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礼天:《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初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 次 更新时间:2019-07-03 00: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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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礼天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的文学地理批评,发端于先秦时期,成长丰富于汉魏六朝及其后,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传统。迄今学界尚无研究《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的专门论文,本文乃是首发。笔者关于《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研究包括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论述了《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问题提出的依据、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之要点,分析《文心雕龙》有关文学与地理的一般关系论的主要理论内涵与思想基础问题;下篇是对上篇提出的《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论题进行深入考论,将具体研究《文心雕龙》有关作家、作品及读者与地理关系的批评论。本文为上篇,故谓初探。

   关 键 词:《文心雕龙》  文学地理  天人合一  “江山之助”

  

   一、引论

  

   一切文学的研究,文学的理论与批评,都是文学的诠释。文学地理学,其主要研究有三大理论向度①:第一,文学与地理的一般关系;第二,文学与文学的地域(区域地理)之关系;第三,文学与地域的文化之关系。人地观不仅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与科学理论基础②,也是讨论中国古代文学地理问题的理论依据。换句话说,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跨学科研究,主要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出发,以文学地理为其研究对象,不仅要研究地理及空间与作家及其创作过程、作品、读者的关系,还要研究文学的“诗性地理”(文学想象、审美感知的地理)、文学的空间诠释等问题。中国古代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发端于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大传统,《文心雕龙》中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正是这一批评传统的继承、丰富与发展,对此不容漠视。《文心雕龙》研究成果已经较为繁富,例如,研究其《物色》篇“江山之助”论的论文,就有近二十篇之多等,并且涉及文学地理批评问题。③,尽管如此,但迄今尚无专门而较为全面地去研讨其文学地理批评思想之论著。本文拟从《文心雕龙》全书出发,从其理论与批评体系的整体性出发,同时也从我们力图构建和理解的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批评出发,将二者具体联系起来,讨论《文心雕龙》有关文学与地理的一般的普遍关系的认识问题。

  

   二、《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既然本文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心雕龙》包含有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并予以探讨,这就首先需要简要论析如下两个问题:第一,从文学地理学看问题,先秦至六朝时期文学地理批评发生发展情况如何?第二,依照上述对文学地理学简要说明,《文心雕龙》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包括哪些内容,是否符合其实际?

   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发端并奠基于先秦时期,而成长并丰富于两汉魏晋南北朝及其后。作为我国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代表性源头的《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其最早的经典著作,就是汉代的郑玄《诗谱》和王逸《楚辞章句》,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地理批评内容。班固《汉书·地理志》,继承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有关文化地域的观念,明确把人之性情、风俗与“水土之风气”联系起来,所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④。这也集中体现在其关于《国风》的分析之中,直接影响郑玄《诗谱》以史地证诗的批评与诠释方法。班固等“系水土之风气”说,直接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管子·水地》篇等“人地关系”论的思想,由此还可以追溯至三代“易”学思想的发端⑤。人地关系的观念,当是先民从原始社会逐步发展到农业文明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周易》坤卦《彖》辞有“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之论⑥,其实这也就含纳了乾卦《彖》辞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的意义⑦,人文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所说的“人地关系”论中的“地”,包括古人所说的“天”“地”之大自然、人化的自然的内容。

   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六朝时期,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钟嵘《诗品》以及颜之推《颜氏家训》等,都包含文学地理的批评思想,其中《文心雕龙》作为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文论著作,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学地理思想与批评内容。《文心雕龙》前五篇所谓“文之枢纽”论,乃全书论文之纲领,《原道》篇论析天地之文与人文之文,都是“道之文也”⑧,其对“自然(自然而然)之道”的论述,如下一转语,我们认为其中就蕴涵了文学与地理(自然)一般的普遍关系的思想内涵;其《宗经》与《辨骚》篇,论文之源与文之变,结合全书看,实际也受到前人有关《诗经》与楚辞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与方法的深刻影响,并能加以整合创新,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乐府》篇明确界定乐府为“土风”,论述“赵代之音”“齐楚之气”⑨,也可谓是最早的一篇有关乐府文学地理批评的专论;《声律》篇说:“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⑩这也就涉及到文学地域性问题。《物色》篇首次铸就的评论屈原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论(11),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文艺理论批评,例如晚唐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提出所谓“河汾蟠郁之气”论等,就是继承了这种批评思想。(12)学界迄今之所以忽略《文心雕龙》较为丰富而深刻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尚缺乏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知识与视野。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其名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论:即作品(work)、世界(或译为宇宙,universe)、作家(artist)与读者(audience)。(13)文学地理批评是构成《文心雕龙》的一种自觉的批评方式,与其经典批评、才性批评、文体批评及知音批评等共同构成其文学批评的范式。(14)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出发,文学地理学之所谓“文学地理”,无疑是属于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世界”(宇宙)这一文学批评要素之中的内容。由此,《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可以分为如下四大方面的内容:文学与地理的一般的普遍的关系论、作家与地理关系论、作品与地理关系论以及读者与地理关系论。在此也先将《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这四大方面内容的具体论题与论述,特别以案例的方式列举出来,以说明《文心雕龙》具有较为丰富的而且是较为系统的文学地理批评思想。

   第一,《文心雕龙》关于文学与地理的一般的普遍的关系论。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全书有关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基础,在其首篇所谓“文之枢纽”论的《原道》篇,就蕴涵其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文化视野下,论述天地人“三才”的关系,所谓“原道”,其本义包含这样的内涵:人之文(儒家经典与其后的所有作品)乃圣人之心(作家之文心)参赞天地之文(美)而制作出来,这就论述了文学与地理的普遍联系性和论理上的逻辑相关性。

   第二,作家与地理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为《文心雕龙》有关作家创作个性(才性)及风格与文学地域等方面的论述。《物色》篇论屈原时,提出“江山之助”论,这实际在理论批评的逻辑上包含两大方面基本内涵,即作家的创作个性与风格受到“江山之助”的作用,作品的创作与表现内容之特点也受到“江山之助”的影响。通观《文心雕龙》全书,在其文学史论的历史铺叙和论述中,在其有关作家才性与风格的论析中,都具有作家与地理关系论的批评体现和分析视角。

   第三,作品与地理的关系问题,主要体现为《文心雕龙》有关风景论、乐府论、语言声韵论、文学传统与文学史通变论中的文学地理批评内容。如《辨骚》篇说: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15)

   地域文学的鲜明的地域个性,是与其文学创作“以景抒情”分不开的,乃至是与其描写地域的风土人情分不开的,风景描写实际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

   《乐府》篇说:

   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16)

   《乐府》中的许多作品也是如《国风》一样,属于采集的“土风”,《乐府》篇的批评,具有突出的文学地理批评特点,这明显也是继承了班固、郑玄等关于《诗经》的文学地理批评的传统。如上所言,《文心雕龙》的《乐府》篇,可以视为第一篇乐府文学批评的专论,又因为其中明显地突出地包含文学地理批评思想,所以也可以说是第一篇有关乐府文学地理批评的专论,注意笔者这里的“有关”二字的限定意义。

   《声律》篇说: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不易,可谓衔灵均之余声,失黄钟之正响也。(17)

   文学的地域性差异与方言有关,尽管刘勰《声律》篇原意不是讨论文学地域性问题,但他对楚辞作品这种“楚语楚音”特点的认识是清楚的,对屈原等楚辞作品所描写的楚地楚物而构成鲜明的“惊采绝艳”的艺术特点和风格,也是认识明确的。宋人黄伯思《新校〈楚辞〉序》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18)这一关于“楚辞”的释义,受到其后直到今天研究者的认同。

   《时序》篇说:

   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19)

   所谓汉赋作品中的“灵均余影”的问题,实际可以视为一个文学地理批评的重要问题,这就是文学的地域风格与超地域的风格问题(20),同时也是一个文学传统的继承与革新的问题。

   第四,读者与地理的关系问题,《文心雕龙》也有相关论述,值得深入探讨。《知音》篇说: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按:见屈原《楚辞·九章·怀沙》)。”见异,唯知音耳。(21)

   根据“六观”方法鉴赏批评作品,最主要是要能够“见出”作品所体现的独特的艺术创造性和独特的艺术个性之所在,所谓“见异”;能够“见异”,才能称得上是“知音”。那么这种“异”也是与作家作品的文学地域性有关的。这就内含着这样的意思:读者要能深入理解所鉴赏批评的作家作品这种“异”,例如屈原的楚辞作品,就要“知人论世”,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解作家生长的地理的、文化的环境和社会现实处境,了解作家的情志抱负等。刘勰自己正是从这样的思考出发,才能够提出屈原得“江山之助”论这一著名的批评观点。

一切文学作品创作过程和创作内容,可以说都与特定的“时地”有关,但文学地理学研究是要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角度诠释文学。因此研究《文心雕龙》文学地理批评思想,虽然如上所说,可以以世界(宇宙)、作品、作家与读者这四要素的关系论,作为考察与分析问题的理论逻辑和途径,但绝不是要把《文心雕龙》所有的理论内容都视为文学地理批评(如果这样理解本文的意图就明显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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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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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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