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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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中国形象   红祸    

周宁 (进入专栏)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的中国形象突然转向反面。似乎那些朴实勤奋的中国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是变成暴徒就是变成囚徒,而幸福宁静的乡土田园,则一夜之间成为充满血腥动荡的地狱。

中国形象从田园牧歌一变成为恐怖小说,由各种灾难与迫害的故事组成。这些“恐怖故事”,诸如暴力征服与独裁、经济崩溃、饥荒死亡,很少有事实依据,甚至很少经过思考。红色中国在他们的想象中,是一个暴君统治的蓝蚂蚁的国家,六亿人长着同一个头脑,迈着同一种步伐,穿着同一种服装,说同一种话,做同一种事,一旦某一天,那同一个头脑中着魔式地出现某一个疯狂的念头,六亿蓝蚂蚁突然之间将变成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的怪兽……

西方对中国,除了敌视之外,就是恐惧。敌视是对集权与暴政的敌视;而恐惧,则是对革命与扩张的恐惧。红色中国孕育着某种危险可怕的力量,它随时都有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而面对这场灾难,就像历史上曾经面对匈奴人、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入侵,伊斯兰扩张与黑死病一样,西方很可能丧失任何防御的能力。西方人有关红色中国的自虐性想象,是传统的“黄祸”恐慌变成现代的“红祸”恐慌。“红祸”隐藏在那片层层叠叠的大墙包围起来的神秘危险的国度内,随时可能爆发出来,毁灭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富裕、繁荣的基督教资本主义世界。

“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斯塔奇的这句话,表达出西方对中国的某种深深的担忧与恐惧。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费正清(J. K. Fairbank)的《美国与中国》出版了。这部书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不断修订、再版,作者和这部书成为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与最流行的汉学著作。在1948年版的《美国与中国》中,费正清指出,美国对华的观念与政策,“最大的错误或者是一厢情愿、主观主义、感情用事,或者干脆就是一无所知”。他总结了美国对中国的四种看法,或者说是美国的中国观的四种类型,称之为“我们的中国传说”:

“我们的中国传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一般可以分为下述四种——离奇的、理想化的、幻灭的或社会学的。

对中国离奇的看法,强调的是带有异国情调的所谓文化的怪异特征——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人人留着长指甲、抽鸦片烟等等诸如此类的前现代中国的种种怪现象。那些喜欢海外奇谈的读者津津乐道‘中国人吃老鼠’之类的怪事。这种离奇的看法收集各种‘中国怪事’(Chinesey, 一个特指西方对中国事物的看法的形容词),诸如‘中国人的食物’,月洞门、卖给游客的工艺精巧的小古董。离奇看法强调的是殊异性,‘中国的一切都是颠倒相反的。’男人穿长裙女人穿长裤,读书从上到下而不是从右往左,吃饭最后才上汤,葬礼穿白婚礼穿红,姓名先写姓再写名,罗盘指南不指北,左边是尊位,诸如此类等等。这种殊异性往往也以严肃的形式出现,诸如对中国人名字的直译,如诺拉·瓦恩著作《逃亡之家》中的仆人名叫“秃头阿三”,听起来也很怪异,还有一些口头禅,如‘孔夫子说’,‘这些中国佬,真他妈的聪明’等,也属于这一类。

理想化的看法还多少有些根据。它包括我们对玄妙的东方智慧的敬意,这种东方智慧不时地表现在傅满洲博士、陈查理甚至林语堂博士描绘的‘老滑’的中国绅士身上。在现实中,我们理想化中国的嗜好,可以表现在完全不同的人身上,从1943年访美的蒋夫人到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游击队,美国公众理想化中国的倾向,曾赋予这些人难以置信的美德。美国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理想化,并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这种动机中无疑含有某种历史的负疚感,但明显还有美国大众心理中的其他一些因素,共同造成那一阶段美国的中国热情,诸如对不幸者的同情,传教热情,《消失的地平线》的遁世主义等等,不一一枚举。

中国政府腐败无能,一次又一次地挫败我们的理想,让我们不断产生一种愤世嫉俗的幻灭感。这种情况就像是被一群可怜兮兮但又贪得无厌的乞丐包围着一样,经常令人恼怒。尤其是对那些对中国根本不感兴趣的美国人,他们对援助中国的心态就更是如此。以前这种看法的代表是那些在条约口岸做生意的商人们,他们带着一种所谓的‘上海头脑’,看不起中国人,他们的观点集中表现在罗德尼·吉尔伯特(R.Gilbert)的《中国错在哪里?》,现在这种看法在美国军界非常流行,他们仇恨中国的肮乱与贫困(‘难道他们就不能把这地方打扫打扫吗?’),而不断传来的各种丑闻,战时的枯燥生活与怨怒之情,都在加剧这种恼怒造成的幻灭感。

对中国的研究,在美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从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出版各种有关‘中国的历史、贸易、外交、法律、机构、哲学等’的著作,其中的经典之作是初版于1848年的卫三畏的《中国总论》。社会学的研究观点,以及那些第一人称切身经验的叙述,加上两国之间接触的增多,都是我们今天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然而,我们对中国的观点与态度,从来也没有跟得上我们在中国的政策现实……”[1]

费正清此处的四种类型,未必就非常准确科学,一是分类的尺度似乎不够一致,二是四种类型之间的界限,也不够明确,尤其是第一、二类之间有许多关联互渗的内容。但不管怎样,他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迄今为止(到1948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总体上是误解多于了解、虚构多于真实。即使是一些研究著作,也难以摆脱各种幻象。

《美国与中国》出版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国民党大势已去,人民解放军将席卷中国,美国正束手无策地等待着中国的结局,将所有的怨怒都撒在他们推崇的“亚洲男人”蒋介石身上,美国军政上下都在诅咒这个“愚蠢无能的贪污犯”。这种恼怒实际上也是对美国自身对华政策的失败与对华知识的错误的懊悔的表现,因为直到不久前美国人仍坚信蒋介石是战后中国的强有力的统治者,美国的援助将使他彻底击溃共产党的农民游击队。费正清在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总结道:“给4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写一段悼文应该这样开始,即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彻底无知。他们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与国民党人的正式官方来往,以及为他们自身逻辑而进行的战事之中。他们感觉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但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至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知识更是一片空白。”[2]

此时西方只有美国对中国尤其关心,而且牵扯到切身利益,欧洲国家正在进行战后的重建,无暇顾及中国。但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们又想起拿破仑皇帝100多年在圣海伦娜岛上对阿士美德勋爵说的那句话;睡狮一旦惊醒,全世界将为之震惊。1949年,英国记者,“老中国通”杰克·贝尔登,出版了他“震撼世界”的书——《中国震撼世界》。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深入边区采访,他想用自己的经历与理解告诉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由来、意义,必然的胜利与发展前景。因为他知道,“……一般美国人都认为,中国的战争主要是一场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蒋介石代表着民主,毛泽东代表着共产主义。似乎没有人意识到,那么多中国人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支持着抗日战争期间人民自己建立的政权。也没有人意识到,蒋介石输掉这场战争,是因为人民反对他,蒋介石镇压民主而不是捍卫民主。”如果在中国仍有一定的政治民主,那也在共产党治理的边区。那里在实践着一种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村政民主。[3]对杰克·贝尔登来说,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共产党是否会胜利,而是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共产党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那才是中国震撼世界的真正意义。

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的最后做了预测,就像所有的革命的必然成果一样,一定是一个强势政权取代了一个弱势政权,“革命的任务不是加强推广民主,而是增强权威。革命开始于推翻一个不称职的政权,而结束于巩固一个更加集权的政权。”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两次革命,第一次是春秋战国,东周封建的弱势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秦始皇的强势政权。国家统一了,令行禁止了,代价是大一统的暴政;第二次是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入侵,又一次礼崩乐坏,一次次革命,满清与蒋介石的弱势政权都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毛泽东的强势政权。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创造一个集权国家,似乎已不可避免。这是历史的必然,只有一个强势政权,才能领导中国完成反封建传统,反现代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建立了政治权威,也建立着社会道德权威,在贝尔登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特色可以完成中国又一次礼崩乐坏时代之后的伦理秩序的重建。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是可敬的,但也是可怕的,他坚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并坚持真理,一方面严以律己,另一面排斥异端。他们极有可能走向极权暴政,如果有民主、自由,也是与西方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民主自由。[4]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共产党政权的心态,基本上是敌视与恐惧,敌视是对集权与暴政的敌视;而恐惧,则是对革命与扩张的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一切又像恶梦一样地回到了1840年之前,帝国的大门重新对西方人关上了,中国又出现了一个具有乾隆式威权与傲慢的皇帝,而且这一次还披上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披风。对于红色中国,西方的态度在最初的震惊过后,很快就变成一种疯狂的仇恨与恐惧,最激烈的依旧是美国。有趣的是,即使在以自由民主自豪的美国,也在以专制的方式反对专制,当西方传说中共在进行政治“清洗”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也在进行政治清洗。300多万美国人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3,000多人被传讯,凡是在历史上与中共多少有些关系的记者、官员、军人甚至传教士、商人,无一幸免地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人被投入监狱,如拉铁摩尔;有的人跳楼自杀,如白宫职工劳伦斯·达根。那是一个“谈红色变”的时代,在美国,对共产主义恐惧与仇恨已经变成一种病态心理。他们想象中的中国,是一个大监狱、大兵营。

西方世界对红色中国的敌视与恐惧,主要体现在对集权暴政的敌视与恐惧。反面的中国形象由各种灾难与迫害的恐怖故事组成。这些“恐怖故事”的内容,首先是独裁暴政。绝大多数西方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纯粹是暴力征服,而维护政权的方式,也是暴力镇压。而且,新中国的暴政还有一个发明性特征,那就是通过“洗脑”完成的精神专制。他们不理解也不能接受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而共产党实行的专政也是绝大多数人民拥护的“人民民主的”专政,尽管这些事实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响惊雷》、《中国震撼世界》之类的著作中已一再被证明。其次是经济崩溃。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饥荒的消息,似乎共产党的统治正在导致中国大面积的饥荒与大规模的死亡。这些“传说”很少有事实依据,甚至很少经过思考,因为与这些报道同时出现的是中国人口的增长及其对世界的威胁。再次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破坏,如人民公社强行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的现代悲剧,共产主义教条取代了富于人情味的儒家道德,洗脑政策扼杀了文化发展所必须的自由精神。最后,也是最可怕的,红色中国是一个野心勃勃、极富侵略性、有称霸全球的企图的政权。它不断入侵邻国并奇迹般地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反面的中国形象包含着一系列邪恶的特征。这些特征有时候显得过于邪恶,连他们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了。

邪恶的中国形象与美好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人的想象。这种想象往往相隔的现实距离越远,就越真切。50年代初的红色中国与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国家。30年代最高峰的时候有将近20,000美国人在中国,而50年代最低谷的时代,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人还不到20名。在这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任何从那个封闭的红色帝国传来的消息,都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证实着西方人的仇恨与恐慌。这些故事的叙述者或见证人,大多是最初几年从红色中国逃出的“流亡者”和一些到处搜集小道消息的记者。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来自于道听途说与猜测。没有人关注什么才是真实,也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报道。因为直到万隆会议之后,西方记者才被允许进入中国。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地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5]共和国主席的讲话,让西方人听来完全就是暴政宣言,他们没有注意到“人民民主”,只注意到“专政”。专政的政治纲领已经提出,接下来将是可怕的实践。通过那些“小道”最初传来的消息是“镇反”。在西方想象中,“人民”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一夜之间变成了狂暴的野兽,他们正在发动一场遍及全国的“屠杀”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据说至少有15万人被杀害,他们包括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甚至基督教传教士。最让西方人感到触目惊心的便是对传教士的迫害,令人想起“野蛮的义和团”。1951年在西方被称为“暴力的一年”,这一年中国进行了“极权主义恐怖”下的“镇反”运动,而“到这一年的年末,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有力,与此同时,党的暴力运动已经在国内造成了令人害怕的气氛,没有人敢进行任何的反抗。现在的任务就是利用这种有利的局面对人民实施有系统的控制了。”[6]1954年,赛珍珠发表了她的新作《北京信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中美混血儿,他的美国妻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着孩子返回美国,而他出于爱国主义激情留了下来。他说他相信他的祖国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结果是他被新政权迫害得无法忍受,终于铤而走险越境,不幸被击毙。[7]过去热情歌颂中国的赛珍珠与卢斯,现在也以同样的热情诋毁红色政权。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共产党已经将中国从一个和平、宽容、宁静的东方国家,变成一个斗争、仇恨、暴乱的共产党国家,甚至比苏联东欧更加更怕。此时他们哀叹的不仅是失去了亲美的国民党中国,还有神秘甚至有几分可爱的传统中国,那个王龙阿兰们耕耘的黄土与墓碑间的田园。后一种态度尤其普遍出现在西欧国家,伴随着他们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崩溃造成的感伤。与贝尔登同时在中国的法国记者吉兰,1956年重返中国时发现,红色中国不仅抛弃了传统中国坏的东西,也抛弃了传统中国好的东西,如人的个性、幽默感甚至人的精神,人已成为集权主义的机器。[8]1955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也在发表相同的感想:“中国大陆被一群外人以一种外来的思想征服了,这种思想价值与中国传统关于幸福生活的观念全然无关……在过去时代里,儒家伦理学已经成为可敬的中国人性格的一部分。个人忠诚、家庭孝悌,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但共产主义世界却容不下这些优良品质,容不下幽默与慷慨,容不下忍耐与善良,容不下荣誉与热情。”[9]在西方人看来,共产主义革命正将中国由一个善良和平的民族变成充满仇恨狂热的暴徒。在中国,暴政的恐怖不仅吞噬敌人,也吞噬人民,吞噬人与人性。

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种黑暗远远超过早期帝国主义时代黑格尔那一代人对中国的诅咒。此时的中国形象让西方人直接联想到的是某种警察监狱国家或法西斯集中营。那里的暴虐专政不仅用子弹打碎你的头脑,而且还以意识形态宣传“清洗”你的头脑。

1955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理查德·沃克(Richard L.Walker)著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总结了西方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印象。该书出版仅在半年之后,就重印了三次,这是一本学术书,但又具有普及性,它确定了西方关于中国的极权政治形象。书中对中国的政治纲领、机构、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情况做了介绍、分析,其中“心理控制”与“恐怖”两部分,对西方读者触动尤大。“Suppression of Counterrevolutionaries”(镇反)、“Brainwashing”(洗脑)这些词汇,听起来形象鲜明,有“中国特色”。“镇反”从肉体上消灭人,“洗脑”从精神上消灭人性。50年代西方有许多这方面的报道,最有趣的是英国福音派传教士吉奥弗里·布尔(Geoffrey Bull),写的《就是铁门也会被打开》。[10]布尔作为虔诚的传教士来中国,是准备给中国人“洗脑”的,没想到从上海到拉萨,他没有给中国人洗了脑,反倒几乎被中国的共产党的宣传干部(在他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教士)洗了脑。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他在拉萨被捕,罪名是帝国主义间谍。首先,共产党干部要求他坦白交待,这在他看来像是强制性忏悔。他毫无保留地交待了自己在西藏的传教活动后,“洗脑”程序进入第二步,从“坦白交待”到“思想改造”。他被转到青海的一个看管所,那里发生的一切似乎只有在卡夫卡的恶梦般荒诞的小说中才能找到。布尔描述道:“共产党将这种机构当作医院,所谓犯人,都是一些在思想上被反动哲学与虚伪的社会观念毒害了的人。他们接受干部们的治疗,这些官员就是医生。有些病人病入膏肓,已经不适应于社会生活了,就消灭他。管教干部、单位领导、各级官员们负责收集病人的病症,分析病症并对症下药。所谓药,就是适合他读的书、特殊的谈话、批斗大会、关单人禁闭、上镣铐,或者‘劳动改造’,这些都在医生的处方上。”布尔与其他“学员”们关在一起,有时也被提去审问,他说坐在审判台后面的三四个干部活像狮身人面像。每个学员都要学习“材料”,不断自我批评。在这位传教士的眼里,一切都有些似曾相识,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忏悔、苦修生活,似乎怪诞地复活在20世纪。三年以后,他被释放遣返回国,最不可思议的是,临行前共产党的干部还对他说,希望布尔牧师能够带着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美好印象回国!

镇反只对敌人,而“洗脑”也只对“人民”。这是极权的基础,对人的精神的专政。洗脑后的人民,将是一个只长着一个头脑却有无数支手脚的怪兽。主张个性自由的西方,可以想象出的最可怕的景象,也不过如此了。吉兰到中国,处处拿他所知的旧中国与新中国做比较,肯定的方面是,新中国取得了较大的物质成就,否定的方面是新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荒漠。他所见到的那些“人民”,没有幽默感、没有个人观点,表情麻木、动作僵硬,除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外,对世界状况、中国历史一无所知。过去街头热热闹闹喧哗的人不见了,到处都是一片沉寂,除非碰上什么游行或庆祝,那也是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过去那些优雅、智慧、轻松、幽默的知识分子也不见了。似乎没有人在思考也没有人在真正地生活。吉兰提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叫“蓝蚂蚁”,这是50-6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又一个“套话”。吉兰说:

“中国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我在到中国之前,就知道了;我从报纸书籍上读过这些报道。‘从中国回来’的人也说过。但那些旅行者和记者们忘了提到一个事实——这种景象会令人发疯!

实际上,任何描述都无法再现现实,哪怕只是现实的一个断片:6亿中国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初看上去令人震惊。这些制服样式简单,也比较新,给人的第一印象倒并不坏。清一色的宽大的蓝上衣,政治委员式或者叫‘斯大林式’,像军服一样竖起的领口一直扣到脖子上,上衣口袋都挂着一支墨水笔;裤子也是蓝布的,还有软塌塌的蓝帽子,每个人都一样。姑娘也穿着长裤,绝大多数跟男人穿得一模一样,只是留着下垂的长发或扎着农民式的辫子,不用口红也不化妆。永远是同一种色彩样式的服装,毫无变化地不断出现,让人很快就看得厌倦了,这种厌倦又生反感,多么可怕的单调的统一。

新政权剥夺了人们的个性,人们也尽量避免表现任何个性,对于一位西方人来说,根本分不清张三李四。于是就造成许多可笑的错误:人们还以为中国什么都是复制的。最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还是看到一群人,一个个都像是刚从蓝墨水中洗过澡出来,一身去不掉的蓝色。人性怎能表现得这样千篇一律,单调乏味?身上的衣服,脑中的思想,难道都已被染成同一种颜色?……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陷入纪律的罗网中了,这是全新的东西。他们被集合起来,混成一团,清除掉任何个人个性的东西,再分类分组,一层一层地被管理起来;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令人心痛的,尤其对于我这样的人,了解过去那段日子,那时候孔夫子还能抵抗斯大林,中国人几乎人人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者。

一座蚂蚁山,的确如此,他们已经变成了蚂蚁山——蚂蚁,蓝色的蚂蚁。这一比喻恰好能够表现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其中的意义,远比人们可以想到的要深远。”[11]

镇反、三反五反、洗脑、蚂蚁山、极权主义怪兽……一系列新出现的、用来形容中国的骇人听闻的新词汇,构成了西方人想象中邪恶可怕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还在不断地被丰富。某些消息完全是杜撰的,某些消息有些若有若无的依据,但还是捕风捉影的想象居多。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政治暴虐、经济贫困,人们缺吃少穿,完全是一副活地狱的景象,30-40年代曾经负责营造美好的中国形象的大媒体,现在又急于将那一形象涂抹成一团漆黑。“饥荒”是另一则不断重复的消息:“红色中国的饥荒——无疑,中国今年的饥荒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新闻与世界报道》1951.3.16)“事实不容忽视,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时代》,1953.6.24)“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正在加强控制,准备应付饥荒压力的措施……”(《时代》1954.5.10)“红色中国饥荒遍野”(文章标题,《时代》,1956.3.2)“红色中国的麻烦迅速增多。农民逃离集体农庄,城市里到处都是饥饿、无业的流民……(《新闻与时代报道》1958.4.4)这类报道在50年代没有饥荒的情况下虚构饥荒,在60年代初中国真正出现饥荒的情况下,又会夸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给西方人的感觉是中国正在变成人间地狱。

在美国人偏激的想象中,似乎中国共产党政权所有的政策都是邪恶的、毁灭性的。大跃进造成饥荒。人民公社则是通过暴力手段强行实施的疯狂的共产主义试验。

美国媒体报道的人民公社,是这样一种可怕的图景,所有的男性农民被集中在一个大的兵营式的集体宿舍中,所有的女性又被隔离集中在另一处集体宿舍中,而孩子被统一送到既像监狱又像军校的幼儿园,家庭就这样被强暴地拆散了,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食堂,一切都是集体的,所有的家庭财产都上缴给公社,传统中国最重视的家庭与传统中国文化最推崇的美德家庭和睦,尊长爱幼等,似乎都人民公社制度葬送了。苏珊·拉宾在《蚂蚁山》一书中描绘了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可怕景象。[12]有的报道甚至说人民公社制度与饥荒将导致农民暴动。1959年10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专题文章名为《10年红色中国》,文中说:“中国广大农民……追悔莫及,共产党土改政策最初的诱人的许诺,最后都变成灾难。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们被剥夺了刚刚获得的土地,强迫进入集体农庄,然后又被迫成立人民公社,中国强制推行公社制度的严厉性与残酷性,连苏联经验都望尘莫及……我们难以理解,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民在过去的10年间被迫从事如此繁重的劳动而又获得如此微薄的收益……他们遭受的苦难如此巨大,当代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在20世纪极权统治下忍受过如此严酷的生活。”[13]

苦难令人同情、震惊,极度的苦难则令人感到恐怖。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传媒,极力渲染红色中国的地狱景象。这种景象几乎成为西方文明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自虐想象。几亿人长着同一个头脑,迈着同一种步伐,穿着同一种服装,说同一种话,做同一种事,一旦某一天,那同一个头脑中着魔式地出现某一个疯狂的念头,六亿人突然之间变成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的怪兽,世界的末日就真正到来了。西方世界对中国除了敌视之外,就是恐惧,对革命与扩张的恐惧。

1964年,瑞士记者劳伦茨·斯塔奇(Lorenz Stucki)终于获得进入中国采访的签证,那一年夏天,他在中国呆了两个月。在这个被有形无形的层层大墙包围起来的与世隔绝的神秘国度里,他看到贫困的生活、日益膨胀的人口、政治高压、精神荒芜、可笑的狂热与可想的无知…… 回到西方后,他想告诉大家的是,那里不仅是一个怪诞的、邪恶的世界,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那里广阔的土地与众多的人民,正积蓄着仇恨与敌意,随时可能以最可怕的方式爆发出来。在他的《大墙之内的国土》一书的前言中,他写道:

“共产党中国的人口已达到6-7亿之多。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上每出生4个人,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这个迄今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居住在3,768,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依据目前的国土面积,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国家,仅次于苏联(8,492,000平方英里)与加拿大(3,831,000平方英里)。它比美国和英国加在一起还大。中国拥有2,700,00常备军,这也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而且,1964年秋天,它成为第五支核力量。

一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范围内武装革命起义的主要温床……中国咄咄逼人,我们西方对中国所知的确太少了。在我们心目中的世界地图上,中国几乎是一片巨大的空白,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秘的、半微笑半狞笑的面孔,在这副面孔之后,我们想象出各种妖魔鬼怪。中国的象征龙,具有某种深远的含义;这种未知的怪物,一旦突然面对面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会令我们惊恐万分;它是那么怪诞,那么不可理喻,那么狂暴无常。

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14]

龙作为中国的象征,对西方人来说一直具有某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可怕危险的意味。中世纪晚期欧洲人最初见到中国的龙的图案时,相信那就是地狱中魔鬼的模样。因为《圣经》中说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古蛇。19世纪以后的象征中国的龙,令人想起一个沉睡、瘫痪甚至死亡的怪物。一种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怪兽。然而,也正是在19世纪,一种关于古龙觉醒的传说开始流行。那是一种吉凶未卜的、若有若无的预测。没有太多人认真,认真者也说不清它意味着什么。或许隐约中可以感到某种担忧。直到红色中国出现,巨龙终于苏醒了。尽管西方人早有传说准备,但现实真正到来时,还是令人震惊,甚至惊恐。“龙,你究竟是一种什么怪兽?”在西方人眼里,正像伊萨克斯描述的,它给人以“强烈的震惊”。“这个苏醒的怪兽与原来那个沉睡的怪兽判若两然。它瞪着血红的眼睛,盘升着,喷着火,光影变幻间,早已改变了它在人们眼中以前的形象。现在它身上没有了典雅和精妙,而代之以粗鲁和残暴。他不再麻木呆钝,而是猛冲猛干,不再被动或顺从,而是敢做敢为和不可驾驭。”[15]

红色中国使西方人心目中的龙,重新回复到最初的魔鬼形象上。似乎没有什么形象更能说明中国意味的危险与威胁。斯塔奇的这段话,表达出西方对中国的某种深深的担忧与恐惧。红色中国孕育着某种危险可怕的力量,它随时都有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而面对这场灾难,就像历史上曾经面对匈奴人、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入侵、伊斯兰扩张与黑死病一样,西方很可能丧失任何防御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的“红祸”,它隐藏在那片层层叠叠的大墙包围起来的神秘危险的国度内,随时可能爆发出来,毁灭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富裕、繁荣的基督教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绝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他们感到的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种灾难在他们看来,不仅是危害中国的,也是威胁西方世界的。

首先是某种伤痛,美国人的伤痛表述为所谓的“中国丢失”论。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几代传教士、商人、政客与军人的努力,最终在中国大地上除了仇恨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欧洲人的伤痛尽管没有美国人体验得那么剧烈,但似乎更深远。对美国人来说,这种伤痛只是两三代人的事,而对欧洲,则是两三个世纪的事。从伊比利亚扩张时代起,西方人就试图在贸易、传教、政治军事上“打开”中国。但是这个“长城帝国”如此难以“进入”,直到鸦片战争开始,先攻占沿海再攻陷北京,先烧毁圆明园再进驻紫禁城,一切终于如愿了,20世纪初西方人进出中国像主人进出自己的庄园。商人们试图将中国人变成自己的顾客,传教士试图将中国人变成自己的信徒,政客、军人试图将中国变成帝国的殖民地,就在所有的努力即将最后收获的时候,一场发自中国腹地的红色风暴卷走了一切,什么都没有留下,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被驱赶出去,在中国的财产也被没收,上帝的福音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红色中国又像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朝一样,对西方无情地关上了大门。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指示,听起来像乾隆皇帝的诏书中的句子:“天朝无所不有……”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或多或少地体验着一种“丢失中国”的创痛。

其次是某种担忧。中国素来似乎有某种排外仇外倾向。西方人强行入侵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时态”,却没有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态”。中国人不仅从未从心底里欣悦或情愿地接受过外国人,而且还一直深藏着某些屈辱与仇恨。中国的传统排外仇外心理,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与有组织性的暴力革命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前景就更令人担忧。红色中国明确表示它对西方世界的敌视。美国成为它的头号敌人,英国尽管表示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也不以为然。[16]随着中国“迫害”在华西方人的恐怖故事传来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的传闻,西方人的忧虑也在加重,而且,不久到来的历史事件,迅速将这种忧虑变成恐惧。中国出兵朝鲜,在那里的美国士兵发现他们一夜之间竟陷入漫山遍野的中国志愿军的重围之中。西方人很少想到他们的军队跑到远隔万重大洋的朝鲜半岛去干什么,只想到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跨出国界,开始入侵别国了。这是“解放全人类”的红色恐怖或红祸的开始。

最后落实到恐慌。一个富于扩张性、侵略性的“红色帝国”,在朝鲜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终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唤起了一个久已存在但一度淡忘的恶梦。这一恶梦曾经出现在1860年美国的西海岸的排华运动中,曾经出现在1900年华北的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的故事中,如今又以不同的表述,不同的时间地点事件,出现在朝鲜战争中。“黄祸”已经变成“红祸”。这一恶梦在种族、文明的传统意义之外,又加上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意义。马克思一个世纪之前预言的那个幽灵,已不仅在欧洲徘徊,而且还附在野蛮亡命的黄种人士兵身上,在全世界洪水般地漫延。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与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事件,是20世纪中国最让西方感到恐惧的两件事。这种恐惧的文化心理原型是相同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事件背景下,表现为“黄祸”与“红祸”恐慌。义和团事件几个月之后,英国的赫德爵士曾以形象的语言描述过“黄祸”的真正意义:“中国人是一个有才智、有教养的民族,冷静、勤勉,有自己的文明,在语言、思想和感情各方面都很纯一,人口总数约有四亿,生活在自己的围墙之中……这个种族,经过数千年高傲的与世隔绝和闭关自守之后,被客观情况的力量和外来进犯者的优势所逼,同世界其余各国发生了条约关系,但是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他们知道从这种关系中得不到好处,正在指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十足地强大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旧生活,排除同外国的交往、外国的干涉和外国的入侵。这个种族已经酣睡了很久,但是最后终于醒了过来,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激起中国人的情感——‘中国是中国人的,把外国人赶出去!’”赫德的预言在50年后完全实现了。历史的可怕不是人们不知道将发生什么,而是某种预言的可怕景象竟然照模照样地应验了。赫德继续道:“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坐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外国人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将加重地来报复旧日的怨恨,将把中国的国旗和中国的武器带到许许多多现在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去,这样就为将来准备了甚至从来没有梦想过的骚乱和灾难。五十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17]50年后!果真是50年后,朝鲜战争证明了赫德爵士整整50年前的预言,丝毫不差,那个“连想都想不到的地方”竟然是朝鲜半岛!

恐慌是对中国觉醒的恐慌。它不仅产生于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也产生于某种特定的心理原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唤起西方人关于“黄祸”的记忆。“中国是中国人的,把外国人赶出去”,这是第一步。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就开始讨论所谓“中国的觉醒”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拿破仑皇帝的那个咒语:中国觉醒,全世界都会为之震惊。关于中国之觉醒,西方人的心理颇为复杂。一方面,从道义上讲,西方人认为他们为中国带去现代文明,中国从停滞到进步,从半文明或半野蛮变成文明国家,这是令人欣慰的;另一方面,从情感上讲,对于一个进步的,具有现代文明的中国的出现,西方人更感到某种担忧与莫名的恐惧。中国在西方的想象中,从来都是一个神秘的庞然大物。近代西方挟着坚船利炮与鸦片烟膏进入中国,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邪恶”行径已经将某种仇恨埋在这个庞然大物的心里。如果他依旧沉睡瘫痪,不会有什么危险,一旦觉醒,具有了挑战西方的工业与军事能力,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之觉醒”对于西方,既令人欣慰又令人恐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黄祸”论,有双重意义,第一层是对某种“庞然大物”的恐慌。这个“庞然大物”过去是一个“庞大的帝国”,现在只是失去国家政治军事能力的“庞大的人口”。第二层是对这个庞然大物掌握了西方文明的恐慌。第二层意义,如果说在1900年还是某种预测,到1950年,则成为现实。德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中国人的思想,美国、德国的武器又武装了中国人的军队。“黄祸”变成了“红祸”,就更令人恐惧。它有西方文化心理的“黄祸”原型,又有现实历史事件的证明,50年代初出现的“红祸”比半个世纪前的“黄祸”更令人震惊。

恐怖如期发生。志愿军出现在朝鲜美军阵地后不久《生活》杂志报道:“20年前还是一群乌合之众的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18]朝鲜战争与10年后的越南战争一样,是20世纪让美国人感到耻辱的战争。朝鲜战争损失近2000架飞机,联合国部队伤亡人数多达50余万人。其中94000名死亡官兵中,有33629人是美国人,而美国受伤的士兵则接近10万。[19]这场残酷的战争前后进行的时间,几乎跟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一样长。但最终也没有取得胜利。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建议杜鲁门总统往中国东北投30至50枚原子弹,杜鲁门却撤换了麦克阿瑟。接替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最后在板门店停战协定上签字。他说:“美国将军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朝鲜战争对美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还不如它对美国文化心理的影响。它将美国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喜悦与自信中惊醒。而这种喜悦与自信,直到40年后的海湾战争才得以恢复。就美国的中国观而言,它也意味着某种根本的转变。庞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与美国军队正面遭遇。这是难以想象的事。一个素来被西方人想象为爱好和平或软弱无能、热爱自己的家园但又守不住自己的家园、一再被征服的人民,突然变得强大好斗,将自己的军队开赴到他国的领土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战。西方人心目中软弱和顺的中国形象,突然变得强大凶恶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已经变成庞大的军队,令人想起当年的成吉思汗,似乎黄祸的预言再次应验了。美国军队在月光下那片冰天雪地的半岛上,被“淹没在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的黄色大潮之中”。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预示着可怕的末日。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革命在中国从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也将溢出中国,从中国包围世界。

传统的“黄祸”恐慌已变成新的“红祸”恐慌。朝鲜战争是造成这种“红祸”恐慌的最重要的事件。它留给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的最直接的印象是人数十分庞大,野蛮亡命、盲目服从的、举着红色旗帜,握着苏式冲锋枪的黄种人军队。伊萨克斯在谈到朝鲜战争对美国的中国形象的改变时说:“迄今为止,中国军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软弱无力和无能的乌合之众,然而在突然之间他们变为强有力的危险敌人。事实上说,微小的美国及其同盟军队吞没在以欺骗手段的技巧隐藏起来的巨大中国军队之中,拿马歇尔上校的话说,这种欺骗手段‘适合于东方人的本性’。结果是以混乱的无序方式混乱地撤退。战场的新现实十分残酷无情,但它很快地与随时可拿来使用的古老神话结合在一起,例如,在马歇尔上校对一次交战的描述中,就隐含着上述神话中所有难以名状的恐惧。[20]那次战役中,一支美国军队‘淹没在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的黄色大潮之中’。在朝鲜的‘黄色大潮’,席卷了各种各样的古老记忆。‘新的’形象得以迅速建立,它不仅来自于新敌人的现实,还来自于长期处在时间和记忆深处的素材。蒙古游牧部落又一次出现了。”[21]

朝鲜战争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残暴、凶猛、洪水猛兽式的充满危险富于侵略性的“红色游牧部落”印象。除了这场可怕的战争之外,似乎还有更多的事件发生、可以证明西方的“红祸”恐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在西方人看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强行征服了一个香格里拉式的地方和那里纯洁、善良、虔诚的人民。他们认为这是中共扩张与侵略的开始。谁也不去想这一事实,即使在1950年之前的美国出的世界和中国地图上,西藏也属于中国版图的一部分。中国在西南解放西藏,在东南进逼台湾,美国尽管对蒋介石一再失望,但依旧认为蒋介石是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代表,尽管蒋介石当时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但西方依旧认为台湾是自由世界的前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解放台湾,就是入侵自由世界。

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国际性,中国的政治口号又包括解放全人类与世界革命。这一切时时刻刻提醒着一种迫在眉睫的“红祸”恐慌。朝鲜半岛的战争结束10年以后,中国似乎又与美国军队在支那半岛遭遇了。越南战争是朝鲜战争的某种继续。中国尽管没有派出志愿军奔赴越南,但中国政府对北越政权的支持像当年对北朝鲜政权的支持一样。美国家庭相信,他们的孩子被派到越南是去“维持和平”的,没想到在那里的丛林中却被共产党军队“屠杀”。绝大多数生活在小镇上的典型的美国人,就是这样感受“红祸”的威胁的。他们感觉“红祸”正像死亡的瘟疫一样在全世界漫延,他们还从传媒上听说,中国共产党政权已开始援助非洲的反政府武装与社会主义国家,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时公开宣称,非洲人民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了。“红祸”的恐慌在不断加强,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也容不得反思。其实所有美国与中国的冲突,都不是中国到美国去,而是美国军队来到中国边境。“红祸”与“黄祸”一样,都不是现实威胁,而是心理恐慌。

西方人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是继中国历史上许多次外族入侵之后的又一次外来势力的入侵。这种势力精神上来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物质上来自于苏联。他们想象这种外来势力不仅征服了王龙夫妇与蒋介石夫妇代表的那个传统中国,还将有可能征服世界,建立一个20世纪的蒙元帝国。毛泽东的政论与诗词,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似乎都暗示着红色中国的扩张前景。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紧闭国门,对西方世界采取敌视与对抗的态度,就更令人紧张。中国对内施行的独裁将人民变成极权势力的工具,疯狂的工业化运动又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再加上人口膨胀导致的资源危机,中国对外扩张,威胁西方势力,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斯伯里在他的《中国轨迹》一书中说:“中国……只要我一想到北京政府的言论与行为,我就禁不住地感到后背梁透过一阵寒气。这是一种种族遗传的恐惧。现在再谈什么‘黄祸’,似乎已经不时髦了。的确如此,‘黄祸’就像是某种遥远幼稚的时代的回声,老罗斯福,大白舰队与义和团暴动时代的回声。然而,为什么中国今天还在号召黄种人、褐色人种与黑人联合起来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难道这只是一种政治宣传吗?我不这样认为。恐怖正笼罩全世界,它从亚洲——东亚聚集起乌云。……”萨里斯伯里1966年从香港进入中国采访,他说他想了解这种中国恐怖,不管是黄祸还是红祸,究竟是什么意义,有多大威胁。他的结论似乎是,中国恐怖的真正意义是共产党终将人民变成驯服的、没有思想与个性的暴力工具,而人民的数量又不断增长。而人口的压力终将“点燃中国侵略的火焰,中国领导人将不得不对周边国家实行沙文主义,收复故土式的侵略主义与冒险主义……”[22]

在西方人离奇的想象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征服毁灭了中国,也将征服毁灭世界。用费正清的话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极权主义的怪兽”(totalitarian monster)。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关于中国的邪恶形象,有诸多特征,诸如内部大屠杀,洗脑或思想改造与精神迫害,经济危机,饥饿与死亡,中国是一个由没有灵魂没有个性的机器般的暴政工具组成的大监狱,是一个由野蛮、狂暴、好战、残忍的士兵组成的大兵营……这些特征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本书可以概括总结出来,但这些特征又与大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紧密联系起来,如果此时进行民意调查,尤其是在美国,不同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上述一些与中国形象相关的特征或印象,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想到的并不全面,但汇集起来大家的印象,似乎又没有什么人可能对其中某几点有异议。

一个邪恶危险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得到大范围内的普遍认同,尤其是在大众中,这种印象就更加强烈。正如亨斯曼(C.R. Hensman)在《中国:黄色威胁或红色希望》一书中有关西方对红色中国的“黄祸”恐慌的分析:“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封闭的指责,远不如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的指责来得认真。据西方报道,中国对台湾与东南亚的美国人,对俄罗斯、对印度、对他的那些邻国,对锡兰、印尼,对澳洲、非洲,对古巴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对西欧与北美,都是充满敌意的。如果中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将会是安全的。

仔细分析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和其他相关专业权威人士有关中国外向性发展的野心、侵略与扩张的论述,就会发现他们往往在具体细节上意见并不统一。有一小部分观察家认为,黄祸之说纯属捕风捉影,他们希望排除对中国扩张主义与侵略的指责。但他们的意见很少得到传播。除他们之外,绝大多数人的观点还是相对统一的,而且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普遍模式。他们都认为中国威胁的确存在,而且形式与特征也很明显。

首先,人们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意欲在相当长的时期上建立一种‘超级霸权’(super-power),用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先生的话说,就是‘全球霸权’。有证据表明,中国认为除了战争之外,意识形态宣传、外交等手段,都可以颠覆现代世界的财富与权利中心——西方。中国代表的‘农村’将包围西方代表的‘世界城市’。他们的具体步骤是宣传、派遣代理人、输送武器,挑起亚、非、拉丁美洲那些知足幸福的人民暴动。中国人还在利用反帝、反殖的理论,乘机占领邻国的土地。中国人口正在飞速增长,这些人要吃穿,要舒适的生活,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又远远跟不上这种需求,因此,经济方面对资源的需求也会使中国领导人有超级大国的野心。”[23]

亨斯曼概括了西方的“红祸”恐慌的基本意义。他认为尽管相关说法总有细节上的出入,但基本意义是相同的。传统的黄祸与现代的共产主义革命,构成西方恐慌的“红祸”的主要内容。对冷战的西方人来说,世界被分为基督教、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独裁、社会主义的专制世界。前者被认为是正义的,受到威胁的,后者被认为是邪恶的、侵略性的。在二个世界之间的冷战中,5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取代了苏联,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眼里,成为最邪恶的代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国进行的几场主要战争,都是直接或间接敌对中国的。中国代表的“红祸”,是西方,尤其是美国20世纪中叶最大的恶梦。

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狭义的“黄祸”或“红祸”,仅指军事上的威胁,而广义的“黄祸”或“红祸”,还应包括道德与文化意义上的威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黄祸”说,就包括中国对西方的道德破坏。中国代表着某种东方式邪恶。抽鸦片、裹小脚、虐待女性、欺诈以及种种堕落的享乐活动,都会毒害西方社会。傅满洲系列小说将这种意义表述得非常明确。所谓“真正的中国威胁是道德上的中国威胁”,是西方一种普遍的关于“黄祸”的看法。随着20世纪中叶“黄祸”变成“红祸”,道德文化威胁的内涵也有所变化。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独裁暴政对人性的摧残,动摇了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整个道德文化体系。所以,中国政府施于中国人民身上的暴政,也同样施于普遍人道身上。从这一角度上看,中国内政的极权暴行,从政治屠杀到思想专制、从对个人自由的摧残到对家庭生活的破坏,从剥夺私有财产到集体饥荒,都可以作为威胁人道的邪恶纳入“红祸”范畴。罗伯特·艾利根(Robert S. Elegant)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提出的最终的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黄祸终于出现了,尽管并不像霍莫尔·李和威廉·鲁道夫·赫斯特最初预测的那种形式。中国的苦难引起了人道主义问题,挑战着普遍的人性……成千上万的成年人在痛苦与死亡中挣扎,又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饥饿而发育不良,疾病缠身。即使这种灾难完全是由他们自己的政府造成的,其他富裕的国家难道就可以坐视不管,任那里的人忍受饥饿?……这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没有人可以逃避,中国的灾难也会导致世界的灾难。所谓人道主义的困境,掩盖的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是否在道义上可以容忍这种罪恶与苦难存在。事实上黄祸的确存在,中国不仅从自身的灾难威胁着这个世界,而且他们在自身的灾难迫使下,还可能铤而走险地侵略征服这个世界。”[24]

具有多重含义的“红祸”恐慌,流行于整个50-60年代的北美与西欧,已变成一种大众神话,没有人认真地追问或分析它究竟有多少真实性,更少有人意识到或提出怀疑。各类传媒,从民间到官方,自觉不自觉地都在重复这同一个可怕的传说。20年前费正清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称为“我们的中国传说”。或许从来都是传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可爱的还是可怕的。因为不久西方关于同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就变成完全另一个样子。这种面目全非的转化,使我们怀疑的不是某一个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及其产生这种形象的方式与特征,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的本质,怀疑西方文明认识异邦的客观能力本身甚至有关客观认识的假设是否得当。或许所谓客观的认识这一假设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个时代西方的某一种中国形象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或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对其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方式进行分析,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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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y John King Fairban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48, PP310-312. 这段话仅见于1948年这一版本。1959年以后的修订版中,费正清删去了这段话。

[2]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By John King Fairban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6, p268.

[3] China Shakes the World, By Jack Belden, PP71、83-89.

[4] 参见China Shakes the World, pp463-513, Part XIV: Chinese Horizon, 59 Power, 60 Property, 61. Liberty.

[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6]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By Richard L.Walk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14.

[7] 参见Letters From Peking, By Pearl Buck, London: Methuen, 1957.

[8] 参见“600 Million Chinese” By Robert Guillain, Trans. by Mervyn Savill,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Inc. 1957, pp1-18, 111-124. Chapter 1: the Chinese Are no Longer the Same, chapter 8: Blue Ants.

[9] New York Times, 10 October, 1955.

[10] When Iron Gates Yield, by Geoffrey Bull, 有关该书的相关评论,见Guy Wint: “Spotlight on Asia”, Penguin Books Ltd, 1955, PP108-112. 引文亦出自此Guy Wint这本书中对中国的论述,在西方50年代较有代表性,影响也较大。

[11] 600 Million Chinese, p121-124, 该书的另一个英译本书名就叫《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The Blue Ants: 600 Million Chinese Under the Red Flag, Secker & Warburg, 1957.

[12] The Anthill: the Human Condi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y Suzanne Labin, Trans. by Edward Fitzgerald, London: Stevens & Sons Limited, 1960, P100.引文系张美芳译。

[13] 转引自A Curtain of Ignorance: How the American Public Has Been Misinformed About China p157.

[14] Land Behind Walls: A Journey to China, By Lorenz Stucki, Neue Zürcher Zeitung, Zurich, 1964, P7-8.

[15] 《美国的中国形象》,第290-291页。译文参照原著略有改动,见Scratches on Our Mind: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By Harold R. Isaacs,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8, P209。伊萨克斯写作时粗略地翻阅了美国有关中国方面的出版物,发现从1890到1940年间,就有60余篇论文与30余部著作的标题中,用了苏醒的龙这一意象。

[16] 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并于1950年上半年开始与中方举行建交谈判。具体历史情况参见《20世纪的中英关系》第8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英关系”。

[17] 转引自《2000年西方看中国》,周宁编著,下卷,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913、915页。

[18] Life, November 20, 1950, 转引自《美国的中国形象》,第327页。

[19] 参见Century of War, By Gabriel Kolko,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 P404.

[20] 《鸭绿江夹击》,纽约,1953,第210页,斜体补充。里格斯在他对中国红色军队的研究中,通常称他们为“赭色人群”——原书注。

[21] 《美国的中国形象》,伊萨克斯著,第321-322页。重点号系引者所加。

[22] Orbit of China, By Harrison E Salisb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7, P3-4, 171.

[23] China: Yellow Peril? Red Hope? By C.R. Hensman,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8, P17-18.

[24] The Centre of the World, By Robert S. Elegant, London: Methuen, 1964,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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