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舜旦:重读巴金琐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5 次 更新时间:2014-03-07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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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  

由于教学上的原因,我在至少“阔别”了三十年后,又重新阅读了巴金的名著《家》,当年的阅读感觉已是荡然无存,但现在阅读之后感触良多,继之几乎一发而不可收,又找了巴金的一些其他作品来读,包括《憩园》《寒夜》及其他一些中短篇作品,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印证或“纠正”我阅读《家》后的那种强烈的感觉——《家》完全不像“正史”所说的那么好,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一句众人皆知的俗语: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实之悖,这个主题就此在我的印象中定格,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散漫的联想,谓之“琐记”应该名实相符。

  

一、

  

迄今为止,评论家关于《家》的赞誉几乎是众口一词,好话连篇。如:“《家》……通过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深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记录封建阶级没落史的杰作。” ①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以揭示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暴露了家族制度的弊端;那么巴金的《家》则全方位的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对‘人’的残酷扼杀。” ② “《家》写出了一个罪恶制度崩溃的文化动因和叛逆者现代文化意识的觉醒极其艰难成长的历程。” ③甚至还有国外研究家的极高赞誉:“苏联的彼得罗夫认为,‘巴金的《家》是中国旧社会的一部地道的百科全书。对典礼、节日活动、传统风习、家庭陈设的描写,使得这部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民族志的性质。’” ④ “《家》描写了高家三代人,……以及象鸣凤等一批下人,大多数写得性格鲜明,面目清晰” ⑤,“《家》里还写了众多的受污辱受损害者,主要是些女性。属于家族内部的有瑞珏、梅表姐等,下人中有鸣凤、婉儿等,她们被封建阶级吞噬了。” ⑥“在《家》的几十年来的评论中,有关艺术的真实是最少受到批评的方面之一。”⑦

这一类的赞誉之词如果要去找的话一定还有很多很多,我只是就手上有的几本资料书籍随便摘录了一些。这些誉词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言过其实,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文本的实际情况,过分夸大了《家》的意义和作用,与阅读后的实际感觉反差太大。比如注意一下其中用词的分量,如“深刻反映”、“继《红楼梦》之后”、“全方位的暴露”、“地道的百科全书”等等,这些“全方位”的赞美委实给人一种鲜明的错谬感,严重的名实不符;然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很少听到相反的声音?(事实上几乎是没有过的。)不知道这么些年来,现代文学史家,巴金研究家们究竟干了多少新鲜事,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研究思路竟没有丝毫突破? 比如在近年来教育部“钦定”的特为中学生编写的“名著导读”丛书中,关于《家》的评介依然沿袭原来的观点,这会不会对中学生的名著阅读产生误导?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学现象。

  

二、

  

《家》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究竟该如何定位?它是否真符合“深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这一赞誉?是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准上真正堪与《红楼梦》相提并论? 是否真算得上中国文学史上“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记录封建阶级没落史的杰作”?

我相信,一个稍有文学感知能力的读者,认真读完《家》后,就不难回答这一问题,可事实是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现代童话”再次出现,敢说真话的“男孩”居然阙如。

毋庸讳言,《家》与《红楼梦》的差距是不可以道里计的,甚至完全没有可比性。

与《红楼梦》相比,《家》的内容实在太简单了,简单到用三言两语就可以概括完。主要事件依次概括如下:

觉慧参加“学潮”的故事;高家过新年的情况(包括新年风俗、礼仪以及节日的气氛,还有一些年轻人的喜怒哀乐情绪等);“军阀之战”给高家带来的压抑紧张状况;觉慧在外办报情况;鸣凤之死;觉民抗婚;梅表姐之死;高老太爷之死;瑞珏难产之死;最后是觉慧出走。全书共四十章,内容确实不多,线索清晰。一个很简单的家族故事叙述,与《红楼梦》的博大精深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在思想意义上,所谓“深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的评价简直是捕风捉影,不知从何说起。小说仅仅叙述了高家发生的屈指可数的一些大小事件,这些大小事件的意义再怎么夸大,再怎么象征,也“深刻”不到象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全面崩溃的现实和趋向”这种程度。

高老太爷的形象被认为是这个封建大家族权威的力量象征,“他掌握着高家的经济和宗法制度的所有权力,因此才威严、专横、古板、残忍和腐朽。他是封建社会进入苟延残喘时期的代表人物,很有典型性。”⑧这种评论自然称得上是“高屋建瓴”,对人物形象的意义“发掘甚深”,只可惜实际意义并非如此。高老太爷在文中着墨不多,正面出场的机会寥寥,几乎是刚一出场,就“寿终正寝”了,所以他的形象的实际意义不该过于拔高。文中所写到的关于他的“威严、专横、残忍”的具体“现行”表现只是造成觉新的婚姻悲剧以及鸣凤之死两桩,还有两桩“未遂”“恶行”:一是禁止觉慧参加学潮,一是又想包办觉民的婚姻,如此而已。前两桩事的性质其实只是包办婚姻而已,虽然后果有些“严重”,但真正细究起来也说不上多么“残忍”。至少在觉新的婚姻上算不上什么大罪恶,本质上的出发点应该也是善良的;而鸣凤之死的主要意义还是在于表现了鸣凤的刚烈,而绝非老太爷的“残忍”,因为婢女下嫁老爷,也是那时的惯例。此外,所谓“残忍”的意义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在婉儿来讲,这种命运虽然有些悲苦,但还不至于绝望。后两桩“未遂”“恶行”中,对觉慧的参与学潮行为,高老太爷也仅仅是下了禁令而已,之后并未严加监管实施;而觉民的抗婚大获全胜也说明老太爷的“专横”程度也并不是太“专横”。另外,不该忽略的是文中还有一段老太爷严责克定自打耳光的描述,这个“正面形象”的细节至少说明老太爷的“专横”也有善意、严厉、嫉恶如仇的一面。文章还有一段觉慧在老太爷弥留之际的悲情的渲染,这更体现了老太爷作为家族长者在自己的儿孙辈心里还有仁慈亲切的一面,并非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绝非邪恶的象征。

综上所述,《家》中的高老太爷的主要形象意义还是一位严厉的长者形象,作为罪恶的制度的象征意义展示得并不充分,所谓“威严、专横、残忍”的象征意义阐释实在有些牵强,至于象征着什么“封建社会”的“腐朽”“古板”这一类意义的延伸发挥其实毫无实际文本意义,这只是过去“极左”时代的政治化概念化文论痕迹而已。

还有小说中曾被评论家大做文章的“梅表姐之死”及“瑞珏难产之死”,都曾经与高老太爷的“残忍”“专制”“罪恶”脱不了干系,当然按照过去“极左”时代喜欢无原则上纲上线的文艺理论来说,高老太爷或许“罪该万死”;但平心而论,这两桩悲剧中虽有“制度”之“恶”,但毕竟还是更多地和个人的命运偶然性有关。不幸婚姻、难产致死,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生,不分青红皂白,究其一点,不计其余,这不是科学理性的态度。

  

三、

  

《家》的艺术成就在现在看来,也只是平平而已。虽然问世以来,社会影响很大,但这与真正的艺术成就是两码事。就像刘心武名噪一时的《班主任》,现在读起来并不显山露水一样。

我以为《家》中描写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大概只有觉新一人而已。这个人物的性格、命运揭示基本称得上深刻,真实。他的“作揖主义”“无抵抗主义”,他作为大哥、长孙在人前人后的谦卑、忍让、委屈、无奈,种种复杂的心态表现得都称得上细腻、充分、真切。其次,觉民和琴的爱情故事表现得也有一定力度。我以为《家》中可称道的地方主要就是这些吧。

至于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故事描写我以为并不成功,两人的恋爱基础缺乏,作为一个下人,敢对主子产生恋情,这是需要一定的生活基础的。(晴雯对于宝玉是从不曾有非分之想的。)而《家》对于他们的恋爱过程、恋爱心理展现得太单薄了,不足以动人、服人。(远不如觉民和琴的爱情故事那么真切。)虽然鸣凤的死感动了许多年轻人,但这是因为命运悲剧的渲染抒情效果,并非爱情本身的效应。觉慧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着墨最多,但有很浓厚的符号化概念化意义。他的“愤青”形象、“叛逆”色彩有一种明显的“符号”意义。作为“五四”时代年轻人的反叛典型,他的思想意义远胜于形象本身的意义。这个人物的塑造远不如觉新那么真切、深刻、自然。巴金曾多次说过,觉新的原型是他的大哥,但觉慧并不是他自己。他的生活中并没有像觉慧这样的一人离家出走的事情,他的生活中也并无鸣凤这样的爱情故事,这些都只是他的虚构;这也从另一角度暴露了觉慧的故事在生活基础、情感体验上的某种欠缺,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强调主题思想意义才添加的虚构内容,而这种虚构的效果远不如觉新的原型效果那么真切自然。

《家》在艺术上的“平平”,在面世之初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家》的最早面世是作为报刊连载小说的形式出现的,而“大哥的死,是这部作品写作的动力之一”⑨,这就告诉我们,《家》的写作是在一种激情作用下的为报刊连载而作的作品,这就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小说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急就章”的色彩,在冷静、理性的思考空间中可能存在某种缺欠,这就为小说的艺术上的粗疏和简陋留下了隐患。而事实是在写作过程中,虽然,对大哥死的愧疚,“使巴金那支笔不停地在稿纸上倾吐着强烈的爱和恨。他没有想到小说在他的笔下越写越长,甚至他自己都担心报馆会有意见了。果然,有一天报馆寄来了抱怨的信函,说准备停载他的小说了。”⑩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家》的连载在当时并非很吸引读者眼球的,叙事的冗长和单调的缺点是明显的,以致报馆老板要求“停载”,后来还是巴金主动提出将余稿登完而不取稿酬,报馆老板才放行。这就是《家》的“前生”真相,它至少告诉我们一个这样的事实:《家》的轰动一时应该是在出了单行本之后的事,而连载之初,则是反响平平,在当时报馆老板眼里,或许只能算是一部平庸之作吧。而现在看来,这种观点绝非老板的偏见和短视。《家》在艺术上的粗疏和简陋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远逊于后期的作品《寒夜》和《憩园》。

  

四、

  

今天反思巴金《家》“名实之悖”现象,不得不思考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这自然是研究文学名著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当然,《家》的成名决非浪得虚名,我的所谓“名实之悖”仅仅是从现当代小说文学的宏观角度而言;而在当时而言,《家》的成名自然有它的时代必然性,这是不可否认的。

号准了时代之脉,这应该是《家》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觉慧的“反叛”、“激进”的形象意义在当时与“五四”之后的年轻人的渴望自由、渴望反叛的激进思想高度契合,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共鸣,这就是《家》首先受到年轻人欢迎的根本原因,而一旦领年轻人风气之先,就预示着一部作品的成功;但是,“风尚”也往往是一种很盲从的东西,常常“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所以,往往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艺术作品尤其如此。所以,在《家》面世近八十年后,再来审视《家》的艺术得失,当年的风起云涌之势早已波澜不惊了,早已归于平静,只能近乎“平庸”了。

但是,自新中国解放至今,六十年过去了,《家》的影响似乎依旧当年,但这其实只是一种错觉、假象;从中我们可以悟出许多道理。

首先是建国以来的过“左”文艺理论对《家》主题思想意义的无限拔高所致,于是众口一词的赞誉又成新的“时尚”,《家》的地位又一次被得以抬高并巩固;

其次,专制粗暴的文艺方针培养并助长了文艺评论界的盲从跟风现象,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许多文艺理论家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原则、立场,甚至扭曲了自己的审美标准,也一味的附和甚至吹捧以往观点,这应该是《家》“经久不衰”的又一原因。

三、“为尊者讳”的中国传统伦理观为这种“名实之悖”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又一个深厚的心理基础和现实基础。解放后,巴金用自己的笔积极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多次长久的深入朝鲜前线,写出了许多报道文章,获得各种赞誉,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著名作家的声誉和地位;而在文革结束后,巴金老人劫后逢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旧老当益壮,笔耕不辍,以“敢说真话”享誉文坛,更使他获得了“文坛泰斗”的美称。在这种潮流形势下,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对《家》说三道四呢?

四、巴金自己为自己作品的“定位”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评论家的思想,很多评论家都是以巴金的这些观点为基础来评论《家》的。这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评论误区。

首先,一部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固然可以让作者自话自说,但并非可以由作者说了算,作者的自话自说并不能完全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因为按照现代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文学作品一旦面世,就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载体,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说与作者的创作主旨脱离了关系,而作品的性质应该由读者说了算,读者有权利对作品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作者的自我解释只应该是他的一家之言,没有权力强令读者接受。所以,许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问世后,通常都对作品保持缄默,任由读者评说。由此来看,对《家》的评论,评论家完全有理由保持自己的独立立场,而不该接受作者的评论诱导或暗示而盲从附和。

其次,即便以巴金自己对《家》的评论来看,其中的思想痕迹的演进过程也是耐人寻味的,研究这个过程应该是文艺评论家的一项有意义的课题。但在这里,我也只能浅尝辄止,谈些初步思考而已。

1932年4月,在《家》的“初版代序”《呈现给一个人》中,巴金交代他的创作初衷只有一个:“我打算为你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含着眼泪忍受了一切不义的行为,你从来不曾说过一句反抗的话。你活着完全是为了敷衍别人,任人播弄。自己知道已经逼近深渊了,不去走新的路,却只顾向着深渊走去,终于到了落下去的一天,便不得不拿毒药来做你的唯一的拯救了。”“我要写,我要用我的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它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记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的前进!” 这里,巴金的意思很明白,他写《家》的原始初衷只是怀着深情来纪念他的大哥的,只是“呈现”给大哥“一个人”的,根本没有后来的诸多宏观主旨、微言大义之类。

在同年五月写的《初版后记》中为《家》的“定性”也只有这样的文字:“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了。这里所描写的高家正是这类家庭的典型……”其中一个关键词似乎完全被后来的评论家给忽略了,这个词就是“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家庭”,这就与后面评论中的“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等概念有极大出入,也就是说,巴金在创作初衷上,其实很单纯,对所谓“封建制度”的控诉意念并不强烈,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所以,对高家这大家族的性质还是定位在“资产阶级家庭”,这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巴金的两个叔叔都曾因清政府的实行“新政”而同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⑾可见这大家族所领受的异域风气应该会很“新潮”、很有些“先锋”或“资产阶级”意味的。

1936年,在《家》的《五版题记》中(不到三百字),巴金对《家》的解释又多了一项,这次是对家慧的推崇:“读完了《家》,我禁不住要爱家慧。他不是一个英雄,他很幼稚。然而看见他,我就想起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

巴金对《家》较全面的自我阐释是在1937年2月写的“十版代序”《关于〈家〉——给我的一个表哥》一文中。后来的评论家大概都是以此为准绳来给《家》定性的,因为在这篇“代序”中,巴金把《家》的主题第一次提升到了“控诉制度”这个高度:“我十几年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我读着线装书,坐在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人在那里面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它(指“信念”--笔者注)使我更有勇气来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 accuse(我控诉)。”“我的悲愤太大了。”“我不忍掘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埋藏了若干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我的积愤,我对于不合理制度的积愤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这篇“序文”写得悲天怆地,感情冲动,激情洋溢,《家》的反封建的主题大概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但是,我们从“初版代序”到“十版代序”巴金自己对《家》的主题深入“发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巴金思想的“变迁史”路径,从“呈现给一个人”——“我禁不住要爱家慧”——“我控诉”。在这个“三级跳”过程中,《家》的主题思想不断升华拔高;但是,如果我们静心回到文本,就不难发现,《家》的真正价值或者说最成功的地方恰恰就在它的始发点“呈现给一个人”的主题定位上,巴金是为怀念大哥而写,他的情感主要是为大哥而发的,所以,觉新才是小说塑造的最成功人物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家》是成功的,达到了巴金写作的目的。而关于觉慧和“控诉”的主题只是作为觉新主题的一种衍生物存在的,所以,这两个主题远不如觉新主题那么耀眼、那么自然、那么深刻。而巴金之所以会把主题意义不断“升华”,应该是在作品出版后受到读者拥戴、听到了许多批评家誉词后心理上的一种微妙嬗变的体现。因为觉慧和“控诉”的主题更宏大、更具有社会积极意义,被人提到的时候更多,巴金潜意识中被这些观点所诱导、暗示,不知不觉就把它化为自己的创作初衷了,因此,才使得《家》的主题意义最后几乎升华到了与《红楼梦》并驾齐驱的虚幻高度,这应该是一种很微妙的创作心理学现象吧,其中教训不可不察。

  

五、

  

巴金更优秀的作品其实应该是《憩园》和《寒夜》。关于这两部作品的重要性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但在《家》的光环下,还是显得黯然失色,远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憩园》前半部分的叙事太精彩迷人了,流畅自如,顾盼多姿。关于“杨家小孩”的扑朔迷离的故事草蛇灰线般若隐若现,小说的叙事张力始终牢牢抓住读者的心灵,还有穿插于其中的一种充满诗意的深婉惆怅的人生慨叹让人不禁沉入一种恍惚迷离的艺术氛围里,低回叹惋,欲罢不能。叙事技巧上真正达到了一种不着痕迹,巧夺天工的大境界。小说让人稍感遗憾的是在它的后半部分,让“杨家小孩”直接对我们大段大段地讲述他父亲的故事,显得斧凿痕迹生硬,就没有了前面那种深婉惆怅、恍惚迷离的诗意感了。当然,这种叙事方式也是那时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流行方式而已,如在鲁迅的小说《祝福》《孤独者》《在酒楼上》等作品里都有这种通过大段讲故事的方式来交代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这种叙事方式在《憩园》前半部那种及其圆熟巧妙的叙事技巧的比衬下实在显得有些生硬,不和谐,不能不说是白璧微瑕。

阅读《寒夜》,确实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强烈震撼感,这部小说堪称完美。

小说人物、故事、主题都很简单。人物不过“三人行”而已:汪文宣、曾树生夫妇再加上汪母。故事:一个四口之家(还有一孩子)在抗战后期的重庆的普通悲欢离合的故事。主题:其实就是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现代演绎版而已。但是,就是在这些简单的故事要素中,巴金的如椽之笔却以四两拨千斤的笔势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深刻,写出了人生的无限惆怅、无奈和悲哀。艺术上真正展示了平凡中显伟大的功力,展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才气。

《寒夜》中人物形象的真切和生动,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入发掘是《家》的概念化表现手段无以望其项背的。如其中女主角曾树生的形象的真实复杂性就远远超过了觉新的复杂矛盾性。作为一个有着“花瓶”性质背景的女性,巴金并没有简单的概念化的表现这人物,而是真切地展现了这“花瓶”人物的复杂性。一方面,作为年轻漂亮的女人,她要追求享受奢华的生活,与情夫纠纠结结,若即若离,最后甚至抛夫别子,与情夫另去他方。但她绝对不是一个坏女人。她是真诚的爱着丈夫的。只是在物质诱惑和婆婆的一再相逼嫌弃的双重压力下,她不得不选择了对自己更有利的生存方式。她的选择依然处处透着人性的善良、美好,貌似绝情的出走离异依然充满了人生的无奈和悲哀,这是一个极其丰满真实的女性形象,是巴金后期创作对人性真切体悟的结晶。

细细品读《憩园》《寒夜》这两部巴金的后期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巴金创作思想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也即在《家》的成名十年后,巴金的创作思路并没有延续《家》的创作思路,没有延续他自己也一度引为高明的“宏大主题”思路,而只是专心致志的潜入了人的心灵深处,矢志表现人性的深刻复杂性,而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对具有宏观政治色彩主题的追求。这是一种极有意味的思想嬗变。早年的巴金,很有些激进主义的“愤青”趋向,甚至长期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参加该团体活动。就是在这种激进思想的影响下,才创作成功了《家》。但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后,巴金的思想并未在这条道上继续发展,并未变得更激进、更左倾;相反却越趋于平和,冷静,“中庸”,以至于竟侧身于“左翼”作家之外。在《憩园》《寒夜》这两部后期作品中,巴金完全脱离了“宏大主题”的影响,只关注于人性的善恶嬗变的微妙旨趣,只沉迷于对人性深度的发掘,表达自己对社会人性的深切人道主义情怀,而有意识的远离政治国家色彩。这不禁让人想起雨果在《九三年》的一句名言:“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以为,对人性的关怀,是巴金后期创作的主要方向,为此,巴金倾尽了自己的心血。《憩园》《寒夜》两部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后者最具典型意义。

《寒夜》的主题是什么?本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发现许多评论家在分析作品时一方面充分肯定作品的人道主义立场,但另一方面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而把主题极力往别处腾挪,以求让《寒夜》更能上得了台面,以进入宏大主题的视野。可说用心良苦,却毫无必要,甚至有些弄巧成拙。

试举两例对《寒夜》的分析:

“小说以抗战后的重庆为背景,用沉痛悲凉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小职员汪文宣的家庭悲剧。作家深重的笔触,对制造汪家悲剧的社会进行了悲痛的控诉,同时怀着深挚的同情,为痛苦挣扎的小人物伸冤。”⑿

“巴金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真实、典型的描写了当时下层知识分子的苦闷、挣扎和死亡。揭露了那个‘好人受气,坏人得志’的不合理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寒夜》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旧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真实写照。”⒀

这两段评论有两个共同的误区:

一、都忽略了汪文宣悲剧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他母亲对媳妇的无法容忍,也即“婆媳不和”这个中国封建家庭传统伦理中演绎了几千年的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命题。不管汪文宣悲剧中有多少时代、社会的因素,但“婆媳不和”的主因,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倘若没有婆婆的一味偏见、嫌弃、猜疑、挑拨……女主人公树生不管再怎么“花瓶”,再怎么虚荣、轻浮,也不会抛夫别子的,不会“毅然”走向“情夫”的;而且,在文中我们看到,树生虽然已然出走,但对家庭的责任感始终未变,总是按时寄钱回来维持家庭运转,她绝对不是一个她婆婆认为的自私自利、水性杨花的轻浮女人。

  二、两段评论都过分的强调了“不合理”“社会”的悲剧意义,而完全忽略了人物命运本身的因素。我们可以假定,不管当时的重庆的社会现实多么“黑暗”,多么“不合理”,小人物生存多么艰难,但如果汪文宣不染上当时谈“肺”色变的严重的“肺病”,或者一家三口能够和和睦睦,相濡以沫,不出现内乱内耗的“窝里斗”,生活应该还能持续下去的,汪文宣的病情应该可以得到一些缓解甚至有效控制,至少不至于如此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疲于应对吧!所以,两段评论为了使作品的主题意义提升到“暴露社会黑暗、批判现实不合理”的高度而对汪母造成的悲剧主因却视而不见,这实在是一种脱离文本实际的盲目的论断。

其实,巴金创作《寒夜》的本意只在于表达对人物命运本身不幸的高度关注,而时代社会的变迁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已毫无意义。《寒夜》中,巴金特意把人物悲剧结局设置在抗战胜利这个全民欢呼举国同庆的伟大背景下,就意在说明,在这桩人间悲剧中,国家的兴亡与人物的命运并不发生必然的联系。在《寒夜》“后记”中,巴金表达得很清楚:“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喲,黎明!’……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时已经没有力气呼叫‘黎明’了。”显而易见,巴金在《寒夜》中只想表达一位小人物在“被生活拖死”时的巨大悲哀,当然,“生活”中包含有“不合理制度摧毁”的因素,但还包含有其他不如人意的命运折磨,如疾病、家庭和睦、婆媳对抗等,这些也是人物“被生活拖死”的不可忽略的原因,甚至是主要的原因。我们的评论家不能只抓住“’’制度摧毁”的次要原因,而忽略其他个人命运的主要原因。

《寒夜》的情景氛围是极其悲凉的。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持续了整整两年,我们简直难以想象,这两年的写作过程对作家而言,是一种怎样的心灵煎熬,作家只有整个身心都完全沉浸在这种无比悲哀的情感氛围了,才得以真切微妙地把握作品人物的思想情感,达到与作品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崇高艺术境界。《寒夜》完全达到了这种境界。《寒夜》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关注与同情完全达到了雨果所主张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的“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高度,这个“人道主义”的高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这才是巴金作为一位作家的真正伟大之处。《寒夜》的人道主义情怀是极其温柔、悲凉的,甚至是一种生命难以承受之“悲凉”;《寒夜》的氛围是极其寒冷的,但“寒冷”的极致却是作家的火一般的人道主义热情,它足以温暖一切,超越一切。如果说,是《家》使巴金一举成名的话,那么,《寒夜》,才真正使巴金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作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世人宁愿几十年如一日的把赞颂的目光集中到《家》的虚幻、浅显、偏激的情感宣泄和那些枯燥苍白的政治化、概念化的符号意义上;却迟迟不肯把注意力集中到巴金无比宽广的人道主义大海中。对巴金后期的呕心沥血之作《憩园》《寒夜》有意无意的漠视或曲解,偏要把荣耀的光环加之于名实不符的《家》上,而应该得到荣耀的《憩园》《寒夜》却只能默默被人误解,被人无知地晾在一旁坐“冷板凳”,犹如锦衣夜行,剑藏匣中,这是一种怎样的寂寞和悲哀?

这就是巴金作品的“名实之悖”,这就是现实社会与巴金开的一个莫名惊诧的“国际”玩笑,不知巴金内心是如何看待这“玩笑”的,不知晚年的巴金老人是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的。如今,斯人已去,这一切也许将成为一个永恒之谜。但是,作为热爱巴金的读者、研究者,我们应该有责任终止这个玩笑,让一切名正言顺,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注释:

  ①⑤⑥分别引自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 241页、241页、242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年6月第一版

  ②③④⑦⑧⑾⒀分别引自 张杰《〈家〉导读》53页、59页、114页、94页、66页、2页、2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⑨⑩分别引自 刘屏《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122页、122页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⑿叶千章编选《巴金小说名篇﹒编选说明》。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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