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葛兆光:寻找“执拗的低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1 次 更新时间:2013-08-01 17: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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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汎森先生认为,晚清民初以来被逐渐遮蔽的思想,虽然已不再是主流的声音,但依然存在,并且使历史的层次更加丰富,需要我们去重访。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国思想史》中提出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与“执拗的低音”既有暗合之处,又有不小的差别。两位学者的对谈,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领悟其间的精微之处。

  

  回到岔路还没有分的时候

  

  王汎森:我把这次的讲座题目定为“执拗的低音”,所指的其实不只是底下我提到的那几个层面。演讲时,我在口头上提到“后见之明”作为一种历史思考方式所遇到的困难、提到历史解释中设想历史人物是处在“无限理性”状态的谬误、提到如何重新了解“风”,及这种史学思维可能给我们历史研究带来的新养分。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在新史学中,“历史”与“意义”如何分道扬镳?它何以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老问题?不过,在这个对谈中,我想集中讨论我在演讲中提到的一两点:几年来,关于新旧文化的争论,大部分都把“史实的重建”和“价值的判断”混在一起。新派人因为对旧派人思想价值的鄙弃,所以对他们的历史观点也一概否定。旧派也常常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这一百年来,新派逐渐成为主流论述,旧派对历史文化的看法,因为其思想保守而常常被连带地扫到历史的边缘,被否定,或成为隐蔽的层面,但并不一定是不存在。我一向认为,同一时间的历史发展是由多个层次构成的,有些是主调,有些虽然存在,却成了执拗的低音。

  对这些“低音”需要“重访”。我想做的工作之一,是从问题遮蔽的那一面看主流与边缘的分叉点。现在日本地震导致核能危机后,很多人会想到,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曾经考虑要用熔岩发电的方法解决能源。核能是物理的方法,熔岩是较偏化学的方法,六十年代就是那个分叉点。现在,慢慢有人想回到那个分叉点,看看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岔出去了,而选择了核能,并想了解熔岩是不是一条新的出路(有一些这方面的专家说,它并不是一条可行的路),这便是一种“重访”。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取代主流,而是要丰富资源的多元性。那些旧的、纠结不开的新旧文化之争,已经随着时代而新陈代谢掉了。我们是到了可以重访的时候,这工作可能会丰富我们对历史文化的思维。维科的《新科学》是在笛卡儿的思想大行其道的时候,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去了解古希腊。但是,我要强调这不意味着排斥向现代西方汲取资源。西方的东西,常常能够帮助我们好好了解古代历史,而不一定是跟我们重建古代历史的目标互相排斥。李宗侗先生写了《中国古代社会新研》,还翻译了《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史》,先不论他说的对不对,但他引用希腊罗马社会的“家火”的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开了一个新的面向。如果没有对古希腊城邦的深入了解,他就看不见中国古代史中的那一面。

  所以我们应把西方历史个案化、再普遍化,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也个案化、再普遍化。以前都是西方普遍化,中国个案化,现在有一种极端,要把中国普遍化,西方个案化,这样都不对,两个都要个案化,再试着普遍化。在交复的过程中,得到新的理解。

  

  葛兆光:汎森兄这次在复旦大学讲“执拗的低音”,重点是针对晚清民初思想和学术史,倡导回到岔路还没有分的起点。所以可以称为“重访历史”。以前,老辈会教导我们说,前途多歧路。如果走了一段,你还是没有把握走得对不对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退回去,回到岔路还没有分的时候,重新去寻找前途。所以,我以为汎森兄这次讲的重点,在于“发潜德之幽光”,就是发掘被遮蔽的、被边缘的、被忽略的、被西化大潮所淹没的、被搁置下来的东西。他关注的重点,与我关注的重点虽然也有稍微不一样的地方,但也有交叉的地方。其实,重新发掘传统被忽略、被遮蔽的东西,常常是变化的前提,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常常“以复古为革新”的环境里,人们每次要往前走的时候,都会习惯地往后看一下。因为传统不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传统的意义就像一个大仓库,当我们遇到新问题的时候,总是要在这个仓库里面找些什么,然而究竟找什么,实际上是受我们的当下情境所诱发的。传统资源作为历史记忆放在那里,有的会被不断提醒并记忆起来,有的则可能被放在幽暗的地方,一时想不起来,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每次走的时候,都会选择传统资源,进行新的解释。汎森兄现在重新发掘出来的历史资源,也是要经过他重新解释的。也许那些旧的历史资源,原本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也没有那么系统的论述,甚至也不具备在新框架下能够整合成新资源的条件。但是,在新情境刺激下,会拿出来重新解释的。

  历史在不断被重写的时候,肯定要发掘一些旧资源的,问题是旧资源在哪里?汎森兄更多地注意到的是,发掘晚清到民国初年那些仍然希望在传统的延长线上,能够坚持原来的立场、方式、概念、工具以及论述策略的史家和史论。我不久前为新发现的清人詹鸣铎的《我之小史》写过一篇序。詹鸣铎是个徽商,他用小说体写了个自传。他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在中国有很多这样与时俱进的边缘人,站在边缘想进入主流立场。一方面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如喝花酒、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新的东西来了,又赶快去拥抱。晚清民初,实际上是这一批人在造时势,这批人当然不能称为英雄,但是,他们不断地从边缘进入中央。这是一大群人,他们配合了激进思潮,不断加速度地把思潮往前推进。但是,我觉得汎森兄更注意的是那些没有随着时代往前走,但在今天依然可以作为新资源来看待的东西。

  

  王汎森:愈接近历史上某一个时代的纪录,未必就比后代史家更能展现当时的历史情状。旧派人未必就比较了解历史的“正形”——这里是借用傅斯年的话,傅先生在一篇名为《赤符论》的未刊稿中提到希望了解古代各种学说的“正形”。当然,完全真实的“正形”,恐怕是永远找不到的。旧派有可能因为太受仁义道德或“圣道王功”的影响而被严重地遮蔽。但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即使不全是对的,却可以提醒我们所未曾把握到的或压抑、忽略的层面,甚至提醒我们百年来流行的新见有可能走错了方向。在经过“重访”之后,可能对所谓历史的“正形”得到新解。

  

  葛兆光:这就好比我们原来只看到红颜色,可是现在发现,还有绿颜色或其他颜色。我们应该把各种颜色找出来。顺便说一句,我和汎森兄略有区别的地方是,我的兴趣是在主流思想背后,发现有一点像在丹纳《艺术哲学》里说的那种“嗡嗡”的背景音乐。这个背景音乐跟主旋律是吻合的,使主旋律越来越强。比如刚才说到的《我之小史》的作者,虽然不起眼,但其实就是主流的、激进的、随着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思潮中“嗡嗡”的背景,不了解背景,就无法说明主旋律何以成为主旋律,这就更像汎森兄说的弥漫的“风”。我和汎森兄可能侧重点不同,但共同点就是,不要只关注主旋律。

  

  王汎森:法国年鉴学派对心态史的研究特别有心得:“心态史”就是恺撒和他的士兵共同分享的嗡嗡声。是胡适的,也是詹鸣铎的。

  

  创造性的转换与消耗性的转换

  

  葛兆光:很多人看到的,是已经被“后见之明”条理化、整编化了的东西。研究文学史的人会注意到选本塑造文学史的过程。日本学者、美国学者也注意到,明代中期、晚期的思想史,为什么都集中于江南,为什么都是以儒家为中心的那一块?明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中心无疑是在北京,可是那一时期北京的思想史却是一个空白,基本没有太多的论述。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况?而且,我们也会忽略,明代初期其实是造成明代中后期思想的最强大背景,说明不了明代前期,就说明不了明代中后期,可是,为了说明明代前期,又必须跟蒙元时代,甚至更早的宋代联系在一起。宋代的理学思想,如果没有明代初期被制度化、法律化,强行推行成风俗,没有非常强地把它变成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常识,宋代理学的影响就不会是这样,明代中后期也不会出现那么急切地要改变的心情和愿望。所以,我们常常要讲思想文化史经常忽略的焦点之外的东西。就像看东西,聚光灯打到哪里,哪里就亮,就被注视,而其他地方往往就被遮蔽在黑暗之中。汎森兄希望把聚光灯变大一点,不是说聚光灯就不要了。比如,晚清民初这一段,我曾经比较关心佛教,佛教在当时是很大的声音,只是后来被压抑了。正如汎森兄说的,我们要回到起点,去重写历史,看看什么被“创造性地消耗”掉了。

  

  王汎森:列奥·施特劳斯觉得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受到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影响,忽略了古希腊、罗马文本的许多深义。如果做历史研究,创造转化本身的“消耗”就很大。当我们回过去看,会发现有些东西没有被表述和彰显,有些东西慢慢成为低音。PierreHadot的PhilosophyasAWayofLife认为,现代人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其实加上了太多现代的框架,经过几度抽离,那些带有生命实践的部分被抽离了。经过PierreHadot重访之后,更能把握其精微的复杂性。就像维科摆脱笛卡儿思维的影响,发现了古希腊很多后人感到陌生的东西一样。

  

  葛兆光:西洋传来的新东西,不可一概而论,有时候它会遮蔽我们的传统资源,有时候它也会发掘我们的传统资源。比如说“资本主义萌芽”,看起来完全是照套欧洲历史。但是,它一方面又发掘了很多历史资料,比如在这个聚光灯下,一大批原来不被注意的史料,诸如契约、文书、乡村的东西,开始被发掘出来。另外一方面是遮蔽了很多历史现象,把很多旧时代的历史资料给压抑或者消耗掉了,让我们只注意到江南、城市、商业,但是那些后世看来不能“与时俱进”的地区、现象、历史就被忽略了。

  

  王汎森:我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消耗性转换”的,林毓生先生讲“创造性转化”是针对现实而言,那是毫无疑问的。梁启超说:“学案者,学史也。”就把生命的哲学转化成为学术史。这个说法当时风靡一时,被认为是对学案的新看法。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把观照生命的部分从宋明理学里去掉,其实是“消耗性的转换”。很多东西都看不见了,只是在那里寻求抽象的理论。比如经过古史辨运动之后,出现了疑古、信古、释古三派。如果没有经过激烈的疑古,恐怕释古、考古都不可能出现,不会注意到要先把先秦材料提起来抖一抖,再放下来重估其价值。没有经过一番震荡,不可能平情地“释古”、“考古”。现在很多人又走回到信古,那也不是我的态度。我的意见是要“重访”,但不是要不经研究地复古,而是重新了解它的“正形”。我的理解是人们往往要经过几度的“自我坎陷”(借用牟宗三的话)之后,才能重新去掌握历史文化的“正形”。

  比如古代人与人、物与物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界面清晰的联系,可能是一种类似于“铜山崩而洛钟应”的关系。如果要掌握这个向度,我们必须要掌握一套够深度的词汇来说明它们。可是现在还没有发展出精细的词汇来描述。

  

  葛兆光:这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回到过去就停在过去,那是不可以的。另一个层次是从新的角度去重访。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已为天下裂。历史学家的努力,是重访天下裂的时代,但是,古代是不可能重复的。新儒家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把价值和事实混合起来。

  

  王汎森:我们要考虑如何像陈寅恪说的“与古人处于同一个境界”。我认为重访“执拗的低音”,是在积贮多种的资源,以便尽可能地做到与“与古人处于同一个境界”。是“资源”不是“答案”,“资源”是资源库中的东西,是供选用的,而不一定是一个新的答案。就像我住在这个饭店,不必从一号房间开始住,下次住二号,再下次住三号,没有必要。我们求索古代资源为今天所用的时候,没有必要从一号开始一个个排下来。

  

  葛兆光:资源并没有限定必须拿哪一个,可以有选择性地拿。就像一个大仓库,里面什么都有。我们拿来以后做新的解释,旧资源就变成新资源,旧传统就变成新传统。

  

  王汎森:我一直在了解各种西方的理论。就像我以前练字,在各种不同的字帖上下工夫,并不是只学一家。在熟悉字帖所有的笔画之后,再写字就具备了最大的发挥能力,就能调动所有的资源。如果我想写一幅字表现悲凉的感情,我不是写一个“悲”字;我要表现禅意,不是写一个“禅”字,而是在笔画、构思中运用各种表现方法,去表现这种境界。所以如果我们想“与古人处于同一个境界”,需要的资源非常多,能把一个历史现象非常准确地描述出来,所要具备的素养很多。维科就是要在笛卡儿对数理和自然的描述方式的笼罩下,寻找被遮蔽的人的复杂的特质。

  

  葛兆光:每一次学术典范的转化,就是福柯说的一再重新回到起点。如果不回到起点,整体性的论述是不会被颠覆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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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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