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社会意象与社会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9 次 更新时间:2015-12-06 17: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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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社会意象是社会成员理解和期待自身社会存在的方式,既是事实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必须形成和构建与之相应的现代社会意象。目前中国盛行的意象,无论是社会丛林型的,还是编户齐民型或阶级冲突型,抑或是差序格局型的,多有不适应现代社会运行的复杂机制之处。本文在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意象的关键问题之后,围绕着现代社会治理的愿景,提出建构适合中国价值的现代社会意象的核心理念维度,即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功能替代等级、以道义整合利益,并认为社会生活内在正当性的建设乃当务之急。

   【关 键 词】社会意象/治理/丛林/网格/等级/权利

  

  

一、社会意象的视角

   理论家有时可以洞烛社会发展的先机,见微知著的能力使他们从征兆和萌芽中看到根本的趋向乃至内在的逻辑。当然,他们的看法并不总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的看法相互之间也不尽相同,还经常可能是持有矛盾或对立的看法。不过,他们的观点若是传播开来,参与到公共话语之中,进而渗透到社会世界,就可能成为社会成员行动的指南或理由甚至规范。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吉登斯曾经试图以“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来揭示其中的交互作用。[1]

   在二战大势已定但仍是炮声隆隆的1944年,哈耶克和波兰尼就在筹划未来的发展路径,他们不约而同地各自发表了对现代社会截然相反的论断。哈耶克认为西方理性和科学的惊人发展,形成了“致命的自负”,以为可以完全掌控社会发展的进程,结果却可能是在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之下走向“通往奴役之路”。[2]针对于此,哈耶克鼓吹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波兰尼则认为,“一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意味着一种全然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实质,否则这种制度一天也不可能存在;它将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漠”。[3]在此情况下,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保护自身,予以抵抗,于是形成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运动。跟哈耶克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概念不同,波兰尼认为“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而且“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复杂社会之中”。[4]当然,对于“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探索,仍是未竟的事业。

   这场争论在当时谁也没有成为胜利者,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为世人所忽视。哈耶克虽因《通往奴役之路》一举成名,但在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时候,也只处于边缘,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才再获认可。而波兰尼则是在新自由主义遭到质疑和批评时,方被人发现其洞烛先机的价值。值得关注的是,近来他们则经常被相提并论,可见他们的问题依旧有待深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话语或许已成为我们理解自身处境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如果用卡尔•波兰尼的兄弟迈克尔•波兰尼的话来说。[5]其实,在分歧之外,他们也有着共同之处,即尊重社会本身经过长期演化而积累下来的传统和智慧。

   他们主要还在经济学范围内讨论一般性的发展,而社会学家也很早就关注到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差不多在上述两人争论的1/4个世纪之后,爱兹尼提出了“积极社会”(the active society)[6]的说法,图海纳提出了“规划社会”(programmed society)[7]的观点。他们都强调随着有关现代社会知识的增长,自觉规划我们社会发展的能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要比图海纳的《后工业社会》晚出几年,但影响更大,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成为社会革新与社会管理的根据。在后工业社会中,理论要优先于经验,一个领域的发展有赖于理论指出方向,提供模型。理论知识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8]

   但无论是“基于知识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还是干脆“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都未能创造出一个依照知识运行的美好而理性的社会。相反,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自福柯以后,我们已习惯以“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来看待有关问题——使得我们不能单纯依赖知识的增长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发展。相反,知识在何种社会状况下产生、知识受到怎样的社会制约的问题,重新又凸显了出来。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大卫•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就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其中的关键。[9]但是,“社会意象”(social imagery or imaginary)成为一个理解当代社会的关键词,还有待其他不同学科和源流的研究。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社会的意象体制》[10]、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11],泰勒《现代社会意象》[12],一直到斯特格的全球意象(global imagery)。[13]按照阿帕杜莱的说法,“意象、想象、形象——此类词语都向我们指出全球文化进程中的新颖与关键之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想象。不再只是幻想(大众的鸦片,其实际作用则在别处),不再只是逃避(逃离一个主要是由更为具体的目的和结构所界定的世界),也不再是精英的消遣(从而无关于寻常百姓的生活),想象已然成为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实践场域,一种工作方式(既在劳动的意义上,也在有组织的文化实践的意义上),也是能动场所(个体)与全球界定的可能场域之间的磋商形式”。[14]

   何谓社会意象?“粗略来看,社会意象概念大致相当于‘视野’、‘话语’、‘符号母体’、‘惯习’、‘背景’、‘常识’、‘生活世界视角’及‘意识形态’之类的概念。”[15]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意象颇类于韦伯所说的“世界意象”(world image)。[16]一般而言,社会意象是社会成员想象、理解和憧憬自身社会存在的方式,涉及如何相处、应当抱持何种期待以及支撑此类期待的深层观念和意象。泰勒认为,社会意象不同于社会理论,一般体现为形象、故事和传说,为多数社会成员所共享,也使他们的共同实践和广泛认可的正当性成为可能。最初为少数人所创造的社会理论,可能逐渐传播开来浸润整个社会,最终渗透到社会意象之中。社会意象也可谓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会知识,是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正常期待感,也是有关集体实践和道德秩序的共识。[17]

   任何时期的社会意象都是非常复杂的,既是借以创建共同生活的维度,也是用以表征集体生活的方式,还可能是支配特定社会结构的意义体系。社会意象是根深蒂固、不假思索的理解模式、知识库存、价值取向、情感结构。社会意象既可能体现为具有调节和监管作用的理念(regulatory ideas),也可能是潜移默化而形成的情感规则和制度,还可能是值得向往的理想境界的图景。也就是说,社会意象既是关于整体社会存在是怎样的解释,也是关于社会该当如何的表征,既是对事实的反应,也是关乎行为的规范。当然,社会意象攸关社会整体,也是各种具体解释和解说的主导框架。或许可以将社会意象视为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基座和背景,甚至是集体无意识,永远是模糊的,无边界,不确定,无法予以清晰表述。

   虽然如此,社会意象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揭示。譬如泰勒就对现代西方世界的社会意象进行了多方位的描述,从社会契约衍生出社会成员相互尊重和彼此服务的规范准则,从以对话为主的社交模式衍生出文明社会的雏形,由等级性的传统意象转变为平等的、直接进入的现代社会意象。总之,“现代性涉及我们社会意象中的一场革命,……公共领域,在其中人们可以认为自己直接参与到全国(有时甚至国际的)讨论之中;市场经济,在其中所有经济行动者都被看作是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进入契约关系。当然,还有现代公民社会”。[18]

   二、中国目前的社会意象

   中国目前盛行的社会意象,无疑是相当混杂的。社会意象最常体现在话语之中。现今中国至少存在着三套与社会意象有关的话语,一是官方的,一是民间的,一是学术的。官方话语固然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但本身也处在“与时俱进”的重塑过程之中。民间话语既有世代相传的惯常想象,也有当下体验凝聚而成的常识感觉。学术话语则集中了学者基于抽象学理的探究而传播开来的观点和看法,其中不乏舶来的理念。

   社会意象概念的提出,正是超越了知识或真理会自然地掌握群众的观点,而强调理性和认知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此暂不讨论学术话语。当然,我们最终关心的还是抽象理论如何渗透到社会意象之中,与多数社会成员发生价值关联和情感共鸣,融入他们的愿景之中。惟其如是,多数社会成员方能认同之珍惜之,激发追求的动机,从而变为实际行动,最终改变社会现实。现在学界就社会发展理念,已有一定共识,但因——按照民间的说法——不接地气,无关民众之直接痛痒,那又如何成为他们行动中的内在构成要素呢?

   那么,民众现在如何想象我们的社会?这要从普遍的感觉入手。这个时代,将所有人都从原有社会脉络中连根拔起,然后抛到一个生存竞技场,让他们为有限的资源展开角逐。所有人都失去了安全感和确定感。大概没有什么意象比“丛林”更符合如今中国民众对于社会的想象了。丛林的实质是弱肉强食。但在中国,丛林法则也有不少优雅的表达,譬如优胜劣汰、物竞天择之类。在影响甚大的“百度百科”有关“丛林法则”的释文中,就有如下文字:“角逐天下,惟强者为尊。在社会丛林中,只有竞争做强者,才能任意发挥,才不至于被人践踏。”①这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毫不令人奇怪,众多成功企业家更是公开呼唤“狼性”。

   其实,在迈入现代门槛的过程中饱含创伤记忆的中国,达尔文主义的最初引入,无疑与亡国亡种的忧虑紧密相关,论者原本希望借此说以警醒国人。相信引入这一学说的严复,绝不希望此说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的行为准则。但大概这种观点太符合我们“成王败寇”的传统意象了,加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社会动荡中残酷的生存竞争,使得这种学说竟成为我们社会根深蒂固的说辞和共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我们社会的丛林化,加之急遽的社会变迁摧毁和重组了原先的熟人圈子和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金钱化,其中的情感联系减弱,关系成为冷冰冰的利害计算(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传销”和“宰熟”,大概要算是最后一次利用熟人关系了)——我们在丛林中已无任何巢穴可资庇身。

   迅疾的城市化导致大量陌生人群的聚集,冷漠和互不信任成为社会常态,这都使社会丛林意象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当然,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公权力未被关进笼子,未曾受到有效制约,更未曾保障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原则,相反,倒如韦伯所言,“家产制国家通过支配者之恣意,提供了整个可以自由利用的、作为积累财富之狩猎园地的空间。只要是传统的或定型化的约束没有明确设限的地方,家产制即赋予下列这等人致富的自由空间:支配者,廷臣,宠幸,地方长官,官员,税收者,各式各样的恩宠中介者与拍卖者,兼具包税者、御用商人与贷款者身份的大商人与金融家”。[19]我们现有的公权力运作方式在基本精神和关键方面,仍与家产官僚制一脉相承,尽管具体的名目和角色或有不同。在这个“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20]狩猎财富的园地,普通民众岂能不感觉到置身丛林之中?

如果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来看社会意象,则显得稍微复杂。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进程,在不同时期对于如何对待社会或者说如何塑造和引领社会生活,确有着不同的筹划和策略,当然,其中也不乏深层的连续性。建国之初,对旧社会的一切,从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一直到在原先土地制度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统统予以改造和重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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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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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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