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1 次 更新时间:2008-05-06 23: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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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中国思想参与构建西方现代启蒙经验,不仅影响到启蒙运动中最活跃的阶层与人物、最主要的思潮与论争,而且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层面上的意义,从天启神学到自然神学、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再到政治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启蒙思想从中国获得灵感,但中国并不是思想的对象,而是思想的方法,启蒙运动不断利用并不断扬弃中国形象,最终完成西方现代性文化的自觉。

  关键词:中国思想 西方启蒙 文化利用

  英文标题:Cultural Metaphor and Creation: The Spiritual Voyage of Western Enlightenment in China

  

  那时候一切还是和谐美好的,充满希望。莱布尼茨在为《中国近事》写的激情澎湃的序言里,将中国誉为“东方的欧洲”,希望中国与欧洲,“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在地球上又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把位于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引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1]这是一种启蒙理想,通过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建立起一种理性生活;这也是启蒙时代的理想,西方文化对中国寄以厚望,希望它能担负起自由时代“人类精神伟大的和谐”。欧洲现代思想开始游历中国。首先是传教士在中国发现了普世语言与天启神学的奥义,普世基督教理想似乎有了着落;其次是传教士与哲学家共同策划的中国的自然神学与道德哲学启示,可能引导欧洲走出混乱残酷的宗教纷争;再后是启蒙哲学家在中国发现“异教的美德”,从孔夫子的道德哲学到中国皇帝的开明君主制,中国思想成为启蒙政治哲学挑战神权批判王政的武器;最后,即使在其开明君主政治期望破灭以后,中国还给重农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某种虚幻而不合时宜的希望。

  启蒙时代中国思想在欧洲的确享有一段难忘的蜜月,中国思想不仅影响到启蒙运动中最活跃的阶层与人物、最主要的思潮与论争,贯穿启蒙运动始终,而且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层面上的意义。回顾这段历史,不能只是简单地赞叹启蒙时代的西方如何向往中国,提供一些相互之间关联不清的例证,然后就人云亦云,不甚了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纷乱的启蒙思绪中分辨出中国思想的意义,反思那段历史是如何经历的,中国思想与欧洲启蒙的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何在?中国思想参与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与自我意识构建,留给今日世界的文化遗产或启示究竟是什么。21世纪,如果我们真正想在中西文化间建立一种“交往理性”,完成我们的文化自觉,我们将如何开始?

  

  一 从天启神学到自然神学

  

  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游历中国,轰轰烈烈近一个世纪,起点却在一种旧约神学猜想。耶稣会士们认为,中国古代典籍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字面的意义,被中国人明显误解了的世俗意义;另一种是深刻的神启,只有传教士借助他们渊博的神学知识,才能象征地予以正确的解释。耶稣会士们努力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发掘深远的原始基督教义,甚至将先秦典籍当作上古流散的汉文“圣经”。这样做,既可以用《圣经》解释中国典籍,支持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与传教方式,又可以用中国典籍解释《圣经》,弥合新发现与旧神学之间的裂痕。因为地理大发现与宗教改革已经开始动摇基督教信仰传统。

  中国古代典籍玄奥多义,为耶稣会传教士提供了许多机会。在那些神秘莫测的图画般的符号中,耶稣会士们不难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利玛窦首先在晦涩的先秦典籍中发现了上帝、神启、爱、天堂与地狱。利玛窦毫不避讳地说:“我处心积虑地借用儒家先师孔子来证实我们的见解,因为我把某些含义模糊的文字解释得对我们有利。”[2]耶稣会士们努力研读中国儒家经典,在儒家典籍中感悟神的智慧与自然的启示。利玛窦将《四书》译为《四经》(“Tetrabiblion”),令人想起《摩西五经》。殷铎泽神父甚至说:“如果孔子再世,他一定是第一位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利玛窦开辟了基督教“索引派”[3]的先河,而最后的集大成者则是傅圣泽神父、马诺瑟神父、白晋神父。傅圣泽神父研究《易经》,发现那些用短线表现的奇妙的数字,都具有救世主的品格与奥义。“易”字就是“耶稣”的汉语称呼,《易经》是汉语“圣经”。马诺瑟神父的研究也是创造性的,他在中国典籍中发现的基督教义包括:1、天使堕落,2、人的堕落,3、救赎,4、天堂,5、救世主,6、圣灵感学,7、圣礼。白晋神父研究《易经》、《诗经》,解读《诗经·大雅·生民》,证明姜源就是圣母玛丽亚,基督在中国文字中的名字叫后稷。[4]

  在异教典籍中发现基督教真谛,并不是一件单纯的事,异教典籍本身意义的丰富性开始呈现,很有可能威胁到基督教神学正统。值得注意的是,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既是虔诚坚强的上帝的信徒,同时也是修养深厚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仅在中国典籍里发现基督教天启神学,而且在中国儒家经典中发现了一种“异教的美德”以及这种美德的自然神学基础。孔夫子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古老、智慧的“自然神学”,它在中国信仰中树立了理性原则、道德秩序,成就了一种明智、宽容、深厚、淳朴的文化传统。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5]在巴黎出版,其中包括柏应理神父的“序言”,一篇“孔子小传”和《论语》、《大学》、《中庸》的一些篇章的节译。柏应理神父在长篇序言中说,他们介绍的中国,不是他们耳闻目睹的现实中的中国,而是那些古老的典籍中思想的中国,所谓孔夫子的哲学中国。

  柏应理神父以全心全意的基督教神学,解释儒家经典;以一知半解的宋明理学,解释基督教神学,在扩大基督教神学的普世包容性的同时,也引入了异端的危险。“礼仪之争”随后发生,哲学家也加入了。莱布尼茨仔细阅读了龙华民与利安当神父的两篇论中国哲学与信仰的论文以及马勒布朗士的《关于神的存在及其本质:一位中国哲学家与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写出一封像学术论文一样的长信论述中国的自然神学:《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学》。他认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哲学包含着一种自然神学,其最高原则是“理”,即“理性,或者说全部自然的深层原因,亦即包括一切的本质存在”,“从理中产生了五德,即仁、义、礼、智、信”,甚至上帝的国家这个思想也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之中。莱布尼茨认为,除了缺少天启内容以外,中国人对上帝的设想几乎与基督教完全一致。孔夫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犹如中国式的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一样,孔子亦信仰一个惟一的上帝的存在”。

  自然神学崇尚理性与宽容,既能为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提供理性地摆脱宗教纷争与迫害的思想基础,又能为随着地理大发现出现的传教浪潮提供基督教普世主义传教事业的思想基础。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有三大运动,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在观念中确立人,地理大发现在观念中确立人所生活的世界,宗教改革在观念中确立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精神内核。而最麻烦的,就是这个精神内核。最初的宗教改革是个灾难,人们用屠杀与血腥解决神圣的信仰问题,16-17世纪的欧洲,被宗教战争搅得四分五裂、精疲力竭。人们在灾难中慢慢觉悟,认识到应该克服狂热,宽容和解,为有信仰有理性的人,找到一个共同信仰的基础。这个和谐的、理性化的信仰基础,在17世纪最有见识的人看来,就是自然神学。[6]

  讨论天启神学,主要是神学家的事,讨论自然神学,就与哲学家密切相关了。天启神学相信上帝通过圣经向人显示神旨或真理,人只需要读经并信仰。而自然神学则主张不能只凭信仰,还应该而要用日常经验和理性去判断教会和《圣经》,将信仰建立在理性与经验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理性主义的自然宗教。自然神学认为,神启在自然中,只要相信有一个神、道德是信仰的方式、上帝奖善惩恶,就坚守住了自由、理性、纯洁的基督教信仰。自然神学假设理性是寻求真理的途径,这是启蒙的第一步,此时神学与哲学、神学家与哲学家还没有彻底分裂,人们仍希望在基督教信仰神学的框架内提出理性与人性问题。自然神学是基督教信仰的理性底线,也是耶稣会士入华传教、中国思想在17-18世纪欧洲流传的底线,这个底线不仅能使耶稣会“适应主义”传教策略得以进行,还能使他们发现中国思想对欧洲超越信仰纷争的启示意义。在中国, 他们用自然神学支持他们“适应主义”传教路线,在欧洲,又用孔夫子哲学支持欧洲的理性宗教精神,在这一点上,神学家与哲学家取得了默契,就像白晋神父与莱布尼茨。

  在中国发现神学智慧,从天启神学到自然神学,昭示了欧洲基督教走出宗教纷争、走向普世宗教的希望。欧洲近代的神学思想,是中国形象意义生成的文化语境。那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代,神学家与哲学家亲密合作一项伟大的事业,希望用自然神学于信仰分裂与宗教迫害中拯救欧洲文化;也正是在神学家与哲学家亲密合作的这项伟大事业中,中国思想在西方现代文化中最光辉的时代到来了,中国思想成为自然神学的象征,成为建设一种理性宗教、宽容哲学的现代文化的启示。英国的自然神论哲学家马修·丁达尔说:“我不仅在思考孔夫子与耶稣箴言有什么不同,而且我认为,孔夫子箴言的简明恰好可以用来阐述耶稣箴言的晦涩含义。”[7]

  

  二 从自然神学到自然哲学

  

  倡导一种理性的、自然的、宽容的自然神学,调和信仰与知识、神启与理性的冲突,调和新教与旧教以及新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是莱布尼茨所处的那个时代欧洲精神的最重大的课题。莱布尼茨的时代是昭示伟大的和谐的时代,不仅信仰与理性和谐,还有东方与西方的跨文化交流的和谐。莱布尼茨从神父那里知道,中国先秦典籍中隐含着上帝观念,中国人合乎道德地生活,中国人相信善报恶惩,如此等等,中国难道不是生活在自然神学的理想境界中吗?中国可能还缺乏天启真理,那是西方传教的意义,而西方缺乏中国的道德哲学,就成为中国向西方派传授道德的传教士的理由。“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8]

  莱布尼茨认为上帝是个理性主义者,思想家、数学家或建筑设计师,上帝的真理是理性的,我们通过理性认识神启,知识与信仰原本没有矛盾。莱布尼茨终生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调和信仰与知识、神启与理性,创造人类精神真正的和谐。“所有的精神,不论是人类的还是天使的,都凭借理性和永恒真理以一种方式和上帝交往,成为上帝城中的成员,那就是说,是被最伟大的和最贤明的君主所建立和统治的最完满的国度的成员,在那里,没有犯罪不受到惩罚,没有善行不得到相称的报偿,总之,在那里,有尽可能多的德行和幸福;这个并非由于对自然进程的任何干扰而来,犹如上帝为灵魂准备的用以扰乱身体的规律的那些东西,而正是由于那个自然事物的秩序,依靠在自然领域和神恩领域之间,在作为建筑师的上帝和作为君主的上帝之间贯彻始终的前定和谐,使得自然自身引向神恩,而神恩在使用自然时,又使之完满。”[9]

  狂热而顽固的中古基督教传统已经解体,激进而开放的启蒙理性哲学还没有最终确立。信仰与知识、神启与理性之间已经出现分裂与对立,但似乎还有可能弥和这种裂痕,在新观念与旧信仰之间,在神启宗教与理性知识之间,谋得理想的和谐?莱布尼茨是欧洲最后一位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者,他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所有美好的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相信由于天意的安排,人类所有美好的愿望,都将在天启神学与自然理性的光芒照耀下实现。莱布尼茨期望传教士能“在相隔遥远的民族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 “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普世光明。[10]

  莱布尼茨充满魅力与想象力的乐观主义,给我们留下近代欧洲思想最光明最宽厚的一面。然而,美好的景象瞬间即逝。哲学家与神学家一道争论中国的自然神学问题时,索邦神学院禁毁李明神父的《中国现状新志》及郭弼恩神父的《中国皇帝宽容圣教圣旨的历史》。有关中国的礼仪之争,起初只在西方的教会内部进行,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基督教是否可以容忍儒教的祖先崇拜与孔子崇拜,儒家思想中的理性内容、伦理道德是否与基督教的理性一致。教皇的“禁约”不但没有结束这场争论,反而使争论扩大了。耶稣会传教士们宣传中国道德哲学的淳朴理性与政治的开明,初衷或许是希望在欧洲获得更大的支持,但是,在欧洲一些热心于“中国事物”的人的心里,中国还有更多更深远的意义。基督教正统主义者中,有人真诚地希望基督教信仰能够理性化一些,回到一种淳朴的自然神学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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