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胜:辞尚体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11 次 更新时间:2023-11-08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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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胜  

《尚书》人称“文章之祖”,是后世诸多文章的祖根。《尚书》确立了众多文体的文章体制,垂范后世。《尚书》记言的同时,也有记事,甚至是后世“记事本末”的始祖,启发了后世的诸多文章学观念。与其实用性的鲜明特征相适应,《尚书》提出的“辞尚体要”影响深远,成为中国文章学的一个重要理念。

《尚书》既然是“政书之源”,服务于军国大事,当然是其第一行政要务,也就是说,实用性是其鲜明特征。刘勰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文心雕龙·序志篇》)《尚书》开启了中国文章学的实用传统。关于《尚书》各体文的功用,吴林伯说:“大抵典以示常法,谟以陈谋议,诰以告众民,誓以训师旅。”(《〈文心雕龙〉·义疏》上册)理论是实践的归纳和总结,中国文章学重实用的理论品格,是与《尚书》重实用的文章实践分不开的。章学诚:“《尚书》无一空言,有言必措诸事也。后之辑章奏者,但取议论晓畅,情辞慨切,以为章奏之佳也,不备其事之始末。虽有佳章,将何所用?”(《文史通义·书教中》)既然强调实用性,中国文章学对言辞就要求简明晓畅,也即“辞尚体要”。刘勰说:

《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文心雕龙·征圣篇》)

刘勰在这里提到的“辞尚体要”,出自《尚书·毕命》:

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

从言辞崇尚角度来看这段话,有相反相成的两方面主张:“辞尚体要,不惟好异”。言辞要简明扼要,不要喜好立异。孔颖达《尚书正义》:“言辞尚其体实要约,当不惟好其奇异。商之旧俗靡靡然,好相随顺、利口、辩捷、阿谀、顺旨者,惟以为贤,余风至今未绝。公其念绝之哉,戒毕公以治殷民之法。”正如清代方以智说:“《典》《谟》尔雅,训体约厚,隆古尚简故耳。”(《文章薪火》)

崇尚简明要约,反对浮华怪异,这种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文章学的话语建构。孔子就是这一思想的忠诚实践者,他认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孟子也反对淫辞邪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孟子·滕文公下》)东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反对“虚妄”,主张“实诚”:“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论衡·对作》)刘勰也主张明白晓畅的语言:“《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又:“《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文心雕龙·宗经篇》)拿注解经典来说,刘勰就反对烦琐的章句之学,像秦延君注《尧典》,10万多字;朱普解《尚书》,30万字,令人“恶烦”,后人“羞学”。相反,“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文心雕龙`论说篇》)一正一反,体现刘勰反对繁杂,主张要约明畅的文辞主张。“辞尚体要”成为中国文章学在言辞方面的重要主张,其精神贯穿中国文论始终。《文心雕龙》凡7次提到“体要”一词:“《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体要所以成辞。”“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文心雕龙·征圣篇》)“虽读千赋,愈惑体要。”(《文心雕龙·诠赋篇》)“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文心雕龙·奏启篇》)“《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文心雕龙·风骨篇》)“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文心雕龙·序志篇》)等,而且刘勰明言“体要”一词来源《尚书》,可见《尚书》对《文心雕龙》话语建构的深远影响。

《尚书》主张辞尚体要,自然反对“巧言令色”:“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也壬?”(《尚书·皋陶谟》)皋陶重视的是聪明又有恩德的人,反对“巧言令色”的奸佞小人(壬)。皋陶提出“行有九德”的观点,所谓“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皋陶谟》)《尚书》另一处也提到“巧言令色”:“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尚书·冏命》)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中国文章学的言辞取向,所谓“美言不信。”(《道德经》)“巧言如簧。”(《诗经·巧言》)“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刘勰说:“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他也是反对纵横家们的“骋其巧辞”。(《文心雕龙·论说篇》)明代杨慎梳理中国文章学文辞观演变时说:

《书》曰“辞尚体要”,子曰“辞达而已矣”,《荀子》曰“乱世之徵,文章匿采”,扬子所云“说铃书肆”,正谓其无体要也。吾观在昔,文弊于宋,奏疏至万余言,同列书生尚厌观之,人主一日万几,岂能阅之终乎?其为当时行状、墓铭,如将相诸碑,皆数万字。朱子作《张魏公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流传至今,盖无人能览一过者,繁冗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删节。如反贼李全一传,凡二卷,六万余字,虽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何说,起没何地。宿学尚迷,焉能晓童稚乎?予语古今文章,宋之欧、苏、曾、王,皆有此病,视韩柳远不及矣。韩柳视班马又不及。班马比三《传》又不及。三《传》比《春秋》又不及。予读《左氏》书赵朔、赵同、赵括事,茫然如堕矇瞆。既书字,又书名,又书官,似迷语诳儿童者。读《春秋》之经,则如天开日明矣。然则古今文章,《春秋》无以加矣。《公》《榖》之明白,其亚也。《左氏》浮夸繁冗,乃圣门之荆棘,而后人实以为珍宝,文弊之始也。爱,忘其丑,可乎?(《升庵集·论文》)

杨慎也是把《尚书》的“辞尚体要”视为中国文论的优良传统,发扬则是好文风,背离则是文坛弊病。

清初顾炎武则进一步扩大“巧言”的范围,能巧言却不为是大勇之士:“《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日知录》)

晚清刘熙载也推崇“辞尚体要”,他说:“约,其如《书》所谓‘辞尚体要’乎?”又:“文之道,可约举经语以明之,曰:‘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言近而指远’‘辞尚体要’‘乃言厎可续’‘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后语’。”(《艺概·文概》)其中就有“辞尚体要”。可见,《尚书》对中国文章学反对浮华辞藻的观点有深远影响。

(作者: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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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3年09月25日 13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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