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效率、公平与结构

——社会学视野中的共同富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83 次 更新时间:2024-03-06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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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伯清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的目标攸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同富裕唯有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方有可能。共同富裕不能仅仅是发展之后重新分配的问题,更应是发展的方式,贯彻于发展的过程。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高质量发展,与社会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强劲的经济发展,要以合理而有活力的社会结构为基础,同时,社会资本的开发也可创造价值,增进社会团结。当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结构性特征,不同于一般所谓“政府-企业-社会”的三分框架,而是存在着理念和组织的系统性引领。这种引领,为迈向共同富裕所亟需的机会扩展、能力提升和结构调节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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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作为发展战略,近年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综观现有的研究,大致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展望愿景较多,紧扣现实不够。共同富裕,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伟大的历史创举,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惟有了解中国的具体实际,并从实际出发,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二是重复顶层设计的成分多,提炼基层创新的经验少。三是原则性阐发较多,对策性举措较少。当然,这种理论工作,对于统一认识,凝聚力量,都有自身的作用。如何在学理化阐释和系统化建构方面,将相关议题的讨论引向纵深,乃至提出相对明晰的分析思路,需要学界持续不断的共同努力。

现有关于共同富裕的讨论,大都视之为一种分配现象。其实,共同富裕攸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既是理想,也是通往理想社会的途径。本文将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尝试着厘清共同富裕的社会起源、导致分化的社会机制以及迈向共同富裕涉及的社会维度。

一、共同富裕的社会起源

共同富裕作为一种理想状态,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是令人向往的目标,但这种目标和状态的实现,要受限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事实上,即便是这种想法本身的出现,也是要到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方有可能。

不少人引经据典,阐述中国古代的共同富裕的思想渊源。严格说来,中国古代不可能存在共同富裕的思想,最多是“均贫富”的观念。因为真正的富裕而且是共同富裕,惟有在工业文明之后才有可能。也许原始的狩猎或采集部落,因为比较幸运,居于“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神话),能够满足生存需要,但毕竟这种待遇有赖于天赐,且仅能维持生存需要,难以满足多样性的需求,更谈不上精神的丰富和富足。

惟有在工业文明形态出现,借助于科技之力,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前所未有地增强之后,共同富裕才会变为现实的目标。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②其中关键,当然是工业和科技的发展。“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③

空想社会主义者最初也仅是想象一种平等和平均的社会。莫尔的《乌托邦》所指的“由于分配平均,人人一切物质充裕”。④在受到“一切东西共有共享,人生就没有乐趣了”的可能质疑之后,莫尔特别阐述了乌托邦人诸种身体的和精神的快乐,当然必须是健康的真正的快乐。不过,乌托邦虽然生活物质充裕,但谈不上共同富裕,因为这种制度重在平等和谐,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复杂分化——惟有如此,社会的活力和竞争力才能被激发和体现出来。就跟《太阳城》中的居民一样,“他们的公社制度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同时又都是穷人;他们都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此,不是他们为一切东西服务,而是一切东西为他们服务”。⑤其中的关键就是取代了私有制的公有制,而公有制必须是一切计划好的。显然,只有在稳定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中,这种筹划才有可能实现。但如果仅限于这个阶段,真正的富裕是不可能的。

这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并不具有现实基础。正如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揭示的,乌托邦不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发展模式从熟悉的现实中脱颖而出,而是突然出现在一个地方,时间线索肯定是模糊的。其次,乌托邦社会带有高度的一致性(uniformity),即对主导价值和制度安排具有普遍共识。第三,因为共识,在乌托邦并不存在内在的结构性进展,从而没有冲突,没有变化。最后,乌托邦不仅在时间上是孤立的,在空间上也孤立,跟外界没有交往和交换。也许带着朦胧的过去,当然,乌托邦没有未来。⑥乌托邦的孤立性、稳定性、同质性之类的特点,并不适合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存在外部竞争而不得不与时俱进地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克服了这种想象的局限性:“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⑦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如下几点。首先,社会发展乃至财富的分配,不能超越历史阶段。其次,惟有在财富源泉涌流之后,方能实现共同富裕,“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否则,“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⑧第三,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必要制度基础。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可谓是共同富裕的终极目的所在:“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⑨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相关。

在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史上,最先凝练出“共同富裕”表述的是毛泽东。在1953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提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⑩

在实现富裕乃至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毛泽东特别重视对于社会基础的改造。早在1943年的一个讲话中,毛泽东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一直劳动大军。这是……由穷苦到富裕的必由之路……”(11)《组织起来》的核心思想,通过社会的重组来提高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探索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到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的时候,则定位更为具体而明确。“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2)“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

在新时期,习近平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显然,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提上议事日程,既有现实基础,也是富有前瞻性的擘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获得更大发展的可能。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制约共同富裕的因素,或者说,哪些机制导致了贫富分化?当然,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我们会随着不同发展阶段而面临不同的问题,需要不断地调整应对策略。

二、贫富分化的社会机制

贫富分化是否属于自发秩序?何种性质和多大程度的贫富分化,是可以接受的?是符合财富伦理的?财富的合法源泉是什么?怎样的制度性背景容易导致贫富分化?这些都是跟共同富裕相关的议题。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一再出现贫富分化,并周期性地导致系统灾难。甚至有学者认为,对于贫富悬殊,惟有以暴力来重建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所谓的“天启四骑士”,无非是大规模战争、颠覆性革命、国家崩溃、灾难性瘟疫。(14)在中国历史上,“均平”也曾是激进的矫治手段,譬如绿林军的“除霸安民,劫富济贫”。

贫富何以分化?除了特殊情境导致的财富易主,大致可归为三类主要原因,即特权、垄断和禀赋差异。特权者利用优势地位,有时甚至是制定财富分配原则的优势地位,来造成有利于自己增加财富的机会。譬如晋朝的荫客制,官吏自身及被荫庇者,拥有特权,不需向国家缴纳赋税。这种制度的后果就是,沉重的赋税由一般齐民编户负担,这迫使农民纷纷带田投靠在权势门第名下,久之,世族掌握了巨量的经济财富乃至人口,最终与朝廷分庭抗礼。特权,更有可能盛行于存在身份等级的传统社会。垄断的情形比较复杂,中文里的“垄断”一词,源于《孟子·公孙丑下》:“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意思是站在市集的高地上操纵贸易,后来就泛指把持和独占。在传统社会,盐铁的官营垄断,就是为了获取其中的暴利。在竞争性市场背景下,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垄断(monopoly),指一家企业是一种产品的唯一销售者,而且没有任何接近的替代品。垄断的根本原因,是进入壁垒,即其他企业无法进入市场与之竞争。形成进入壁垒的主要原因有三:垄断了生产所需的资源,政府给与了独家生产的特权,企业能以更低成本进行生产。(15)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事实上,垄断可能是少数企业凭借其所控制的巨额资本,拥有足够的生产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通过参股、联合、同盟乃至私下协定等方法,操纵与控制特定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或供给,以获取高额利润。禀赋差异,这里是广义的,既指所拥有的资源的差异,也可以是天赋能力的差异。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差异,个体之间智商和能力的差异,都可谓是禀赋差异。

特权、垄断与禀赋差异,相互之间还会交叉、融合甚至强化。任何不平等,都会寻找正当化的理由。不唯如此,差距一旦形成,还会有持续化乃至扩大化的倾向。其中的机制,主要有马太效应和优势转换。马太效应,社会学家默顿曾经予以了阐发。在研究科学的奖励系统时,他首先发现,马太效应有助于提高已经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科学成果的知名度,但却会降低鲜为人知者的成果的知名度。再经考察后,他发现马太效应在多个领域发挥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积累优势原理上,在诸多社会分层系统中发挥作用的这一原理导致了相同的结果:富者以一定的速率越来越富,而使穷者变得相对更穷。”(16)除了优势累积之外,还有优势转换的可能,即将一个领域的优势转化为其他领域的优势,乃至形成赢者通吃的局势。曾有学者指出:“就权力和优势在不同模式或形式之间的可转换性而言,不难预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和群体在不同类型的不平等方面的位置,将会呈现出趋向一致的张力。同样可以期待,这种位置的稳定性会在时间上持续,再考虑到家庭制度,这种连续性将在代际间延伸。”(17)可见,如果不加限制和调节,尤其是不制约优势(拥有或掌控有价值的稀缺资源)与权力(权力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动员资源以促成理想事态的能力)之间的紧密关联,不平等会在时间和空间上蔓延开来,最终导致不平等的加剧。

对照以上机制,我们不难理解目前社会中存在的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不同身份为基础的二元经济的结果;行业收入差距主要是因相对的垄断而造成的;地区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不同地区的禀赋差异所致,当然,各地所被许可的发展政策差异,有时也是主导性原因之一。其实,导致收入差距的因素,殊难概述,诸如技能进化、数字鸿沟、经济波动、产业转型之类,都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期的结果。但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一般性的结构性因素。

通往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高质量发展。但我们不能抽象地脱离背景地讨论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必须结合具体的结构性条件。按照沃尔泽的观点,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18)有时,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有时,不公平会降低经济效率。有时,资本运营的效率提高了,但劳动的收益却可能降低了。效率和公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按照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观点,“不平等的程度以及信息问题的性质,影响到不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在有些情况下,高度的不平等可能降低经济效率,而在其他情况下,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能提高经济效率”。(19)所谓信息问题,除了市场信息之外,还有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信息的流动和分布状况。

理想的状态,就是在一定的结构性条件下效率和公平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所谓结构性条件,就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制约性客观局势,其荦荦大端者,不外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组织结构、阶层结构等。目前对于共同富裕的讨论,大都聚焦于分配结构。其实,分配,既包括收入分配,也包括财富分配、资源分配,分配的主体,则可以是政府、企业、个体等各种组织和自然人,分配的类型则有国家财政分配、企业收益分配、个人收入分配等等。一般认为,适当的收入分配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如果差距过大,则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目前非常明确的是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调节的手段,可以是市场、政策或法律。

原则确定好了,但是由谁来调节?怎么来调节?根据什么原则通过什么手段来调节?我们还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来讨论。分配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终端结构了,我们还需要关注产业结构,劳动组织结构,还有社会分层结构,它们经常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乃至放大器。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若干不利于共同富裕的结构性特征。首先就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够大。在目前的各种调查中,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的比例,无论是基于客观指标还是主观认同,都离理想的橄榄型社会有较大差距。较低阶层的人占比太大的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善,但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收入上是如此,房地产更是加剧了财富差距。现在的基尼系数依然较高,城乡收入比下降得也很艰难。其次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距较大,特别是在福利保障方面。在非常时期,这种区别进一步显性化。现在流行的“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说法,折射出这种划分的重要性。这个方面的改革最为艰巨,触及的都是个体生存发展的重大利益。第三是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优势群体和脆弱群体越来越泾渭分明。适应趋势乃至引领潮流的群体,占据较多资源,也有行动能力,充满希望,拥有未来;而资源和能力都相对匮乏的群体,快速的技术发展和剧烈的社会变迁,可能让他们成为“结构性的多余”。解决此类结构性问题,是推进共同富裕必须面对的实际。

三、共同富裕的社会维度

鉴于结构问题的复杂性及其跨学科性,我们无法在此予以深入讨论。但对于迈向共同富裕中相关主体及其可能采取的策略,我们可以作出框架性分析。事实上,这其中涉及中国社会最大的结构性特征(见表1)。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可以通过理念倡导和组织部署来跨层级、跨领域地予以引领。这是超越结构性制约的关键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理想社会为追求,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与时俱进,同时具有强大的组织体系和动员能力。理念驱动加上自我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自身使命的根本保证。由于党建可以根据需要在各个方面展开和完善,所以,这对推动共同富裕来说,起到一种引擎的作用。

以上表1为简化而采用了不少惯常的表达,其中颇有可商榷和需限定的地方。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应该通过适应性的公共和财税政策来营造适宜的发展环境,以倡导和维护公平为己任,公平的营商环境显然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对于企业来说,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优化生产组织,以提供效率为己任,同时,因为企业的外部性越来越强,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可忽视。此处所谓的社会,包括政府和企业的人员作为社会成员时所应扮演的角色,应该秉持着互惠与友爱的精神,通过公益慈善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促进社会的进步。

公共富裕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浮现出来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共同体的一种自主选择。共同富裕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但如何把这种理念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如何动员引领全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并且在社会的日常运转中贯彻执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再造。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共同富裕与市场效率的价值理念似乎并不一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兼容效率与公平?打破市场机制的贫富分化魔咒?准确来说,在初次分配中,如何兼顾与公平,可谓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和着力点。从目前看,在政府借助再分配之手促进公平与共同富裕方面,政府的税收和福利政策确实有一定的结构调整空间,而社会领域的第三次分配也正在迅速推进,但不能不承认,政府的再分配之手容易导致企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用力过猛则动力不再。而三次分配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只能提供有限助力,仅起到补充作用。初次分配中经济组织内部资本与劳动、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公,是当前社会集中关注的议题,也是引发社会普遍不满的问题。企业并不是纯粹的市场主体,而是兼具市场与社会特征的混合体。通过引入企业收益分配的参与协商机制,保障企业员工的权益和利益,有望打破目前中国社会财富分布悬殊的僵化局面。

从根本上来说,共同富裕并不是一种先片面追求发展然后再行分配的最终结果,而应是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唯有在特定社会结构条件下方有可能实现。这种高质量发展模式,实际上也是提升社会质量的发展模式。既往的发展模式,经常以牺牲社会和谐为代价,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在新时期,我们应当探索能够同时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其中的关键,还是需要发挥整体性的引领优势,调整和改善社会结构,挖掘社会潜力,提升社会活力,形成为了社会、通过社会和属于社会的发展格局。

这种发展模式,以社会的整体质量提升为目标,同时也为更进一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对于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已经形成了通行的衡量维度,即社会经济保障(socio-economic security)、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社会赋能(social empowerment)。(20)寻求社会经济保障,可谓是贯穿人类历史的最为主要的行为动因之一,毕竟,维持日常生活所需和增进生存机会,是我们首要的任务。脱贫攻坚的胜利和全面迈入小康,是我们在经济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社会经济保障不仅需要足够的收入以维持体面的生活,还需要能够得到必要的服务,譬如医疗、教育、住房、交通等等,以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益。社会凝聚就是将社会团结起来的力量、纽带和价值观念,整合性规范、认同、网络、信任、利他精神、社会资本等等,都有助于社会凝聚。社会凝聚并非就是整齐划一或高度同质。在倡导创新且需要依靠创新来寻求发展的时代,一方面要容许乃至鼓励个体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也要形成有效的集体认同,既要尊重多样性和差异性,又要形成足够的向心力和忠诚度。社会包容就是参与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系和制度的可能性。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精细分工的社会,形成了重重叠叠的具有一定边界的自治场域。边界和自治经常是通过排斥机制来维护和实现。社会包容,归根结底就是平等享有相关权益、平等拥有公共服务、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中国社会还有很多层面的划分,其实蕴含了发展的结构性潜力,比如城乡的二元经济和户籍制度、体制内和体制外、不同地区和层级的行政权限和发展策略选择,都可在转化中释放新需求。社会赋能就是充分实现社会成员的潜力,以让他们能够拥有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社会赋能是多层面的,从知识信息的提供到积极进取人格的养成,从参与决策的机会到社会交往的拓展,从丰富文化生活到形成集体磋商,还尤其包括对失能和脆弱群体的支持性服务。当然,社会质量的关键,还要看我们通常所谓的世道人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一个好社会,是风清气正、上下同心、充满活力的社会。

从高质量发展到建设高质量社会,实际上就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社会维度的开发,不仅可以创造出就业岗位,而且直接创造出社会价值,增进社会团结,提高相关人群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目前阶段,我们尤其需要释放社会中的结构性势能,在平等参与方面大做文章,挖掘潜力。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开放,而且是社会内部的开放,以提供平等机会。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要拆除经济活动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建设高质量社会,需要逐步消除层级和身份隔阂,以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团结。作为我们体制优势的特征之一,即全面和系统的引导,要充分应用于促进公平正义的调节。当然,这种调节,要以有利于整体福祉和持续发展的方式进行,既能增效,又能增长。

四、结语

归根结底,推进共同富裕,就是不断深化改革的逻辑:从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高质量发展,建设一个美好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我们虽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显然具有特定的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也蕴含在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之中。

经由共同富裕通往美好社会的途径,也关乎生产过程,关乎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对于这个方面,在讨论共同富裕时经常受到忽视。试想,没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自我实现,难道仅靠消费过程来弥补吗?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理念和组织优势。公有制其实是一种真正的利益攸关(stakeholding),如何深化体制改革,以进一步提升效率,促进公平,这是需要不断与时俱进予以探索的课题。在公有制之外,如何利用党建的系统性引领,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驾驭宏观局势的能力至关紧要。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优势。如何将这种优势应用于国际市场中的整体性竞争?不难预见,新型举国体制,在国家利益优先、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关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将会是各国竞相效仿的做法。而举国体制的成败,端赖于社会团结的程度。我们向来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如何保持和加强这种能力,如何在新时期面对新形势进行社会动员,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课题。强劲的经济发展,必须要以强健而有活力的社会为基础。

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人的全面发展。自亚当·斯密起,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就已呈现出来。斯密一方面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1);另一方面又看到,“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可是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养成,必由于其日常职业。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至于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认不了的。……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22)这种观点带有精英主义歧视,当然失之偏颇,但现代分工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现在科技的发展经常导致“去技能化”的效应。如今的人工智能,发展到极致,恐怕就是消除其中的人工因素。

对于新技术新挑战,我们需要发挥在生产组织上的优势,倡导全员参与,以共同谋求改善之道。劳动上的分工,不能形成社会上的隔阂。无论是从中国近代以来成功企业的合伙机制,或是从其它华人社会企业运营的成功经验,还是从西方的一些新的经济现象来看,企业内部的参与、合作、民主机制都是企业获得效率和长远发展的重要助力。企业内部的股权配置、利润分配机制和其它重大事项的决策机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正如前文所言,政府的二次分配之手容易挫伤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而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有利于减轻政府再分配的压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数字化时代,客观上也蕴含着新的可能性。譬如邱泽奇发现:“DPE(数字平台企业——引者注)的生态性使得在大规模企业内部的核心部分因数字赋能的天然主导性可以消除工业时代因行业产业竞争对公平性的侵蚀,让效率和公平有可能同时成为企业不言自明的属性,进而为DPE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提供了选择,DPE利益相关者的复杂构成更为选择提供了方向。这是因为在DPE上,平台希望获利,商户希望获利,用户或客户也希望获利,利益相关方更希望有所收益。给定DPE利益相关者因规模效应一定有收益,则在利益相关者甚至更大范围公平地分配因追逐企业绩效获得的收益便成为DPE实现社会责任的新路径”。(23)这一看法颇具洞见。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数字平台可能产生的垄断性。原则上讲,凡带有社会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应该受到更多监管,并促使其保持公众参与的开放性。

从结构的角度来探寻共同富裕的路径,可以引申出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果不顾及具体的结构性处境,相关的议论或对策,恐难免蹈空之嫌。不过,结构性的分析,不能也不应导向决定论。我们要看到中国社会内含的理想性,自我革命可以克服结构性限制,实现结构性跃升。当然,要将理想的激情转化为有效的行动,离不开直面现实的冷静而深入的分析。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3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6页。

④【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页。

⑤【意】康帕内拉:《太阳城》,陈大维、黎思复、黎廷弼合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4页。

⑥Ralf Dahrendorf,"Out of Utopia:Toward a Reorientation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58,64,pp.115-127.

⑦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436、563-56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932页。

(12)(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373页。

(14)【美】沃尔特·沙伊德尔:《不平等的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彦鹏飞等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15)N.Gregory Mankiw,Principles of Economics(9e),Cengage Learning,2021,p.288.

(16)【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下),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62页。

(17)J.H.Goldthorpe & P.Bevan,"The Stud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Great Britain:1946-1976",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1977,16,pp.283-284.

(18)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New York:Basic Books,1983,p.20.

(19)Joseph E.Stiglitz,Whither Socialism? MIT Press,1994,p.47.

(20)Laurent J.G.van der Maesen & Alan Walker,Social Quality:From Theory to Indicators,Palgrave Macmillan,2012.

(2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页。

(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39页。

(23)邱泽奇:《数字赋能:有效率的公平》,《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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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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