首府努库斯骚乱后,西方国家指责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处置事件过程中存在人权问题,要求进行独立调查,仍是意在在乌克兰危机立场问题上向乌兹别克斯坦执政者施压。

大国撕扯的压力令中亚稳定风险的混合性、复合性特征突出,中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挑战。中亚地区被“地缘政治化”,一些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被外部因素干扰。

第一,政治稳定与安全挑战相互纠缠,如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属于其国内的政治矛盾集中爆发,但美欧的非政府组织在事件过程中推波助澜,表明了这一事件的复杂性以及地缘政治博弈色彩。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其根本原因是权力交接过程中政治精英对抗加剧导致政治冲突加剧;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运动形成规模,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蔓延;民生问题、社会安全治理长期乏力导致骚乱蔓延到全国。哈萨克斯坦社会情绪处于不稳定、易煽动的状态。西方国家的支持则是重要的外部原因,2021年初,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决定拨款约150万美元支持哈萨克斯坦发展“公民社会”,进一步刺激其社会分裂,激化社会矛盾,挑起社会冲突。2021年下半年,美英情报部门在哈萨克斯坦伪装成智库向当地学者提供资金,就“西部地区劳资冲突”“西部地区社会不公正”等研究项目进行调研。在“一月事件”中,有迹象表明西方非政府组织通过哈萨克斯坦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发起示威活动,积极通过社交平台联络全国青年人上街游行,发布大量引导性言论。例如在事件中非常活跃的“觉醒!哈萨克斯坦”青年组织受到西方国家的资助,经常在扎瑙津(“一月事件”最初抗议活动的发生地)等地活动。2023年1月5日,哈萨克斯坦总检察长阿斯洛夫在议会下院发布“一月事件”调查报告并表示,骚乱事件是一场策划长达一年的未遂政变,并有外国公民参与了事件。

“一月事件”对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影响深远,同时动乱之后的中亚地缘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中亚国家的政治风险进一步上升。托卡耶夫向集安组织求援出兵,被西方国家抓住炒作,刺激哈萨克斯坦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以“政治反对派+本土非政府组织+激进民族群体”模式发起反政府抗议活动,社会面临更加不稳定态势。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渲染“哈萨克斯坦是下一个乌克兰”等言论,进一步通过“北哈州分离问题”刺激哈萨克斯坦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挑拨俄哈关系。哈萨克斯坦的“去俄化”运动更加活跃,影响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中亚地区成为美俄舆论战的战场,“恐俄论”和“颜色革命论”交织,民族主义被煽动,内部问题向外延伸。

第二,俄乌冲突与中亚国家的内部问题搅在一起。如塔吉克斯坦央地矛盾的激化有西方国家介入和煽动。塔吉克斯坦国内冲突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当地部族与中央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地方自治和分离倾向明显。但是,长期以来,英国试图控制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的巴达赫尚地区,在塔吉克斯坦巴达赫尚地区支持当地反政府势力,鼓励其分裂活动。同时,西方媒体持续煽动该地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加深了塔吉克斯坦的地区矛盾。西方国家制造“大塔吉克斯坦”概念,讨论“大塔吉克斯坦”建国的可能性,即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北部领土合并,统一“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后苏联塔吉克斯坦”,这显然刺激塔吉克斯坦内部矛盾、鼓励民族主义激进化、挑拨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关系,在中亚安全最脆弱的塔阿边境地区制造混乱。

在中亚国家中稳定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国风险及其程度又各有不同:吉尔吉斯斯坦常年政治波动,受国内政治派别、民族主义、外部大国影响较大,政策多受上述因素影响;塔吉克斯坦综合性安全问题突出,权力交接、民生问题、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等对其国内政治稳定有很大挑战;哈萨克斯坦政治进程还在调整过程中,政治稳定需要进一步观察,托卡耶夫政权面临的内外难题不少。

阿富汗局势对中亚地缘政治与安全挑战突出。阿富汗变局并不意味着反恐战争的结束,地区安全形势将面临一些新挑战,呈现更大的不确定性。到2022年,阿富汗“问题”开始向阿富汗“危机”演变,阿富汗局势仍摆脱不了“内部冲突—代理人战争—大国博弈”的循环模式。突出的危机有:塔利班权力斗争和局部战争的风险;人道主义危机严重,自然灾害、饥荒、贫困;外部力量深度介入阿富汗事务,大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博弈和搅局,是阿富汗问题危机化的重要原因。

阿富汗安全局势对中亚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塔阿边境安全挑战突出,恐怖主义十分活跃,阿富汗毒品流入猖獗,边境复杂形势进一步激化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的分离主义;阿富汗的国际恐怖组织以中亚国家为目标的恐袭零星发生,包括2022年7月“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自阿富汗境内向乌兹别克斯坦发射多枚火箭弹;阿富汗北部恐怖主义活跃及其对中亚威胁越来越大,未来可能成为中南亚安全形势最严峻的地区。“伊斯兰国”积极拉拢中亚圣战分子,加大意识形态宣传力度,吸纳其他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各恐怖组织呈现去民族化、去国籍化的特点,中亚恐怖主义“沉睡细胞”继续被唤醒。

受阿富汗形势影响,中亚地区内的极端思想活跃,原有的一些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露头,如2022年伊斯兰解放党分别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出现多个分支组织,主要进行招募和传播极端思想。2022年1月,乌兹别克斯坦执法部门在塔什干逮捕30名“一神圣战营”(Батальон единобожия и джихада)成员。这些人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不同地区,预谋赴叙利亚参加圣战。此外还有成立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极端组织“因卡尔”(Йакын Инкар),这一组织有50多名成员,近年有向南部蔓延的迹象。吉尔吉斯斯坦本土组织“马赫迪军”(Воины Махди,并非是在伊拉克活动的同名恐怖组织)也有活动。2022年7月16日,塔吉克斯坦总检察长表示该国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活动呈增长趋势,当年上半年,塔吉克斯坦共发生720起带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活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6起。

四、作为“枢纽地带”的中亚:寻找安全纾解与发展破局之道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在外部压力和地缘政治对抗下,中亚国家外交自主性弱化,大国冲突带来的政治和安全风险明显上升,地区矛盾增多,安全领域复合挑战突出。中亚各国在2022年的外交活动中明显体现出这样的一些冲动和趋势:一是试图就此终结中亚地区所拥有的“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属性;二是竭力摆脱独立30 年来形成的“欧亚”对外政策定式;三是争取构建更具地区独立性的外交战略体系。在这样的形势下,中亚各国加强本地区内合作,“抱团取暖”。从2022年中亚国家的一系列外交努力看,中亚国家具有“平衡外交”“通道外交”“纵横外交”特点。在多元平衡外交的大前提下,中亚国家把“通道外交”作为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提出贯通欧亚大陆数条大通道规划,希望突破经济困境、提升地缘位置,塑造中亚在交通大通道上的“区域交通枢纽”概念,努力向“枢纽地带”过渡,期望在激烈的地缘政治对抗中突破困境,找到新的安全纾解与发展破局之道。

这一年中亚国家的“通道外交”卓有成效,为塑造中西亚、中南亚“枢纽地带”奠定基础。乌兹别克斯坦在不同国际场合强调“跨阿富汗铁路”的重大意义,哈萨克斯坦重视“里海五国”框架下港口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吉尔吉斯斯坦积极推动中吉乌铁路重启。中亚五国均对“一带一路”建设有高度期待,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与物流等领域的合作。

2022年中亚各国均把互联互通纳入双多边合作框架:在第六届里海峰会(6月)上中亚国家强调加强里海物流潜力、连接东西线和南北线沿线交通线建设;在第四次中亚国家元首磋商会议(7月)上通过了《2022~2024年区域合作发展路线图》,将修建哈乌自由边境贸易区,吉哈边境运输和物流中心,吉哈乌塔四国物流中心;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首次对话会(8月)上强国加强三国交通与物流合作;中亚国家加强中东外交,包括重视与中东的互联互通。2022年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先后访问沙特,表达愿意与沙特在跨里海航线的开发方面进行合作。9月28日,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表示,伊朗准备将乌兹别克斯坦纳入恰赫巴哈尔协议,向其开放恰赫巴哈尔港、阿巴斯港、南北走廊。9月20日,中吉乌阿多式联运线路启动试运行,即喀什(中国)—奥什(吉尔吉斯斯坦)—海拉顿(乌兹别克斯坦)—马扎里沙里夫(阿富汗),正式投入运营后每年可向阿富汗运送4 000个集装箱货物。在里海地区交通互联互通外长交通部长会议(11月)上,各方签署《2022~2027年同步消除瓶颈和发展“中间走廊”路线图》。根据该文件,到2025年“中间走廊”过货量将增至1 000万吨/年。乌兹别克斯坦表示计划修建南北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铁尔梅兹—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白沙瓦”铁路项目、俄—哈—乌—阿—巴—白俄多式联运走廊方案。

中亚国家的“枢纽地带”构想是具有“中亚地区意义”的“枢纽地带”规划,是在地缘政治对抗冲突加剧下,打造概念意义上的“枢纽地带”,进而进行可行性尝试,提升中亚地位和增加中亚稳定与安全性。这些具有政治意义的“枢纽地带”框架雏形包括:贯通中亚—南亚—西亚的“跨阿富汗铁路”计划,中吉乌铁路建设重启、规划(或开始修建)跨区域交通走廊、推动本地区以及跨区域的国际组织(包括中亚地区内的各类组织、与西亚、欧亚、美欧的国际组织)。

在中亚国家的“通道外交”中,“跨阿富汗铁路”是受到中亚五国一致重视的交通基础设施构想。2020年12月29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南亚将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次年2月,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访问中亚四个邻国,主要讨论修建跨阿富汗铁路的构想,得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一致支持。这条铁路也被称为“喀布尔走廊”,自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城市铁尔梅兹起,途经阿富汗的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到达巴基斯坦白沙瓦,计划把中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连接起来,并将进一步到达伊朗重要港口城市恰赫巴哈尔。恰赫巴哈尔位于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南端、阿曼湾东北部,地理位置重要,西方国家及周边国家特别是印度重视该港口的战略位置和运输能力。“跨阿富汗铁路”全长750公里,预计造价46亿美元,工期5年,总共有1 200多个工程项目,包括3条隧道、100多座过境点和336座桥梁。美国对这条铁路表现出积极支持态度,表示将推动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等机构共同对此项目投资。中亚国家学者认为“跨阿富汗铁路”构想具有地缘政治风险。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巴赫季约尔·埃尔加舍夫强烈批评这一项目,认为这条铁路构想明显具有地缘政治色彩:“对于美国来说,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白沙瓦铁路走廊是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并通往中亚的路线。对于军事装备、弹药、燃料的转移,铁路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五角大楼数十年来一直梦想的一条通往中亚深处的可靠运输路线。”

五、中亚地缘政治的逻辑

(一)中亚地缘政治嬗变的轨迹与规律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变化、地缘政治博弈程度影响,中亚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特点呈现出“边缘地带”“中间地带”形态,同时两种形态相互交织。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亚地缘政治地位上升,同时地区各国也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进而影响到中亚稳定。在新形势下,中亚国家尝试塑造新的地缘政治角色,展开“通道外交”,尝试推动本地区成为中南亚、中西亚的“枢纽地带”,希望突破地缘政治博弈造成的困局。

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的三种不同形态,给中亚稳定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不同。中亚政治稳定与安全形势深受地缘政治影响,地缘政治因素是中亚稳定的重要外部原因。不同的“地带”特征给中亚稳定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不同。当中亚地缘政治局势中“边缘地带”特征突出时,地区形势较为稳定,各国对外交往的自主性相对较强;“中间地带”特征突出时,例如美俄博弈冲突激烈时期,外部势力参与地区和国家内部事务,中亚形势往往会更加复杂多变。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局势变幻背景下,中亚很难再出现以“边缘地带”为主要特征的地缘政治情况。成为“枢纽地带”或可成为地区稳定的地缘政治保障,但实现“枢纽地带”有难度、有风险。

通过上述分析,能够初步总结出苏联解体后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嬗变的若干规律:一是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兼具“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特征但并非交替出现,不同时期或“边缘地带”特征突出,或“中间地带”明显;二是推动中亚地缘政治嬗变的主要外在动力是大国对这一地区的争夺程度,内在动力是在中亚各国存在不同程度自主性缺失的状况下,不断努力增强国力和调整对外政策,对于主动塑造有利于本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意愿增强,其实际效果也趋向积极;三是大国在中亚的力量平衡与否,对中亚地缘政治变化有重要影响,当这种力量出现失衡,如2001年反恐战争、2021年美军撤出阿富汗、2022年俄乌冲突,导致美俄在中亚力量发生消长,中亚“中间地带”特征便会凸显;四是中亚域内问题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如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分离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冲突等,会成为域外力量介入地区内事务的契机,令地缘形势更加复杂,并且受其影响中亚“中间地带”特征同样会凸显。

(二)中亚地缘政治与中亚稳定的相互作用

“边缘地带”地缘政治特征是中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独立30余年来,中亚地缘政治基本上呈现“边缘地带”形态,地区各国保持了基本稳定,并未成为大国争夺的真正焦点,外交自主性较强,政局基本可控,安全领域以单一而非复合安全为主要特点。中亚保持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管理体制相对稳定,中亚国家基本上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没有进行激进的改革;稳定优先的政策,中亚五国领导人为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作为中亚大国,政治制度改革和权力架构的构建高度谨慎,对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具有关键作用:多年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逐步健全政治制度及司法基础、平衡部族政治力量、缩小地区差异、缓和族际矛盾,逐渐形成了具有中亚特色的政治生态,搭建起利益交织、平衡往复的权力架构。此外,中亚各国领导人尊重历史传统与人文生态,重视民族问题、传统社会;适当开放,学习国际先进制度与管理经验;积极进行经济改革,积极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

其次,外部大国对中亚稳定有一定的默契共识。长期以来,中亚并不是大国博弈的焦点,也不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关键地区,中俄美欧对中亚稳定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默契共识。同时,中亚是中国与俄罗斯的重要周边地区,中俄重视中亚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积极向中亚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推动与中亚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为中亚国家保持长期稳定与持续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有力支撑。

最后,塔吉克斯坦内战(1993~1997年)的教训与阿富汗长期战乱带来的安全挑战,令中亚国家在维护地区安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有高度共识。中亚各国对地区安全合作重要性的认识,也是中亚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塔吉克斯坦内战是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次复合型危机,包含了政治危机、安全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民族矛盾,对中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深远的,为中亚国家如何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进行政治与经济改革带来深刻思考。阿富汗的战乱给中亚各国构成长期、严重、直接的外部安全挑战。中亚国家进一步强化共同体意识,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达成共识,在维护国家稳定、反恐去极端化方面一致。中亚国家共同打击恐怖组织,在数年间把主要的恐怖势力肃清,为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上述保持地区稳定的因素中,可以辨析中亚稳定的重要内外部因素之一,即中亚长期处于基本稳定的、未在大国博弈中心的“边缘地带”地缘政治形态,中亚国家具有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同时,在独立后的30多年间,在保持基本稳定的过程中仍出现过政治动荡或安全危机,其国内因素是主要原因,但也往往与中亚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面临的国际博弈和地缘政治变化相关。

地缘政治中的“中间地带”特征趋向明显。这进一步推动中亚进入世界冲突的漩涡,中亚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近年来,中亚政治与安全风险在上升,政治风险(权力交接)、国内问题(经济、民生、社会思潮)、地缘政治形势等构成影响中亚稳定的主要因素。其中,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增强——作为具有特殊地缘政治位置的中亚各国,其稳定受到外部的影响往往更加明显。

未来不利于中亚稳定的问题可能是:首先,中亚国家的自主选择空间被大大压缩:从内部看,为平衡权力交接带来的动荡风险,核心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需要对内妥协;从外部看,在地缘政治对抗复杂而激烈的情况下,中亚国家外交选择被挤压,导致的后果往往会投射到其他重要领域,进而影响到中亚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安全危机。如哈萨克斯坦的“去俄化”问题和塔吉克斯坦的巴达赫尚分离问题,本来是中亚国家内部问题,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被外部势力利用,导致矛盾更加激化。其次,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与俄乌冲突形成时间契合,政治风险临近独立以来最高值,新冠疫情和对俄制裁令中亚国家经济步履维艰。最后,阿富汗安全风险外溢及大国在阿富汗的代理人战争,为中亚国家带来双重挑战,难以展开有效的国际合作。

中亚成员国面临“选边站”的压力,同时也都希望能坚持住多边外交。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克尼亚佐夫(Александр Князев)认为,俄乌冲突令苏联解体后的欧亚空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和欧洲认为现在加强在中亚影响的机会已经到来。俄罗斯中亚问题专家阿列克谢伊·马拉申科(Алексей Малашенко)认为,未来世界地缘政治将呈现“两大极多小极”形态,其中中亚国家正在面临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但总体上中亚国家仍将保持多边外交。中亚国家在外部压力中需要平衡和选择,这往往容易令本国利益受到损害,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给中亚各国带来经济损失,增加了不稳定风险、内部矛盾(民生问题和民族主义是两大难题)。这种形势迫使中亚国家的外交向两个方向努力:坚持多元平衡外交、推动地区一体化。地区合作被赋予更多的反美或反俄色彩、地缘政治色彩,甚至成为双方“阵营”的工具,那么中亚国家将更加谋求多元化外交。

“中间地带”特征持续时间长,对中亚稳定冲击强,不利于地区稳定与发展。乌兹别克斯坦学者巴赫季约尔·埃尔加舍夫认为,“中亚毗邻四个新兴的全球权力中心中的三个:俄罗斯、中国、印度,因此中亚将永远是第四个权力中心——美国的特殊利益区。美国目的很明确:在俄中边界创造一个问题空间,这本身就会产生问题,并因此成为这些大国经常头痛的问题。”中亚国家需要在新形势下形成新的外交思路。

塑造“枢纽地带”有利于中亚稳定,但也具有较高地缘政治风险。中亚国家努力塑造“枢纽地带”,既说明中亚国家对选择发展道路的思考更加成熟,对自身地缘政治地位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也是中亚区域一体化的跨越式进步,总体有利于中亚稳定。利用域外大国加大对中亚关注和投入的机遇,积极与之互动,进而与多数大国的关系均有所深化,这说明它们主动塑造地区秩序的能动性在增强,这对于中亚地区秩序的稳定或许是一种利好。但塑造“枢纽地带”的风险在于,中亚国家成为欧亚大陆的交通枢纽绝非易事,需要多种因素的促成,大国力量在这一地区此消彼长过程中是形成积极推力,还是消极阻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此外,中亚国家能否保持抱团合力,向“枢纽地带”的目标坚定行进,也充满着不确定性,中亚国家历史纠葛往往会古今相接、演变成程度不同的矛盾冲突。再有,土耳其、印度等地区大国在中亚想发挥更重要作用,其背后的大国意图不可忽视。这些地缘政治因素,都对“枢纽地带”构成复杂交织、或积极或消极、同时也可能受各种因素多变的影响。

中亚国家要成为“枢纽地带”还需要许多条件,“枢纽地带”本身就容易具有地缘政治色彩。在当前复杂变局下,需要地区各国领导者的政治智慧、运筹好地缘政治因素,同时还需要合适的外部条件。但无论如何,中亚国家能作出这样的有益尝试,即使是政治意义上的“枢纽地带”概念,也可能在地缘政治变局中博得关注和重视,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

 

作者:苏畅(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办公室副主任)

原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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