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克复:“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起点与实践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8 次 更新时间:2008-07-19 23: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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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  

  

  引言:对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的基本估计

  

  毛泽东在夺得大陆政权前夕,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作为立国之纲。在文中,他回顾了中国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曲折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先进的中国人都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但多次奋斗,都失败了,“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于是,毛泽东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诏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进入了“马列化”时期。到了“文革”阶段,又进入了“毛泽东化”时期。

  “马列化”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主要是:1、根据马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了集权、专制的国家体制,即中共批评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体制。只是将三民主义更换为马列主义,将国民党更换为共产党,将蒋介石更换为毛泽东。2、根据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城乡手工业者、农民个体劳动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大资本到小私有一举彻底消灭。一个没有商品、没有市场、没有私有制的大一统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就此确立。3、为了巩固上述改造成果,还需要建立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使马列主义成为全国民众由衷信仰的真理,这就需要消灭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批判西方文化价值观。于是知识分子经受“洗脑”(思想改造)与“群体炼狱”(如“反右”)的长期煎熬。4、毛急不可耐地企图“超英赶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直奔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美好社会”,接着遭到惨重失败,造成饿死近4,000万人的惨烈后果。

  “大跃进”的惨败,党内一些人的批评.使毛如鲠在喉。虽然彭德怀已被毛严厉整肃,但顾虑其身后会遭遇斯大林同样的命运,于是他一意孤行地发动一场使中国“毛泽东化”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化”时期的主要特征是:1、崇拜、神化毛,树立毛的绝对权威;与此同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2、毛授意亲信组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党和国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机构。党的政治局及其常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等组织机构名存实亡;全国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人被指控为“走资派”接受批判;“文革”之乱波及工厂企业与边缘农村与部队(揪“军内一小撮”)。3、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社会的正常秩序横遭践踏。人们(其中有“文革小组”的煽动与指使)可以任意抓人、抄家、关押、批斗、殴打、诬陷、密告、卖友等等,由此造成的各种后果无须承担法律与道德责任,结果血腥暴力事件不断,冤假错案成堆。这是一个极端恐怖又极端专横的年代。毛死后留下了专制与贫困(不仅仅是物质)两大遗产。

  70年代末邓小平执舵开始了“后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对马列的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出现这种情况,是对实践中惨重挫折的矫正,但这种矫正带有极大的党派私利局限性。邓小平出于自利的需要否定了“文革”,批评毛的晚年错误,却捍卫毛的历史地位,提出所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否定“两个凡是”,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继承了毛的极权衣钵;他提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与国外先进科技与管理经验,却拒斥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他主张市场经济、开放私人资本,却维护一党自利的特权体制;他鉴于自身(包括高干群体)的遭遇对毛的个人专制集权有所反思,但当民众揭露专制与腐败时,却毫不手软地施以血腥屠杀。结果,邓小平时期是维护专制、开始腐败的时代;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更衰退为固守专制、深度腐败。

  怎样估价1949年之后共产政权对中国所造成的负面后果呢?历史学家们将会作出不同的答案。笔者的回答是“三破坏”:一,破坏物质生产力;二,破坏精神生产力;三,破坏自然生产力,生态的破坏与环境的污染已严重危及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与民族的健康生存。“三破坏”的文章可以做得很大,这里仅提出一个大思路。“三破坏”的估价并不表示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中一无是处,而只是表明,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误导与毛的罪错,中国人在各方面将更有所作为。

  为了从理论源头上总结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教训,笔者将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作一力所能及的分析与评述。

  

  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框架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阶级”概念。因这一逻辑起点,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学说有了明显区别。往后的阐述还表明,作为逻辑起点的“阶级”概念贯穿于他的全部学说,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全部学说建立的基点。虽然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阐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他们并未将阶级概念作为全部学说――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学、法哲学——的基点;更不可能将此概念作为终身的实践指南。

  马克思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概括为3条: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由此可见,“阶级”概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抽掉“阶级”概念,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就会坍塌。

  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有个明显区别,他不是关心一切人的命运,更不是只关心个人的命运。他关心的是当时社会中遭受剥削、压迫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阐述的思想都说明这一点。他渴望无产阶级的解放,其著述全在诉述无产阶级怎样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他指出,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

  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表述了上述思想,但只有当《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问世,马克思才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经济学的论证,使马克思的政治号召有了严谨的经济学依据。马克思进而指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他描述的共产主义蓝图是:那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不再有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也没有人对人的政治压迫。在那里,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强制性的分工。这是一个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可以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曾鼓舞无数热血青年皈依无产阶级,投奔革命。可见,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革命阶级”,还是一个“救世阶级”,马克思把社会进步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这一伟大的阶级。马克思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方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郑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以上概述,可以展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逻辑框架: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体味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有两点应引起今人思考。

  第一,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为此,他把他的智慧及其一生都贡献给了这个受苦的阶级。他的道义与人格固然令人敬仰,但也因此,从理论研究到学说创立,他不得不放弃某些重要的学术原则,如科学价值中立的原则。在考察当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时,他细致、深入地分析无产阶级不合理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却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者与组织者——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对资产阶级创立的新型文明几乎作了全盘否定,以致资产阶级只是作为剥削者的罪恶形象烙刻在人们心中。这是导致(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一些东方国家)对资产阶级及其文化采取“左倾”政策的重要原因,使这些国家在现代文明转型中走着曲折的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马克思学说中的若干重要结论只是预言,并非实践经验的概括。譬如,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上层建筑是否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只有彻底否定它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无产阶级是否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除了对抗、对立一面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互相协作的一面?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命题,马克思说,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这意味着,它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但经过这个“转变时期”之后,人类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吗?如此理想的社会只经过一个较短的“转变时期”能成为现实吗?另外,怎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这一专政是在全部废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机器之后建立的,那么,怎样才能确保这一专政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呢?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无论在大的框架上还是在制度细节上,马克思都缺乏具体的说明,这不能不使他的学说潜伏着不测之命运。

  

  二、马克思的“人论”思维

  

  “阶级”概念是理解马克思“人论”思想的钥匙。马克思之前及其同时代的思想家,对人的学说(人性、人的本质、人权)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的人学理论尊奉价值中立的原则,从每个人出发,尊重每个人;从一切人出发,尊重一切人。他们以人本质的共性为依据,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费尔巴哈),认为每个人生而自由,每个人生而平等。康德认为:“1、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人,都是自由的。2、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臣民,同任何一个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一个普通的政体中的每一个分子,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他强调,这是一切国家制度所立的法则,“每个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他们天生的权利。[2]”所以,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的人学概念是近代民主的逻辑起点,是民主宪政的基石。马克思并不满足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人的共同本质的论述。既然马克思倾情于无产阶级,自然就关注不同社会关系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质。他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这与上述所引的康德的人学理念明显相左——笔者)。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虽然马克思也说过,“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4]”但他认为在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下,这种本质不可能得到实现;如同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5]”这表明,马克思虽然不否认“人的一般本性”,即人的共性,但他关注的是在现实中人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中,要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质。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但承认具体的在历史中变化的人性。马克思主义对具体的、在历史中变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6]”

  马克思的“人论”是为了说明人的阶级性,在他看来,工人与资本家生活在绝然不同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中,他们的阶级意识与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乃至对立。这种差别与对立“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6]。这样来看,对工人与资本家谈论共同人性有什么意义呢!从一般的、共同的人性出发,每个人都有着共同的人权诉求:自由、平等、生命、财产等。而从人的社会性出发,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级则有着不同的诉求指向;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无产阶级合理的人权诉求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从人的社会性出发,便引出了革命的结论,即只有首先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无产阶级才可以获得正常的人权;只有在阶级对立已消失的社会中,一切人才可享有自由与平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自由看作是未来的理想。他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这是马克思论述其自由观的一段名言,为许多人所反复引证。殊不知,马克思此言乃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有获得自由的可能性;他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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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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