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励生:伟大作家的心灵结构与巴金精神的立体启示

——陈丹晨著《巴金全传》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7 次 更新时间:2012-05-09 1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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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 (进入专栏)  

  

  坦率地说,对中国的当下文学深感失望,究其原因:当代作家已鲜有对国家、民族以及历史、世界怀有一种使命感,更不用说对人类、对个体生命含有真正深切的关怀。个人主义是有的,比如“私写作”、“下半身写作”、“断裂写作”以及所谓“新历史主义写作”等,不能不指出的是,那种种个人主义都是假的,准确的命名应该叫“假个人主义”。尽管文学的技术和形式的能力似乎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恕我直言,自上个世纪所谓“新时期”以来,除了极为短暂的“反思”文学过后,很快就陷入到一波又一波的大面积复制西方“蓝本”的“副本”文学洪流中去了。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个搬运、消费和大面积复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学不仅完全丢失了历史和世界,对有关意义、价值和真实的精神实体结构或建构,除了付诸阙如便是盲视与无视,从而文学创造成了既缺乏历史真实也缺失个体真实的“平面”狂欢。

  

  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郭茅、巴老曹”之所以无法逾越,便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文学的大时代。而丹晨写作的《巴金全传》,则更是立体地证明了大作家之所以为大作家,除了作家自己的生活世界,更拥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同时更是拥有着地理意义上的互动着的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巴金晚年所获得的诸多荣誉,如“但丁国际奖”(1982,这是1949年后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的国际文化奖项)、“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3)、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长、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和美国文化艺术学院授予的“名誉院士”(1985)、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1990)等,不仅名至实归,更是上述“互动着的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的立体象征。甚而至之,巴金曾经一度成了中国的文化符号乃至象征,诸如“艺术家的良心”(陈荒煤)、“精神之火”(袁鹰)、“勇敢进击的勇气”(冯牧)、“了不起的心灵历程”(汪曾祺)、“一个正直公民和作家对国家、对历史的责任”(王蒙)、“探求真理的心声”(李存光)、“文学史意义上的里程碑”(刘再复)、“一代正直文化人心灵的文献”(张光年)等等,至于“历史高度”、“伟大人格”、“自我忏悔”、“世纪良知”等等更是不绝于耳,尽管这些广泛赞誉大多针对巴金晚年代表作《随想录》五卷而来。但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赞誉中有多少是出于真诚又有多少出于真实,用丹晨的话说:“我相信千言万语都不及事实本身。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作品和生命历史……熟读他的书,熟知他的生平,再把他放在二十世纪历史的激流中去考察,然后再来评判,一定会更接近本来面目。”[①]

  

  如所周知,有关巴金研究或者评论,在20、21世纪的不同历史时期尽管有褒有贬,却反复存在过不大不小的“热潮”。有意思的是,丹晨始终就不是其中哪个“热潮”的热衷参与者,但他始终又是巴金研究的最为用心者,而且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研究之全面和详尽,几乎无人可比;更有意思的是,丹晨作为作家、评论家其实著述颇丰,却因巴金研究全心投入的缘故以及最后的出色成果,反而被淹没了应有的光彩(关于此,也许需要另文论述)。但在我看来,其“二十年磨一剑”却极为值得(从1979年他写作并出版《巴金评传》始到2003年出版《巴金全传》终,时间跨度还不止二十年,尽管期间多有其他著作问世,但巴金研究以及巴金话题显然始终是活跃于他文学事业的中心。也许作为私淑弟子,笔者更能体察丹晨老师的一番苦心孤诣,同时巴金作为20世纪屈指可数的真正文学巨匠,其标本意义巨大:假如我们真读懂了巴金,也就真读懂了中国现代文学,也就真读懂了现代中国,同时更是读懂了一个悖论——我们其实根本就不必去在乎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该奖已经成了中国作家的一块心病),同时当下中国也确实无法出现真正的文学大师。

  

   一

  

  如所周知,眼下我们随处可见对文学大师的期待以及讨论文学大师出现的种种可能性,诸如文学大师跟语言、哲学、形式创造的关系,跟真实、价值、意义的关系,跟时代、历史、世界的关系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大作家跟个体心灵的关系,尤为重要的还有跟文学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关系。在我看来,《巴金全传》不仅仅涉及了前述多者关系,而且更是就最后二者的关系给出了相当立体的回答——而这,也便是上述所说丹晨“二十年磨一剑”极为值得的原因。

  

  《巴金全传》准确说是在丹晨早年写作的《巴金评传》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巴金的梦》与后来写作的《天堂·炼狱·人间》的合集,颇有意味的是,贯穿于其间的主题词似乎只有一个字:梦——无论是书中的大章还是小节均以“梦”字名之[②],然全书凡61万字,却无一处涉及“梦”的解析——无论病理学意义上的弗洛伊德解析,还是文艺学意义上的厨川白村解析——而仅仅是非常直白意义上的巴金本人“爱做梦”。或者用丹晨在“自序”中的话说:“人生如梦,也就说不上失败,谈不到成功。这是巴金的自我总结。他惟一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我们当然无须去判断他的成败得失,因为这是徒劳而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来描述他的梦的故事,来开掘他的梦的内涵。让我们在历史时空转换中寻找他的梦的轨迹;越过生死的界限,摒绝世俗的观念,探索他的心灵秘密。那时梦中的巴金和真实的巴金将是完全合而为一了。”[③]还真不能小看了这“梦的内涵”,因为这直白的“梦”的内涵时时需要直面的是惨淡的人生。这种“惨淡”里面有着太多的生存记忆、创伤记忆乃至苦难记忆,同时也就更具备有社会哲学和生命哲学意义上的双重叩问。如果反观《巴金全传》的写作过程,正好可以把《巴金的梦》和《天堂·炼狱·人间》分开审视(而《巴金的梦》显然也可与早年的《巴金评传》做一对勘),或者毋宁说巴金与他的文学同道们是在怎样的苦难时代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的,而当所谓“幸福的时代”来临,巴金和他的同道们却又无一例外地一个个陷入到了个人的没顶之灾之中。[④]

  

  也便是由于此,将巴金置放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激流中去考察意义重大。比如许多学者不满于当下作家对“意义的推进”[⑤](也即形而上思考)能力,其实我们看看巴金他们是如何推进意义的想必就清楚了。丹晨用了巨大的心力追踪巴金个人的世界观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巴金属于晚清、五四两代人创造的新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代新人,也尽管《新青年》等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诸多新潮刊物对巴金接受新思想确实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巴金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接受的精神哺育和知识洗礼,却明显带有他个人的色彩。比如巴金的大家族生活环境以及官宦人家的童年记忆等,更为重要的则是他的成长历程中几位“老师”对他的“启蒙”,其中包括他童年时得益于母亲和“年老瘦弱的轿夫”像“哲学家”似的老周;青年时期所获益者就更多了,既包括诸如《古文观止》和以《新青年》为主的新旧文化读物,也包括后来的诸如刘师复、苏菲亚、克鲁泡特金、巴枯宁、高德曼、樊塞蒂(获得高德曼精神鼓励几十年,最后者巴金甚至称之为“吾师樊塞蒂”)等众多中外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夜未央》作者廖·抗夫、《娜拉》作者易卜生等在内);至于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诸贤、俄国十二月党人对他思想的影响,屠格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等对他的文学影响等等,在丹晨的巴金研究中揭示得极为精彩而详尽,而且循环往复,在巴金个人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有反复呈现。如:“屠格涅夫的热情细腻的文笔,对自由的执着追求,都引起他的兴趣。他得到《前夜》后,爱不释卷。……他读《前夜》时的种种激动、兴奋的感受,所得到的启示和鼓舞,后来也都被作为《家》中的觉慧的经历,做了充分而详细的描写。”[⑥]又比如,在巴金晚年还念兹在兹地翻译深受十二月党人影响的赫尔岑《回忆录》。于是,圣徒、献身精神、“安那其主义”等,构成了巴金一生的基本精神结构,虽然历经磨难却九死不悔。更为紧要的是,整个20世纪虽然风云变幻,时代性课题不尽相同,生存结构却并没有根本改变,甚至延伸到21世纪的当下仍然如此。这样,巴金当年的思想选择以及相关的文学活动,对我们的启示尤其重大。

  

  也就是说,巴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极为复杂的思潮中选择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选择同样有巨大影响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十分深刻的个人现实背景和精神结构的实体性原因。晚清丧权辱国、宪政失败,辛亥革命风云激荡,直至1949年以前,一直内忧外患,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始终互为激励,前者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后者针对的则是封建主义。但不管是哪种主义,实则事关具体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如所周知,自晚清现代性以降,中国人完全颠覆了传统安身立命的根基,时至今日甚至还没能为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重新找到根基——然而无可否认,晚清、五四两代直至巴金等第三代知识分子,也便是为完成中国现代性进程中以重新获得安身立命根基的伟大使命而取得了各自经典的意义的。换句话说,巴金与他的前辈作家如鲁迅等、同辈作家如老舍、曹禺等一样,均是那个时代的伟大觉悟者。而丹晨所揭示的则是:巴金个人独特的思想道路和文学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丹晨写作采取的是编年的方式而不是问题的方式,却又能把巴金的思想与生活、文学与心灵、时代与个体真实等等问题体现得丝丝入扣,除了考证的细密之外,恐怕就是深刻的用心和洞见了。假如说,丹晨早年写作的《巴金评传》中所呈现的问题常常是为巴金作品的解析服务的,在《巴金全传》中则相反,相关作品的解析反而是为了更立体地彰显巴金的精神世界。更有甚者,后者甚至完全改变了作者早年对巴金作品的个人评价,而采取了史家所特有的“同情之了解”立场。比如:(《新生》)“作品也正是在这点上,强调了集体、人民的重要意义,批判和否定了李冷的个人主义的呻唤。当然,作品鼓吹的这种爱还是比较抽象的、空泛的,但是,这种宣传集体,宣传人民的思想出现在正处于危机深重的关头,对于这样一个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年轻作家来说还是非常可贵的,值得充分肯定的。”[⑦]又如(《憩园》)“确实还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弱点,它只限于描写地主阶级自身的腐败,而没有接触到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本质……在这个作品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作者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它不仅表现在对一些新的美好事物的无限挚爱和同情,也表现在对行将灭顶的腐朽事物的怜悯。这种矛盾现象在那些人道主义者身上是常见的。他们是不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即使对于曾经作恶多端的敌人一旦处于失败溃灭的时候,他们也会升起一种恻隐之情。这就是巴金在这个作品中没有无情地揭露和鞭打那些注定要灭亡的腐朽事物的症结所在,也正是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局限性的表现。”[⑧]丹晨未必就是个“集体主义者”,但他确实是个“少年布尔什维克”,早年多少带有“无产阶级文艺观”。尽管在《巴金全传》中仍然适度保留了若干类似早年评价的痕迹,但已完全回到了具体的历史场景,不仅充满了解之同情更是充满温情和敬意。

  

  或者换句话说,在《巴金全传》中丹晨几乎一转而为巴金个人的心灵史、精神史的精彩呈现,如果说对巴金作品的系统评析仍须推重《巴金评传》的话,那么在《巴金全传》中,巴金不同时期写作的文学作品几乎被有水无痕地立体融化在了巴金的生存记忆、心灵记忆、精神记忆并与其互动着的文学世界里了。而这,也便是上述指出的中国和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能够或者不能够成就巨人的基本原因,更紧要的是:无论“能够”还是“不能够”,巴金均是一个重要的个案。从晚清到五四两代人,群星璀璨,他们所创造的新文化哺育了包括巴金在内的整整一代人,比如:“《家》是激流三部曲之一,是巴金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五四’以后十多年的新文学运动虽然有了重要实绩,但是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却廖若星辰。《家》的出现成了新文学史的一块里程碑,轰动了整个文坛。”[⑨]但毕竟,巴金的文学写作跟他个体生存、精神记忆和心灵感受息息相关:无论是“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还是早期的《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和两部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沙丁》《雪》、抗战后期的两部中篇小说《憩园》《第四病室》、“黎明前”的《寒夜》以及解放后“抗美援朝”中的通讯散文《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和小说集《英雄的故事》和包括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的著名小说《团圆》在内的一批小说,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巴金随想录》五卷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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