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臣:让民间借贷在阳光下运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88 次 更新时间:2008-03-03 23: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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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 (进入专栏)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民间借贷特别是农村民间借贷采取着一种听取自然、不准高利借贷的政策。对于政府机构来说,这种政策的确减少了工作麻烦,但是既没有解决农民和农业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又没有使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从地下转到地上。

  在我国农村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农村,亲朋好友之间的一般借贷通常是不计付利息的,只有那些非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才有付息之说,而利息超过了一个社会公认的水平线,就被称为高利贷。高利贷是民间金融中的一个普遍形式,而广泛存在于广大农村和一部分城市,被许多居民所使用。在有些地区,借贷双方乐此不疲,全然不顾社会贬低舆论和意识形态化谴责,更是不顾并躲着政府部门的铁拳打击,所谓“放者愿打,借者原挨”,就是真实写照。

  受长期革命性理论与口号的影响,我们对于民间高利借贷一直采取两个手段:一是道德谴责,二是政府打击。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铁的手腕并没有取缔得了高利贷。其中的原因,在于民间高利贷是一种经济行为,,有其生存的土壤和条件。中外历史经验证明,靠道德谴责和政府打击,是奈何不了民间高利贷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疏,不是堵。

  在当前新的一轮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中,承认民间高利借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让它们从地下转入地上,在阳光下运作,并把它们纳入正在构建的农村金融新体系中,才是正确的做法。

  

  一、民间借贷规模大得惊人

  

  我国的民间借贷规模到底有多大?由于调查的难度非常之大,因而至今没有任何机构、任何人作过普查,因此给出确切的、权威的答案很是不容易。但是,研究民间借贷对这一问题又回避不了,笔者在此只能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借贷数量反向推测。

  据银监会2007年底初步统计,仅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农户贷款余额已经达到12260亿元。其中,农户小额信用贷款2038亿元,农户联保贷款余额达到1351亿元。获得贷款的农户达到774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2.6%,占有合理需求并符合贷款条件农户数的近60%,受惠农民超过3亿。

  另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对2万多农户的贷款结构调查,2003年,农户借款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32.7%,私人借款占65.97%,其他借款占1.24%。这与1995年的借贷相比变化很小。

  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借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2.6%和32.7%,考虑到该机构主要采用信用村、信用户放贷,其中也就必然存在一定的农户两次以上贷款,32.6%和32.7%农户总数需要修正,我估计大约在20%左右,也就和周立先生的研究结论(中国2.4亿农户只有15%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其余85%都是通过民间借贷融资)、温铁军先生的研究结论(2001年组织对中国东、中、西部共15个省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所作的个案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发生率达到85%)大体相符。这也就是说,还有80%左右、约1.6亿农户的农户不能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贷到款。如果东、中、西部每个农户每年平均约需要1万元借贷,那么1.6亿个农户1年共需要1.6万亿元。如果抛出大约6000户农户家庭富裕、不需要借贷,那么需要民间借贷的总数也就在1万亿元左右。

  高发先生通过一些数据进行过推算。他的依据,一是有人根据民间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估计民间资金需求占社会货币总需求的30%以上,据此,可以得出,民间金融中的资金借贷余额在“八五”期末达数千亿元。二是有人推算1995年民间借贷的规模高达1000亿元。另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到 1993年第一季度,民间非法集资达1000亿元。三是据民间金融异常发达的福建泉州市计委副主任讲,泉州市民间资金用于炒股的有80亿元,购买国债的有60亿元,居民的储蓄存款有446亿元,这样,泉州的民间资金至少有600亿元。同时,泉州的民间资金占整个福建省的1/4,所以福建的民间资金至少有2400亿元。当然,并非所有的民间资金都参与了民间金融活动,但是这一数据从供给层面反映了民间金融发展空间和潜力之巨大。通过上述数据,他初步估计,民间金融的规模当在一万亿元左右。

  

  二、法律遭遇高利贷的尴尬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民间高利借贷一直采取道德谴责、严厉禁止、坚决打击的态度。但是,只要进入法律程序,就立即陷入了司法困境,即我们的法律其实是保护人民群众之间自愿的高利借贷的。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当时面临的是恢复国民经济,尚未进行所有制的不断变革,官办农村金融机构也还来不及建立,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随之产生,因而也就有一个应对问题。1952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复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的函件中指出:“你院法总字第1210号函悉。关于城市借贷利息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问题,经函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意见,兹据复称:‘关于城市借贷利率以多少为宜的问题,根据目前国家银行放款利率以及市场物价情况私人借贷利率一般不应超过三分。但降低利率目前主要应该依靠国家银行广泛开展信贷业务,在群众中大力组织与开展信用合作业务,非法令规定所能解决问题。为此人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我们认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意见是正确的。你区吉林、辽东等省院,可以结合当地的目前具体情况,参照办理。”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把这一意见作为司法解释很是高明。人民群众之间自由借贷、有的借贷利率高低“非法令规定所能解决问题”,因此规定了“人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

  后来,随着我国所有制改造的不断升级,阶级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人民群众无法安心搞经济建设,借贷行为也就很少见了。至于到了人民公社、尤其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已经没有了自由的经济行动,也就没有了借贷。但是那时,以教育人民为己任的媒体、文艺、政治思想工作等,不但没有放松对高利贷的道德谴责,而且道德谴责的调门更高。如此而来,高利贷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过,那时由于国家法制已遭遇劫难,也就不存在法律应对高利贷问题。

  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个人、企业作为独立经营的主体,频频发生经济行为,而金融改革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借贷要求,民间借贷随之产生。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建设滞后,一些借贷人借了贷赖帐不还,引发的纠纷不断,也就有了司法介入、法律解释的问题。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 (民)发(1991)21号通知印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但是,这一司法解释明显存在个问题:一是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是怎么定出来的?依据是否可靠?二是实践中有没有比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还高的投资机会,如果有,这一规定还有什么意义?

  2004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那么,最高院 “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指导性意见,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实践中,高利贷发放者也是会作法律规避的。据报道,一是在放贷主体方面,曾多次发现即使是在调剂行借的款,借条上署名的出借人不是调剂行,而是该调剂行业主或其家属个人,并以个人名义参加诉讼。二是证据内容方面,借条上普遍不会出现明显的高利率,一般都是在出具借条的时候直接扣除高额利息,然后再写上受法律保护的利率或不约定利率。如借条上载明借款10万元,期限一个月,月息1角5分,而实际付给借款人的只有8.5万元,其中1.5万元利息已被直接扣除。法院审理时,被告一般都“理直气壮”的口头辩解该借款不是高利贷,而原告提供的证据并未超过法定保护的利率限额,使法院在证据认定上存在很大困难。

  法院受理此类高利率借贷纠纷以后,通常不会直接判决支持或驳回,而是建议“高利贷者”自己降低诉求,或者协调让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但是,据同安法院执行局局长许瑞敏说,由于现在并没有法律依据,可以驳回高利贷者的诉求,因此,如果高利贷者不听法院的“建议”或“调解”,那么法院就得判决支持“高利贷”。这样的判决,无异于让法院成为高利贷的维护者。

  

  三、行政手段为什么禁绝不了高利借贷?

  

  长期来,我们对于高利贷的应对,就是一古脑儿的进行两方面的行政干预:一是对利率设置行政界限;二是对放贷取息行为予以取缔。然而,实际上这两种手段的收效都是甚微的。

  高利贷是指以取得高额利息为特征的一种信贷活动。人们之所以愿意借高利贷,无非是生产生活急需、而正规金融又没有供给。人们手里有了点钱之所以愿意借出去,无非是为了获得点利息,而且利息是越多越好,当然也不会高到借贷者承受不了的程度。就这个意义上看,高利借贷是符合经济学上的供求规律和人们社会交往规律的。

  高利借贷之所以禁绝不了的第一个原因,是社会有需求,有人要求借贷。

  我国农村、农民对于金融服务的要求特别巨大,而政府认可的正规金融机构只能满足大约20%左右,而不能满足的80%部分靠的是民间信贷。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曾经对近2000个农户做过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大约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据有的专家估计,我国估计,我国农民贷款需求量大约在3万亿元,而现有正规金融机构放贷为1万亿元,每年缺口2万亿元。另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民来自非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是来自正规机构的4倍。又据2008年1月5日,由汇丰银行和清华大学合作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研究2007年度报告》,在有过贷款经历的农户中,67%的借贷发生在亲友之间和其他非正规金融渠道。

  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我们的农村金融不但没有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得到必要的发展,反而是在所谓的规范化的名义下异化:一是网点逐步萎缩。现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县城撤退,逐步收缩网点,使城乡信贷出现了断层。二是金融产品数量减少。三是服务质量下降。银行和信用社为避免“坏账”,在放贷时往往倍加小心,再加上部分借贷者信用意识差或还贷能力差,为保险起见,他们一般都谨慎放贷。四是审贷标准提高。非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新的利润增长点,它们的迅速崛起需要金融支持,但是这些企业处于起步或成长阶段,原始积累不足,收益具有不确定性,难以符合正规金融机构的审贷标准。2004年温州调查数据表明,68.4% 的中小民企没有合格的抵押资产,36.8%的民企资信状况不符合银行要求。再加上国家信贷政策的限制、融资成本过高、手续繁琐和缺乏正规的财务会计记录等,几乎被排挤在正规金融机构之外。比起银行贷款来,民间高利贷随到随借、条件灵活、手续简便快捷,时间不像银行卡的那么紧,还贷可以拖延几天或续贷。因此,农民和中小民企更倾向于高利贷借贷而不是银行贷款。

  农村中小民企中旺盛的借贷需求,是民间借贷得以发展的基础。据许多学者的调查,借高利贷者一般有以下几种:

  一是为了吃饱饭。我国是一个多灾害的国家。当有的人家遭遇天灾人祸,导致揭不开锅、吃不上饭时,为了活命,只好高利借贷,以应急。有人会说,我们不是有民政机构的救济吗?问题在于民政机构作为行政部门,也具有官僚机构固有的拖拉、寻租、腐败等问题,也有照顾不到的时候和地方,而人在饿肚子、亲朋好友无能为力、又找不着民政机构时候,也就只有求助于高利借贷。

  二是为了医治疾病。农村地区一些农民由于经济条件差,营养不良,再加之长年的辛苦劳作,往往导致严重疾病的发生,而治疗所需费用又是一般家庭所不能负担的,此时就需要高利贷的支援。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在农村搞了新农合吗?从今年起政府补贴不是也由上年的20元,提高到40元。要知道,新农合为大病病人报销的医药费比例还很低。就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补贴合起来有80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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