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钧:通过民主和法治获得解放: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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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钧 (进入专栏)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影片《黑客帝国》对卢梭提出的这个著名异化悖论进行了具象化的诠释。观罢影片,震撼之余,如梦方醒:原来人脑也不过是高级智能的“硬件”,只有通过输入软件程序才能运行,而文化、理念、思想以及意识形态不过是对人脑进行编码的软件程序。蜜蜂或蚂蚁之类的“社会性”动物依照自然编码就可以实现有条不紊的互动,而人类过于聪明,必须经过人为编码才能实现思维的一致性和行动的统一性。在各种编码中,元代码是孵化母体和匿名的魔阵(matrix)之根,借助这个母体可以繁衍出庞大的社会系统,编织出复杂的社会组织网络,建造起匿名的“黑客帝国”。实际上,我们都是“黑客帝国”的居民,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与被编程的机器人并无根本差异。正是借助这些元代码,人类才能够实现文化认同和社会整合,从而避免杂乱无章和混乱无序。但不幸的是,这些由元代码建造起来的系统通过代码和程序统治着我们的精神和肉体,使我们失去了反抗的意识和能力,因而我们的自由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与芸芸众生相比,人类历史上的圣贤和精英无不都是元代码的“程序设计师”。他们既制造元代码又破解或更新元代码。就现代德国的历史而言,马克思和韦伯无疑属于这类人物。马克思破译了生产力这个元代码,并指出了彻底破解这个元代码的拯救之路,从而实现人类的完全自由和彻底解放。韦伯虽然破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元代码即目的理性,但他无法找到从根本上破解这个元代码的路径,因而只能透过目的理性铸成的“铁笼”窥探人类的自由。哈贝马斯作为这两位大师的后继者,[2]成为当代西方最具影响的破译和破解现代性元代码的程序师之一。与马克思不同,哈贝马斯认为,只要对现代性的元代码做些改变而无需更换之,现代社会就能够走出困境,人类的解放就有希望。

  

   一、返回元代码:交往理性的重新发现

  

   马克思逝世后不久,法兰克福学派在生活流亡和精神流浪中继续坚持批判的理性和理性的批判,并探索着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径。然而,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没有恶化工人阶级的奴役境况,反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改善的机缘;福利国家的种种举措改变了关于强者和弱者零和博弈的“绝对贫困化”逻辑;工人阶级的反抗日益变得软弱无力,经济斗争不但没有日益上升为政治斗争,其本身也逐渐化整为零,时断时续,远没有早期那样的气势、规模和影响力了;原本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领袖相继异化成新的法团贵族,在与国家当局的暗中勾结中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突然来临,而不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复苏;法西斯政权在一些国家纷纷得势,并获得了本国大众的积极迎合与狂热拥戴;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的空前灾难,随后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呈现出惊人的发展势头和繁荣景象;前苏联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试验,留下的更多是政治极权主义的教训和民众生活匮乏的阴影……凡此种种,都使得这些德国的“耶稣们”感到扑朔迷离,悲观怅惘。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的现状,但在批判中看不到出路,在黑暗中看不到阳光,在拯救中看不到力量,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于是,他们不是发出“单向度的人”的叹息,就是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徘徊;不是向心理学寻找“逃避自由”的原因,就是停留在对“权威国家”的政治批判层面。[3]

   批判与拯救是德国的批判哲学和犹太教的弥赛亚情怀奇妙结合的产儿。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继承了这种批判精神和拯救道统。他虽然与师长和大多数同事不同,并非德国化的犹太人,但就他的拯救情怀而言,则大抵属于“犹太化的德国人”。如同其他不满现行程序编码的设计师一样,哈贝马斯首先追寻现代社会的元代码。他发现,这个元代码就是启蒙运动奉为圭臬的理性。西方语言哲学的转向为他分析理性提供了理论契机。在彻底摒弃了早期自然法进路的本体论和“我思故我在”的认识论之后,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开始从主体互动的视角来探索社会问题。哈贝马斯从主体互动的视角尝试返回元代码,认为韦伯把理性理解为目的理性是误入歧途,而交往理性才是理性的正道,并致力于把被扭曲的理性扭转过来。在他看来,前者从单个主体的视角出发,以追求成功为旨向,后者从主体互动的视角出发,以获得理解为旨向;前者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后者推己及人,推人及己,换位思考和将心比心,把自己和他人同时当作目的;前者强调竞争、博弈、算计和谋略,后者侧重协作、商谈、沟通和讲理;前者内在于以言取效的扭曲言语行为,后者内在于以言行事的正常言语行为。经过哈贝马斯的分析和甄别,原来理性有两只“魔戒”,人们批判、非难和解构的是扭曲的那只。个人一旦套上了这只目的理性的“魔戒”,不仅把他人作为征服、控制和驾驭的对象,而且自己的灵魂也被它俘获,从而走火入魔,身心分裂,扭曲变态。社会一旦戴上了这只“魔戒”,就会在征服了自然之后把社会大张旗鼓地变成第二自然。人世一旦戴上了这只“魔戒”,就会在制服了世界动物之后,把人世堂而皇之地改造成动物世界。于是,人类从神灵的魔法中和君王的魔掌中解放出来之后,便又不幸地落入目的理性编制的匿名“铁笼”之中。令人遗憾的是,那只货真价实的交往理性“魔戒”就在眼前,但人们却对它视而不见,因而现代社会与它失之交臂。正所谓,“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交往理性的发现,[4]其价值不下于新大陆之于哥伦布,万有引力之于牛顿,相对论之于爱因斯坦。

   这只货真价实的“魔戒”就潜藏在生活世界的日常话语之中。在传统社会中,它被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掩埋,被失衡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所扭曲。在现代社会中,世俗化的过程实现了理性祛魅,理性化的反思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前提,平等化的运动解构了等级特权,由此,交往理性这只“魔戒”获得了释放能量和发挥威力的机缘。然而,它还未及灵光一现,就被另一只“魔戒”发出的扭曲魔光所罩住。在目的理性魔光的笼罩之下,人们纷纷按照这种编码孜孜不倦地对自然挑战,与同类拼搏,从而社会成为了赌场和战场。在目的理性魔光的光合作用之下,人类繁衍出诸多社会系统,其中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尤为咄咄逼人。它们挥动着金钱的法宝和权力的魔杖,在发挥着系统整合功能的同时,居高临下地宰制着生活世界,颐指气使地控制着人身与人心。由此,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被窒息了,文化不再能够继续提供意义资源,社会不再能够产生合法之法,健康的人格也无从形成。

   如果说传统社会中政治系统借助神灵的符咒来统驭生活世界,那么在现代社会里,经济和政治系统则借助法律代码来实现系统的整合与对生活世界的宰制。这种法律无论具有形式理性的面相还是实质理性的气质,都不是源于生活世界的沟通而是源于政治系统的施加,都不是基于交往理性的商谈而是基于目的理性的命令,都不是出于法律承受者的真实意愿,而是出于法律施加者的意志,都不是来自真正的民主程序,而是来自统治者的决断,其效力都不是得自社会成员的内在认受,而是凭借国家暴力的外在强制。因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法律所生发出的法治存在两种紧张。就内在而言,法律规则只具有合法律性而不具有合法性即正当性,它们只具有事实的强制力而缺乏规范上的有效性;就外在而言,法治国的法律统治只具有事实的强制性而缺乏规范的有效性或可接受性。正是这两种紧张构成了现代西方法治国的危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法律实证主义者对此视而不见,甚至为其推波助澜,呐喊助威,而新自然法学派虽然正确地诊断出上述病征,但却错误地开出了药方。

  

   二、政治民主与合法之法:重续人类解放的篇章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中,个人自由与秩序限制的关系一直是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康德[5]和卢梭[6]认为,只有通过公民的自我立法才能破解内在自由与外在限制的悖论。但是,在康德从单个主体哲学进路所提供的个人主义方案中,公民虽能确保其私人自主但无法实现公共自主,而在卢梭从整体主体进路所提供的共和主义方案中,私人自主在公共自主中荡然无存。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两种进路不能同时确保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因而公民通过自我立法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允诺最终仍然是水月镜花。波普曾经希望“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福柯关于权力政治学的研究颠覆了这种进路。他认为,知识产生权力,而权力又产生知识,二者联姻织成的权力和规训之网,会把人类的自由一网打尽。福柯认为,现代人在试图按照社会改造监狱时,却不幸地把社会改造成了监狱,因为社会与监狱并无实质区别。如果说传统社会是通过征服人的肉体而制服人的灵魂,那么,现代社会则是通过征服人的灵魂而制服人的肉体。如果说传统社会的权力统治是公开的和直接的,那么,现代社会的权力统治则是隐匿的和间接的。[7]同福柯一样,韦伯也认为人类无法破除自我编制的“铁龙”,逃脱不了作茧自缚的悖论性命运。[8]它们二人虽然在自由和解放问题上持论悲观,但从内心并不认可这种现实,而是通过揭露和控诉现实中的桎梏和枷锁来唤醒人们,因而在其失望中蕴含着希望的努力。与他们不同,马克思对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充满希望。他认为,剥削和压迫源于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现实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只要能够改变这种社会关系和打碎相应的上层建筑,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解放就大有希望,其内在动力是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其现实力量是无产阶级,其未来前景是共产主义社会。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的立场:哲学不仅在于理解的旨趣,而且应承担解放的使命。他认为,福柯和韦伯式的悲观并不足取,而超越性的彻底解放实无可能,康德和卢梭关于自我立法的渐进性方案更具操作性,但须从主体互动的角度对他们的理论加以整合和改造。

   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大传统中各执一端。前者强调主观权利,后者强调客观法;前者强调私人自主,后者强调公共自主;前者强调个人人权,后者强调人民主权;前者强调个人、社会与国家彼此分离,三分天下,后者强调个人、社会与国家相互融合,三位一体。这两种政治哲学要么从单个主体出发,无视主体间沟通和合作的可能性,要么从混沌的宏观主体出发,无视个体的差异性。自由主义过分强调竞争和博弈,与协商和共识擦肩而过;共和主义过分强调整体一致,扼杀个体的差异,忽略了个人人权。十分怪异的是,自由主义从单个的个人出发强调私人自主,共和主义从整体的集体出发强调公共自主,两者虽然进路迥异却殊途同归,最终都无法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命运。因为没有公共自主的政治参与,私人自主无法维护,而没有私人自主的私权堡垒,公共自主难以发达,因而无论是单个的个人还是整体的集体都难逃被国家吞没的逻辑。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基于交往理性的民主,才能在平等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实现公民的自我立法,才能超越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局限,才能缓和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冲突,接通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线路,从而实现个人人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良性互动。哈贝马斯在破译了现代社会的元代码之后,便致力于破解和改变元代码。他寄望改变理性中目的理性“魔戒”的统治地位,从而释放出交往理性“魔戒”的潜在能量。在他看来,一旦这只“魔戒”的理性之光普照社会,就能降服那只“魔戒”,使之改邪归正,由此就能扭转乾坤,重续人类解放的篇章。为此,他需要从交往理性中衍生出的一个新的代码,这就是民主。

哈贝马斯对民主的强调绝非是泛泛之谈,而是出于法西斯暴政的切肤之痛。德国作为一个西方现代化的“迟到民族”和现代化西方的后发国家,在大国崛起的追逐中,民族主义愈演愈烈,国家权力疯狂膨胀。为了经济腾飞,政府对工具理性的迷恋把人民变成了理性的工具,为了军事强大,国家对武器战争的追逐把人民变成了战争武器。暴政的种子早就播下,[9]后来的悲剧在俾斯麦的铁血政治中就已初露端倪,经过魏玛共和国的平庸过渡,至希特勒统治时代则达至巅峰。在那个邪恶的“黑客帝国”中,每个人都被法西斯的意识形态编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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