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田多敦:时代巨变浪潮之下琉球是否能发挥主体能动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40 次 更新时间:2024-03-12 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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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田多敦  

 

后田多敦,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翻译:姚奕鹭

2023年10月28日至29日,我参加了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爱思想网在中国北京举办的第四届“琉球·冲绳前沿学术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琉球方共计16人参加,中国方共计41人参加。研讨会对中国与琉球的历史、民俗、语言、文化、思想以及现今的国际形势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我曾在2018年参加过第三届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让我强烈感受到中国对琉球的研究有更进一步的深化。琉球代表之间的交流也非常充实。在此简单地报告一下北京的行程情况。

琉球方参会者,又吉盛清(冲绳大学客员教授)、伊佐真一(琉球近代历史学家)、川满彰(冲绳国际大学讲师)、松岛泰盛(龙谷大学教授)、知念宇智(冲绳国际大学讲师)、友知政树(冲绳国际大学教授)、亲川志奈子(冲绳大学讲师)、石川勇人(大阪大学博士研究生)、新垣毅(琉球新报报道本部部长)、嘉数吉乃(冲绳时报记者)、程天虹(冲绳大学地域研究所特别研究员)、喜纳昌吉(音乐家)、金城吟子(作家)、青山优太郎(长江大学副教授)、以及后田多敦共计16人出席。琉球方所有人于26日从那霸机场出发,我25日抵达琉球后,26日与其他参会者在那霸机场汇合。松岛泰盛先生则是直接从东京飞往北京,在北京大学与我们汇合。

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前身阁楼博物馆(attic museum)的创立者涩泽敬三(1896~1963年)在二战后游历了许多国家,其游历过的国家数目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恐怕是望尘莫及的数字。敬三的厉害之处不是其游历过的国家数目,而是他详细记录下来的“旅普”。旅普虽然内容简单,但却能回顾旅行当时的状况。

我在此抛出敬三先生旅普的话题是因为我这次对他进行了模仿,但我却没能很顺利地记录整个行程期间的内容。也许是我天资尚浅,在奔波的过程中坚持进行每日的记录实属不易。相比自己写下的内容不明的旅行日记,再次感受到敬三先生是多么的厉害。

因那霸飞往上海的飞机晚点,我们抵达上海时,前往北京的转机航班已经出发,经过各种手续和换乘,到达北京酒店时已过零点时分。

27日,在北京的第一个行程是访问曾经是许多琉球人前往中国的终点,故宫。

故宫曾被称为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帝的居所。明成祖攻破元朝大都后将其改名为北平,之后朱元璋四子朱棣通过政变夺取皇位后又再次改名为北京,并将都城迁移至此。朱棣于永乐4年(1406年)开始兴建皇宫和城垣。永乐18(1420年)年北京城的建设完成,期间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

元大都的城市建设遵守了严格的设计。城市围绕一条由北向南的中心轴展开建设。北京城便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在原有的空间建设思想基础上不断添加新建筑,通过这种形式完成了建设。北京的9个城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建设完成于正统4年(1439年),并改为现在的名称。1372年琉球国响应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谕,开始向明朝进贡。当时琉球人看到的紫禁城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故宫应该没有太多的变化。琉球派遣朝贡使团,经由海陆约3000公里的里程到达北京。不难想象当他们到达北京这座巨大都城时,受到了多大的震撼和刺激,以及在北京的见闻和经历如何左右了他们今后的人生。27日,我在当地学生的带领下由东华门前往午门进入故宫。当日故宫外围的人行道上人群熙攘,我注意到其中有大量的小学生团体,询问过后便得知,周五是学校的课外活动时间,因此才会有大量的中小学生团体前往故宫进行参观。在琉球访问团游览拍照的期间,带领我们游览故宫的学生为不让我们因人群走散,始终举着一块写有“琉球”两个大字的牌子,一边喊话一边引导。另外故宫的解说员为我们进行了特别解说。

由天安门经端门到达午门后,立刻就能看到位于故宫(紫禁城)南侧的正门入口。紫禁城是北京的旧内城,午门位于紫禁城南端,北端为神武门,东侧为东华门,西侧则为西华门,内城的四个角落还分别设置了角楼。紫禁城大致能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边属于城内的公共空间,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纵列在中轴线上,东西两侧则为文华殿、武英殿。沿着轴线我们由午门进入故宫,沿路参观了太和殿、乾清宫。

故宫的建筑群重叠壮丽,即使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也能充分感受这些巨大宫殿给人带来的威严庄重感,这就是曾经皇帝的都城,宇宙的中心吧,通过照片实在难以传达当时我所感受到的震撼。想必当年跨越千里到达此处的琉球人所受到的震撼一定更甚于我吧。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尽力的参观完了故宫。回到酒店后,对行李稍作整理,当我正为研讨会做准备时时,微信上突然传来了前总理病逝的讣告。

傍晚,我们的行程也稍做了调整,晚上我们前往了关立丹老师所任教的北京语言大学。喜纳昌吉先生在与学生交谈的同时,和金城吟子女士一起演唱了琉球的传统歌曲。因学习日语的学生很多,整个交流过程不需要翻译,交流会上学生们接连不断地提出问题,所有人深深沉浸在交流会的氛围中,喜纳昌吉先生会后也流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第四届琉球·冲绳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8日、29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关于研讨会的情况我在11月15日的《冲绳时报》文化版面上进行了投稿,文章标题为《在北京思考的琉球·冲绳——第四届琉球·冲绳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北京大学历史系则发表了《第四届琉球·冲绳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对会议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会议上虽有同声传译,但因报告内容过于专业,集中注意力听完全场报告实属不易,为此还将计划出版该会议的论文集,对于会议上的内容可以在论文集出版后详细阅读。

研讨会开幕式最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先生致辞,张海鹏先生从专业的领域提出“琉球问题不是日本的国内问题,是未解决的国际问题。对于琉球的地位问题应该重新探讨,琉球也应恢复自己的主权”,张海鹏先生长年都对琉球问题持有观点,将该观点放在最重要的开幕式致辞上,重新明确了研讨会的核心内容。紧接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先生指出琉球问题应从二战后、学术界、地缘等角度进行分析。各位的发言虽是开场致辞,但内容都不是单纯的叙述结论,每个论点都划分了具体的主题进行叙述。

近年中国对琉球问题的研究在不断加深,并取得许多相应的成果。之前一直对琉球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也带领了更多的下一代年轻学者进入了这个领域,致使每个研究领域都有新世代年龄层的学者参与,各自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法对琉球展开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法律的角度探讨琉球的地位问题,正如张海鹏先生指出的“琉球问题是未解决的国际问题”。

若要列举一个研讨会上印象最深刻的内容,那便是对日本历史或琉球历史上所谓“琉球中日两属论”的否定。在听取该论述报告的同时,我深感时代的变化。我之前对“琉球中日两属论”也一直持有否定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日本史和琉球史的学术界上经常遭人忽视,属于极少数观点。但这次会议的报告中,在举证的同时明确否定了“琉球中日两属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报告。在研讨会上听到如此报告,我深感万幸能有如此收获。

30日上午我们前往了位于张家湾的琉球人墓遗址进行了祭拜,下午前往了卢沟桥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原本当日是纪念馆的休馆日,正处于研修中的罗存康馆长却为迎接我们,特前来迎接并带领我们入馆,即使是休息日也安排了讲解员为我们进行了展品的解说。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这便是中日战争的开端。休息日的特别入馆,以及罗存康馆长的亲自迎接,这些对琉球访问团的特殊照顾,想必其原因一定是非常想给我们展示馆内的内容吧。纪念馆利用照片和当时的真实资料,客观冷静地向人们传达了侵华日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馆内每隔数年会对资料进行一次更新,将最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加入展示内容。这让我想起了横滨的大学生,日本人对战争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也使我重新思考了日本和琉球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刚开始在横滨的大学进行日本史授课时,有一件令我感到十分震惊的事情,日本的大学生大多都认为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我思考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原因,只能想到日本高中的历史教科书。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上,相比日本对外进行侵略的历史,更加着重描述战败和遭受核打击的过程。之后再通过考试的形式,不断加深学生对被害者观点认识。相反在高中没有认真学习过日本史的学生,在大学里,会更加相对冷静地面对日本对外侵略和身为加害者的事实。

琉球有“县立和平祈念资料馆”,但没有“战争资料馆”“占领资料馆”。所以向后人传达冲绳战役和被美占时期实情,也只会从结果上叙述琉球获得了和平。中国建立战争纪念馆的方式,非常值得琉球学习。

叙述的顺序稍微有点颠倒。30日上午我们前往了位于张家湾的琉球人墓进行祭拜。张家湾琉球人墓现在处于重新开发区域,周围都被施工围挡所包围,工作人员特意为我们打开了围挡的大门,允许我们前往祭拜。一边祭拜一边想到先人所经历的辛苦,心中也开始变得沉重起来。喜纳昌吉先生用一首《花》表达了心中的思绪,中国的刘雨珍先生则为我们朗诵了林世功殉国前所写的绝命诗。祭拜结束后回车的路上,我们突然被当地村民用严肃的声音叫住,被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日本人吗?”友知先生立刻回答道,“我们是琉球人,是为了祭拜先人而来的,请你们多多照顾。”刚一说完,村民就立马露出微笑回应道“原来是琉球人啊”。

31日早晨,我们离开了北京的酒店飞往上海。原本计划是在上海停留一夜后再飞往那霸,但因各种原因,最终在上海停留了两天。上海停留的第一天,在又吉盛清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游览了上海的外滩。晚上我们受到了热爱琉球的中国朋友的款待,也因此度过了十分开心的时光。2日飞离上海后,一行人在那霸机场解散。我也便乘坐了当日的航班飞往羽田机场回到横滨。

参加第四届琉球·冲绳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在北京和上海的经历让我感到收获颇丰。其中最大的感受是东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我认为现今变化的剧烈程度,可堪比明朝建国初期的14世纪中叶,又或是琉球国灭国时的19世纪。可以说现在正是琉球作为国际主体崛起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同样也有可能使琉球更进一步消失在国际视野当中。

我的想法和我在中国所感受到的大致相同。和中国学者的对话也使我感受到了相同的信息,甚至有中国学者直接向我表达了这种想法。东亚的秩序未来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表面的水花也终将波及根部。琉球是否能否乘上这股时代的浪潮呢?琉球若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便能像先人一样,开辟一个新的时代。时代现在正开始站在琉球这方。

另一个巨大的收获是与久违的琉球朋友们体验了集体生活。虽然日程非常紧张,但夜晚还是能一起去街上散步,又或是聚在酒店的房间一边喝着茶一边闲聊,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间。互相交谈在中国的感受,也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对此次行程的印象和感受。这次也还再次见到了川满彰先生,上次与他相见还是在2018年的北京。

又吉盛清先生虽已年过八十,却依然充满活力,伊佐真一先生年事已高也同样充满朝气,我对他们两位深表敬佩。在中国的时候,友知政树先生各种应对表现让我心里感到十分可靠。亲川志奈子女士身为琉球市民在国际社会上活跃琉球语话题,也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可以称是一位非常有外交能力的女士,让我感受到了小国外交的特色,同时也让我开始思考今后琉球的发力点应在何处。

松岛泰胜先生为们提供了更深层的话题。这次的会议也使我与知念宇智女士和新垣毅先生再叙旧缘。新人石川勇人先生,以及直接从北京参加会议的大成尚子女士和青山优太郎先生也是十分可靠的存在。喜纳昌吉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拥有很高的人气,尤其在同龄人当中备受欢迎,与金城吟子女士的组合也十分亮眼。程天虹女士多次迅速地为我们处理突变的行程,同时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内容。

此次北京的访问虽然幸苦,但很开心能有如此之多的收获,不仅收获到了最前端的学术知识,还与中国进行了信息交流,确认了中琉之间的信赖关系。琉球也学习到了中国对于历史、战争和现状的思考。同时这也是一场对沉睡于北京的琉球先人们的缅怀之旅。还要特别感谢以徐勇先生为代表的各位中国朋友,你们的友情和努力让我们在北京期间获得了许多照顾。

在这激烈变化的时代,我感受到了促膝长谈的重要性。我更加坚信琉球的地位将左右东亚局势。琉球需要做、需要学的事情还有很多。这次会议是一场学习,也是一场使我找到方向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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