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盛:大同的世界如何可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3 次 更新时间:2007-08-19 20: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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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  

  

  [内容提要]全球化的出现,除去技术因素,主要得益于“冷战”的终结。由此,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基本方面也成为建构全球化社会的主要法则。作者展开“三大批判”:科学技术主导批判、市场经济原则批判、民主的选举政治批判,并希望将大同理想带回现代社会,对全球化的发展提出基本方向。作者认为,自由主义左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精神力量。

  

  一、一个并不美丽的世界

    

  旷古迄今,源远流长,在历史的岁月中,不折不挠地绵延着一个辉煌理想:建设一个共同的世界,让所有的人、所有的群体、所有的民族共享和平和繁荣,不再恐惧、仇恨,不再杀戮、战争。人,应当而且终将全面地展现人性的光辉。这个迷人的梦想,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永远地拨动着理想主义者探索的心弦。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到罗尔斯“公正为万民之法”;在中国,自孔子“天人合一”、“大同”理想肇端,历朝历代的志士仁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慷慨悲歌之中。我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上下求索,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格气魄,“和而不同”的群体理念,“协和万方”的天下心态,为建设人类生存共同体贡献了最宝贵最丰富的资源。

  但是,这个美丽的理想不断地被玷污,不断地被糟蹋!军阀和政客假着“共同的世界”的美名,把历史演绎成一串强权、霸道、扩张、侵略的血腥事件,即使在今天,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样的故事还在延续;投机客、奸商们在“发展、共荣”的幌子下,把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地演变成穷与富的关系,把这一差别名正言顺地越搞越大,其间的对抗愈演愈烈;道貌岸然的思想家和无聊的文人们,不是竭力地歌颂庸俗社会,就是把“共同的社会”理想篡改成毫无人性的道德和精神的暴政。雅克?德里达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是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全球市场的突然出现,电子网络的推广运用,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欣喜若狂,以为“大同世界”已经降临,只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法制建设、公民社会、中产阶级推广到四面八方,世界就会太平,天下就是大同。不光是一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导师们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精英们也作如是想,这份执着,因为对现代化的饥渴,甚至显得比西方的那些人们更加虔诚、更加顽强。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学子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学术激情倾注在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现代性理论中,企图在理论盗版和学术拷贝的狂热中,开辟一条中国走向世界的阳光道路。世界充斥了一种类似被兴奋剂刺激起来的高潮和快感,自信满满,踌躇不已,目标确定,道路开通,一体化的世界已然在握。可是,浅薄的快乐总是短命。人们很快发现,虽然全球化展现了一种可能性,也创造了很多必要的条件,并且,它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大同的理想却依然遥远,人与人的隔膜,族群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仍然主导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贫穷、疾病、恐怖、战争、无奈和沮丧,仍然弥漫在世界大地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峙更是前所未有、危如累卵。这个世界并不美丽!

    

  二、两个论坛:从达沃斯到哥本哈根

    

  当今世界有两个最为著名的论坛,一个是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一个是哥本哈根论坛(世界社会发展研讨会),这两个论坛初创的旨意很能代表世界的转变。

  达沃斯,瑞士小镇,安逸迷人、风光旖旎,一万三千人口,散居在阿尔卑斯山一条十七公里的蜿蜒峡谷中。1971年,日内瓦人、经济学家克劳斯?史瓦布在这里创建“欧洲管理论坛”,这是达沃斯论坛的前身。没有重大技术的突破和运用,经济的唯一任务就是管理。强调“管理”,而且是区域管理,相当精确地体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特征。从八十年代起,中国、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相继出现,加之电脑工业的兴起,一种朦胧的新经济取向开始冲击原来的区域经济格局。一个动人的幻想开始波涌蔓延:经济可以改变世界,一个新的世界呼之欲出。因应这个变化,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正式宣布易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区域”变成“世界”,“管理”也变为“经济”,论坛的中心旨意可以非常清楚地解读出来:世界是经济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的经济!这一点甚至从论坛的构成得到证明,参与论坛的主要是各国的经济高层领导、大型企业的首脑、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仅仅论坛的一千多家大公司会员,每年的营业额就超过4万亿美元。他们关心的最大课题就是发展,经济发展就是最高的原则。

  随后的进展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经济的发展的确突飞猛进,可是,南北差别更大了,贫困和饥俄仍然威胁世界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少数暴富垄断的财富和大多数中下层人民维持生计的财产之间的比差越来越大,令人咋舌;弱势群体、贫困阶层的生存保障、基本教育、卫生防疫、疾病医疗、赈灾救急,每一个方面都危机重重、情势紧迫,还不用说,除了这些与经济相关的方面之外,另有更为严峻的困难,发展与资源的冲突、生存与环境的冲突,加上地缘冲突、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矛盾、代际矛盾、性别矛盾正在严重地撕裂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是很重要,发展也可以是大道理,可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述问题反而变本加厉愈发严重了呢?可以肯定地说,单凭经济发展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社会发展来导引经济发展的方向,那种单纯追求财富增长的经济发展完全有可能把人类导向更大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区别于经济发展的主题,联合国在丹麦召开了“社会发展高峰会议”,世界首脑云集哥本哈根,达成了对人类的未来有深刻影响的远见公识:

  我们的社会必须更有效地响应各国、各区域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不仅必须以此作为紧急要务,同时也是未来岁月中持续不断、坚定不移的承诺。

  这些承诺包括:创造能够使人民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作为人类在道义上、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必须的行动,以果断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达到消灭世界贫穷的目标。促进全面就业这一目标,将其作为我们经济和社会政策一个基本的优先事项,并承诺所有男女能够通过自由选择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谋求稳定和可持续的生计。建立稳定、安全和公正,并基于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以及基于不歧视、容忍、尊重多样性、机会平等、团结、有保障,和所有人包括处境困难和易受伤害的群体和个人都参与的社会,以促进社会融合。促进对人的尊严的充分维护和实现男女平等和公平,确认和增进妇女在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发展方面的参与和领导作用。促进和实现人人平等地享有良好教育、在身心健康方面树立可以达到的最高标准,和人人享有基本保健服务的目标,特别努力纠正同社会条件有关的不平等现象而不论种族、民族本源、性别、年龄和残疾,尊重并促进我们共同的和特有的文化,努力加强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维护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且致力于充分发展人力资源,和致力于社会发展。这些行动的目标是消除贫穷、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融合。

  显而易见,哥本哈根高峰会议展现了一套与早期的达沃斯论坛不尽相同的理念,它把“大同理想”带回现代社会,为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基本的方向。经济的发展并非至高无上,它必须服从人和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类的共同的持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我们得感谢雅克?布道和他的战友们。布道曾经担任联合国关于社会发展方面的高级职务,他对于促进这套理念成为哥本哈根的共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方向,付出了极其辛苦的努力,他的浓重的法国口音的英语,从美洲到欧洲,从亚洲到非洲,不遗余力地呼吁着,为了一个共同世界的理想,我们必须奋斗!

  从1995年高峰会议之后,哥本哈根“社会发展研讨会”成为今日世界一个经常性的思想中心,密切地关注着世界发展的方向,在一个经济常常成为宰制性力量的社会中,顽强地抵抗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对人心和人道的腐蚀和颠覆。这个力量虽然稚嫩,但却有力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这个世界的基本准则。后来的达沃斯论坛也把这些目标列入了基本议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论坛了。

  但是,一如历史的教训所示,建立一个共同社会的实践实在是不容乐观的任务,尤其在我们存活于其中的这个由资本主义充分塑造的消费主义社会,物质主义心态已经把精神性资源洗刷得相当稀薄,我们面对的困难空前绝后。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主要的困难事实上并不在于物质条件,就现在所拥有的物质能力,已经足以让这个地球上的人们过上相当不错的日子;真正的困难其实在于我们对所谓“大同理想”、“公共的世界”到底了解多少?

    

  三、三个批判: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批判

    

  二百多年前,康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哉问“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划时代地改变了以往的观念世界,导致人们认识领域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所谓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开辟了主体性的理性主义方向,深刻地引导了人类社会的近代变革。今天,也有一个同样惊天动地的大哉问横亘在我们面前:大同理想的社会如何可能?天人合一的境界如何可能?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挑战性决不小于康德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看起来与人的日常生活、各种现实的境况紧密相关,因此不恰当地削弱了它的哲学意味,诱导人们更多地在形而下层面探索这个问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全球化高潮,除去技术的因素,主要得益于“冷战”的突然终结。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基本方面成为建构全球化社会的主要原则,一时间,科学技术主导、市场经济原则、民主的选举政治成为社会变革的不二法门,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流却转移到了资本主义内部,正由于这个转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才变得更加深刻、更有说服力。

  1、科学技术批判

  因为科学技术是一种中性的力量,而且科学技术的运用的确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有效地改变了人的生存状况,因此,发展中国家接受科学技术主导社会发展的观念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比接受任何一种西方的社会和政治观念要容易得多。但是,因此它也容易走向科学主义迷信。技术只有被赋予文化意义之后,才能成为促进“大同世界”、“全球社会”的手段和条件,否则,它完全有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因素。十九世纪以来,现代工业技术的运用,改变了劳动力结构,每一次新技术的运用,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失业,创造富裕的同时也在创造贫穷,创造信心的同时也在创造潦倒。技术无情,它总是造成人与人的间隔和疏离,以技术为标准,把不能拥有技术能力的人,满不在乎地从生产领域中驱逐出去,周期性地为社会贡献一批又一批的弱势群体。这个困境持续至今,现代社会和当代经济学并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如何切实地把技术的运用和人的存在状况的改善有机的统一起来,而决不满足于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这些眩人耳目的数据,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除了社会学立场的批判之外,过度地迷恋科学技术的力量,还有更大的危险,这就是人作为宇宙的精华还能不能继续存在的问题。为了追求发展、追求效益,科学技术被肆无忌惮地滥用,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的基本的生存条件,全球化理论的先驱麦克?卢汉生前就指出,地球这个人类的“蓝色救生艇”已经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现在,还有人,甚至一些“科学家”们,认为科学技术绝对正确,不存在什么“科学主义”的问题,科学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科学来解决。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种程度的科学迷信,实在令人震惊。不错,科学可以解决发展的问题,可是发展把人的存在条件都毁了,这个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可以促进发展,但是,它是不是可以消解由于科学发展造成的不可预期的后果呢?一部分资源和生态的破坏是不可逆转、不能再生的,靠科学技术又能如何?事实上,科学技术的运用和效益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对于创造人类生存的大同世界而言。环境的保护是所有人生存的必需,这是不分种族,不分贵贱的大同舞台。现在,环保已经越过了仅仅依赖技术处理环境灾难的阶段,环保越来越具有宗教性、精神性,越来越通过诉诸人的心灵回归,从根本上解决人和环境的关系。技术对解决环境危机仍然有意义,但决不是只有技术才能解决环境问题,更不是技术可以解决全部环境问题。难道培养人对自然的情感与责任,是科学技术问题?难道提倡节俭,抵抗消费主义的腐化和挥霍,以减少对自然的掠夺和消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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