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我们能否认真对待权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30 次 更新时间:2007-07-05 2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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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进入专栏)  

  

  山西“奴工”,日积月累,演变为世界性的公众事件。奴工之谓,意思是违背了劳动者自己的意愿,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尤为恶劣的是,部分奴工还是儿童,是为“童奴”。奴工作为公众事件,并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那么,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就目前情形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或者是一个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问题。

  权利哲学家们在“权利”概念上已经有一些共识了,例如:(1)权利问题的初衷或问题意识,是个体对政府权力的抗衡;(2)每一社会成员界定了自身权利之后,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身权利之间必须是相容的;(3)于是,权利界定的一项重要标准是“人,生而平等。”

  德沃金在为《认真对待权利》中译本撰写的长篇序言里,为中国读者列出了上引三项关于权利的看法。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真对待权利?

  权利首先是权利意识,这意识若仅仅是潜在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就中国当代社会而言,我同意一位朋友的看法:是关键性的新闻事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为什么呢?因为关键性的新闻事件,相当于“协调博弈”里的协调信号。当大众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权利就从潜在的转化为显在的,从而极大降低了维护权利的成本。协调均衡可以将大众对一项权利的支持转化为政治力量——即权力,从而迫使侵犯该项权利的既得利益群体让步。人类的权利史,基本上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是权利从上层集团逐渐扩散到大众的历史。

  为什么公众事件相当于协调信号?因为围绕着公众事件,来自各学科的良心,被汇聚为政治力量。专业头衔不是信号,事件本身才是信号,是社会行动的信号。

  但试问,在当今的中国,谁曾认真对待过农民的权利?谁曾认真对待过打工子弟的权利?谁曾认真对待过城市贫民的权利?

  不要寄希望于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学科训练不足以向他们提供良知。不要寄希望于社会学家,因为他们的学科训练不足以让他们冷静思考。也不要寄希望于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因为他们本身太软弱!

  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及其他法律、政策,已经写明了多项最美好的权利。问题在于,是什么让它们变得如此苍白?历史告诉我们,在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这三权当中,最容易聚集力量去侵蚀其他二者的,是执法权——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强权即真理”,所谓“might makes right”。但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或抗衡。休谟说:与其与单一的恶一起生活,我们宁愿与两种抗衡的恶一起生活。没有抗衡权力的权力,或迟或早会成为腐败的权力。

  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以及地方权力之间和中央各部门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合作与抗衡关系。但是这些相互抗衡的权力,哪一个是认真对待民众权利的呢?不错,社会演化还未抵达我们预期的阶段。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地方权力会继续分化,迟早会达到乡镇甚至村庄的权力抗衡,然后,普通人的权利便可得到尊重。但这一阶段绝不是等待可以达到的。就目前可见的趋势而言,“以脚投票”是强化政府之间竞争的最有效激励。所以,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的权利,可说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因为它可以带来其他的制度改进。

  维权是一个过程,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步骤是“表达”——必须公开表达这一觉醒的意识,否则就不能转化为权利。我们有一线希望,因为上列权力之间的长期抗衡,为新闻表达提供了足够多的空间,市场的和政治的空间。

  维权的途径有很多。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千百种途径来增加使用奴工的成本,法律惩罚是最直接的。但经济学家知道,法律也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对奴工问题间接但更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加强社区建设,加强社区对贫困家庭和问题家庭的有效扶持,而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例如“非典”时期,社区在一些地方的作用就被极大地激发,这是因为“非典”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如果贫困家庭具有同样强烈的外部性,我们相信,社区同样会极有效地帮助这些家庭。

  所以,使用奴工的负外部性是否强烈,与奴工成本的增加有重要关系——通常,丑恶事件在我们心中激发的负效用,与我们的教养(或许还应包括教育程度)有统计的正相关性;因此,道德感的普遍缺失,既是丑恶事件之普遍存在的理由,也是丑恶事件的负外部性普遍下降的理由。

  第三途径是借助于国际人权舆论和国际贸易对“奴工产品”的制裁,类似于反毒品政策可以借助于惩罚毒品消费者来增加毒品成本,或“反黄”政策可借助于惩罚嫖客来增加色情业成本。

  第四途径,其实是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新闻监督。贺卫方曾说:对法治而言,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新闻自由。他的看法给我印象很深——一位法学家,从许多领域里,独独挑选出“新闻”作为法治的前提条件。这一次山西奴工事件,我是通过新闻报道知道的。其实,新闻可以更自由,而不会带来危险。

  第五途径,是政府官员的直接干预,所谓“青天老爷”式的干预。这或许有效,但也可能完全无效。但当代中国社会日益不遵循传统秩序的规则,青天老爷们的作用正日益衰微。

  总之,经济学家们不应继续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有话语权力,他们不应以“劳动力成本太高”为理由无视奴工问题。类似地,多年以来,他们不应以“道德问题与经济学无关”为理由无视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再重申我的立场:任何经济学在任何具体社会中的运用都是政治经济学的,不会继续仅仅是经济学的。

  写完了抛砖引玉的这几句话,我突然感觉到我们社会的冷漠,如暗夜无边无际地包裹着我,湿且寒,难以呼吸了。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国内的和海外的,有与此同样的感觉。在铁屋里,连呐喊的力量也难以集聚,因为冷漠太深太久,以致他们更愿意忘记。揭开疮疤吗?太痛苦了,还是醉生梦死更好些,还是让我们肤浅地幸福着更好些。最简单的三叶虫,今天仍然活着,最古老的化石是它的化石。活吧!活吧,人。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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