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般简称“《文心雕龙》学”为“龙学”。在现代学术史上，关于一本书的研究被称为“某某学”的委实不多，而“龙学”就是其中长盛不衰的专门之学。在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现代进程开启之时，《文心雕龙》研究是如何融入这一进程，进而迎来百年“龙学”兴盛的呢？回顾百年以来的“龙学”发展历程，我们有必要从学理上思考“龙学”何以兴、何以继续兴等涉及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
开端：具备现代科学质素
五四运动前后，西方现代学术理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近代中国知识界传播，中国学术的现代进程由此开始。当时学人受科学主义影响，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成熟的标志，就在于其是否建立了严密的逻辑体系。正如梁漱溟所言：“科学是知识之正轨或典范；只有科学，才算确实而有系统的知识。”（《中国文化要义》）当时的文学研究也受这种科学主义的影响。如张相说：“近世研治科学，析类之事，目为至要。植物学家，部门科属诸名，井井而谈，属隶无紊，譬诸草木，区以别矣，矧在文章，渠不若彼。”（《古今文综》缀言）认为文学研究也像植物学一样，要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徐昂也说：“无论字与文，研究宜用治科学方法，澈底分析。”（《文谈》自序续）这种从自然科学移用过来的科学主义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学者们对《文心雕龙》的选择。
五四运动前后，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学者们想从几千年的中国文论史中找出堪比西方文论体系的著作，寻觅的结果就是，《文心雕龙》逐渐进入学者视野。如刘节说：“若彦和《雕龙》，则可以言文学原理矣。”《文心雕龙》是“纯粹之文学体制”“说理精密，条贯有序”。（《刘勰评传》，《国学月报》1927年第2卷第3期）梁绳祎说：“像莱辛（Lessing）、马太·安诺德（Matthew Arnold）、泰因（Taine）以及现代的乔治·勃兰特（George Brandes），全是以批评名家的。他们评论的势力都很伟大，有时单词片语都要传遍世界，不用说这种批评是文学进化极有关的助力。”反观中国文学界，在古典文学批评传统中，他发现了《文心雕龙》的当代价值：“在过去可怜的文学批评史中，寻一点萌芽，我们不得不推重千余年前的刘彦和。他著了一部专论文学的书，叫作《文心雕龙》。”（《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1927年6月《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梁绳祎是用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去解读《文心雕龙》，他在文中提到意大利但丁的《神曲》、德国的尼采以及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外国作家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旧两派文化阵营在许多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在对待《文心雕龙》的评价上，两派意见却出奇地一致。这是因为新旧两派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观察到《文心雕龙》的价值堪比西方文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评价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集外集拾遗补编·论诗题记》）他认为，中西方文论都有逻辑体系严密的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学》分别对中西方文论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文化保守派的首领，章太炎早在20世纪初年就在日本开设“国学讲演会”，讲授《文心雕龙》。据学者考察：“章氏弟子们的记录稿，至今还尘埋在上海图书馆。”（周兴陆撰《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而据《钱玄同日记》1909年3月18日载：“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与季刚同行。”由此我们可知，黄侃、钱玄同等章门弟子曾经比较系统地跟章太炎学过《文心雕龙》。黄侃认为《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专著”：“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文心雕龙札记》）黄侃是从尊崇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推崇《文心雕龙》的，意在证明西方所谓的逻辑体系其实中国古人早已有之。诚如吴承学所指出的：“在清末民初，《文心雕龙》仍是传统学者用来捍卫和发扬本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
1923年，梁启超在答《清华周刊》记者《国学入门书要及读法》中，把《文心雕龙》归为“随意涉览书类”（《读书指南》）。梁氏似乎不是很看重《文心雕龙》，但实际上他是非常重视《文心雕龙》的理论思想和文学艺术的。1925年，梁启超评价《文心雕龙》：“诚文思之奥府，而文学之津逮也。”（《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序》）《文心雕龙》本身的文章辞采飞扬，是赋中佳作。更重要的是，其中确有符合现代科学体系的理论质素。在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者们“寻例证己”的过程中，《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论也有逻辑体系”的一个重要例证被不断提起，“龙学”由此开启了百年的现代之路。
进程：融入现代学术
“现代的科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对“龙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世眼光审视，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从正面影响来说，《文心雕龙》“体大思精”，被认为具备现代科学质素，可以进入现代教育体制、登上大学讲堂，从此作为自成一体的一门“学问”融入现代学术进程。在实践中，凭借现代教学机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最终实现了传承有序地传播及弘扬《文心雕龙》文化。百年来的学科化、课程化，大大推动了“龙学”的发展。过去人们只凭个人兴趣爱好研读《文心雕龙》，随机性、随意性较强，这并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有组织推进。在进入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并成为有机组成部分之后，《文心雕龙》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以往了，它作为教材内容进入课堂，成为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研究、讲解、学习、传播的对象，进而由课堂到报刊、由学科知识传播到社会文化宣传、由国内到国外，从此《文心雕龙》的文化影响获得了极大的拓展。
这里我们就《文心雕龙》所受正面影响列举几例。林纾所撰《春觉斋论文》，是其在高师大学堂授课的讲义，1913年6月起曾在《平报》连载。其中大量征引《文心雕龙》语段并申述之。在北京大学，姚鼐四世侄孙姚永朴稍早于黄侃在大学课堂上摘段讲解《文心雕龙》，并在课堂教学基础上精心结撰成一部文章学著作《文学研究法》，“其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体例仿之《文心雕龙》，颇具系统性、理论性”。这一时期，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最受学生欢迎者当为黄侃，其《文心雕龙札记》是“自1914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授课讲义”。（见李建中主编《中国学术档案大系·龙学档案》）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学生因为《文心雕龙》课程问题要求撤换老师的事件：1916年，同为章门弟子的朱宗莱到北京大学任教，亦讲授《文心雕龙》。推测可能是教学效果不及黄侃之故，结果引发学生上书蔡元培校长要求更换《文心雕龙》主讲。（见朱怿撰《朱蓬仙生平事迹》）此事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但确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文心雕龙》进入北京大学课程并深受学生们喜爱。这里，我们再举一个地方高校的例子。1937年福建协和大学的校刊《协大艺文》刊载《文心雕龙上篇分析初步》一文，文章前面有一段背景说明：“本校中国文学系所开专书选读一科中，《文心雕龙》适列其一，本系生与修者七人，采集体研究方式，由俞元桂先生指导。”（见耿素丽、黄伶选编《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文心雕龙学》）这说明《文心雕龙》研修课在当时的地方高校中也有开设。
梳理“龙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许多“龙学”名著都是在大学课堂教学中诞生的。如刘永济著《文心雕龙校释》就是其在武汉大学给学生讲《汉魏六朝文学》而写的“讲义稿”（见李建中主编《中国学术档案大系·龙学档案》）从教案讲义最终变成学术经典，由此可见“龙学”之兴离不开教学课堂之助。
《文心雕龙》走进课程教学为“龙学”培养了大批读者、研究者，这是“龙学”此后百年薪火相传的根本原因。“龙学”史上教学相长的佳话比比皆是，如詹福瑞先生师从詹锳先生：“从恩师詹锳先生学《文心雕龙》。一年间，先生一篇篇讲下来，我一篇篇整理笔记，一篇篇背诵下来，终于有一天感到走近了这座精深的理论楼阁，虽不敢说登堂入室，却似可窥其门庭了。”（《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后记）李建中先生师从杨明照先生：“有幸从著名龙学家、四川大学杨明照教授研习《文心雕龙》。”先生感慨，我们要感谢刘勰，“有了他，摛文无虞”“有了他，余心有寄”“有了他，永不失语”。（《〈文心雕龙〉讲演录》附录）这些年活跃于“龙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多有类似的求学经历，往往师出“龙学”研究的老一辈大家。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们不断将“龙学”推向一个又一个新境界。
展望：重拾诗性文章
从“现代的科学研究”带给“龙学”的负面影响来看，由于过度强调《文心雕龙》的严密逻辑体系，学者往往把《文心雕龙》仅当作文学理论著作来看待，结果导致了两方面的偏差：一是容易使学者忽视《文心雕龙》的诗性一面；二是容易使学者忽视其文章学的特质。
首先我们看其诗性的一面。《文心雕龙》固然有“体大思精”的特色，但其自身特质不仅有逻辑性的一面，还有诗性的一面。李建中先生指出：“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典范，《文心雕龙》有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诗性和逻辑性的统一。长期以来，海内外的龙学研究，常常过于推崇逻辑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她所特有的诗性智慧，从而遮蔽了《文心雕龙》的东方特色，遮蔽了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民族特色。”（《〈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曾用“文化遗存”的观念来解释这种文化现象：“它可能长期地影响到这些习俗或者技艺，如涓涓细流，绵延不绝，从这一代继续传到下一代。它们像巨流一样，一旦为自己冲开一道河床，就成世纪地连续不断流下去。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始文化》）无论是在文化资源、思维方式等深层次上，还是在言说方式、话语范畴等表面层次上，《文心雕龙》都弥漫着浓厚的诗性智慧。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其诗性方面的内容。根据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李逸津教授的介绍，俄罗斯女汉学家卡·伊·戈雷金娜从《文心雕龙·原道篇》入手，探究原始宗教文化对刘勰文学观念的影响。李建中先生认为，戈雷金娜的研究，其“入思方式及部分结论，对于我们探讨《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文心雕龙〉讲演录》）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文心雕龙》，为《文心雕龙》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大陆也陆续有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文心雕龙》，并且取得不俗的研究成绩。张毅认为，经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对《文心雕龙》创作论有影响。（《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诗学》）闫月珍讨论《文心雕龙》的“器物之喻”（《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为中心》），把古代文论中普遍存在的象喻思维与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经验相联系，具有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论意义。夏静分析《文心雕龙》与气学思辨传统的关系（《〈文心雕龙〉与气学思辨传统》），认为“气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并不能完全依靠现代理性思维进行理解和分析，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研究《文心雕龙》与传统诗性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归其真实的文化场景，展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广的理论前景。
其次，我们要认真分析《文心雕龙》的文章学特质。五四运动之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章学著作。如吴曾祺表示服膺《文心雕龙》，“极论文章之秘，识者以为知音。”（《涵芬楼文谈》）章太炎说：“《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文心雕龙〉讲演记录稿》）他主张广义文章学，这与《文心雕龙》的文章学思想一脉相承。五四运动前后，把《文心雕龙》视为文章学著作的人包括林纾、章太炎等，持此观点的还有青年才俊刘师培、黄侃等。刘师培把《文心雕龙》视为文章学论著，并且认可其文章学思想体系。他说，我们要了解文学变迁，“非证以当时文章各体，不足以考其变迁之由。”（《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刘师培所谓“文学”实即包括“赞颂铭诔之文”等“各体文章”在内，是大文章观念，而不是现代以来的纯文学观念。黄侃对《文心雕龙》的文章学特质判定是非常明确的，其《文心雕龙札记·总术篇》云：“彦和虽分文笔，而二者并重，未尝以笔非文而遂屏弃之，故其书广收众体，而讥陆氏之未该。……案《文心》之书，兼赅众制，明其体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文心雕龙札记》）文备众体，黄侃揭示的正是《文心雕龙》广义文章学的基本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以后，有不少受现代文学观念影响的新派学者用纯文学的标准去评判《文心雕龙》，认为《文心雕龙》的文学定义太宽泛、文体杂乱。如霍衣仙在谈到《文心雕龙》的“失败处”时说：“文学定义太广泛，则议论必流于肤浅。……其文学定义，与章太炎氏‘凡以文字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之定义相同，故将经史子集、百家九流，冶于一炉而谈之。内容既如此包罗万象，议论之有‘搔不着痒处’，近于肤浅，为必得之咎矣。”（《刘彦和评传》）又如杨鸿烈，一方面，称刘勰是中国“第一个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相当于欧洲文学上的“法定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指出《文心雕龙》全书的“根本缺点”：“在这样文学观念明了确定的时代，偏偏这位不达时务的刘彦和就来打破这样的分别，使文学的观念，又趋于含混！又使文笔不分！”“这样一来，就把一个已经成就了的明白、具体、完全的文笔定义，搅扰得一个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了！”（《〈文心雕龙〉的研究》）
由此观之，五四运动前后开启的中国学术现代进程，对“龙学”此后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但“以西释中”“以西构中”也给“龙学”带来了不小的损伤。今天看来，这种研究倾向最大的不足，就是把《文心雕龙》仅仅当作“文学理论”著作，而忽视其原本是文章学著作的特质。张少康先生认为，20世纪“龙学”的理论研究是“重中之重”，其主要成绩突出表现在“重视了理论体系的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文心雕龙研究》）。单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忽视了其中涵盖面更广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章学特质。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偏向于纯文学作品，而文章学研究的对象则包含各种文章创作，范围要广泛得多。从纯文学文体入手，《文心雕龙》中许多文体就无法进入“龙学”研究的视野。
以纯文学的观念来看《文心雕龙》，更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而轻视了文章学的实用功能。我们知道，《文心雕龙》是非常重视文章之功用的。刘勰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文心雕龙·序志篇》）“五礼”“六典”“君臣”“军国”，这些是军国大事，在这些领域中，文章要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文心雕龙·书记篇》中谈到一些日常生活使用的文体如簿、录、契、券、状等，这些也是文章。刘勰的观点是，大到军国大事，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文章都能发挥重要作用。而如果从纯文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文章都缺乏审美功能，都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文心雕龙》中许多文体没有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中国文章学久远的实用传统也由此被慢慢疏略了。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章学既有理论，也有实践，是基于文章创作实践的理论，也是指向文章创作实践的理论。丰富性和鲜活性是中国文章学的固有特点。因此我以为，纯文学理论既涵盖不了中国古代文章创作的丰富历史，也指导不了中国当下文章创作的鲜活实践。
纯文学理论更重视“道”而忽视“术”，以《文心雕龙》为标志的中国文章学既重“道”，也重“术”。《文心雕龙》有《原道篇》又有《总术篇》。文章学落实到文体、字法、句法、篇法的研究上，比各种所谓“理论”的研究更具体丰实。《文心雕龙》讨论各式文体时，都本着“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篇》）的理路来阐释，关注文体的源流、基本内涵、代表作品和体式规范。《文心雕龙》还有《镕裁篇》《声律篇》《章句篇》《事类篇》《练字篇》等，关注文章的剪裁、声律、用事、字法、句法和篇法。这些形式层面的讲究相比抽象的纯文学理论，更具体实在、更有可操作性。这些内容也是历代文话涉及的主要方面，因此，也是中国文章学固有的传统。但如果从纯文学理论的角度审视，这些固有的富有特色的“术”层面的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视。
近些年，关于《文心雕龙》文章学特质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学者们关注。吴承学先生指出，在中国文章学史上，最早初步构建中国文章批评理论体系的，是“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章学”（《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我们当以这个基本认识为基础，全面审视《文心雕龙》的文章学体系及其特质，从而推进中国文章学体系的理论建构。
回顾“龙学”百年历程，我们得到几点启示：“龙学”要继续发展，必须进一步融入当代学术进程，融入当代社会实践，回应当代学术问题；必须加强学科建设，提升教学水平，尝试用当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龙学”文化，继续培养一代又一代“龙学”的学习者、爱好者、传播者和研究者；必须根植传统文论的固有特色，以文化自信之姿，实现中西文论的互学互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