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盛:全球化后的现代性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4 次 更新时间:2007-08-13 08: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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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盛  

  

  前两天在和东北师大老师的交谈中,一位老师告诉了我一个情况:有一个新生到东北师大来报到,在长春的街上转了一圈后,回去对老师说,这个城市怎么看上去兵荒马乱的!这个事情对我很有触动,假如我们到纽约去,到上海去,到东京去,我们多半会感到那个学生所说的兵荒马乱的景象。这是我们的时代创造的一种生活方式,所有的人都慌慌张张地来回奔跑,所有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打发自己的全部时空,每一个人都在非常紧张的生活方式之中度过他全部的生命。而这种紧张所应当具有的意义实际却并不清楚。比如说一个重要的学者沙森(Saskia Sassen),他写过一本书《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就是讲全球化导致全球性的城市的出现。换而言之,所谓大城市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已经具有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这种同质化倾向不仅是我们现在满眼看到的钢筋水泥的高楼,而更在于以这种城市为核心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功能。比如它是金融运转的中心、信息交汇的中心、货物集散的中心,乃至于它是创造生活典范的中心,这种典范波及到中城市、小城市,然后影响到乡村。我们看到很多农民工进城,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就成为一个可传播的符号系统,被来往的人口带到四面八方去。不只是在中国是这个情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情况更突出。所以说生活方式的同质化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各个地方的生活特质正在被逐渐消减掉。长春的兵荒马乱其实只是上海的兵荒马乱的一个缩影,上海的兵荒马乱是纽约兵荒马乱的一个延续。美国有些学者到了上海之后,回到美国经常问我一句话,上海和美国还有什么区别?我说区别还有一点,但是大的区别已经没有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于生活意义的反思,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前些年,耶鲁大学退休的教授罗伯特•莱恩,写过一本重要的书,书名翻译成中文是《在民主市场中幸福的消失》。一方面是市场高度的发达,一方面是西方国家信心满满地极力把民主制度推广到四面八方。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之中——社会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就在这样一种体制当中,人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稀少。美国每年会有幸福指数的跟踪调查,如果去问美国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活是否觉得幸福?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没有幸福。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化出现了,为什么物质财富充分发展了,人反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感到幸福的失落,对生活意义的迷茫和困顿,所以对生命意义的反思成为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

  我们讲当代哲学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转向,第三个转向现在刚刚开始。第一个转向叫作分析哲学的转向,过去认为用一种精确的分析方法就可以得到真理,现在在整个分析哲学的浪潮当中,基本有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放弃以分析求得真理的这种可能性。第二个大的转向就是语言学的转向,把语言当作一种可以了解和掌握真理的手段来看待,转向把语言看作建设意义和建设理解的手段。所以公共语言学的出现,交往语言的出现成为大的语言学研究的新的方向,这是第二个转向。第三个转向就是所谓精神和价值的转向。原有的一些价值结构和精神结构,可能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严重的冲突和隔阂,人需要重新建设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

  

  人类的重要价值

  

  过去讲到价值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脱口而出就可以讲到一些重要的价值,比如说自由是一种价值,平等是一种价值,民主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价值,人权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价值,但是现在问题是,在这些价值的背后,有没有可以进一步反思的更深刻的价值被我们忽略。假如我们说自由平等是一种价值,那我们面对的严峻困难就是,最近这些年的发展使得自由和平等作为价值之间的相互自洽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差,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从自由开出来,就往往会伤害平等。自由突出个人的奋斗,不应该有太多的管束,不应该有太多的限制。而从平等这个理念追寻下去,多半会抑制一部分自由,使一部分自由不能充分地开展。英国政治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穷人一般来说渴望平等,中产阶级向往自由。因为穷人可以通过平等把富人的财富平分过来——应该说“分配”过来,因为“平分”非常危险;而中产阶级寻求发财,寻求积累财富,他要的是自由,给他越少的限制,越是他希望的情况。这就是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发展关于平等这个价值非常困难。当然,他在那个时代理解的中产阶级,现在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现在的中产阶级事实上不是中小企业主,而是工薪较高的技术工人,同样也是为企业主打工。这些人在今天的条件下更多希望的也是平等,而不是自由。美国现在担忧的是由于分配不公,中产阶级正在消失,走向贫困。阿克顿的看法在今天应该说成资本家渴望自由,工人向往平等。自由与平等的不自洽事实上比以往更尖锐了。中国长期以来传统力量比较重视平等,从平等这个价值相当难发展自由的理念,这是中国的困难,但是现在的情况有些倒过来了,其中的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前的绝对平均主义,为了解构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管制,在“文革”结束以后,最早出现的就是关于自由的呼声。当时有很多重要的文章,比如说《为自由鸣炮》等等,后来针对这个东西才有反自由化这类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这些年强调市场经济,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自由,但是弱势群体的问题随即出现,平等受到很大伤害。而这些都是可以相互衔接,可以展开的脉络。

  再比如说民主,假如民主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是最深刻的价值。那么在民主社会当中,因为民主制度而出现的各种问题究竟应当如何理解?一个重要的学者叫罗尔斯,他有一本书我们把它翻译成《正义论》,三年前他故世了。在他的追思会上,他最重要的一个学生,贾世瓦•库恩,介绍了一个以前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他说,在1960年代困惑罗尔斯思想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民主是一个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的差距如此之大?第二个问题是:假如民主是一种具有人性,能够反映平等愿望的制度,美国的种族冲突为什么那么严重?第三个问题是:如果民主是一个有希望、可以面向未来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如此绝望?我们可以分别检讨这三个问题的过去和现在,以便了解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存在的困境。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制度与贫富差距,其中重要的部分与民主的分配理论有关系。富人这么富,穷人这么穷,为什么民主社会对这样的贫富差距无能为力,今天的贫富差距已经比当初扩大了一千倍左右,可是在这个扩大一千倍的过程中,美国的政治家们,美国媒体的核心人物们仍然信心满满地把民主作为一个基本价值强势地推广到世界的四面八方,而很少反思民主所存在的缺陷。假如民主是一个合理的结构,那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那么大?罗尔斯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民主能不能反映平等的愿望,如果民主包括了平等,那美国的种族冲突为什么那么严重?比如黑人和白人的问题。1960年代是马丁•路德•金的时代,马丁•路德•金在纪念的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曾经有这样一个人物,以个人的力量凝聚起族群,顽强地抵抗这个社会中存在的种族冲突和种族压迫。可以说,马丁•路德•金和犹太人对纳粹屠犹的反思这两个集合的力量使得“歧视”成为当代社会政治学的核心命题。罗尔斯又问,如果民主是一个可以体现平等的价值,为什么“歧视”问题会变得那么突出?他没有想到,当时看到的还只是种族的歧视,现在歧视的范围被大大地扩展,移民的歧视、性别的歧视、年龄的歧视,都成为“歧视”的构成内容。罗尔斯问的第三个问题是,假如民主是一种具有持久价值、可以充分面向未来的制度,那为什么美国的青年一代会看不到前途,那么无奈和颓唐?像1960年代猫王的音乐崛起和出现所谓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1960年代的中后期,因为越战的出现,弥漫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反战运动已经开始萌芽,所以罗尔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关于这三个问题的思考,构成他一生的学术努力。民主后面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价值。就是“公正”。我们能不能通过“公正”这个价值来面对贫富的差距,有人太富有,有人太穷困,这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表现。假如种族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受到不同的对待和歧视,这是一个不公正的情况。如果年轻人,因为他们年轻因此在这个社会中不能有足够的地位和发言的权力,这也是一个不公平的情况。罗尔斯是希望通过“公正”去发展民主,去揭示被民主所遮蔽的背后更深刻的价值。

  事实上,关于自由的问题,关于平等的问题,关于民主的问题,当然还有人权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价值,但是也都存在进一步反思和发展的空间。人权的问题在美国有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作了严肃的探讨,其中很重要的观点是,提出人权是一个复杂结构。属于人的权力是多元的面向。在人权当中同样存在着不能自洽的权力。我们中国经常提主权和人权的问题,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一个部分,还有生存的权力、言论的权力、参与的权力都是人权非常丰富的空间,其中的相互关系也非常复杂。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把人权这个概念符号化和观念化,它深刻的内容没有能够充分地展现出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过分突出某一种权力,而且和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或其它各种各样的主义相配合,往往成为这个世界不安定、比较动荡的源泉。当今世界权力的认定和宗教的认同结合在一起,积极的方面不能展现,而负面的影响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暴力的源泉。这是人类面临的严重困境。所以人权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我们到现在对它的了解还很少。

  所有的这些价值,毫无疑问,它们都是价值,但是也存在内在的盲点和缺失,因此人类还需要更加具有涵盖性的深刻的价值,我们有责任去发展整个价值领域,去了解价值更广阔的空间,看看能不能在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精神价值上,创造出一个更加美丽的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这两年来我强调比较多的是另外四个价值。

  第一个价值是安全。安全是一种价值。安全在文字的一般意义上讲,我生命要有安全,我个人的生活保障要有安全,我到了老年的生活状态要有安全,这是一层意义。可就是安全这个最平凡不起眼的价值包含了道德的第一原则,对生命的尊重和肯定,生命和活着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价值。因此,安全就是使生命免于恐惧,就是在各种意义上保障和维护生命。说生命是第一价值,就是没有比尊重生命更重要的价值。那么舍生取义,为自由而献身,牺牲精神又如何理解?为自由而献身可以是个人高尚的道德选择,但不是普遍道德律,如果是普遍道德律就意味着有比生命更高的价值可以牺牲人的生命,这样一来,人的存在的绝对意义便被突破了。为什么不能同样为平等而死,为什么不能为博爱而死?我们要知道其实所有这些价值是为了保护生命才有意义,为了生活得更好才成为价值,生命存在是它们的前提,而不是它们构成生命存在的前提。所以保护和尊重生命是普遍道德律,是无条件的第一原则。任何一种对生命的威胁都是反人类的,暴政、战争、暴力、饥饿、疾病都是安全价值所不能容忍的。

  生命特质在于它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因此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完全等价,同样值得尊重。而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是自发的,他来源于父母,来源于生命连续体,包括他的本身的传续。所以,“上天有好生之德”,重生是最高的天德;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能传承便是对生命的失职和背叛;所以“生生不息”为最高审美境界。因此,保卫每一个生命和保卫所有人的生命,在道德上是同质同品,无分高下的。在这方面,中国智慧早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普林斯顿哲学家Josh Greene和他的同事们为了人类的道德困境冥思苦想:“你会不会为救七个人而直接杀死一个人”,究竟是道德情感,还是更高的道德认知能力?可是,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杀一无辜以利天下而不为”,不要说七个人,就是整个天下也不能牺牲一个个人,因为如果可以牺牲,道德就成了可以根据利益大小来判断正当性的东西,道德本身的意义将被利益原则解构殆尽,那等于没有道德可言了。可以杀一个,就可以杀两个,生命的绝对价值就不存在了,这将是人类的灭顶之灾。因此,毫无疑问,安全是一个绝对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个人的尊严,也是人类的尊严,我们不能随便牺牲任何一个人,尤其是老弱病残弱势群体,他们的安全,才是整个社会最基本的安全。

  这样,我们事实上考虑了安全作为价值的更深层次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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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 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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