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巴金的真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9 次 更新时间:2015-03-16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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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 (进入专栏)  


他从来不想当一名纯粹的作家


我们常常想起鲁迅,却不太想起巴金。巴金活得很长,他的作品离我们也很远。在他的童年,中国人还拖着辫子,处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当他辞世时,互联网正在掀起一场信息革命。最后几年,巴金已经完全脱离社会生活,卧病不起,但他仍然继续担任着作协主席。偶尔会有他的一点消息,知道他仍在为别人活着。在许多读者心中,鲁迅唤起的是热爱,巴金唤起的却是同情。对于这样一个忠厚老人,告别人世是一个解脱。

从第一部小说《灭亡》到晚年的《随想录》,巴金一生创作了无数作品,但他那些最为人熟悉的文学作品都是围绕着旧式的大家庭、阴郁的公馆和青春闪烁的花园。生于1904年的他,青年时期和创作时期正好处于现代中国的变革时代,新文化的风潮席卷全国,各种外来思想纷至沓来。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觉醒的青年表现出对自由的渴望。他的那些大部头作品都是时代的记录,就连主人公生病都是时代的——往往患上不能治愈的肺痨。这些作品的中心主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句话:“在一个前现代社会里青年对自由的追求。”

巴金在创作时,并不是因为对人性产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改造社会,是新的社会理想的实现。这个社会理想就是无政府主义。当时无政府主义是一股强大的潮流,许多新文化人物,包括共产党人李大钊、恽代英都曾受过它的影响。正如有人指出,中国无政治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反对一切强权,维护绝对的个人自由。巴金虽曾否认其笔名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但他作品中反专制的愤怒青年、体现爱和互助的底层人物,却分享了他的无政府信仰。与当代追求物欲的中国人不一样,书中主人公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是精神上的贵族,动不动就虚无和放纵,因为恋爱的痛苦便走上用炸弹改造社会的道路。巴金的作品是时代和青春期反抗的结合,他以破坏、恐怖与牺牲的民粹主义英雄故事,迎合了青年人的反叛心理,激起他们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者的憎恨。后来许多青年投身革命,据说都是因为读了巴金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中国式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虽然算不上伟大的艺术,但却参与了历史进程的改变。

但是,巴金从来不想当一名纯粹的作家,他始终希望能投身实际的社会斗争,甚至准备做出牺牲,为此一直到40岁才结婚。1949年巴金45岁,之后他又活了半个多世纪,自从上世纪40年代发表他最好的作品《寒夜》之后,他就再没有写出过一部像样的作品。他身居庙堂之高,参加各种会议,在国内外各地访问,他用作品呼唤革命,但革命的胜利却使他的创作枯竭,而他也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事实。假如不是因为文革的迫害,巴金会不会提出“讲真话”,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晚年的《随想录》重新给他带来声誉,他也认为自己一生这一部作品最有价值。他不停地回忆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言行,为伤害过他人而自责。在他身上,仍然保留了早年的真诚气质,当人们在追求着财富和享受时,他还在一字一句写他的忏悔录,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文革的灾难。在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反思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只是他的反思始终停留在伤痕时期,于是才产生了这样的现象:鲁迅早已去世,人们却在不断地谈论他;巴金仍在写作,人们却很少引用他的话。官方尊敬他,给了他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他又恢复了从前的各种社会活动,充当起公共良知的角色。当他去世后,所有的人都向他表示敬意,所有的人都称他是中国的良心,他的“讲真话”被誉为是最珍贵的遗产,甚至超过了他所有小说的价值。然而,正是在“真实”的意义上,巴金的缺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缺失。


巴金最终选择了沉默,哈维尔却不惧几度入狱


真实一词经常被评论家们提及,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真实的观念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巴金的“讲真话”使人想到东欧作家,后者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也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捷克作家哈维尔举了一个例子: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一个水果店经理在橱窗里安放了一条政治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条标语并不代表经理的真实想法,却使他的内心得以躲藏在空泛的意识形态话语后面,避免了直接表示顺从所带来的耻辱。这反映了我们时代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即大多数人实际上经常生活在谎言中。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巴金与哈维尔都可以说是启蒙之子。他们都痛恨虚伪,追求真实,希望用文学来介入生活;他们都能在时代需要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号召人们说出真话;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对生命的意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但是两人的区别到此为止,不仅因为哈维尔更加深刻地表达了真实的内涵,而且因为他更有道德勇气。对于外界的压力,巴金最终选择了沉默,哈维尔却不惧几度入狱。在巴金停步的地方,哈维尔却告诉人们,生活在真实中是可能的。

中国文化里自来就没有“真实”的价值,这个观念出现于中文语境中,也只是100年的事。在西方,真实与真理往往是一个词,它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诗歌的目的是揭示真实”。此后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无论他们对诗歌的看法如何不同,都将真实看作是一个终极价值,从而使有关真实的哲学问题一直置于西方文化的中心。作为一个荒诞派戏剧家,哈维尔却坚信在人类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主宰,他把它称为“绝对的地平线”。在给妻子的狱中书简里,他写道:“真正的信仰是某种远为深刻和神秘的东西,它肯定不依赖于一个特定时刻的现实。也正是从这个立场看,只有对信仰有着深刻理解的人才会看到现实的真相。”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哈维尔所举的例子显然过于苛刻,那个水果店经理虽然在说谎言,但却没有伤害他人的念头。如果仅仅出于保护自己,谎言难道不是可以理解的行为?国内某位令人尊敬的学者在一次讲座中就说过,人们说话的底线是: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则应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则不应伤害他人。这番话表明,尽管关于“真实”人们写了许多文章,我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弄懂这个观念。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真实是对神性之维的追求,只有这样的真实观才能使人从内心里感受人的尊严和人的真实存在,并视保持沉默为一种罪。正是由于此,索尔仁尼琴才会说出“莫要靠谎言过日子”,肖斯塔科维奇才会写出秘密的《证词》,哈维尔才会表现出一种道德勇气和洞见,在各种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的表象背后,看到社会的真相。相比之下,那位学者的话尽管符合人性,可他划出的却是一条向下的曲线。真实如果失去其形而上根据,人性的底线也是守不住的。在许多场合,我们常常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却对现实的不义保持沉默。这正是后极权社会的特点,大多数人用违心的话或沉默来掩盖自己顺从的本质,同时也掩盖了权力的本质。人的自我基础遭到了毁灭,成为哈维尔所说的“作为人失败的见证”。

也许是由于人微言轻,我们才暗地里希望巴金能代表我们,说出这个时代的真理。然而,在《随想录》中,我们找不到这个。文革之后,巴金翻译过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看得出来,他想仿效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他曾经解释“讲真话”的含义:“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对于文革的反省,中国人大都缺乏自身的忏悔,这方面巴金要真诚坦荡得多,他在《怀念胡风》中叙述了两人的相识与重逢,以及自己在运动中被迫批判胡风的情况,然后写道:“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的确是令人感动的话。但如果在历经一场劫难之后,“讲真话”只是意味着一种没有自由信仰的个人道德教训,而缺乏像赫尔岑、哈维尔那样的制度性思考和人性思考,那么这样的反思对于认识我们真实的生存境遇,意识到罪恶内在于我们自身,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哈维尔的例子让我们感到,每个人实际上都对这个现实负有责任,巴金的例子却很难让我们产生同样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巴金的《随想录》其实不及他早年的小说,尽管那些作品大都有概念化的毛病,但具有某个中心思想却使他能够直面当下的现实。揭示个人所认识的终极真实,到底是一个作家的本分和才能。


他的性格里不乏真诚,但缺乏某种内心的自由


因为不把真实视作一种价值信仰,我们才对生活在谎言中抱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又因为不把真实视作事物的本质,我们才看不到基本的事实。在巴金的回忆录中,讲真话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在许多问题上他都似乎痛苦地不能采取一个绝对真实的立场。他的回忆涉及个人经验,但缺乏的恰恰是个人性。他为读者提供的史实和评价都太拘谨、太公正,也太政治正确。我们往往弄不清楚,这是出于他的谨慎,还是出于他的认识,或者兼而有之。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他的讲真话程度。在写完《随想录》后,一个研究他的学者去看他。巴金的沉重、疑虑给那个学者留下很深印象,他后来写道:“他的感情似乎总是陷在那一团噩梦中挣扎不开。巴金的疑虑来自他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有过于丰富的经验,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论连同那种表达言语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处,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这是一种深谙中国社会,充满东方人智慧的生存与斗争的艺术。”是的,巴金的性格里不乏真诚,但他却无疑缺乏某种内心的自由,这一点肯定也妨害了他的思想能力。如果在自家的小客厅里都要采取这种谈话方式,面对公众,一个人还能说出多少真话呢?那位学者用一种赞赏的口气谈到巴金“东方人智慧的生存”,无意中道出了他的精神局限,这种东方的智慧缺乏的恰恰是超越自身的力量。

这种真实的内在缺失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而且也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晚年的巴金常常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他多次说过,他是五四的产儿。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大都接受了西方的自由观念和写实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从人的本身看世界的能力,但同时他们又由于新的科学观的原因,拒绝了自由和真实的神性之维。源自西方的这些价值成了无源之水,最终在一条世俗革命的河流里渐渐干涸。新文化运动的缺陷也是巴金的缺陷,他一生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在其作品中贯注强烈的时代性和社会责任感,但他的无政府思想却使他排斥任何宗教性的东西,去歌颂一场纯粹形而下的斗争,这使得他的作品缺少俄罗斯文学那种生活和人性的复杂,从而降低了其终极真实的程度。只有当上世纪40年代他对暴力斗争感到失望,转而关注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时,他反而写出了一些佳作。晚年的巴金再一次回归俄罗斯文学,他想重新追踪老托尔斯泰的足迹,表现出一个人的真诚。然而没有信仰的道德激情是很难保持持久的吸引力的。他不无悲哀地发现,青年人已经不再读他的书:“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

巴金说到底并不是一个思想巨匠,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尤其是如此。他仍然能引起我们敬意的是,他曾多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此外,在一个体制化社会里,他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尽管如此,他的现实思考与哈维尔等人相比,分量无疑还是太轻。晚年的他仍然谨小慎微,既不愿谈论他是否还信仰无政府主义,也回避任何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而即使是那些青年时代的信仰,比如,对权力的认识,本来也可能使他从一种纯粹个人的角度去探讨社会悲剧的根源,给我们留下一笔精神遗产。归根结底,巴金与许多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一样,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在青年时期以追求真理与人类幸福为己任,但最终还是一个中国式的造反英雄。他曾经满怀愤怒和勇气,走进现代文学的聚义堂,并且坐上了第四把交椅,但他没有想到,聚义堂最后却变成了忠义堂。如今,巴金终于魂归梁山泊,在那里他无须再有任何顾虑,可以尽情缅怀当年文学造反的峥嵘岁月,让自己的心灵向着终极真实开放了。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人文学者)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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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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