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雨辰:北宋文人的生命观:保持对美的热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0 次 更新时间:2024-04-10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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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雨辰  

(崇宁)四年春,正月庚午朔,饮屠苏……立春,晴又阴,从元明步出小南门,访崇宁道人文庆……(闰二月)二十一日,晴,叔时来对棋,予败四局……(五月)初八日,雨,陶君送牛脯、雀鲊、蜜梅……(七月)十五日,晴,子温来,弄琴数曲,全甫、允中、信中月下饮牂柯酒,尽一壶……(八月)十三日,晴……十四日,晴……十五日,晴……二十九日,晴。(《宜州家乘》)

看到上面的文字,我们大概很难想象这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临终前一年的日记。这一年,他出游访友、秉烛探洞,与友人对弈、弄琴、饮酒;这一年,他开了肉戒,品尝着朋友寄来的美味。时间在平淡而安详中慢慢流动,直到最后的日记中只剩下一个“晴”字。同样是在去世的前两年,欧阳修写下旷世名作《泷冈阡表》,一改墓志冷静客观的写法,全用母亲郑氏的话概括父亲的生平琐事,并在母亲“汝能安之,吾亦安矣”的平静回忆中收笔。“有待”是《泷冈阡表》的关键词,此时的他已经接近自己生命尾声,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等。可是从文本中,我们却读不出任何焦虑感,唯有流淌于平静与温情中的与父母正式的告别。在北宋文人临终的诗文中,我们常能看到类似的淡然,苏轼的绝笔诗也写:“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答径山琳长老》)仿佛他们都在平静无恙的状态下,安然度过了一生。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欲了解古代文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书信是最佳载体之一。书信的私密性会让他们愿意分享一些真实感受。而宋人的书信中,疾病却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欧阳修于庆历八年(1048年)“双眼注痛如割”,皇祐四年(1052年)“忽患腰脚”,嘉祐二年(1057年)“风眩发作,卧不能起”,嘉祐四年(1059年)“气血极滞,左臂疼痛,强不能举”,嘉祐五年(1060年)“两手中指挛搐”,“药毒为孽,攻注颐颔间结核,咽喉肿塞”,治平年间“齿牙摇动,饮食艰难”。眼病、腰脚病、眩晕、臂痛、手指抽搐、咽喉肿痛、牙痛,几乎全身都被病痛长期折磨着。苏轼也常被疾病所困,元丰六年(1083年)“春夏多苦疮疖、赤目”,“近复以风毒攻右目,几至失明”,元祐三年(1088年)“坐处苦一疮极痛”,元祐四年(1089年)“腰脚蹒跚”,绍圣二年(1095年)“苦痔疾,百药不效”,这还不算更常见的腹泻、疖子、咳嗽等小症状。王安石于嘉祐四年(1059年)言“脚气已渐平复,殊以为慰”,元丰三年(1080年)“痞喘稍瘳,即苦瞀眩”,元丰四年(1081年)“头眴多痰,动辄复剧”。黄庭坚也经常叙述“痈方溃,臂作劳辄痛”,“苦脚气时作,头眩,胫中痛”,“春来啖苦笋多,乃苦心痛,殊恶”。疮病、眼病、骨病、痔疮、脚气、咳喘……不断发作的疾病严重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于此,我们可以读出北宋文人与我们刻板印象不同的另一面。我们给苏轼贴上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的标签,也把王安石想象为似乎永远不知后退的“拗相公”。可是在书信中,苏轼告诉参寥子自己请求退休致仕只是因为听说有人“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也是在书信中,王安石坦白自己“年老气衰”,仅因为暑热就感到惫顿;而同时期的诗歌中,他还刻画了自己“朝予欲独往,扶惫强登涉”(《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的老当益壮形象。在疾病面前,旷达如苏轼也会生出对生命强烈的渴望,执着如王安石也会甘于示弱。书信中的他们更加脆弱,却也更加真实。

患病之际,人们会寄希望于医药,可是医学总有极限。嘉祐、治平年间,欧阳修就开始牙痛,可是一直求医未果,直到他去世的熙宁五年(1072年),才终于“令医工脱去病齿,遂免痛苦”。病齿让欧阳修常年“饮食艰难”,甚至有时说话都困难,他曾在书信中与王拱辰交心,感慨中年以后遭遇疾病,“医方亦多难得效”,言语之间流露出对求医的绝望。求人不如求己,宋代文人多有儒医身份,苏轼、黄庭坚都精于医术,也乐于和朋友分享医方。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就与钱勰分享了自己“惟用温补药”治愈腰脚病的经历,并力劝钱勰不要总用朴消、大黄等性寒之药。黄庭坚也乐于给别人开药方,他给王云开出调养腑脏之方,给郑仅开河鱼丸、桃红丸来治疗痢疾,教王直方艾灸法治疗病疽,用托里散、追风散、云母膏治疗疮毒,建议逢兴文用犀角丸和竹沥法治疗儿子的痈肿……可是作为儒医的他们最终也不得不与疾病和解,在宜州的岁月里,黄庭坚似乎终于意识到已不知如何用药才能治愈自己的疾病。在两次向子泽判局问药后,便不见他再提及治疗。支撑他们的,想必是医药以外的因素。

医学界有一句名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相较于治愈,慰藉与关爱常常能为病患带来更多生命的动力,现代叙事医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开创的。通过在轻松的氛围中与亲友倾诉病情,患者获得了情感宣泄与交流;收到来自他人的安慰或者治疗方法;进而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体,并获得哲学思考与心理疗愈。宋代发达的交通与邮递系统正好为文人之间的相互慰问提供了便利,在《宜州家乘》中,黄庭坚几乎隔三岔五便收发邮件。也是在反复倾诉病情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对疾病与生死有了深层次的领悟。

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在惠州患痔疾,他分别致书黄庭坚、程之才、王庠、邓守安等人,叙述自己“百药不效”,于是断酒断肉,每日只吃淡面两碗、胡麻、茯苓少许。几封书信的内容大体一致,编入全集后可能让人觉得重复乏味,可是反复的交流与倾诉却让苏轼对疾病与生命有了不同层次的体认。苏轼与程之才讲到胡麻、茯苓的药性、烹饪方法,停留在抵抗疾病的治疗层面;与黄庭坚、王庠谈此事则引申到食戒与枯槁之味,已经上升到修身养性;至与邓守安的信中则上升到“达观久,一喧静”的哲学思考,看惯了喧闹与清静无别,当然也就理解了生死之间的自然连贯。这样的书信交往有点类似于“群发短信”,文人在与不同对象的交流中,反复咀嚼病体、审视疾病与治疗过程,也形成了从饮食、药理知识到修身、悟道的多重思考。而那些往来的书信就成为一场漫长的告别。死亡有条不紊地到来,留给文人足够的时间去理解生命;它在友朋的陪伴中到来,让文人来得及与疾病、与衰老、与他人,也与自己和解。病重之际的苏轼终于理解了庄子说的“在宥天下”,这种心境既是与世界的和解,亦是在生死面前放下执着,找回谦卑之心。

而在拥有了和解心态,开始正视衰病与死亡的阴影后,文人们反而激发起更多的生命活力。晚年的欧阳修频频提及对《新唐书》的牵挂,王安石也一再惦念他的《字说》,这是在学术的毅力中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又坚持把玩物赏美的雅趣贯彻到生命的终点,欧阳修直至去世前一年仍在为金石拓片撰写跋尾。在《唐韩覃幽林思》中,他列出了一连串故去的友人之名。欧阳修可能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亦如这些金石碑刻一般,可是他依然迷恋于此。黄庭坚晚年患有严重眼疾,却仍热衷与人交流书法行笔之意,品鉴、分享《兰亭禊饮诗叙》等摹本,把对美的热情保持到生命的最后阶段。

由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何以北宋文人总能让我们看到“光风霁月”般的精神世界。传统儒家哲学总是讲“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是回避谈论生死问题。而北宋文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却让他们一次次真实地置身于生死之间的语境中。在一场场漫长的告别中,文人渐渐意识到老病如时序一般不可逆转,他们唯一能做的是让生命之花在漫长的四季中更好地绽放。他们的生命态度可以反过来概括为“未知死,焉知生”。在漫长的衰病叙述与交流中,文人理解了死亡,同时更加执着、迷恋于生命。于是,当人们去追问什么是死亡的时候,北宋文人用其“不朽的生命”回答了到底怎样才算是“活着”。

(作者:诸雨辰,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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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4年03月29日 16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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