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机构与制度——三部有关中学的纪录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2 次 更新时间:2007-09-10 06: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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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  

    

  最近有一本小书在市面上流传,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因为它看上去是那么单薄,区区100来页,有着一个俗气的封面设计,翻翻内容也不得要领,看看目录:“我们的高三——开学、动员、偷闲、动力、差生、受挫、色彩、坚持、冲刺、花儿、轮回”,弄不清楚这是一份关于中学高三年级的“说明书”,还是一份回忆录。书中还配发了一个叫做王锦春老师的访谈录,另有一篇他的文章《高三学生心理过四关》,还有一个叫做周浩的访谈录,此人为南方报业集团21世纪报系记者,也是该书的作者之一。这些乱糟糟的东西放在一起,令人感到不知所云。只是该书封面的右上角两行很小的字透露了其中奥秘——“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接着以更小的字表明:“随书附送《高三》纪录片VCD”,嗬,原来如此,有一部纪录片要抵达人们手中。

  实际上对于许多人来说,这部纪录片已经不陌生。它曾经在凤凰电视台分五个单元播出过,中央电视台也做过一个简短的版本,自2005年底开始,在国内不少大学有过放映。2006年6月,该片在香港电影节得奖之后,作者曾经工作的单位《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专题报道,其他重要媒体也有跟进。片中的主角王锦春老师在首都机场下飞机时,有人竟然能够将他认出来。总之,这是一部获得不小成功的片子,看起来方方面面都感到比较满意。人们知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奖艾美奖,一位三届艾美奖获得者、美国纪录片导演Bill Einreinhofer也说:“一部如果有人让我推荐一部可以让他们了解当代中国的纪录片,我慎重地提议推荐《高三》,这部片子触及了不少中国基本的生活和社会问题”。

  一切仿佛皆大喜欢了,对于导演周浩来说,这些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纪录片得奖对他来说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挽救了他的婚姻,据说他再像那样不务正业地拍下去,他的妻子都不想理他了。没有想到跟着还出了书。据说这本书的印刷资助者将一大半印好的书私自“扣留”下来(这就是它在市面上不容易找的原因),说是要用来赠送给自己的员工,他认为这部记载高三学生如何奋斗高考的纪录电影,是一部多么好的“励志片”啊。

  不同的接受渠道是不同的理解。对于一个文本存在歧异的解释,这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若是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释,那就有些不同寻常了。应该说,从纪录片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子并无了不起的特色,那是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不管从拍摄手法还是剪接组合,都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影片所拍摄的,也是每天大量发生的有关高考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用肉眼看见的与用影像看见的就是不一样!尤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是用肉眼目击的,天长日久,人们会以为那就是一种“自然”,就像每天看见太阳、树叶一样,仿佛生活就是这样;而一旦当它们被拍摄下来,加在“现象”上面“自然”的外衣就可能脱落,露出其极其不自然的底色。不久前周浩、我与一群年轻学生一同观看此片,年轻人有因为片中内容笑得前仰后合的,事后周浩问她们:你们都是过来人,为什么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不笑?

  在纪录片的历史上,也有过一部内容接近的片子引起了人们完全歧异的解释,那就是怀斯曼的《高中》。费里德里克·怀斯曼是始于六十年代的美国纪录片大导演,被称誉为“真实电影之父”。他工作的特点一是专注于“机构”,观察机构如何运行,其意识形态如何,机构中人们又是如何总在做同样的事情;二是不干预拍摄对象,全片没有访谈,摄影机的位置相当于“墙上的苍蝇”,一声不响地记录眼前的情景。怀斯曼的方式与他本人的背景及拍摄对象密切相关。作为一名律师他同时在大学从事法律教学,五十年代末一次他带领学生参观麻省桥水州立医院,为的是让学生看看他们未来的当事人可能遭遇的下场。当他改行拍电影时则自然想到了拍摄这家医院。影片于1967年上映在纽约电影节上映之后遇到了强烈反弹,其中病人的处境与医生的冷漠引起舆论关注,并于1968年被当地法院判处公开场合禁演。“我不认为桥水是个特别的机构。世界上像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怀斯曼说。他拍摄了诸如《医院》、《少年法庭》、《军队》、《公共住房》等,《高中》是其代表作之一。

  《高中》则集中在作为一所学校如何运作这个焦点上,它将镜头主要给了在机构中有权势的一方——学校的组织者以及教师,给予由他们所控制的各种场所——不同的课堂、不同的老师、学校的集会、讨论等,而基本上不去反映学生的立场,许多镜头是从讲台往下拍摄的,而不是从课堂座位往上看。如果有学生开口说话,那么也是处于与学校的权力关系当中,是做学生的需要得到某些教诲或者指点,而不是学生们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事实上这样做非常符合学校的情况,在高高在上的校方看来,学生们的感受和意见是不重要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据怀斯曼后来说,他是很厌烦那所费城的学校的,其教学内容、课程安排非常乏味,教师们在教学生们如何随波逐流。但在片中,他却采取了一种模糊立场,他更宁愿让观众们自己得出结论。因而有一位非常保守的女政治家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兴奋地跑上前来祝贺他:“祝贺你,怀斯曼先生,你拍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能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学到这个学校一些好的东西和经验吗?”

  秉承怀斯曼《高中》精神的是香港纪录片女导演张虹的作品《中学》,周浩声称自己拍摄《高三》是受了张虹作品的启发。社会学背景的张虹也是半道出身做纪录片,2002年完成的《中学》也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这部作品以香港两所声誉优良的学校为拍摄对象,张虹本人更是沉默而固执地躲在了摄影机背后。与怀斯曼的做法一样,全片没有人物对着镜头说话,而是继续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如同摄影机不在场。不知道是否因为作者本人做过教师,这个片子显得更加温婉、节制,仿佛一份详尽的关于两个学校日常工作的报告,其中还体现了内地学校不具备的某些亮点。

  可以感觉得到香港这两所学校仍然拥有基本的教育理念。虽然一般地说亚洲国家或者说整个儒教地区都比较重视升学率,但是学生是否仅仅为考分奔忙、为考分所压倒,这是一个基本分野。比较起来,香港学生的课程仍然比较完整,并且在那些副科科目的课堂上,比如制作标本、音乐、烹调或者缝纫课上面,老师和同学的态度都是认真和诚恳的。“家长会”则采取了工作坊的形式,按照某个主题家长们先参与“游戏”亲身体会,然后互相讨论发表看法,而不是像我们这里坐在自己孩子的座位上被动地听受训斥。必要的时候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办公室门前点名需要见哪位老师希望得到他/她的帮助。不管这些是否仅仅是一些程序,是作为“机构”内部的例行公事,但显然这个框架比其他框架能够体现更多一些的教育精神。

  与大陆学校明显不一样的是,香港这两所学校都非常注意学生的仪表和礼貌,尤其是那所女子中学。说话声音不要太高,不要影响别人,不仅是在校时需要监督检查的内容,而且还当作假期在家的“家庭作业”,返校后老师会询问同学们不在学校的这几天,“是否收声啦?”在办公室的会议上,老师们会仔细讨论有明星来学校义演时,“允许她们疯狂到什么程度?”离开座位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能否允许站起来;如果只能留在自己的座位上,那么是否允许她们跪着?跪到什么程度?是否允许臀部离开座位?还有是否允许她们大声疯狂地叫喊?有人建议不要规定那么具体,只要提醒她们注意礼貌就行了,但又有人反问:“如果她们认为(对明星们的)礼貌就是叫喊、疯狂呢?”当讨论如此详细时,会令人想到

  阿尔都塞的解释,包含礼仪在内的纪律教育等都是“软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培养顺从人格、为现有社会提供劳动力再生产的起点。但对于经历了斯文扫地的大陆人来说,礼仪礼貌教育并不显得仅仅是一件坏事。

  可以质疑的是两所华人学校主要是以英文上课,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些副科科目也是。而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当他/她们与家长、学生谈话时,以及学生们互相谈话时,用的都是粤语。这就意味着学校课堂上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人们的日常口语。这令人担心运用一种外来语来建立有关这个世界的图景,与人们实际生活的世界是隔膜和脱节的,从中年轻人也没有学会如何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及种种切身感受。这其中有许多历史背景,涉及到曾经作为殖民地一个世纪之久香港如何建立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等问题。教育机构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往往最不加掩饰地反映着那个社会的根本问题。

  还有一些显然令人不舒服的片断:一位老师甚至用上了“孙子兵法”开导某学生“不应该向老师态度强硬,因为你斗不过他”;一位女同学则态度强硬地坚持那些没有拿到居留权的大陆人应该马上回去,尽管老师再三提醒“他们的权利是被剥夺了”;另一位教师视高中最后阶段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政府的决策而这项决策是无疑是英明的;当一位澳洲教师反复提醒这样做不合适而你们可以提出抗议时,她的脸上表现出非常不屑、傲慢的神情。

  怀斯曼的《高中》与张虹的《中学》尽量捕捉学校的方方面面,展示不同的课堂、老师、活动等,而周浩的《高三》则将镜头主要对准一个叫做福建省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7)班这个群体,尤其是这个班的班主任王锦春。应该说,王锦春是一个称职的老师,他有事业心、对学生负责,业务好且懂得学生心理,在现有教育制度的框架之中,他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十分难得和可贵。这也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对这部电影不满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个环境这个老师太光明太温馨了,实际情形要比这个严酷黑暗得多。笔者的看法正好相反。正是因为这样一位好老师,一个在各方面几乎无懈可击的老师,才能够将目前教育制度中的问题呈现得更加清楚——如果有问题,并不能够归结到老师身上。观看这样的影片如同观看怀斯曼的《高中》及张虹的《中学》一样,重要的是看其学校系统在日常状态下是如何运作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一时一地“暴露”之快。难道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事实?某种结构本身不是更加触目惊心吗?如果允许按各自本地习惯比如香港多用“教育机构”而自称,而大陆则多用“教育制度”来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下面则可以通过周浩的《高三》,来比较一下作为“机构”与作为“制度”,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质。

  首先不一样的是,“制度”拥有一个压倒性的目标,一个位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的重大事情,其余的一切都要向这个目标看齐,如果不能走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上,那么就需要将它剪除,而剩下来的不管是什么,都要统一到这个目标上去,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围绕着这个大目标而进行的,从任何角度看都像是一场“战争”,其中的人们时时刻刻处于某种紧急状态,人人都在这种压倒性的状态下生活。高考对于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王锦春在开学不久进行“动员”时,就明确地说:“四个人考一个人,你要打嬴三个人,你才能考上本二”,为此应该“拿出半条命来”。乍一听,这几乎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想到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在他们成长的最关键时期,首先得经历一场同龄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洗礼,将别人踩下去而自己爬上来,这还是比较可怕的。不管是麻省那所高中的学生,还是香港中学的学生,都不曾被动员起来加入一场打败自己同学的战役。一次班会上为了鼓气,这个高三(7)班的全体同学一起听了齐秦的《北方的狼》这首歌,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从那匹狼身上吸取力量:由孤独变得冷血。

  既然年轻的学生已经成了这场战争的人质,那么这位班主任老师便可以像要求班上的学生那样要求他们的父母:“一定要把孩子明年的升学问题当作一年当中的头等大事来抓,没有什么比你孩子高考更重要的事”。所谓“抓头等大事”,都是这个国家最为熟悉的政治语言。王老师甚至自告奋勇地代理起这些父母的婚姻事务:“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要夫唱妇随,你要离婚,等你孩子考出去以后再离。”实际上在此后不论什么情况下,不论处理什么事情,比如学生中的恋爱、旷课等等,这位老师都马上熟练地将话题转到高考上面去,一切为高考着想。在这本书里王锦春访谈中,他自己还透露了一件得意之作:恋爱的一对学生中有女生一方不干了,明显影响男生一方的情绪和成绩,王老师则从中做工作,力主一定要求继续将这个恋爱谈下去,为的是不影响男生方高考的情绪和成绩,结果双双都考上了大学。如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在于一般所说的“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矛盾,更在于经历过这种倾斜的状态之后,这些年轻人如何回到和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起对于这个世界基本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如何培育起自己生活的根基?在经历过一种极度绝望和孤独之后(俗说高考仿佛从鬼门关里爬出来)是否能够建立起对于生活的基本视野和信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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