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水深火热的世界——茶与鸦片:污染世界现代化历史的毒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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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提要: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给中国运来鸦片。茶进入英国与鸦片进入中国,经历了同样的三个阶段:首先作为贵重药品,然后作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最后成为大众日常消费品。但相同的过程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鸦片从贸易到战争,最终摧毁了帝制中国;而茶,不仅在民族体质与社会结构上促进了英国的发展,而且还建立了以毒品(鸦片)贸易为基础的殖民帝国体系。

本文尝试用叙事体表述历史,使历史经验化,从史实中看出趣味,从史诗中看到荒诞。茶与鸦片,这类轻飘飘、如水似烟,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商品,甚至毒品,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间,成就了一个帝国,也毁灭了一个帝国。水深(喝茶)火热(抽鸦片)的世界。在凯旋般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深藏着一个“黑暗中心”——毒品贸易。

一、仙草或树叶:茶进入英国

一种又苦又涩的树叶,来自一个若真若幻的帝国,遥远到地球的那一边,怎么可能变成不列颠岛时髦的饮料?

茶最初进入英国,是作为一种包治百病的药品

1650年前后,茶进入英国。1650年牛津城里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是一位名叫雅各的犹太人创办的。[①]咖啡馆出售咖啡、巧克力、土耳其饮料(可可)和中国茶。不出十年,这类咖啡馆在伦敦就开出10多家,咖啡2便士,巧克力与茶,半便士,还有一便士一袋的香烟,报纸免费阅读。到1700年,这类咖啡馆在伦敦已有近500家,而几乎每家都卖茶。

茶最初进入英国,是作为一种包治百病的药品。1658年,嘉乐维(S.Garaway)先生开始在自己经营的咖啡馆里出售茶,他在茶叶广告中列举了茶叶的14种药用价值:治头痛、结石、尿砂、水肿、脱水、坏血病、嗜睡或睡眠多梦、记忆力减退、腹泄或便秘、中风;一般情况下,茶还可以舒肾清尿、消除积食、增进食欲、补充营养,至于茶的饮用方式,加开水、牛奶、糖,还可以加蜂蜜!

茶是一种神奇的、包治百病的,具有浓厚的异国情调的昂贵的饮料。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此时茶更像是某种传说中的仙草。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普罗德船长(Captain Prowde)从万丹回来,送给国王查理二世的不是什么珍禽异兽,而是一小包“贵重的茶叶”和一点肉桂油。国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卡瑟琳(Catherine)王后带给英国的嫁妆,不仅有一块殖民地——孟买,还有她高贵的喝茶的习惯。王后在不列颠庆祝她第一个作为王后的生日时,诗人艾德蒙·沃勒尔(Edmund Waller)献给她一首应景的诗,既歌颂了王后,又歌颂了茶:

爱神的美德,日神的荣耀

比不上她与她带来的仙草

人中王后草中茶

均来自那个勇敢的国家

他们发现太阳升起的美丽地方

那里物产丰富,四方敬仰

那里的香茶可以激发艺术想象

可以使你神清气爽

可以使心灵的殿堂宁静安详

……[②]

沃勒尔是位赶潮的诗人,圣保罗大教堂落成,他写诗赞颂;克伦威尔接受护国公的尊号,他献诗捧场;查理二世回国,他又去赞美新国王。如今,他摹仿斯宾塞(Spencer)《仙后》的风格去赞美王后和她带来的仙草——茶。

有一点他弄错了。为英国人带来仙草的不是发现新航路的葡萄牙人,而是在东方取代葡萄牙人势力的荷兰人。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第一批中国茶贩回欧洲是1610年,到163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斯文汀侯爵(Lord Seventeen)已经写信给巴达维亚总督,让他不仅采购茶,而且要采购喝茶的瓷杯、瓷壶。[③]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邦特库博士(Dr. Cornelius Bontekoe)著文宣传,饮茶不仅有益个人健康,而且有利社会风化。他说喝白水是有害的,喝酒又太容易滋生是非。只有茶才是最理想的饮料,它可以暖胃、提神,加强记忆力,提高智慧与修养,使人气朗神清,轻松愉快,尤其是使学生不至于一学习就打瞌睡。他建议,初学喝茶者,一天可以喝12杯,喝习惯了,每天的定量应该是200杯左右。

每天喝200杯茶!有人怀疑这位莱顿大学的教授是被东印度公司收买了,以学术的形式促销。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660年前后开始贩茶,1664年9月10日,也就是普罗德船长送给查理二世茶叶8周以后,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指令他们在万丹的代理采办“100镑上好的茶叶”,并开始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提供茶饮与糖。1687年,光荣革命前一年,英东印度公司规定,每艘从孟买到厦门的商船,都应该运载“150担茶”。因为莎士比亚的乡亲们已经开始对茶着迷,而且,价格昂贵,1镑茶的售价可以高达10英镑,而1担(Picul)等于 镑!

不可思议。一种又苦又涩的树叶,来自一个若真若幻的帝国,遥远到地球的那一边,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不列颠岛时髦的饮料?轻飘飘的树叶,经过漫长的旅程,在时间与空间上都很漫长,突然就变得如此贵重如此昂贵。果真值得动用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花那么高昂的代价,去贩茶喝茶吗?茶的药用价值难以确信,保健作用也信不信由你。一日三餐食物饮料,似乎并不需要茶。喝茶是一种奢侈。反茶的人说话很尖刻,如果你喂猪吃一个星期的麦芽,它会长出可口的猪肉,让这头猪喝一个星期的茶,它准会饿死!查理二世的国务秘书佩彼斯(Mr Pepys)1660年第一次喝茶,将自己的经验写到日记里。7年以后,佩彼斯夫人患感冒,医生劝她喝茶治感冒,她就喝了大量的昂贵的茶。尽管很多茶迷愿意现身说法,证明茶的可包治百病,但茶的药用价值始终没有办法落实。越来越多的人喝茶只是为了追逐时髦,一种昂贵的、奢侈性的时髦。1镑茶的售价是10英镑,而18世纪英国10英镑几乎是一个普通工匠半年的生活费用。喝茶往往不是因口渴或头痛,而是因为王后或某个伯爵喝茶,喝茶体现出一种高贵的异国情调。在那个扩张的时代,异国情调是令人羡慕的。消费是一种文化。

半个世纪间,茶从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到中产阶级的日常饮料

半个世纪间,喝茶已成为了英国上流社会一种时髦的奢侈。贵妇人开始用茶待客,诗人们也开始写诗歌颂清茶美人(一反醇酒美人的传统):

朱唇呷茗如和风拂吹

冷了白毫热了爱情;

玉手纤指端起茶杯

不胜整个世界的倾慕追随。[④]

有东印度公司不辞艰辛地贩运,有上流社会乐此不疲地引导,喝茶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光荣革命从荷兰迎来的威廉(William)国王与玛丽(Mary)王后,一边启征高达货价20%的茶叶税,一边在王官举行茶会。接下的安妮(Anne)女王执政,用诗人蒲伯(Pope)的诗描绘:“伟大的安妮女王,统治着三个国家,/有时开会议政,有时只喝喝茶”。当她听说摩洛哥国王拒绝释放69名英国战俘时,她说这位想不开的国王“最好喝两壶茶消消怒气”。

茶叶以药品的形式进入英国,逐渐变成上流社会的奢侈品。除了时尚之外,茶迷们似乎提不出更多的理由解释他们为什么喝茶。邦特库博士说,喝茶加糖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唐。而英国人不仅加糖还加奶、加蜂蜜,甚至加胡椒、肉桂、豆冠米、威士忌、黄油、鸡蛋……艾迪逊(Addison)的《闲话报》上报道过一则消息,有一位贵妇收到一位朋友送给她的一包茶,就加上胡椒、盐一锅煮了,用来招待一些性格怪癖或心情忧郁的客人。[⑤]诗人沃勒尔还听一位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说,在一品脱茶里打上两个鸡蛋,是“劳累一天后最好的营养,喝下去马上就有饱餐一顿的感觉”。此时,茶似乎不仅可以治病,可以消遣,还可以充饥。

茶进入英国生活,已经有了三种功能,治病、消遣、充饥。日常生活的实用意义越来越大。咖啡、茶、巧克力,这三种异域饮料几乎在16世纪后半叶同时进入英国。这三种饮料都有一种苦味,到英国后都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加奶加糖处理。朵德(J Dodd)先生说:“中国人知道我们往茶里加牛奶加糖,一定会把我们当作野蛮人看。那些赤道国家喝咖啡的人也一样,当他们知道我们往他们芳香可口的饮料中加这些佐料,也一定会认为我们是野蛮人。”[⑥]

茶一旦可以充饥,加上糖、牛奶、鸡蛋,就可能成为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中的必需品。牛奶是英国人的传统饮料,英国人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喝牛奶。加奶加糖是英国人将外来产品在消费中本土化的过程。这三种饮料在原产地(中东与阿拉伯、美洲、中国)消费都尚苦,英国人却把它们都变甜了。糖也是地理大发现后英国人从美洲大量输入的食品,在茶饮加入牛奶与糖,在消费文化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茶的本土化,二是茶的实用化。谁能够剥夺人们在吞食干面包与咸肉时以茶为佐餐饮料的权利?那已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治疗、消遣、充饥,茶叶的三种使用价值的转变,同时伴随着消费阶层与消费方式的转变。作为药品的茶饮可能不加入任何东西,因为药剂理应是苦的,作为消遣的茶饮可能加入任何东西,从胡椒到威士忌,因为消遣形式越新奇越好,而作为可以充当佐餐的日常生活饮料,饮用方式便确定下来:加奶与糖,因为这已变成一种习惯化、仪式化的日常生活内容了。茶叶进入日常饮食生活的同时,消费阶层也从上流社会进入中产阶级甚至下层百姓中。1750年前后,英国中产阶级黄油烤面包的惯常早餐中,已经少不了茶佐。有人注意到,当时“大部分人喝茶时都会加入一些奶油或加糖的牛奶。伦敦城里的仆人们,早餐已经基本上是黄油加面包,配奶茶,至于乡下,大概就只有根据不同条件,不同人家享用不同的早餐了”。[⑦]

茶逐渐有可能变成英国的民族饮料。一种遥远的、昂贵的、略带苦涩味道的树叶,竟让整个国家上上下下癫狂,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茶叶作为奢侈品引入,英国政府课以重税,最高时竟达货值的20%。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仍从茶叶贸易中发了大财。英国的茶叶消费市场越来越大,东印度公司成立时,主要进行胡椒与香料贸易,现在的主要贸易品变成了茶叶。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茶叶,它所提供的中国茶,在数量与价格上,都不能满足英国市场的需求。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消费的茶叶,有近一半来自于走私。走私是高税收、垄断经营的必然产物。走私茶大多来自荷兰,荷兰东印度公司倾销茶叶,每镑只要7便士,最好的茶也才11便士。整个英国海岸都在忙着走私中国茶、美洲烟草、法国的白兰地与丝织品。谢菲尔德勋爵(Lord Sheffied)抱怨他的庄园严重缺少农工,因为瑟塞克斯一带的“精壮劳工都去搞茶叶走私了”。当然,参与走私的不仅是那些扛茶叶包一周挣一个畿尼的劳工,还包括那些在客厅里沏茶招待客人的贵族。著名的蒙太古夫人(Mrs.Montagu)就曾写信给她的亲戚,请她们为她购买2镑上好的走私茶,带到伦敦来。他说她只要付了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喝走私茶了。1747年, 60名茶走私犯全副武装地抢了海关仓库,第二天普通百姓得知并议论这件事时,竟喜形于色。[⑧]同时代英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析走私时说:“走私者违犯国法,无疑应加重惩罚,但他常常是不会违犯自然正义的法律的人,假若国法没把大自然从未视为罪恶的一种行为定为罪恶,他也许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说是一个优良市民。在政府腐败,至少犯有任意支出、滥费公币嫌疑的国家,保障国家收入的法律,是不大为人民所尊重的。所以,如果不干犯伪誓罪而能找到容易安全的走私机会,许多人是会无所迟疑地进行走私的。假装着对购买走私物品心存顾忌,尽管购买这种物品是明明奖励人家去侵犯财政法规,是明明奖励几乎总是和侵犯财政法规分不开的伪誓罪,这样的人,在许多国家,都被视为卖弄伪善,不但不能博得称誉,却徒使其邻人疑为老奸巨滑。公众对于走私行为既如此宽容,走私者便常常受到鼓励,而继续其俨若无罪的职业。”[⑨]英国课重税、茶走私,还颁布法令,严禁制造出售各种假冒违劣的“茶”,有人用其他树叶冒充茶,浸在糖水里,涂上几种颜色,再出售。或者收购泡过的茶叶,晒干后出售。最令人遗憾的是,不列颠本土竟种不活茶树!

反茶者说,茶不是“治病”的药而是“致病”的毒药

茶叶已经进入大多数英国人的日常家庭生活,甚至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必要饮料,的确不可思议。英国人是个喝奶的民族,如今喝起了茶。茶是一种药品、奢侈品,甚至可能是一种毒品,因为在刺激神经、使人兴奋这一点上,它与咖啡、可可、鸦片、海洛因具有相似的性质。有人认为,喝茶与咖啡之所以都要加奶,是因茶与咖啡有毒性,而牛奶可以解毒。[⑩]茶越来越多地深入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它可以“治病”的功能,倒有人不时提醒大家,茶可以“致病”。

1748年圣诞节,茶进入英国一个世纪以后,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先生,感到了自己不能再沉默了。他发表了《关于茶的致友人信》。信中回忆29年前,他刚到牛津大学,突然出现某种半身不遂的可怕症状,早餐后手就不停地颤抖。于是,他戒了茶。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后来他到伦敦,发现很多人都患有同样的病症,“身体整个垮下来”。上帝保佑这些可怜的人,1748年7月6日的周日礼拜上,他号召伦敦卫理公会的信众们戒茶,并宣布自己从即日起,也不再饮茶了。

莱特逊医生(Dr. Jhon Coakley lettsom)在《茶树的自然史》中讲到一位名叫马史(Marsh)的“著名茶商”,“靠嗅觉品茶,有一天嗅了一百箱茶,第二就感到头晕眼花,浑身痉挛,丧失记忆,口不能言”,不久就全身瘫痪,死于“茶中毒”。另一位茶商的命运就更具悲剧色彩,他一天品了多种茶后,只觉得天旋地转,步履蹒跚。有人劝他去接受“电击治疗”,他那可怜的脑袋又被医生电击了几次,回到家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

莱特逊博士的恐怖故事并没有吓住英国的“茶众”。某些醒悟到道义与责任感的人继续反茶,1756年,英国当时最受人尊敬的慈善家,或许也是作家、旅行家乔纳斯·翰威 (Jonas Hanway) 先生,出版了他的第65种著作:《论茶:茶有害健康,拖垮经济、搞垮国家……写给两位小姐的25封信》,与卫斯理先生一样,他也现身说法,从个人的经验谈起。他说自己每喝一次绿茶,就像喝了毒药,肚子里翻江倒海,痛苦万分。而且,也像卫斯理先生那样,随后四肢发抖,周身无力。更糟的是,他发现小姐们喝了茶以后,都衰老得非常快。主妇们忙着沏茶,连照看孩子都顾不上。不列颠男儿喝足了茶,连举剑的气力都没有了。至于喝茶危害经济,就更是不言而喻了,花那么多白银去那个荒唐堕落的东方国家进口奢侈的茶叶,有百害而无一利。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修路、建农场、果园,把农民的茅舍变成宫殿!喝茶是一种恶习,不仅危害个人身体,社会经济,还有亡国的危险,且想想当年的罗马帝国,商人们用银币去换中国的丝绸,女人都穿起了华贵的丝袍,男人们一天洗五、六次澡,国库空了,道德败落,军事无能,野蛮人入侵,诺大的罗马帝国瞬间分崩离析!

喝茶是一种堕落。这种言论惹恼了当时英国的文坛盟主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他冷嘲热讽的反驳文章发在1757年的《文学杂志》第二卷上。他说自己是个“顽固不化、寡廉鲜耻的茶饮者”。如果说“如今小姐们已经没有当年那么漂亮,那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老了,小姐们对我们不感兴趣了”,至于茶有害健康,那只是对某些人,他们每天在床上睡10个小时,打8个小时的牌,剩余时间喝茶谈天,茶当然不利于健康。茶喝多了无益,多喝了也无害……约翰逊本人就喝很多茶,鲍斯威尔(A.Boswell)写的《约翰逊传》中多处提到约翰逊喝茶,有一天晚上在坎伯兰(R. Cumberland)先生家做客,雷诺兰(J. Reynolds)先生禁不住提醒约翰逊博士,说他已经喝了11杯茶了。约翰逊回答:“先生,我没数你喝了多少杯酒,你却数我喝了多少杯茶,如果不是你提醒,我真不会再麻烦主妇了,既然你告诉我才喝了11杯,那我还得麻烦坎伯兰夫人给我再倒一杯,我的定额是12杯,我要喝满它。”[11]

卫斯理先生曾两次宣布戒茶,但最终叶没有戒掉。如果说29年前他曾因手抖戒过茶,那么现在是第二次戒茶了。他说自己戒茶的过程非常痛苦,最初三天,他头痛、失眠,到第四天下午,他几乎失去记忆,只好靠默默的祈祷勉励自己,上帝是生命的面包、黑暗中的光……或许这次卫斯理先生真戒了茶。12年后,他的身体也垮下来了,福瑟吉尔医生劝他重新开始喝茶。在他生命的最后那些年里,每个星期日的早晨,他都与牧师们一同饮茶之后才去主持礼拜。1780年,他写道,他经常在早餐与下午茶时,接待来访的教徒。[12]

二、茶煮沸了英伦

一个多世纪间,茶几乎变成英国的民族饮料。在几片轻薄单纯的树叶上,凝结着一个国家庄重复杂的历史…

英国变成一个喝茶的国家,至少在民族营养、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有过有益的影响。

茶变成英国的民族饮料

茶进入英国社会,从消费价值、方式到消费者社会阶层的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艾德谢在《世界史中的中国》一书中对这三个阶段有过明确的分析:

“1650至1833年间,英国对茶的需求经历了三个阶段。1720年之前,年茶叶进口量在10,000担以下,茶只是一种药品,一种有刺激与兴奋作用的饮料。对男性来说,它是除了咖啡以外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提神饮料;对妇女来说,它是缓解周期性偏头痛、忧郁症与焦虑症和各种心理压力的镇静剂。此间的茶主要是由荷兰进口的,以药用为主。

1720至1800年间,年进口量从年平均10,000担升到20,000担,茶变成了一种社会消费品,消费者主要是女性,围绕着茶构筑起一种女性化的时空与家庭内部关系。喝茶要求有专门的茶室,专门喝茶的时间与服饰;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行为仪式与独特的社会技巧。茶作为一种日用商品,主要进口渠道来自荷属东印度公司及其欧陆的一些后继者,英属东印度公司虽然受重税限制,仍想尽办法挤进茶叶贸易中。英国茶叶中心在巴思(BATH),茶与喝茶的风尚经过巴思从首都传往地方。

1800年至1833年间,茶进口量从年平均20,000担涨到35,000担,茶在英国,像在西藏与西伯利亚那样,变成一种食品:家用浓茶,加许多牛奶与糖,成为早期工业革命时代长劳动时间与高出生率的社会生活的一种简单有效的基本营养品。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茶此时已主要依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进口……

上述三个阶段,对于欧洲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二个阶段。文明总需要某种慰籍品,用加奶糖的浓茶以充饥,不过是工业化过程中一种暂时缓解食品压力的一种办法,生活水准并没有因此而提高,而下午茶则意味着社会价值、消费模式以及自从史前时代就已经固定下来的餐饮结构的一次改变。

下午茶是最精雅、最奢华的餐饮活动,它不在于充饥解渴,不属于正餐,它的意义是一种闲暇的消遣,它颠倒了英国人已有的热食冷饮的结构……下午茶表现了高雅文化归返自然的情趣,户外茶园、溪水流芳,表现了自然;精心制作的茶叶,雅致的瓷器,银制茶壶,意味着文化。只有一种不再为饥渴所迫的文明,才能将日常碳水化合物的餐饮变成社会娱乐……[13]

茶进入英国社会,从消费价值与方式到消费者的社会阶段的转变,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上流社会的药品到中产阶级的奢侈到社会大众的日常佐餐饮料,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里,东印度公司竟奇迹般地将英国变成一个喝茶的国家。

茶首先进入英国人的社会生活,人们在咖啡馆喝茶,在贵妇人的客厅里喝茶,后来又有了专门的茶园。18世纪后期是伦敦茶园的兴盛期,著名的就有6-7家,这些茶园大多有园林、游艺厅,如,Vanxhall茶园、Ranelagh茶园、Marylebone茶园、Cuper茶园,许多社会显要,名门淑女,都在那里消磨时光。尤其是夏日的傍晚,走过砾石小径,两边闪烁着童话般的街灯,脚下是如茵的草坪,听听音乐,看看烟火,吃几片黄油面包,喝几杯好茶,说说闲话,如果说咖啡馆是男性化的世界,茶园就更加女性化,茶园里大多是家庭或女伴,当时有人说茶园已经变成了英国的造谣学校了。赶上好天气、短暂的夏季,茶园就变成了英国人社交的乐园。遗憾的是英国好天气不多,夏日稍逊即逝,一年大多数晚上,人们呆在自己的家里,或朋友的客厅里,窗外是阴风惨雨。每逢这个时候,一家人或朋友坐在壁炉旁,在温暖的烛光下,或者围在胡桃木桌前,桌上铺着缎面桌布、绣着波斯风情的图案或中国花鸟。主妇端上瓷碟茶杯,银匙铜壶,温馨而优雅,喝一杯热茶,盈室的茶香,更能让人感到家庭亲情,朋友友情的温暖。英国人起先在早餐中喝茶、晚宴后喝茶,18世纪末又出现了下午茶(Afternoon Tea),英国人午餐简单,在12点到1点间,晚餐是大餐,要到晚上8点。在这三点漫长的7至8个小时间,正好插入4-5点间的茶点。这是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茶点已经变成英国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据说直到二战时,英军一到下午五点就停火喝茶,德军也很君子,同时停火。

茶又进入英国人的家庭生活,成为一种家庭生活的仪式,同时具有实用与审美意义。18世纪的诗人库柏(Cowper)也是茶君子,他用诗描绘了喝茶为英国人的家庭生活创造的温馨和谐的境界:

拨旺炉火,紧闭门窗,

放下窗帘,围起沙发,

茶壶的水已煮沸,丝丝作响,

沏一壶热茶,又浓又香,

轻松而不沉醉,心神荡漾,

我们迎来一个安详的晚上。[14]

喝茶已经从上流社会的风雅变成百姓日常生活的必要活动。1750年前后反茶呼声高涨的时候,茶在英国生活中的地位,似乎已经不可动摇了。反茶主义者攻击喝茶损害个人健康,国家经济,更荒唐的是不仅有钱有闲的人有附庸风雅的恶习,连农夫工匠们也跟着赶时髦,翰威抱怨:“这个国家真是倒霉透了,农夫工匠总是喜欢效仿贵族生活……且看这个国家愚蠢到什么地步,普通百姓已经无法满足于本国的大量食物,想入非非,要跑到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去运茶,贪图一点味觉上的堕落的享受……你经常看到,连街头的乞丐都在喝茶。筑路工人边干活边喝茶;拉煤的工人坐在煤车上喝茶;更荒唐的是卖茶给田里的农民喝……吃不上面包的人竟喝得起茶……”[15]这位著名的慈善家才是真正地想入非非。茶在农民或劳工那里,不是附庸风雅的奢侈,而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东印度公司的大量贩运,全民走私,加上1784年英国政府因为粮食涨价造成啤酒紧缺而降低茶税,茶已成为替代麦芽酒的中下层社会的经济型饮料,中下层百姓喝茶,不是因为奢侈,而是因为贫困。戴维斯(D. Davis)1795年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得以下咽的就是茶。茶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饮料。茶配面包,可以维系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每周一家人喝茶的花费一般不到一先令。如果有人还能发明一种更便宜更好的饮料,何乐而不为呢?我敢保证,穷人们一定会为他这项发明感恩戴德……你说茶是一种奢侈。如果你是指上等的红茶、加上糖、奶油,我承认是奢侈。可这不是穷人的茶,穷人喝的茶不过是清水上面浮着几片最廉价的茶叶,再加上一点点红糖,这就是你指责的穷人的奢侈。这不是他们生活的奢侈,而是生活中最起码的需求,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那他们就只能喝凉水吃面包了。茶不是造成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的结果”。[16]戴维斯在反驳翰威的观点。他看到一个穷人的最基本的常识:老百姓是不会用最后一块面包去换一杯茶喝的。而在当时英国的各种饮料中,果酒、啤酒、咖啡、巧克力,都比茶贵,除非喝凉水。伯耐特(J. Burnett)在《富足与不足》一书中谈到19世纪初英国下层社会的饮食状况时说:“100年内,白面包与茶已从富人的奢侈变成最低贫困线的食品……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如果连白面包与茶都没有,那就要挨饿了。茶与白面包是维持生活起码需求的最廉价的食品,白面包,最好是有肉,黄油或奶酪,如果没有,一杯茶也可以使冷冰的面包变成一顿热饭,让人感到舒适与欢乐。当然,19世纪中叶一磅茶6-8先令也不能算便宜,但工薪家庭每周花费20盎司(16盎司为一镑),并不算奢侈。烤面包配茶水,在早期工业化的社会生活中,是一种便当食品,随时可以就餐,方便便宜,因此具有一定的优越性。”[17]

英国变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100年间茶已普及到英国全社会,成为社会中下层百姓的经济型佐餐饮料。19世纪,已经没有人再倡导戒茶了,茶叶越来越便宜,尤其是当印度与锡兰茶出现时,喝茶就更普及了。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在消费价值与消费阶层上,都经历过三个阶段的转变;药品、奢侈品、大众佐餐饮料,三个消费阶层是上流社会、中产阶级、下层百姓。研究茶的引进、饮用方式与社会普及过程,不仅是在研究饮食营养学,也在研究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研究英国现代文明的工业化、城市化、文化精雅化的过程。

茶凝结着大英帝国发展的历史

茶凝结着大英帝国发展的历史。德国史学家阿诺德·贺林(A. Hereen)指出:“世界贸易体系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殖民地越来越重要,因为殖民地的产品,尤其是咖啡、糖、茶,在欧洲生活中越来越普及。这些商品的重要影响不仅在政治上,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结构上,影响不可估量。且不说贸易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巨额资本与政府的高额税收,仅欧洲各首都的那些咖啡店,作为政治、商业、文化的交流中心或策源地,影响就非同小可。总之,没有这些产品,茶、咖啡、糖,西欧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18]英国变成一个喝茶的国家,至少在民族营养、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文明的进程有过有益的影响。明茨(W. Mintz)的力作《食糖与力量》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糖引入欧洲对欧洲的饮食与消费结构的改变,对资本主义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的影响。同样的理论假设与分析模式也适用于茶问题。茶从王宫贵府进入寻常百姓家,英国人终于找到了一种适合于食用多酸性食品(如面包)的碱性饮料。对于饮食结构与营养的平衡,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营养学层面的意义,人的饮食,除了克服饥渴、维持生命、增强体力之外,还可以促进文化交流、确认社会身份,甚至实施某种政治宗教权力。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指出,人类生命对食品的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食品生产分配与使用方式,是构成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最基本的因素。[19]人类学家提出所谓的“饮食意识形态”或“饮食文化学”,研究人类饮食活动及其方式的文化内涵,如饮食的观念、信仰、习俗与禁忌,[20]发现饮食结构的变化与整个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个研究视野启发笔者注意到,茶饮进入英国生活,不仅对英国民族饮食结构的平衡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英国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社会伦理、家庭生活、经济政治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各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茶叶对英国近代历史的积极影响。

一是民族体质与营养学意义上的,尽管当年很多人攻击茶有毒性,但从科学角度讲,茶有益于健康,它为英国的多酸性主食面包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多碱性的佐餐饮料,有利于民族传统食物结构的平衡,尤其是对那些主食是干硬的冷面包、奶酪,偶尔加上一两片咸肉,没有汤食的下层百姓,茶就更重要了。而且一旦在茶饮中加入奶与糖,甚至鸡蛋,茶又从单纯的饮料变成综合性饮料,同时具有解渴(饮)与充饥(食)的两种功能。在早期工业化时代高强度、长时间的体力劳动的工作条件下,强茶(high Tea,加牛奶与糖)可以补充营养、恢复体力。此种茶饮已经包含了生命必须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与维生素。喝茶并不是生活中不必要的奢侈,而是必要的饮食。

二是所谓的伦理与社会意义。首先有关茶饮的道德意义,在当年的有关茶的争论中,已经涉及到了。反对者认为茶是奢侈品,引起道德堕落。而维护者则认为,比起酒作为饮料来说,茶更有益于社会道德,饮酒可以过度,酗酒导致社会骚乱,是英国社会历史上的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查理二世的专职牧师奥文顿(Reverend John Ovington)曾说,烈性的酒可以把人变成野兽、而温和的茶可以把野兽变成人。[21]其次,茶不仅可以陶冶性情,维护道德,并有利于家庭与社会伦理的进步。从家庭伦理角度讲,茶,尤其是下午茶,几乎成为英国家庭生活的亲情仪式。在那个多风多雨多阴天的岛国,茶点变成温暖、和谐、宁静、安逸的家庭生活的象征。家庭生活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核心,是私人性的存在方式。整个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都从这个基点上延伸开来。而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成长的整个过程中,茶在每一个结构环节上都具有积极的功能。家庭以茶待客,从餐厅到客厅、从家庭到社会,讲究的茶具,殷勤的主妇,自由友好的谈话,海阔天空。饮茶成为一种社交仪式。18世纪英国不仅出现家庭茶点,还有社会茶园。茶园是一种纯粹的公共生活领域。人们在那里会见朋友,阅读报纸,举行聚会,讨论问题,形成某种社会舆论或公共意见。在电子传媒时代到来之前,茶园与咖啡馆一样,曾经是社会舆论中心。哈贝玛斯(Habermas)提出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理论,将该时代的市民社会理解作反对国家权力侵入与控制的自由领域,它由公共观点与舆论构成,公共舆论的存在方式是咖啡馆、沙龙、大众文学或通俗文学、报纸等。[22]在英国,茶园也是一种重要的公共舆论方式。在那里有文人骚客,商人显贵的聚会,有报纸流行,有文学作品的朗诵与讨论,还有各种的闲谈和政治或商业密谋。值得注意的是,茶点与茶园,也是英国近代社会女性生活革命的形式。茶点确认了精雅生活中女性的家庭主角作用,而相对于男性化的咖啡馆,茶园则是女性生活社会化的形式。女伴相邀,可以聚会在茶园。从某种意义上说,茶园更加女性化,它成为英国现代女性生活社会化革命之起点。哈贝玛斯认为,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是独立于国家的个人与集体活动形式,是通向理想民主的途径。在专制时代它可以参与反对君主的秘密政治,在民主时代,它可以以公众舆论形式对政治统治进行民主监督,并构成法制国家的社会基础。从英国近代社会的公共领域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茶饮进入英国生活的重要意义。[23]

三是所谓的文化仪式与审美意义。英国生活中的下午茶点与茶园,是生活高度精雅化的表现,具有明显的表演性,类似于中国和日本的茶道。饮茶使用精美的、带有浓厚异国情调的瓷器,从客厅的餐桌到茶园的装饰,布置都非常讲究。此时,喝茶的文化意义大于“生化”意义。品茶一不充饥二不解渴,它是一种仪式,带有明显的审美性,表演、观看、品味、欣赏、陶醉在某种优雅的气氛之中,使人摆脱日常生活的烦恼,尤其是物质生活的烦恼。品茶的非功利性与审美性的同时产生,只有在无饥寒之迫、有闲暇之资的生活条件下,喝茶才成为品茶,文化消费才大于物质消费。在下午茶点上或茶园中,人们不仅体会到文明的情趣,还体验到文明与自然的和谐,体验到本土与异域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和谐,人在消费物质时也在消费文化。茶是一种自然植物,在茶饮中变成文明的艺术,茶是一种遥远的东方的、神奇的树叶,沐浴过东方的朝阳、滋润过东方的雨露,如今出现在不列颠的餐桌上。人们从中体味并确认了某种现代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念。似乎只有大英帝国,拥有广阔的殖民地与强大的海外贸易,才能在本土的一方餐桌上享受世界的广阔。饮食在潜意识中也是一种征服,犹如“吃掉它”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最后,是茶在英国现代文明史上的经济政治意义。茶叶贸易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贸易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说,茶叶贸易与营销是英国资本主义文明的消费主义经济方式最成功的例证。他们介绍一种异域产品、倡导消费、创造时尚,又垄断进口,一个多世纪间一直保持着高额的利润空间,使东印度公司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垄断贸易公司,几乎富可敌国了。研究者认为,茶叶贸易不仅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公司,甚至导致一场英国人的饮食革命:“英国东印度公司早期在远东的冒险使他们抵达中国,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注定了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体系……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繁荣的时代里……它垄断了整个与中国的茶叶贸易,掌握了供应产地,限制了进口量,控制了价格。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垄断贸易集团,而且策动了整个英国的茶叶营销与消费。英国东印度公司如此强大,它制造了一场英国的饮食革命。英国最初可能成为一个喝咖啡的国家,而东印度公司竟奇迹般地将其变成喝茶的国家,而这一切都是在那么短短的十来年间完成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成为东方国家与帝国们的强悍对手,它攻城掠地,铸造货币,建立要塞与军队,缔结政治经济联盟,制造战争或维护和平,伸张正义也无恶不作。”[24]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强大了,英国国力也在茶叶高税收中变得强大。18世纪初,英国的茶叶进口量已超过10万磅,到19世纪初,已达到300万磅。茶叶税收占英国政府的总税收的10%。

在鸦片贸易开始之前,茶叶贸易一直是英国海外贸易与殖民体系中的主要动力性因素之一。他们不仅为英国创造了一种饮食习惯,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在用美洲殖民地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的贸易过程中,形成了大英帝国驱动的世界经济体系。在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英国政府也从茶叶高税收中获得巨大的财政资源。正如厄克尔(W. H. Ukers)指出,“茶叶贸易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英国政府获益最大的税收来源”。从1660年的1加仑6便士的税额到1695年的每磅1先令到1745年的每镑4先令的税收,到1784年大规模下调茶叶税前,按价茶税已高达120%。拿破仑战争爆发后,英国为了增加财政与军费开支,1819年再次将茶税提到按价100%,直到1834年才开始下降。茶税一直是英国政府的金库,调节茶税几乎成为历届财政大臣的点金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25]

“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我们的贸易与财政体系,茶来自世界的东方,糖来自西印度……”[26]苏格兰历史学家大卫·麦克弗森(D. MacPherson)说的这句话意义深远。茶叶贸易与消费不仅扩大了英国的消费市场,倡导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有助于完成早期工业文明的资本积累,而且还发展了殖民地生产与管理,有助于形成中心与边缘结构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茶叶贸易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又在支持海外商贸与殖民。这是一个有机的、互动的关系。正如明茨在研究糖的生产与贸易、消费在资本主义文明进程中的关键作用时指出:“18-19世纪欧洲的饮食与消费结构的深刻变化,并不是偶然随意的,它是一种历史力量的必然的产物,这种力量创造了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了都市中心与殖民地,卫星城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在技术与人力上的巨大的生产与分配机制。”[27]

三、洋土或烟霞:鸦片进入中国

茶进入英国生活,从上流社会到普通百姓,从药品到食品,经历了三个阶段。有趣的是,鸦片进入中国,也经历了同样三个阶段。从昂贵的药品到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最后到一般百姓的日常消费品,从而普及全社会各阶层。茶与鸦片,同样两种轻飘飘,如水似烟的东西,凝结着两个民族庄重与沉重,成长与衰落的历史。历史中的偶合让人感到神秘也同样发人深思。同样的舶来品,同样的消费经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效果。

鸦片进入中国,首先也是药品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论及中国时说,“他们(指中国人——引者注)从商人(指欧洲商人——引者注)那儿获得白银,而交给商人成千上万磅使人疲软无力的茶叶,从而使欧洲衰败。”[28]赫尔德的论断与其说是思想,还不如说是幻想,与其说是个人见解,不如说是流行的偏见。茶叶并没有导致欧洲衰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真正喝茶的英国强大。唯一的问题“白银外流”,也因为鸦片贸易的开展解决了。[29]中国给英国提供了茶,英国给中国送来了鸦片。茶叶并没有使英国衰落,而鸦片的确与中国的衰败相关,不管是作为原因还是结果。欧洲商人从中国那里获得白银,而交给中国人成千上万的使人疲软无力的鸦片,从而使中国衰败。赫尔德的论断,如果置换了主语和宾语,至少比原来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首先是药品。鸦片进入中国始于唐代。波斯僧人在那个时代将蚕虫藏在竹筒里带到拜占庭帝国,也可能是他们将鸦片带到长安,还有另一个渠道,便是从海路来到广州的“大食商”。此时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品,味道苦、气味臊、花色却艳丽,名字也很美,叫阿芙蓉。这个名字的来历很可能比波斯或阿拉伯更为遥远。古希腊语中的鸦片就被称为“Afyun”,与阿芙蓉音同。古希腊人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开始种植与食用鸦片,雅典黄金时代的谷物女神得墨特尔(Demeter)的塑像,手里拿着麦穗与罂粟花。在庆祝谷物丰收的狂欢节上,古希腊人将酒和鸦片汁一同饮进。一千年过去了。伊斯兰世界禁酒却不禁鸦片,至少在公元6世纪,鸦片已经传到中亚。[30]默林(D.M.Merlin)考察古代世界鸦片传播状况,指出世界历史范围内鸦片传播的路线是从西北向东南,鸦片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欧洲,最终泛滥在中国。鸦片在唐宋间进入中国,最初是作为药品。北宋刘翰《开宝本草》记:“罂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宋谢采伯《密斋笔记》记著名将领、诗人辛弃疾患痢疾,“一异僧以陈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即愈。”[31]苏轼诗中也提到:“道人欢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

鸦片作汤药饮用,在唐宋时代的中国,似乎并不流行,其使用阶层大概仅限于上流社会与文人雅士间。苏轼诗道“童子能煎罂粟汤”,很难证明罂粟汤的普及,一则因为是诗语,修饰多夸张;二则,苏轼一生沉浮南北,但交游的圈子却仅限于士大夫僧道。个人际遇是历史记忆的语境,研究者不能脱离这个诗境去解释历史素材。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记:“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大概直到明万历年间,鸦片作为药品,才开始流行民间。李时珍记载了其药用价值与方式:“阿芙蓉是罂粟花津液,其结苞时,午后以针刺外青皮,勿损其裹皮,刺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马刮入瓷器阴干。今市者犹有苞片在内”。[32]稍后方以智《物理小识》中也说:“罂粟津液收入瓷器,用纸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其方流传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为房中药,性 而 ,未为大害。古方贡药科之鸦片也。今广福鸦片,则另有所谓鸦片土,自西洋红毛荷兰人制者。”[33]

从唐到明,鸦片在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千年间关于鸦片的使用价值与方式,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或疑问。鸦片可以叫罂粟、阿芙蓉、合浦融或乌香,但总是和汤煎服的药品,至于刘翰讲“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苏轼诗:“童子能煎罂粟汤”,似乎暗示着某种超出药用的价值,至多也只能算作药膳。一种可以饮食服用的物品,其意义与价值往往由该物品的生化属性和文化属性两方面的因素决定。鸦片作为一种草本植物罂粟汁液中提炼物,本身不过是一种含吗啡、可卡因、罂粟碱的生物碱。它可以作为药品使用,有敛肺,涩肠、止咳、止痛和催眠的作用,也可以作为毒品使用。作为毒品使用的鸦片初可使人感到周身舒泰、气朗神清,飘飘如入极乐世界,继而上瘾,则茶饭不思,肩耸项缩,颜色枯羸,虽生犹死。药品与毒品的区别,并不在于物品本身的生化性质,而取决于其文化性质,即如何使用该物品。首先是用量,适量则为药品,过量则为毒品,这是所有药品与毒品的共同特征。适量可能使用近千年而“未为大害”。其次是用法。鸦片作为药品与毒品的使用过程与方式,就其使用者的经验来说,完全相反。药品的使用过程是痛苦的,结果是令人愉快的。人们往往为效果的愉快(健康)而忍受过程的痛苦。鸦片作为毒品,使用的结果是痛苦的,而使用的过程则令人愉快。生鸦片气味臊臭,味道苦涩。古希腊人和酒服用,宋人和竹沥煮汤,都可去其臊苦。有趣的是,生鸦片一旦置火燃烧,却会发出一种香甜的气味。所以作为毒品使用鸦片,吸食式“抽”是重要的方式,它将药品服用时的痛苦转化为毒品服用时的幸福。最后是使用态度,作为药品使用鸦片,人们的态度是迫不得已,目的是恢复正常生活。作为毒品使用的鸦片,人们的态度是主动趋从,目的是逃避日常生活。我们很难说鸦片在中国历史上的使用价值与使用方式是何时开始转变的。或许宋时煎服罂粟汤,已有某种毒品意义。但到方以智的时代[34],鸦片在中国的文化功能,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确定。方以智知道,有两种鸦片,一种是古方贡药科之鸦片,一种是西洋荷兰人制的鸦片土,一种为煎服之汤,一种为吸食之烟。

吸食方式的改变,使药品变成奢侈品

鸦片从药品变成奢侈品,关键的环节是使用方式的转变。方以智提到两种鸦片,煎服之汤与吸食之烟,前者是药品,后者是毒品。人们并不是意识不到这种区别,而是意识不到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从药品到毒品,鸦片的生化性质并没有改变,而是使用方式与仪式、使用的观念与价值改变了,这种变化是文化意义上的。人们为什么使用鸦片,又如何使用鸦片?鸦片进入中国的真正问题是,鸦片在中国的文化属性是什么,又是如何获得的。

鸦片的文化意义的转变,在历史中的关键环节是从饮食到吸食,从药品到奢侈品。鸦片进入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但一直“未为大害”。酿成大害的,不在于使用鸦片,而是如何使用鸦片,或者说,具体到如何吸食鸦片。吸食鸦片并非中国人的发明。1689年德国医生坎姆弗洛(Kaemofero)环球旅行,从爪哇发回的报道说,他发现在爪哇,人们使用鸦片的方式很独特,他们不像波斯人或阿拉伯人那样饮用鸦片,而是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抽。[35]将鸦片与烟草放在一起点火吸食是否爪哇人的发明,一时无法确定,至少美洲的特产烟草和印第安人吸烟的习俗是荷兰人带到爪哇的。荷兰人即使没有直接或全部发明抽鸦片,至少也与这项发明相关。他们将鸦片混同烟草抽,用来治疟疾,疟疾是荷兰人在巴达维亚殖民地很容易得的一种流行病。方以智说鸦片土为红毛所制,不无根据,荷兰人确定了一种新的鸦片使用的方式,同时也确定了一种新的文化态度。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当局,不久开始禁止荷兰人抽鸦片,很明显,荷兰人已经意识到鸦片成为毒品。处罚抽鸦片的荷兰人的办法是将其吊在桅杆上,用炮打入海中。荷兰人禁烟,只禁荷兰人,却不禁当地的爪哇人。余文仪《台湾府志》记:“咬 巴(指爪哇人——引者注)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鸦片烟,诱使人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家为所据。”[36]从爪哇到台湾,都曾是荷兰人的殖民地。中国人抽鸦片,最早可能在台湾。黄叔林《台海使槎录》记“鸦片烟用麻葛同鸦片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拌烟,用竹筒实以梭丝 之,吸此则 气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士人吸此为导淫具,肢体萎缩,藏腑溃出,鸦片土出咬 巴云。”[37]抽鸦片由南洋而入中国到雍正时,皇帝已开始禁烟了。1724年雍正禁烟的律令,比起荷兰人来要温和得多。“兴贩鸦片烟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若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吸食鸦片者,只是“挨其戒绝之后,准予释放”,[38]犹如今日的戒毒所。抽鸦片由巴达维亚而台湾而闽广沿海而入中国内地。其功能或使用价值已与原先的罂粟汤完全不同,台湾“士人吸此的导淫具”,鸦片成为“媚房中”的“邪术”。从药品变成享乐性的奢侈品,全在鸦片的使用方式与价值的变化。1729年漳州知府李国治判行户陈远私贩鸦片34斤有罪充军,巡抚刘世明复审,根据药商认验鸦片为药材,不仅将陈犯无罪释放,反而治了知府本人的“故入人罪”。雍正皇帝朱批:“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实际上,鸦片与鸦片烟,本无区别,只是看如何使用。贩毒品者治罪,贩药品者无罪,判决是不能根据鸦片本身做出的,只能根据鸦片的使用方式与价值做出,只有使用方式与价值,才能决定鸦片究竟是药品还是毒品。法律的漏洞说明人的观念中的漏洞。

从饮食到吸食,从药品到奢侈品,鸦片的使用方式与价值的转变造成鸦片文化意义的转变。药品变成了毒品。历史研究不仅应该注意鸦片贸易,还应该注意鸦片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鸦片使用本身的文化属性。抽鸦片未由中国人发明,却由中国人发扬。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将美洲的烟草带到菲律宾,半个世纪以后,中国人已吸烟成风,崇祯皇帝不得不降旨禁烟了。中国人从西班牙那里学到抽烟,又从荷兰人那里学到抽鸦片。1729年,雍正皇帝又得降旨禁鸦片烟。从崇祯到雍正,恰好百年,中国人开始抽烟,抽鸦片烟。从雍正到嘉庆,又是一百年。中国人不仅抽烟,将烟草混同鸦片抽,而且不再混烟草,只抽鸦片。嘉庆不得不再三厉行禁烟,因为鸦片烟已从“外洋流入内地”由闽广流入京城。如今吸鸦片烟者,已不仅是“沿海奸民”,帝国军官,宫中侍卫,贝勒贝子,甚至皇帝本人,都染上鸦片烟瘾。嘉庆禁烟,已到最后的时刻了,鸦片烟正害人心、坏风俗,涂毒中华。

鸦片变成大众消费品,涂毒中华

西方人不仅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教会了中国人抽鸦片,不久还大批量向中国贩运鸦片。传说中佛祖曾经吸烟治病,不管其真实与否,如今的鸦片,确产于印度这个千年佛国。或许鸦片贸易早在西方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于南亚社会。1520年前后曾经出使明朝的葡萄牙大使皮雷斯(Peres),发现马来与印度士兵在上阵前,都食鸦片。英国商人拉尔夫·费奇(Ralph Fitch)1585年游印度,发现孟买与孟拉加,都有鸦片贸易。鸦片贸易并不是西方人的发明,但确实是西方人将它做好做大了。葡萄牙人首先发现鸦片贸易的价值,1518年葡萄牙远征军司令阿布克尔克(Abuquerque)从马六甲写信给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建议开展鸦片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到东方,不仅直接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且还发明了吸食鸦片的方式:即将东印度的鸦片与西印度的烟草合起来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改变历史的发明,尽管在道德上意味着邪恶。荷兰人贩鸦片,只是从印度到爪哇,将荷兰人的鸦片与鸦片吸食的方法最初带到中国的,可能是下南洋的中国商人与移民。荷兰人参与鸦片贸易,并试图发展鸦片的资本功能,可事实上荷兰人的功绩不在于创造鸦片贸易的形式,而在于创造了一种鸦片消费的方式。下一步要待英国人来完成。

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7世纪就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但直到普拉西战役之后,才开始控制鸦片贸易并开创了庞大有效的鸦片贸易体系。英属东印度公司首先组织调整印度的鸦片生产。过去印度的鸦片种植业一直是农村零散的个体经营性副业。英属东印度公司实施垄断经营,将鸦片种植与加工变成一个集中化、系统化的国家经营的产业。大批量生产的鸦片土从加尔各答或孟买装船,运往马来亚与中国,同时也销售到北印度各省。鸦片生产与消费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贩运,形成一种有机互动的联系。1773年,英国商人开始将印度鸦片直接从加尔各答运往广州,1780年,英东印度公司开始垄断经营鸦片贸易,10年以后,中国的鸦片进口量已从1770年的1000箱左右飞涨到1790年的4050箱。到1800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24000箱,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销往中国。鸦片生产在印度,鸦片消费在中国,正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一同飞涨。人们不仅应该思考鸦片生产促进了鸦片消费,也应该注意鸦片消费如何促进鸦片生产。

吸食鸦片的消费方法使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那是真正水深火热的世界,英国人喝茶,中国人抽鸦片烟,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将这两个世界联结起来,创造了世界现代文明一段辉煌又惨痛的历史。鸦片消费方式的转变,使鸦片从药品变成毒品性的奢侈品。中国人抽鸦片,在鸦片加工、吸食器具与吸食仪式上,都进行了精美化处理。印度鸦片烟土分三等,“公班”、“白皮”与“红皮”,进口后还要加工,先浸三夜水,去渣存汁,再炼成膏,分颗粒。吸食方法也颇讲究,器具有烟枪烟灯,烟枪如洞箫,烟灯以铜为盖,玻璃为罩,甚为精雅。吸烟者两人横卧烟榻,传筒对吹。有诗描绘抽鸦片的场景:“琉璃八角银作台,隐囊卧褥相对开,海外灵膏老鸦翅,象牙小盒兰麝味,锦衣儿郎富家子,爱逐秦宫同卧起,东轮西魄出没藏,短檠巧夺日月光,# # # 索未遂央……”[39]

吸食纯鸦片,是鸦片文化的中国化或中国本土化。它最终在文化性质上确定了鸦片的奢侈性毒品的性质,也为鸦片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基础。荷兰人发明了抽鸦片的方法,中国人将其进一步地精雅化、纯粹化。印度人在孟加拉各省,大量种植鸦片,而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找到补偿长期以来茶叶贸易逆差的贸易品。对英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可以扭转茶叶贸易的逆差和西方向东方扩张三个世纪以来的白银出超的状况,而且还为维持印度殖民地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经费。对中国来说,鸦片贸易不仅造成白银外流,所谓“每岁漏#数百万雨”,而且“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有咏吹烟诗道:“莺粟花包米囊子,割桨熬烟诧奇美。其黑如漆腻如纸,其毒中人浃肌髓,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瘦肩耸山鼻流水,见者咸呼鸦片鬼。富者#欲甘比匪,贫者贪利不知耻,伦常败坏家室毁……[40]

茶进入英国生活,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鸦片进入中国生活,也是从药品变成奢侈品,消费阶层首先是上流社会。二种外来物品进入本土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其使用价值与消费阶层,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使用价值的转变是从药品到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消费阶层的转变是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百姓。英国皇家调查团1894~1895年间对中国烟毒情况做的调查资料表明,鸦片进入中国社会与茶进入英国社会的三个接受阶段,基本相似,这是奇怪的巧合。艾谢德指出:“首先,鸦片是治疗或预防症疾、肺结核和痢疾的药品。这是鸦片最初的用途,它还只是药房之外很少有人知道的一种珍贵的阿拉伯药材。即使在1900年,中国有8,000,000烟民,烟毒达到高峰时,鸦片也还在作为药材使用。其次,鸦片是一种社会奢侈品。它从治病药品变成小康人家健康时的消遣物。政府官吏、士兵、满族妇女,游手好闲的官宦子弟,将抽鸦片当作消闲优游、不事劳作的富贵生活的象征。第三,鸦片是一种食物,或者食物的替代品。鸦片作为一种麻醉品,它可以减少食欲,那些饥饱无常的苦力、船夫、长时间工作的矿工如四川的盐工,可以使用鸦片抗饥耐劳。”[41]鸦片作为珍贵药品或“贡品”,首先在皇亲贵戚、社会显达中使用。唐宋间流入中国的波斯或阿拉伯鸦片,数量很少,所谓“前代罕闻”,使用者也多在皇亲贵戚与士大夫阶层,如辛弃疾与苏轼。明代鸦片仍为贡品。《外国来文》与《大明会典》,记有暹罗、爪哇、榜葛剌进贡乌香或鸦片,乌香即鸦片。清初鸦片烟从海外流入闽广沿海,消费形式的改变最终使稀有的药品变成昂贵的奢侈品——烟,消费阶层也从上流社会转向一般富家子弟,“块土价值数万钱,终岁但供一口烟”。[42]鸦片从药品变成享乐性奢侈品,就发生在从雍正到嘉庆的一个世纪里。乾嘉时人姚君游广东,回来后向友人俞蛟描绘粤人吸鸦片的“旨趣”:“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指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骀宕,真极乐世界也”。[43]

百年间鸦片从药品变成享乐性奢侈品,鸦片的使用方式,使用价值,使用者与使用者所属的社会阶层都变了,使用者从病人变成正常人,从上流社会变成有钱有闲的富家子弟与仕途中人。俞蛟说“近日四民中,惟农民不尝其味,即仕途中亦有耽此者,至于娼家无不设此以饵客,然嗜好过分,受害亦甚酷。”[44]茶进入英国社会,作为药品的阶段大概在1650-1720年间,作为奢侈品的阶段大概在1720-1790年间,最后落实为大众消费品,则完成于1790至1860年间。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时间大概相等。鸦片进入中国社会的药品阶段,大约持续了一千年,而从药品到奢侈品,则只用了一百年,从奢侈品最后成为大众消费品,大概只用了50年。乾嘉时人俞蛟还说四民中农民未尝烟味,到道光初年,程春海已感叹:“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驰禁”,道嘉庆年间每岁输入鸦片,不过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而“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重轻之辈”。[45]此时,鸦片消费者似乎已从富家子弟到一般百姓了,所谓“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方第日中”。[46]到同治年间,中国的吸烟人口已达4000万人,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本土出产的鸦片产量已超过进口的鸦片产量。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而中国消费的鸦片,则占世界鸦片总产量的85%。

四、烟消散了神州

茶进入英国生活,在个人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都促进了英国的现代文明的进程。鸦片的作用在中国,却恰好相反。它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华千年帝国的最后的衰败,不管是作为原因,还是作为结果,或者同时作为原因与结果。

茶与鸦片,相同的本土化过程,相反的社会历史作用

茶与鸦片,轻飘飘如水似烟,将旧大陆东西两端两个最为遥远的国家,联结到一个水深火热的世界里。一天六杯热茶、三筒鸦片烟,原本都是外来的,生活中没有必要的奢侈品,如今在逐渐普及的消费者那里,却成为一日三餐般的日常必需的消费品。茶与鸦片作为泊来品,在英国与中国的本土化过程,经历了相似的三个阶段,而这相似的三个阶段,在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意义,却完全相反。茶进入英国生活,在个人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都促进了英国的现代文明的进程。鸦片的作用在中国,却恰好相反。它自始至终伴随着中华千年帝国的最后的衰败,不管是作为原因,还是作为结果,或者同时作为原因与结果。

茶与鸦片作为商品,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共同的特征,它们本来都不是生活品的必需品,但将它作为奢侈品消费的消费者一旦上瘾,它就变成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甚至表现出取代原有必需品的倾向。茶进入饮食,鸦片进入呼吸,而呼吸与饮食是人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的条件,茶与鸦片又成为饮食呼吸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这是一个奇妙的转化过程。马斯洛提出于人的五种需求层次从生物到文化提升的金字塔结构:生理需求,如饥渴,是基础层,依次向上则为安全保障、社会归属与尊重、认识与审美、最高层为自由创造和自我实现层。茶与鸦片的消费转化过程,恰好是倒金字塔结构。茶与鸦片首先作为上流社会的昂贵的奢侈品,满足消费者的自我实现与审美需求。喝茶与抽鸦片,最初都是为了寻求一种异域浪漫的刺激,甚至在过程与结果上具有美学意味。英国上流社会的茶点过程精雅化,具有明显的审美表演性,类似于东方的茶道。中国上流社会抽鸦片,不仅过程与方式精雅化,其恍惚迷离的境界,在心理体验上类同于庄禅理想的审美自由的境界。有词描摹鸦片三味:“一榻横陈。大好烟霞,色香味声。看星星微火,剔开余焰,喁喁细语,畅叙幽情。欲脱还粘,将离仍即,九转还丹侯已成。垂涎处,正弹丸脱手,呼吸通灵。多君彩笔纵横,更一缕情丝袅独清。叹百年幻景,浮生若梦,九州高外,酣睡难醒(‘九州惟高卧,四海此传灯’,本南汇丁时水先生制联)……”[47]苏智良指出:“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口味。与大麻、可卡因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48]

上流社会的奢侈品逐渐扩大消费群,便成为一种时尚,许多人从中获得身份认同的体验。茶与鸦片的消费在英国与中国历史上,都曾是财产与权力、地位的象征。在所有这些消费层上,茶与鸦片的文化意义都大于生化意义。直到最后,它们才成为一种生理需求的、维持生命的必须品。可一日无餐不可一夕无烟。鸦片烟如饮食吸呼,日不可废。中国社会接受鸦片的需求层次的转变,也表现在个体鸦片吸食者身上。朱榴描述吸烟上瘾的阶段性需求变化:“凡子弟吃烟,其始必贪渔猪脂粉,借此娱情,志不在烟也。继则惟求窗几明净,器具精洁,不复作他想矣。此其一变也。继而又思地位隐僻,无人觑破,以作莬裘之计,不暇求精矣。此又一变也。继而又欲烟好灰轻,须得真实受用,迹已败露,不复为人讳也。此其又一变也。继则日事呼吸,资用益繁,须求价廉,可以日支,美恶不必问矣。此其又一变也。继而瘾大力穷,时形拮据,但求赊欠,以济目前之急,即价不廉,亦不敢较也。此其又一变也。继又手无寸铁,赊亦无主,强欲断瘾,终觉难忍,乃假无事消闲之态,寻平时之相识者,以冀嘘尔而与。此其又一变也。至诸事不顾,百丑尽出,更为下矣。”[49]

茶与鸦片的本土化过程相同,社会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上都对其现代文明进程起到积极的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则与中华帝国的最后衰败直接相关。在鸦片与满清衰亡的关系上,原因论者认为,鸦片毕竟是外来品,它损害健康、腐化风俗、破坏经济、导致西方入侵与政治混乱;结果论者质疑,鸦片流传世界从西到东,为何独害中国?许多国家都成功地禁绝鸦片烟,为什么中国屡禁不绝?鸦片到中国海岸,中国有一个加工分销的商业网散播,有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吏网保护它,有一个有闲有钱的阶层消费它,有一个普遍绝望悲观、逃避现实的社会心理为它提供了需求的精神背景。中国不是因为抽鸦片而衰亡的,而是因为衰亡已经开始,鸦片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慰籍失望与痛苦、逃避现实的工具。实际上两种观念,都有道理而且并不矛盾。鸦片烟作为一种外来毒品,确实在各个方面危害了中国社会,直接关系到帝国的衰亡,同时,中国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清皇朝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也为鸦片进入中国提供了制度与精神上的接受条件。因此,他们应该在双向因果模式下思考鸦片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破坏。这种破坏是从鸦片烟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地区的普及开始的。

“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鸦片烟从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到大众百姓的日常消费品,消费者社会阶层的转变也伴随着中国本土消费地域的三次迁移,首先是东南沿海,其次是西南西北等鸦片种植区,最后才到中原东北[50]。作为药品的鸦片,使病人变成健康人,作为毒品的鸦片,使健康人变成病人。程春海(嘉庆道光年间人)道“粤中鸦片烟满地,虽乞儿亦啖之”,不过是他为自己的诗歌做的注中的句子,其诗写得具有反讽式沉痛:“天生灵草阿芙蓉,要与饔餮竞大功,豪士成金销夜月,乞儿九死醉春风……”茶进入英国生活与鸦片进入中国生活的过程基本相似,最后都成为大众日常消费品。作用却完全相反,茶成为佐餐饮料甚至食品化,有益于英国人饮食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与健康营养,鸦片则有害健康,它不是食品,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食品的替代品。凡抽鸦片上瘾者,多茶饮不思,甚至茶饮可以时废,而抽烟却片刻不可差。正如一个潦倒士人,在自己的烟铺门口写的对联:“三起三眠,永朝永夕;一喷一醒,如渴如饥。”[51]

“竹筒呼吸连昏晓,渴可代饮饥可饱”。鸦片成为饮食的替代品,与茶的功能完全相反,它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茶饭结构,直接损害人的健康,上瘾者“珍羞果腹色如菜,鲜衣被体神似丐”。[52]我们在茶进入英国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看到茶在营养健康、社会伦理、经济政治方面对英国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影响,在同一模式下,我们也可以看到鸦片进入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消极影响。鸦片烟对个人健康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鸦片对中国经济、政治的破环。几乎所有的禁烟文件中,都提到白银外流。由“漏银”危机导致中国经济衰退,进而影响到政治稳定。道光皇帝说,“此物不禁绝,使流行于内地,不但亡家,实可亡国”。[53]晚清中国内忧外患,都与鸦片相关。鸦片对社会伦理的恶性影响,同样发人深醒。就家庭伦理来说,鸦片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秩序。上瘾者“不问儿啼饥,不顾妇无袄”,倾家荡产,富者变贫,贫者做匪。抽鸦片毁家败俗。从表面上看,鸦片烟馆作为公共社交场合,类似于英国的茶馆。如时人所描述,“三两口,精神爽快,一盏灯,团圆精彩。好形影,相傍相偎,结详和,烟光霭霭。道家常,嘴对嘴,扣合同,腮对腮。土地松香,围住一堆,你起我睡,你让我推。因此上,人人贪、个个爱,将一座好神州化作烟世界。”[54]实际上,坐而饮茶与卧而吹烟,作为公共活动,其社会功用完全相反。茶国结构的公共生活是积极的,入世的,可能酿成公共舆论与民主力量,而烟馆结构的公共生活却是消极否定的、出世的。那位为茶作文的莱顿大学教授从医学角度证明茶的最大的功用是使人清醒,饮茶可以使人终夜读书或者谈天。而抽烟者都明白烟使人沉醉,使人白日入梦,梦境连绵。俞正燮《鸦片烟事述》也从医学角度证明吸烟之恶果:鸦片“初吸精神焕发”,常吸则“精神困顿”,“吸烟久其人必畏葸庸琐,激之亦不怒,由其精华竭也”。[55]

茶使人入世,烟使人出世,相似的社交方式,相反的社会效果。茶与鸦片,同样轻薄,如水似烟的泊来品,进入英国与中国社会,其过程与方式相似,其历史作用却完全相反。18世纪中叶,翰威论茶“有害健康、拖贫经济、搞垮国家”,用作反茶的理由,似乎有些荒诞,如果用来禁烟,理由则非常充分而准确了。一个世纪之后,出使英国的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郭蒿焘力申禁烟,也是从个人经验开始,说明鸦片烟“有害健康、拖贫经济、搞垮国家”的。“……蒿焘少时尚未闻此(指鸦片烟),于时物利丰阜,家给人足,百姓守法惟谨。迨后鸦片烟之害兴,而世风日变,水旱盗贼首,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为导乱之源……”[56]

卫斯理、翰威反茶之论,因为无稽已成笑谈;郭蒿焘等人禁烟之说,却因为事实,而令人沉痛。鸦片确可亡家亡国。18世纪中叶,英国人反茶,19世纪中叶,中国人禁烟。反茶者将有益说成有害,禁烟者将有害说成有害,最奇怪的是尚有将有害说成无害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卖给中国人的鸦片是一种珍贵的药材。

鸦片意识形态

鸦片在中国的代称是烟或土或者烟土,在英国则常称作药(drug)。威廉·享特(W. Hunter)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他说尽管中国皇帝三令五申禁烟,可他们在中国贪官的保护下“像以前一样继续出售洋药”。任何一个流行术语,都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它意味着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与评价、欲望与恐惧以及他们需要通过语词来表现与遮蔽的东西。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或潜意识中,将鸦片称为药,即对鸦片作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经济政治活动的意义做了规定。首先,药品是用来预防、治疗、诊断疾病的,是救死扶伤的珍品,在人类社会中具有重要的肯定性价值。一旦将鸦片归为药,既赋予鸦片一种似乎合理的昂贵价格,又赋予鸦片贸易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性质,甚至可能使毒品贸易具有道德肯定意义。药品贸易救死扶伤,是一种人道的、合法的商业活动,它遮蔽了鸦片贸易的罪恶本质,表现一种似是而非的伪正义。其次,药品或多或少都具有毒性,药品或毒品,就事物本身来说,并无明确区别,区别在于使用者选择使用的剂量,任何药品一旦过剂量使用,都可能变成毒品。因此,即使鸦片在中国变成毒品,也与英国人贩运无关,英国人不应受到道义谴责,东印度公司提供的是药品,而中国人把它变成毒品了,道德堕落的是中国人。林则徐无法理解一个法治国家为何为非法贸易发动战争,不理解在绝大多数英国人的观念中,鸦片贸易并不是不道德的、非法的。

鸦片是一个相对客观的术语,药或烟土作为其代称,则赋予其明显的意识形态含义。烟字繁体写作煙,一火一西一土,象形意义清楚,点火而吸西来之土,似乎造字之初,已预兆了后世的鸦片之祸。烟或土,都意味着某种轻薄的、无形的、无价值的、低廉甚至粗糙的东西。烟可与霞联用,烟霞亦代指鸦片烟,其意味则由轻薄无形转向轻盈超脱,自由幸福;土则暗示其无价值与粗糙,但鸦片昂贵,人们“以金易土”(时人多用此语说明鸦片贸易的危害),是用最有价值的东西交换最无价值的东西。其反讽意义在于:人生最重要的自由幸福境界是通过最虚无缥缈的烟获得的,世间最珍贵的黄金用来交换最廉价的泥土,这种语义暗示的矛盾,说明人们观念与现实中的困境。鸦片烟进入中国,在中国造成的绝境,不仅是明显的政治、经济、道德上的,还包括某种文化哲学困境。人们在观念深处或潜意识深处,是无法解释或接受这一事实的,它甚至令人追究到,中国传统理想化,审美化的自由境界,在获得方式上,具有某种罪恶性。

鸦片问题在英国与中国都意味某种文化困境。术语分析可以揭示现实问题。英国用“药品”指鸦片,知其害却遮蔽其害,中国以“烟土”指鸦片,表现其害却无可奈何。道光时代,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禁烟历史了。但严刑酷法之下,却屡禁不止。英国鸦片烟商在广州生活,名义上受种种限制,实际上却处处体会到自由。中国官方要严禁鸦片贸易,但他们无地无刻不在进行鸦片贸易,不仅是公开的,而且受到地方官的保护。亨特说那些年里在广州商馆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表面上看“受着一大堆限制,长时期的和当局冲突、审判、威嚇、生命危险,以及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的普遍不稳定。中国当局三令五申,我们要遵纪守法、服从指令、要战战兢兢地生活,不要因顽抗和规外行动引起皇帝的忿怒。但是这仅是一些具文。……我们并不管这些官样文章,我们只专心作买卖、划船、散步、享用美食佳宴,日子过得很快乐……”[57]林则徐钦差南下,动真格禁烟,并围困商馆,烧毁鸦片,委实令英国人大吃一惊,他们既没有意识到英国人贩烟的罪恶,也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真会禁烟。冲突对中英双方都有些突然。英国人没有想到中国人真会禁烟断了大英帝国的财路,中国人没有想到大英帝国竟会为不法奸商的不法生意而出兵外洋。

吃惊!人们究竟是不了解自己,还是不了解对方?中国文化在理性与实践层次上是否定鸦片的,在审美想象与潜意识状态中,又有认同鸦片的倾向。西方人在理性与道德层次上,是否定鸦片贸易的,但在种族主义世界观与经济政治扩张的实践层次上,又有肯定鸦片贸易的倾向。亨特说,他在广州那些年里(1825-1844),几乎没有不做鸦片贸易的英美商人,而依他40年在中国的经历,还没见过一个中国人因吸鸦片而伤害身心的。中国人抽鸦片,“就像美国人与英国人喝酒提神一样,喝酒与抽鸦片的不良后果,都微乎其微。”[58]鸦片战争即将爆发,双方都不得不思考鸦片问题。中国人坚持认为鸦片是有害的,而且是外夷的陷害。亨特的观点在西方较有代表性,鸦片并不比酒有害,西方人习惯喝酒,中国人习惯抽鸦片,英商九死一生为中国人运送鸦片,犹如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送去慰籍他们心灵与肉体的圣膏(balm),中国皇帝与大吏们为什么不能体察民情、连百姓这一点点可怜的爱好的权利都要剥夺吗?随着中国禁烟,中英冲突加剧,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为鸦片贸易辩护:鸦片是无害的,至少对中国人无害;即使对中国人有害,也不是英国人的过错。一位才华横溢而又容易冲动的小册子作家在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爵士的一致公开信中振振有辞地论辩:“如果有位病人用麻醉剂,剂量比医生处方规定的用量多两三倍,你能因此而指责医生吗?同样,如果有人爱好抽鸦片而不喜欢喝酒,一般来说每天只应抽三筒,可他却抽了6筒或12筒,你能因此而指责卖鸦片给他的商人吗?”[59]中英冲突加剧,林则徐在广东禁烟,英国出动远征军,战争爆发了。参加这场战争的一位英国海军军官,牧师的儿子艾略特·宾汉(E Bingham)写的《远征中国纪实》,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很多英国人对这场战争的了解,都来自这本书,他说:“目前许多人心理,都对我们目前在中国的行动的正义性发生怀疑,实际上,鸦片战争,这个流行的名字本身就是错的,这是中国人的观点,他们声称厉禁鸦片贸易,是因为鸦片坏人心、败风俗,可事实上中国人民的道德与健康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中华白银外流’”[60]

茶与鸦片,关联起世界两端两个帝国的兴衰,而且最终导致了一场改变帝国的命运也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

五、荒诞史诗:毒品帝国与毒品战争

没有茶叶贸易造成的白银出超,英商可能不那么急切地向中国运鸦片。没有鸦片贸易,大英帝国的东方殖民事业就无法支撑。没有鸦片战争,西方三个多世纪的东方扩张,就没有进行到最后的凯旋……有人从历史中看出辉煌与悲壮,有人却看出荒诞。地球两端两大帝国的兴衰关联,竟系于轻薄无聊、如水似烟的茶与鸦片,而生活中本来最无足轻重的物品,却导致了历史上改变民族与世界命运的最沉重的战争……

为了“药品/毒品”的扩张

1957年,法国荒诞派剧作家阿达莫夫完成了一出“史诗剧”《巴奥罗·巴奥列》。剧中的主角巴奥罗·巴奥列是位做珍稀蝴蝶贸易的商人,在美洲与南太平洋收购珍稀蝴蝶,卖给一位叫瓦萨尔的富商,瓦萨尔的业务是生产、出口驼鸟毛,据说驼鸟毛构成法国第四大出口商品,中国满清王朝灭亡,欧洲一战爆发,都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珍稀蝴蝶与驼鸟毛生意。这是一出带有荒诞色彩的史诗剧,荒诞之处在于,珍稀蝴蝶、驼鸟毛,本来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甚至毫无实用价值的东西,可它一旦成为贸易品,却凝结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命运,甚至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或和平。现实世界是通过在商品流通中形成的金钱与权力关系运行的,而这些商品,却常常是一种毫无价值的东西。

艺术的意义是打破流行的俗见,使人们发现世界的真实。不是艺术荒诞,而是艺术发现了世界本身的荒诞。15世纪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可是,如此宏阔的事件,不管是人类的幸福还是人类的灾难,在动机与主导因素上,都显得渺小、微不足道、给人一种极不协调的荒诞感。最初的远航是为了胡椒,富人餐桌上的一小撮调料,既不可充饥又不可御寒。蒙古帝国崩溃,土耳其人入侵、传统的东西贸易通道中断了,伊比利亚人探索新航道。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的动机,除了微不足道的胡椒之外,还有捕风捉影式寻找长老约翰的国土。历史叙述中伟大的事业经常起于微小无聊的动因,既荒唐可笑又沉重可悲。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中几类主要的洲际贸易品,都令人不可思议,一是感官刺激物或兴奋剂,其中包括胡椒、香料、可可、咖啡、烟草、茶与鸦片,二是贵金属,如黄金与白银,三是日用奢侈品,如丝织品、瓷器,四是人——奴隶贸易。欧洲之外的传统世界依旧是静止的,西方冒险家四处流动、串通了世界,他们用美洲的白银烟草交换亚洲的香料,可可与咖啡,茶与丝织品、瓷器,美洲有自然资源缺少人力资源,美州的印第安人多死于欧洲的大炮与感冒,非洲有人力资源无自然资源,黑人是非常强健的劳力,于是欧洲人就将非洲人捕去美洲当奴隶,种烟草挖银矿。结构巧妙的世界经济体系,最初就是这样形成的。探险、发现、征服、贸易、所有壮阔的行动,似乎都为了那些无足轻重的东西,而且所有这些无足轻重的贸易品,不仅几乎没有一样是生活必需品,在道德意义上,也都值得怀疑。兴奋剂、奢侈品、人,都不应该是正当的贸易品。尤其是兴奋剂类,可能是药品,也可能是毒品。特洛基()在《鸦片,帝国与全球政治经济》一书中指出:欧洲扩张过程中主要的世界贸易品,可可、咖啡、茶、烟草、酒、鸦片,都属于Drug(药品/毒品)[61]。作为广义的兴奋剂,它们的作用可以分为四种:一是在一定程序上治疗某种身体上的不适;二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旅行或战争中提神、缓解肉体的压力;三是在某些宗教活动或巫术仪式中,改变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导致某种迷狂状态;四是纯粹为了享乐使用,它能使人兴奋、沉醉,使人感受到特殊的幸福、欢畅、激昂或沉静、智慧与雄辩。[62]人类有几千年的药品/毒品贸易史,但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时代,才体系化、普遍化。咖啡、可可、巧克力、烟草、茶进入西方,起初都作为药品,也都曾被认为具有毒性,最后也都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日常消费品。在这一长串兴奋剂商品单上,鸦片最后一个出现,而鸦片不论作为药品还是毒品,效果都更强烈。

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从香料贸易开始,到鸦片贸易完成。从伊比利亚水手发现新航路开始,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完成。

哥伦布与达伽马,在15世纪最后10年里发现了东西航路,随即西方就开始了一潮紧追一潮的世界性的扩张。从1519年科铁斯(H.Cortes)到达墨西哥到1535年彼札罗(G. Pizarro)征服印加帝国,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帝国已经基本建立。北欧国家向北美洲的扩张,不具有那么多的史诗般的凯旋色彩,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没有对手。北美没有大的印第安帝国。北美的黄金、墨西哥的白银、巴西的钻石、加勒比海的糖,很快成为欧洲商人殖民者的大宗贸易品。欧洲人很早便发现了非洲,但一直没有发现非洲的贸易价值,直到有人将黑奴贩运到美洲。于是,美洲的自然资源与非洲的人力资源的互补形式的建立成为西方扩张中最有创造性,最有力也最残酷的核心。到1750年,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美洲、非洲西方扩张的世界性金三角已经形成。

遗憾的是,西方扩张在他们最初的目标,亚洲或东方的遭遇,却不那么顺利,两个多世纪的努力,只在亚洲边缘建立了一些贸易点和军事要塞,而且除了在东南亚,所有这些贸易点或军事要塞都岌岌可危,犹如当年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建立的那些基督教据点。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近代扩张是十字军东征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的形式下的继续。欧洲扩张势力在亚洲受阻的原因,除了地理上相对遥远之外,还有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力量的对比。亚洲不同于美洲,它有深厚的文明传统,有强大的完整的国家机构与军事力量,而且在工业革命之前,在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水平上,也并不落后于西方。西方扩张需要东方的香料、织物、饮料、瓷器,上述四类重要长线贸易品中,有三类都来自亚洲。但直到18世纪中叶,西方在亚洲只能在亚洲君主的许可下进行“伙伴贸易”,而且贸易的逆差很大。欧洲找不到亚洲需要的产品,只有拿美洲的白银交换亚洲的“奢侈品”与“药品/毒品”。那是个西方“白银外流”的时代。[63]

鸦片,大英帝国东方殖民体系的黑暗中心

西方扩张500年历史,以1750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对西方而言,前250年最大的问题是东西方贸易的不平衡与政治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葡萄牙人开辟了以果阿为中心的东方贸易网,荷兰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贸易网,将中心从印度西海岸移到更远的东南亚的巴达维亚,并且使贸易更加系统化。系统化表现在贸易组织结构与物资结构上,香料贸易被有计划地控制,东西方从单一香料贸易发展到多项的纺织品、瓷器、咖啡与茶叶的综合性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衰落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又一点一点地继承荷兰人的东西方贸易体系,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从巴达维亚又移到巴达维亚与果阿之间的加尔各答。他们需要印度的棉织品与中国的茶,他们的问题依旧是,必须支付白银。1700年前后,欧洲从亚洲进口的物资80%要用白银支付。广阔的亚洲大陆变成白银的无底洞。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是欧洲在贸易上找到亚洲生活必须的商品,并在政治军事上征服、殖民亚洲,而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18世纪中叶,转机到来。首先是莫卧儿帝国迅速崩溃;其次是早期工业革命武装了英国的扩张力量;最后是“中国潮”影响下欧洲市场对东方产品的需求加大。这三方面的因素构成西方对亚洲的殖民化的条件。1756年普拉西战役之后,英国基本上建立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这样,英国不仅解决了对印度贸易的问题,而且将印度变成原材料产地、劳动力产地与殖民扩张的基地。政治与军事力量解决了经济问题,不仅在印度,而且进一步扩展到中国。荷兰人已经试图用亚洲区域贸易的利润补偿欧亚洲贸易的逆差,英国人继续努力,用东南亚的胡椒换印度的棉花,最后,最成功的是,用印度的鸦片换中国的茶。鸦片贸易不仅扭转了英中贸易的逆差,甚至扭转了两百多年东西方贸易的逆差,而且鸦片贸易的利润,成为英国维持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主要财政来源,鸦片战争爆发,指挥与补给基地都在印度,中英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国利用印度殖民地打中国的战争。

鸦片贸易最终扭转了两个多世纪以来东西贸易的局势。对于西方扩张的历史而言,它的意义不仅是贸易与世界经济的,更重要的还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政治的。在某种程度上说,鸦片贸易是整个大英帝国的基石,是西方建立世界经济体系中最核心的中枢性因素。特洛基指出,弗兰克等人对18世纪后期东西方经济技术、政治军事势力对比格局的变化以及西方最终赢得对东方的优势的研究,忽略了鸦片贸易在其中起到的枢纽作用。鸦片是大英帝国甚至整个西方在亚洲的殖民体系的“拱顶石”(keystone),所谓拱顶石,“就是指在一个大系统内各种关系、结构最终依赖的因素。”如果我们将亚洲贸易当作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系统,就会发现鸦片具有决定各种变化的枢纽功能。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作为毒品的鸦片,一直是英属印度输出到中国的主要贸易品,尽管棉织品才是印度最有价值的产品。同时,毒品鸦片贸易的税收是印度殖民政府财政的第二大主要来源。在50到60年间,鸦片也是中国最主要的进口产品,是十九世纪前半叶聚集在澳门、广州的欧洲与亚洲商人最关注的贸易项目。鸦片贸易的利润不仅可以支付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支出,而且,到十九世纪初,它还扭转了三个世纪以来东西贸易中白银流入中国的状况。正是因为中国政府注意到白银外流的情况并厉禁鸦片贸易,才导致鸦片战争。而也正是因为鸦片贸易使大量白银回流到英美商人手里,才积累起转化为现代工业与企业资本的资金。

……

从1760或1770年前后起,鸦片贸易开始影响欧洲在亚洲扩张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并扭转了局面。单独看来,鸦片并不是西方在亚洲构建殖民帝国的最特殊或看上去最有价值的因素。它也并不是殖民政府费时最多、花精力最大的事项。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恰恰是鸦片贸易太平常了,无处不在,所从无人注意,隐入历史背景中去了。它似乎只与英国在印度与东南亚进行的许多场战争中的少许几场相关,与印度或中国的经济总量比较起来,也无足轻重。但是,鸦片之于大英帝国与西方世界经济体系,犹如酵母之于面包,袋鼠之于荒原,真菌之于森林树木,它们是整个事物结构与其变化所依赖的基本因素。尽管一时仍难以证明,但完全可能的情况是,没有鸦片就没有西方的殖民帝国。鸦片,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殖民财政体系中,联结起一些关键因素,促进了整体关系,最终导致殖民帝国的建立。[64]

从胡椒到鸦片,一些无足轻重的、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商品,甚至毒品,不仅发动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扩张,而且最终完成了这种扩张。鸦片贸易不仅在经济上扭转了三个世纪西方与东方贸易的逆差,在政治上还发展出维持殖民地统治并建立新殖民地的理想模式。从葡萄牙人的果阿到荷兰人的巴达维亚,西方扩张势力在东方建立的殖民地最终都垮于无力支撑。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找到了鸦片贸易,这样不仅解决了公司收购茶叶的资金,也解决了英国殖民政府维持印度殖民地的财政经费和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军费。殖民帝国的理想形式是以殖民地养殖民地,以殖民地控制殖民地。鸦片贸易维持着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又成为征服中国的根据地。由鸦片贸易的利润支持的大英帝国的舰队从加尔各答出发开赴中国,在中国沿海进行陆上战斗的,多是孟加拉兵团的印度士兵。鸦片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殖民地的统治与开发,其终极贡献则在于欧洲本土的工业革命。特洛基指出:“鸦片对欧洲与亚洲的殖民统治同样重要。对于在亚洲的欧洲商人来说,鸦片贸易成为他们完成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没有鸦片贸易,许多进一步的发展都不可能。英国的大企业、银行与保险公司,都根植于亚洲贸易,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鸦片生产与贩运。毒品鸦片在西方资本主义商业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亚洲的殖民贸易中,鸦片是最初最彻底商业化的产品,是一种资本化的商品,它与其他药品/毒品一样,本身既是一个商品同时又创造其他商品。土地、劳动力、国家财政关系甚至国家本身,都通过鸦片贸易被商业化。”[65]毒品贸易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因,这种说法犹如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每一根毛孔中都流着血一样令人震惊。历史令人遗憾的不是这种说法,而是这种说法表达的竟是一种历史真实。

鸦片,一种毒品,构成大英帝国的黑暗中心。

东西方贸易对西方来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对于亚洲来说,则主要是政治问题。鸦片贸易解决了西方的经济问题,却最终带来了东方的政治问题。西方在东方遭遇的四大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萨菲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与满清帝国,在18世纪先后开始衰落,在上述帝国的衰落过程中,鸦片像一场瘟疫,从土耳其、阿拉伯到波斯到印度、最终落到中国并最后摧毁了这个最后的东方帝国。中国禁毒,有禁毒的权利却没有禁毒的能力,英国贩毒,没有贩毒的权利却有保护贩毒的能力。当战争在不可避免的时刻爆发时,西方观念中两千年多年东西方对立斗争的历史格局,最终被改变了,西方征服了东方。1840年6月,15舰军舰与5艘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商船载着4000名来自英国本土、爱尔兰与印度的士兵开赴广州。他们感觉自己是亚历山大东征与罗马兵团的真正继承者。当时最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写道:“我们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不至于卑微到对一点点轻慢都无法忍受的地步,但是,忍耐是有限度的。义律领事的文件中,有一段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相信也能打动大家,他描述他初到广州,一上岸就被处于绝望愤怒中的同胞们围起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从船上取来大不列颠的国旗,插在阳台上。这一举动让人们看到希望,祖国会保护他们。人们自然会充满信心。飘扬在他们头上的是胜利的旗帜,这旗帜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永远不会失败,永远不会屈服,永远不容侮辱的国家,这旗帜提醒他们牢记他们的祖国将为她自己的儿女伸张正义、雪洗冤屈,让世界最远的角落也闪耀着她凯旋的荣光;她曾让阿尔及尔的国王屈尊道歉;她曾为普拉西的死难者复仇,她伟大的荣耀从那一天起,伟大的护国者克伦威尔庄严地宣誓,他将使英国人的名字像当年罗马公民的名字一样在全世界受到尊敬……”[66]

如果在麦考莱这一段慷慨华丽的史诗性修辞背后,加上贩毒的背景或实质,人们就会在崇高的背后发现掩藏的邪恶,强烈的认识与价值上的对比或落差,会让人突然感到可笑。荒诞感就是这样产生的。贩毒建立起殖民帝国,贩毒发动了侵略战争,而帝国与战争又被描述为史诗,以致最初那个黑暗中心反倒被遗忘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的签署结束。议和谈判在南京静海寺开始,这座寺院300多年前是为纪念郑和远航修建的。荣耀与耻辱的象征竟戏剧性地出现在同一地点。中华帝国的最后衰落正式开始了,西方扩张也到了最后凯旋的时刻。鸦片肇始的内忧外患在中国酿成的一系列的灾难,像一出五幕悲剧,太平天国、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海战直到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悲剧达到高潮。满清灭亡最后只剩下时间问题了。神拳在山东兴起反洋教运动的时候,新世纪到来了。西方四个世纪的世界性扩张也达到其辉煌的高峰,在过去的光荣照耀下,未来甚至显得有些令人迷惘,美国人塞西尔·罗德斯(S.Rhodes)梦想到征服、殖民其他星球:“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67]

茶与鸦片,这类轻飘飘、如水似烟,无足轻重的商品,甚至毒品,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间,成就了一个帝国,也毁灭了一个帝国。鸦片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茶与鸦片贸易导致的战争。没有茶叶贸易就没有鸦片贸易,茶叶贸易使英国“漏#”,鸦片贸易使中国“漏#”。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的导言中说:中国人用大量的白银购买鸦片造成白银外流,实际上这只是“还债”(return of a loan),因为在英国向中国贩运鸦片之前,英国“所有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是用西班牙白银换来的”。[68]

有人在历史中看到史诗,有人在历史中看到荒诞,而历史本身就是文化构筑的记忆,它表现不同人与民族对知识与权力的经验与解释,它表现在同一话语中,思想与行动、语言与实践是如何统一的。鸦片战争是一个历史的起点,近现代中西关系的观念与行动,人们关于这些观念与行动的集体记忆与遗忘,都从这次战争开始,甚至可以说从这场战争的命名开始。战争是历史最乐于构筑的“大话语”。历史在许多时候许多国家,都被写成战争史,因为战争本身的宏大与激烈,痛苦与狂喜,最容易使历史变成史诗,当然,也最容易将史诗解构到荒诞。伟大的事件起于渺小的动机,西方历史从荷马史诗开始,荷马史诗叙述的是一场英雄角逐的东西方的战争,而这场灭族屠城的战争的真正起因,则是因为一个苹果和一个漂亮女人。

起于希腊与特洛伊的东西战争,终于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而这场系于帝国兴亡的战争的真正起因,也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一杯“能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水[69]和一缕能使人沉醉而不使人激奋的烟。

水深火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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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o Think of Tea! By Agnes Repplier,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2, P17-19.

[②] To Think of Tea, P30.

[③] All about Tea, P108.

[④] To Think of Tea, P32.

[⑤] To Think of Tea, P7.

[⑥] Sweetness and Power, by Sidney W. Mintz, Penguin Books, 1985, P248.

[⑦] Food and Drink in Britain, by C. Anne VV:son, Academy Chicago Publishevs, 1991, P414, 415.

[⑧] 有关英国18世纪茶叶走私的情况,参见To Think of Tea, P31-56, Chap. Ⅳ, On the Smuggling of Tea into England.

[⑨]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一版,下卷,第460-461页。

[11] 有关轶事见To Think of Tea, P57-58, Chap. V. “On a Tea-drinker of England”.

[12] All about Tea, by William H. Ukers, M.A. Vol:Ⅱ,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mpany, 1935, P405.

[13] China in World History, By S.A.M. Adshead, Macmillan Press Ltd. 1988, P289-291.

[14] To Think of Tea, P109.

[15] 转引自Sweetness and Power, P117.

[16] The Case of Labourers in husbandry, by Davies, D., London: G.G. and J. Robinson, 1795, P37-39.

[17] Plenty and Want, by Burnett, J. London: Thomas Nelson Co. 1966, P62-63.

[18] A Manuel of the History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urope and its Colonies, London: 1846, P172-173.

[19]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By B. Malinowski,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1944.

[20] 相关饮食文化学或饮食意识形态研究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可见

★ Soci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Nutrition, edit by Diva Sanjur, Hall.INC. Englewood Cliffs,1982.

★ Food, People and Nutrition, by Eleanor F.Eckstein, Av Publishing Co., Inc., West-Port,Connecticut, 1980

★ Nutritional Anthropology, by N.W.Jerome, R.F. Kandel, G.H.Pelto, New York; Redgrave, 1980.

★ Cultrue and Change in Relations to Nutrition, by M. Mead, Burgess and Lane, 1962.

★ Food in China: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Enguiry, Boston: CRC Press, 1991.

★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Nutrition, by S.L. Doshi Jaipur and New Delhi: Rawat Publications, 1995.

[21] To Think of Tea, P34.

[22] 参见哈贝马斯的重要论文《公共舆论的结构变化》。

[23] 有关论述参见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By TAN CHUNG,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78, P76-77.

[24] All about Tea, By Ukers. W. H. New York: The 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 Co. 1935, vol.Ⅰ, P67.

[25] 有关英国茶税状况,可参见All About Tea, P Chapter Ⅶ,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 Tea, P124-127.

[26] 转引自Sweetness and Power, P115

[27] Sweetness and Power, P 158-159.

[28]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P92页。

[29] 相关论述详见《白银时代》(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章。

[30] 有关世界范围内鸦片早期传播的过程,参见“On the Trail of the Ancient Opium Poppy, by Mark·David·Merlin, London and Toronto: Rutherford, Madison, Teaneck,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3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 》,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05页。

[32] 《本草纲目》下册,第23卷,第1494页。

[3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 》,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8页。

[34] 明清之交。方以智(1611-1671)中国晚明清初哲学家、科学家。

[35] 参见Carl A. Trocki的引述:“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35.

[36] 《鸦片战争》(一),第288页。

[37] 《鸦片战争》(一),第288页。

[38] 《中国禁毒史资料》马模贞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39] 《鸦片战争》(一)第306、299页。

[40] 《鸦片战争》(一)第306、299页。

[41] China in World History, By S. A. M. Adshead, P292.

[42] 《鸦片战争》(一)第307页。

[43] 《鸦片战争》(一)第296页。

[44] 《鸦片战争》(一)第296页。

[45]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50-51页。

[46] 《鸦片战争》(一)第348页。

[47]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252页。

[48] 参见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49]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252页。

[50] 参见《中国禁毒简史》王金香著,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清道光年间的禁烟活动。”“Opium Smoking in Ching China”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Fred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143-73、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51]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255页。

[52] 《鸦片战争》(一)第317页。

[53] 《鸦片战争》(一)第317页。

[54] 《中国禁毒史资料》第250页。

[55] 《鸦片战争》(一)第289页。

[56] 《鸦片战争》(一)第316页。

[57] 《鸦片战争》(一)第235-236页。

[58]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By William C. Hunter, Shanghai, 1911, P80.

[59] The Rupture with China and its causes including the Opium Question by a Resident in China (1840), P6-8.

[60]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by Commander J. Elliot Bingham, Henry Colburn, London, 1843, Vol Ⅰ, P1, 又参见本书文选。第 页。

[61] 英语中Drng一词,具有药品与毒品的双重含义。汉语中找不到对应词,只好用“药品/毒品”这一复合形式表达。

[62] 有关世界范围内的药品/毒品的使用与贸易背景,参见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hapter Ⅱ: All the drowsy syrlips of the World, P13-32.

[63] 有关问题参见《白银资本》(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64] Opiun,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58-59.

[65]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9.

[66]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rd Series, Ⅲ(1840), 转引自 “The Dragon Wakes: China and the West, 1793-1911, by Christopher Hibbert, Longman, 1970, P142-143.

[67]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吴象婴校订,《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566-567。

[68]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vol: Ⅰ, P1.

[69] 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的序言中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与中国的交往纯粹是商业上的。直到1840年,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个强大的东方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人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前中国一直把西方人当作半开化的野蛮人,用一种香草(指茶——引者注)交换我们的产品,这种香草如今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满了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vol: Ⅰ Preface,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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