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江 王伟娟:清代“公主”陪嫁人户与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交往交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4 次 更新时间:2024-03-05 23:17

进入专题: 陪嫁人户   满蒙联姻   民族交融  

张永江   王伟娟  

摘要:清代满蒙联姻政策之下,大批满蒙汉人户作为陪嫁人户,随同“公主”入蒙。陪嫁人户制度在乾隆时期,成为定制。受政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一群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渐递减的特点。他们对内蒙古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内蒙古地区的人员流动、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诸多方面。本文利用官方档案史书记载,结合民间记忆,自上而下地分析“公主”陪嫁人户与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态。

关键词:清代 公主 陪嫁人户 满蒙联姻 民族交融

 

一、引言

在清朝满蒙联姻的政策下,大批满洲公主、格格等被嫁往塞外蒙古地方。通婚制度在维系满蒙贵族感情,进而维护满洲政权的同时,通过陪嫁人户也将先进生产经验、技术和风俗习惯等带入内蒙古地区,实现并促进了多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长久来看,“公主”陪嫁人户这一群体,在内蒙古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作用尤为显著。本文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朱批奏折、内务府现行则例等官书,分析清代“公主”陪嫁人户的规模和分布规律,以及陪嫁人户带来的内蒙古地区人口流动、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结构的变化。

本文所谓“公主”,并不限于带有“固伦”“和硕”封号的狭义公主本身,范围还包括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和宗室格格在内的、有品级封号的所有满洲贵族女性群体。其中无品级格格,因内务府不配备陪嫁人户,故不包括在内。随同“公主”下嫁人员统称“陪嫁人户”,又可称作“赔嫁”“随嫁人”“媵户”“媵人”等。本文统作“陪嫁人户”。陪嫁人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狭义上仅指京城内务府或者各王府陪送的人户,包括婢女、包衣、人口等,公主嬷嬷、嬷嬷妈、嬷嬷公等皆不计算在内。广义上的陪嫁人户除了女子和人口外,还包括陪嫁的官员、随丁,以及太监、工匠、侍婢、庄头等普通包衣在内。制度规定,出嫁固伦、和硕公主配备官员随嫁,并给额驸配备随丁供公主夫妻役使。其余出嫁宗室女性仅配备普通包衣。虽然不同身份出嫁女性的陪嫁人户群体阶层、数量多寡不一,但是对内蒙古地区的影响作用接近。因此,文章以广义上的陪嫁人户为研究对象,展开论述。

有关“公主”陪嫁人户,此前学者们已有研究涉及。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对公主、格格等下嫁情况做了详细的数据统计,还涉及陪嫁人户的后裔情况,为本文的写作奠定了基础。祁美琴对随嫁户类别展开论述,并依据杜家骥的资料估算出陪嫁人户的大致数额在3000至5000人之间,五代内后裔约十万人左右。刘小萌以雍正四公主为例,从来源上分析出自“三藩”旧人中的陪嫁人户群体,深化了对包衣人口来源的认识。郭美兰、滕德永、高娃、胡哲等人也有相关论文成果。但是有关清代陪嫁人户总体的时空分布,他们与内蒙古地区各民族的互动交融的实际状况,目前研究仍不充分,这也是本文着力之处。

二、清代“公主”陪嫁人户制度与时空分布

满蒙联姻是清朝的既定国策,为了保障这一政策的稳定实施,清廷建立了严格完善的规制,涉及下嫁公主、格格的品级、待遇,随嫁官员的品级,陪嫁人户的数量、种类等方面。并且随着指婚制度的发展,下嫁公主主要集中于漠南13旗蒙古贵族府邸,形成了特定的分布格局。

(一)陪嫁人户数量的发展与规制

历史上,公主外嫁,皆配备侍从、婢女、嬷嬷等人随侍。但是清代以前,历朝公主和亲远方的时间、周期都无法预估,陪嫁人户难成定制。清朝满蒙联姻成为国策,陪嫁人户制度逐渐发展,最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清史资料中关于陪嫁人户的最早记载,可上溯到天聪七年公主下嫁敖汉部。“汗命宗室巴布海、巴尹图、巩阿岱、蒙古阿代扎尔固齐四大臣为首,各携其妻,往送敖汉部公主,陪送物数目:公主养父养母及随侍满蒙夫妇五对,女子七口……。” 一对满洲或蒙古夫妇属于一户,除夫妇外,还应包括其子女父母等直系家庭成员在内。女子多为女官或婢女,由内务府或各王府陪送。随嫁女子未婚者,单独一人陪嫁;已婚者,女子丈夫一起陪嫁。此时的陪嫁人户并无确切家庭、婚姻信息,很难得出具体的陪嫁人数,只能预估。而且下嫁敖汉公主的陪嫁人数并非定制,此时的陪嫁人数受公主的受宠程度和夫家地位等因素影响,即使是同一等级的女性,陪嫁人数也并不相同,无法得出具体的数据信息。

此后陪嫁人户惯例开始逐渐发展,建立起规制。它的发展有两个重要时期,一在顺治年间,一在乾隆时期。顺治时,公主、格格陪嫁人户已有定例,但是公主陪嫁仆婢具体数额,尚不可知。“公主下嫁。顺治年间定,由内务府承旨,交钦天监择吉具奏,除大臣之夫妇偕老者一人,至日降旨。其妆奁、衣饰、金珠、彩币、婢女、仆从、庄头、马驼、帐房、器皿之属,照例具奏。”顺治九年(1653)按照满洲格格旧称,明确不同等级的陪嫁人数,“和硕格格出嫁,资送侍婢八口、男妇五户;多罗郡王女出嫁,资送侍婢七口、男妇四户;多罗贝勒女出嫁,资送侍婢六口、男妇三户;固山格格出嫁,资送侍婢五口、男妇二户;镇国公女出嫁,资送侍婢四口,男妇二户;辅国公女出嫁,资送侍婢三口、男妇二户。财帛、牲畜及带乳媪、乳公听便。”宗室嫁女按身份等级分配陪嫁人户的规定,直至雍正时期还在沿用。如档案记载,陪送允禔之女固山格格,给嬷嬷,给嬷嬷妈,给女子五人,给男子五人;陪送两户女人二人,男人二人。

乾隆时,宗女开始按照汉制称呼,并提高出嫁宗女的陪嫁人户数额。乾隆十年(1745)十二月奏准,固伦公主下嫁陪送女子十二名,人十二户,庄头三名。和硕公主陪送女子十人,人十户,庄头二人。陪嫁人户中照例不包括嬷嬷和嬷嬷妈等人在内。此后,乾隆朝公主几乎皆按此数额陪嫁,如乾隆皇帝养女和硕和婉公主,亲生女固伦和敬公主、和硕和嘉公主等。以和硕和婉公主为例,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和硕和婉公主下嫁巴林部郡王堪钦长子公品级德勒克,照例陪嫁。和婉和硕公主陪嫁定例,女子十人,人十户,庄头二名。女子十人中,包括头等女子三名,二等女子三名,三等女子四名。

和敬公主和和嘉公主的陪嫁人丁中,进一步明确了官员人户品级。“至公主护卫员数,会典内虽未定有等级,但查和敬固伦公主下嫁时,照例陪往人丁十二户,内按例应放头等护卫二员,二等护卫四员,三等护卫四员,五品典仪一员,六品典仪一员。和嘉和硕公主下嫁时照例陪往人丁十户,内亦经该府放二等护卫四员,三等护卫四员,六品典仪一员,七品典仪一员,均系虚衔顶翎,仍食原饷。请此项护卫等官先尽陪送人丁内拣补,倘一时不得其人,准其在于该府嫁人内拣补,报名内务府注册。其办理家务长史一缺,向系在于内务府废员内拣选尚勘任事之人,奏请放为副内管领,作为长史。”陪嫁人数按照乾隆十年(1745)标准执行,陪嫁护卫从陪嫁人户中拣选,按照三等报内务府批准、记录。所得职衔皆系虚衔。乾隆二十五年(1760),减少护卫人数,并将选任权交给公主。“是年闰七月奉旨,固伦公主分内著定为三品翎顶长史一员,头等护卫一员,二等护卫二员,三等护卫二员,六品典仪二员。和硕公主分内著定为四品顶翎长史一员,二等护卫二员,三等护卫一员,六七品典仪各一员,不必拘定陪嫁人户,听从公主随便拣放。钦此。”长史、护卫人数减少,但选择范围扩大,除了陪嫁人户外的人员,也可进入序列。选拔权力掌握在公主手中。

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陪嫁人户员额数形成定制。四月,“内务府会同礼部议覆奏准,嗣后固伦公主下嫁各项礼仪,照和敬公主例;和硕公主下嫁各项礼仪,照和嘉公主例。”同年,又对有封号格格陪送婢女、人户予以酌减。更定为:郡主,女六名,人四户;县主,女四名,人三户;郡君,女三名,人二户;县君,女二名,人二户;乡君,女二名。《清代各部院则例》编委会编:《清代各部院则例·钦定总管内务府先行则例(一)》,第814页。自此公主陪嫁人户员数,成为定制,并载入会典则例,永远遵行。

(二)陪嫁人户的时空分布

陪嫁人户随同下嫁公主前往蒙地详情缺乏具体记录,但根据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中的数据统计,分析公主下嫁部落区域和时间的分布线索,可以得出陪嫁人户的活动范围。(见表1)

首先,为了巩固满蒙联合政权,维护政治统治,清廷长期许嫁公主到东部蒙旗。联姻对象以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一带的蒙古部落为主。这种婚姻关系的缔结始自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康乾时期公主下嫁达到顶峰。其后朝代,有序延续。究其原因,从地理位置上,三盟与满洲接壤,最先依附满洲政权,建立联盟关系。在政治关系上,三盟始终追随左右,效忠清廷。在清廷入主中原以及收复准噶尔部中出力尤多。所以清廷无论是为了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需要,还是出于怀柔属众、和谐藩邦的目的,始终指婚宗室女性下嫁科尔沁等部贵族。

哲里木盟的科尔沁部最早与满洲建立姻亲关系,早在天命时期就有三位宗室女嫁到这里。此后除咸丰朝之外,其余阶段皆有宗室女性下嫁,是蒙古部落中与满洲皇室姻亲关系最为持久的一个。哲里木盟的札赉特部、杜尔伯特部也有宗女下嫁。有清一代,共有106位宗室女性嫁到该旗,因此这里的陪嫁人户为数众多,后裔子孙数额更为庞大。清廷与昭乌达盟的敖汉部、巴林部、奈曼部和翁牛特部,以及卓索图盟的喀喇沁部,也建立了持续、稳定的姻亲关系。相较于哲里木盟科尔沁部一家独大的趋势,昭乌达盟可谓百花齐放。该盟部落与清廷的姻亲关系自太宗天聪年间宗女下嫁始,在康乾时期达到顶峰,嘉道之后也一直在延续。总计有205位宗室女性嫁到这里,因此这里也存在着数以万计的陪嫁人户。因为人数众多,致使部分地区还保持着鲜明的满洲特色,形成民族村落等。

其次,康熙以后,出于经营漠北、漠西地区需要,许嫁宗室女性到漠北、漠西蒙古。康熙中叶,准噶尔部挑战清朝。出于平准战争的需要,漠北喀尔喀蒙古和阿拉善额鲁特蒙古贵族成为新的通婚对象。这类联姻始于康熙时期,最早为康熙三十一年(1692)恪靖公主下嫁喀尔喀部郡王敦多布多尔济。但是此时漠北正值战争状态,公主便驻扎在清水河、归化城一带。此后多年,归化城的公主府都是恪靖公主长居之地,其陪嫁人户也多随侍于此。额驸敦多布多尔济家族此后迎娶满洲贵族女性11次,这些宗女也多生活在归化城一带。公主陪嫁人户随侍公主、看守坟茔,逐渐在此定居。今黑昌图村有七座女儿坟,即为公主使女之墓。虽然内蒙古中部地区与清廷联姻较少,但是因恪靖公主及其后裔在此生活,有相当数量的陪嫁人户世代留居于此,对内蒙古中部影响甚大。当然,也有部分陪嫁人户随公主到了遥远的漠北或者漠西地方,他们大多融合到当地人中,原有满洲习惯保留的较少,后代多认同蒙古族身份。此外,乾隆之后虽有公主下嫁,但是多与额驸常驻在京,对内蒙古地区影响较小。比如额鲁特准噶尔部在败降后,清廷将蒙古贵族带到京城教养。在康熙、乾隆和光绪时期,总计指婚了8名宗室女嫁给准噶尔贵族,但公主及陪嫁人户长期在京生活,对漠西蒙古地方并无影响。

总体而言,陪嫁人户的活动区域以东部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为主,内蒙古中部察绥和漠西阿拉善为辅,深入漠北喀尔喀地区的人群仅是零星存在。时间上,东三盟有清一代始终延续,阿拉善和喀尔喀等部始自康熙时期,嘉庆及以后,逐渐减少。所以陪嫁人户群体以东部最盛,中西部次之,漠北稀少。与人数分布形成正面对比的是,陪嫁人户数量越多,本民族认同感越强,以自身保持和向外传播生活方式为主。反之,陪嫁人户则融入当地社会,培养并适应蒙古族的生活习惯。

三、陪嫁人户对内蒙古地区的影响

公主陪嫁人户按照身份和职业分类,包括王府官员、府内服役人员、庄头和工匠等。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较当时的蒙古地方更为先进和富有特色。因此在满足公主日常需要的同时,陪嫁人户也将先进技术、生产经验和生活方式传播到内蒙古地区,一定程度上促发了内蒙古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改良经济结构,实现多民族间通婚,优化社会生活,进而推动村落、城镇的建立,州县制度发展。

(一)改变了内蒙古区域经济的结构和生活方式

千百年来,内蒙古地区以游牧业为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他们牧放牲畜,逐水草而居,粮食和茶叶等生活必需品依靠交换。按照清朝的封禁政策,普通汉人禁止进入蒙地垦殖,但陪嫁人户显然是例外。公主陪嫁人户的土地开垦,推动了这里的农业发展。东部科尔沁部和西部阿拉善蒙旗的土地开发大幕正是由陪嫁人户开启,中部蒙旗的原有官地面积,经由恪靖公主陪嫁人户的开辟,明显扩大。

清代下嫁到外藩的公主皆赐有胭脂地。胭脂地,又称汤沐邑。汤沐邑的划分由来已久,《史记·平准书》曰:“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汤沐邑是统治者诏赐给封建贵族的私属土地。至清朝时期,因为赐予对象为满洲外嫁女性贵族,又称之为胭脂地。胭脂地由皇帝谕旨划拨给公主,土地的收益权归公主所有,具体的管理、经营则由陪嫁人户进行。按规定,公主去世后,内务府通常会留少量土地给为公主守墓的陪嫁人户,其余嫁妆、土地和陪嫁人口收回。但是满蒙联姻通常是代代相传,胭脂地一般归属公主后人或新下嫁的宗室女占有,由陪嫁人户群体打理土地的惯习也在不断延续着。

科尔沁地区农业发展的开端,便是由陪嫁人户开启的。顺康时期,来自内地的陪嫁庄头便开始在此发展农耕。“庄头高、杨、刘、董、梁、周六姓数百户,而高姓为之魁。皆札萨克图王旗壮丁也。自顺治间六姓占藉是土,相传随和硕格格下嫁扎旗,棲止秀水河边,垦种祭田,渐成村落。”此时科尔沁等十旗尚未划设旗界,公主陪嫁人户就已经开始在札萨克图旗(即科尔沁左翼前旗)开垦土地、经营农业。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科尔沁前旗的开垦事实。罗布桑却丹在《蒙古风俗鉴》描述了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农业发展。“蒙古人从清朝顺治十六年知道了种地的重要性,达尔罕旗巴岱亲王与清朝公主成亲时,跟随公主来了七十二行的匠人或其他劳动者,在蒙古地方落户,开始了种地、种菜,开荒务农。”罗布桑却丹的时间记载存在错误,顺治十六年(1659),端敏公主与巴岱订婚,延至康熙九年(1670),二人完成婚礼,公主及陪嫁人户才开始到科尔沁部定居生活,所以左翼中旗的农业发展并非是顺治时期,而是始于康熙九年(1670)以后。端敏公主作为孝惠章皇后的外甥女,从小教养宫中,异常受宠,彼时又嫁回母族,亲上加亲。为此清廷陪送大批人户,随同公主入蒙。端敏公主在科尔沁部生活六十余年,陪嫁人户及其后裔也一直在这里发展农耕。

陪嫁人户的农业开发,使得公主具有稳定、持续的地租收入和粮食供应,这激发了蒙古贵族对农耕价值的认识,开始纷纷效仿。科尔沁的垦殖面积扩大,农业经济迅速发展,最终扩大到整个东部蒙旗。后期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地局管辖农耕事宜,这里的农业发展领先于内蒙古中部和西部地区。

漠西蒙古的农业开发,最早出现在阿拉善定远营附近的“公主菜园地”,乾隆时期阿拉善札萨克贝勒罗卜藏多尔济迎娶庄亲王允禄的第八女,成多罗额驸。乾隆十六年(1751),公主随额驸回到蒙旗牧地后,在定远营附近划一部分土地养赡。“在乾隆初年,地已开辟,起源由于阿拉善王娶清公主,公主欲治菜园,即时招用汉农辟地数十顷……有平遥杨姓者,就黄河故道之乌拉河租地开渠,灌田三百余顷,临河开地始此。清初定制,禁止开垦蒙荒,因名之曰公主菜园地。”杨姓汉农即是陪嫁公主到此生活的陪嫁户,帮助公主发展农耕。阿拉善蒙古地区,因公主菜园地的出现,农业种植逐渐发展,最终带动定居农业的建立。光绪时期,“菜园和田地耕种得异常精细,处处都能看出人们是热爱土地并善于利用大自然的惠赐的。阿拉善蒙古人所具有的这些定居民族才有的特点,正如同取代了他们的帐幕、那些用掺了草的泥土打起来的住房一样,同他们北部和南部的同族是截然不同的”。现今定远营(巴彦浩特镇)西郊的西花园,前西花园,西关等村落,仍以种植蔬菜为主。

至于内蒙古中部,陪嫁人户进入时,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已经有农业垦殖。但是公主胭脂地规模庞大,对地方农业发展和清廷赋税经征仍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胭脂地没有明确的顷亩限制,官方划拨后,公主还可派人垦辟。恪靖公主即在清水河一带圈占数万顷土地,作为自己的私邑。恪靖公主的土地主要由陪嫁人黄忠和佟守禄管理。“黄公大人讳曰忠……自幼侍奉公主四千岁……是以老王皇上钦赐头等侍卫,位极高矣,品极隆矣,贵不可言矣,责委经理草地牛犋。”黄忠等陪嫁人户负责招民垦种,征收租银,形成了完整的组织和经营形式。他们将胭脂地分划为数个牛犋,每个牛犋内部设庄头、账房等,负责土地经营、银钱报账,黄忠等核实各犋账册、租赋,汇总后交给公主。内地的农业耕种技术和管理技术籍此传入察绥地区,为后期私人地商的出现和租赋关系的发展奠下基础,一时间归化城土默特一带农业垦殖极为发达。是时,北堡乡、老牛湾、红河镇等处都有公主德政碑。其中红河镇的碑阴文还载有“公主府侍卫、协理岔河等处农务事黄忠、子天保、佟守禄,长生禄位碑”。这是岔河口众牛犋为公主陪嫁人户立的功德碑,感激其在农业开发中的贡献。雍正五年(1726)十月,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称:“清水河沿边无谷可稽,悉为公主府庄田。”由此可见,恪靖公主圈占地亩之多。雍正十三年(1735),恪靖公主去世。清廷将大片土地收归国有,其租赋纳粮,供给驻防八旗和新疆战场,为平准战争做了重要的物资准备。

在经营胭脂地的同时,陪嫁人户还会利用公主权威私行圈占土地,租给汉民获益。这些尚未报部批准的土地,仅能视作私地。乾隆元年(1736),恪靖公主陪嫁人黄忠在受审中承认私占土地事宜。“这五百三十犋的土地,去年堪合雨水的时候为民人新开垦甚多,此间我每年收取扣留的五十一犋土地的利银,给那边的差遣人员,给与门下宾朋,剩余的我领用了属实。每犋钤记之五分银算入,则各三两六钱五分。我四年合计领银七百四十四两六钱。这些扣留下来的土地银两,专为我自己的罪,事毕之后,我将变卖家产也如数赔补。”据此,黄忠私占私用地约在480牛犋左右。每犋土地在200-300亩之间,总计占有土地96000-14400亩之间,百亩为一顷,即为960顷至1440顷。黄忠作为陪嫁人,倚恃公主权威开地,其私开土地数额甚至不输于蒙古王公,成为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大地主。事实上,陪嫁人户私占土地现象并不少见。嘉庆四年(1799),巴林王在上奏淑慧公主陪嫁庄头蒋太和后裔卖地事宜时,曾提到,“至本旗王公格格福晋等陪嫁地亩,庄头及自置私地甚多。”显然这种现象屡见不鲜。陪嫁人户的农业私垦,在清朝禁垦政策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农业发展,为经济转型奠定基础。

胭脂地以及农垦私地的发展,还打破内蒙古地区蒙旗牧地的单一类型。先进的耕种、管理技术以及口内民人的出现,带动了内蒙古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推动蒙古部落由游牧业向定居农业转变。至清末时期,东部蒙旗的农耕经济逐渐取代了畜牧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内蒙古中西部的农业占比也不容小觑,河套地区得到了全面的开发。陪嫁人户的大批涌现,一定程度上促进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开发,加速了经济结构的转化。

工匠是另一类重要的陪嫁人选。据陪嫁人户后裔回忆,和硕端敏公主下嫁哲里木盟科左中旗时,除了庄头,还有手工匠人。“陪嫁的有各行各业的工匠人等,可谓七十二行,应有尽有。如木匠、瓦匠、石匠、泥匠、金匠、银匠、铁匠、锡匠、皮匠、粉匠、油漆匠、碾子匠、糕点匠、豆腐匠、兽医、中医、厨师和兵役等等,这些人是供公主驱使的奴隶。”工匠的工作围绕公主额驸展开,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很快这些先进时髦的生活方式就在蒙古贵族间传播开来,一段时间后,还流传渗透到普通蒙民之间。这一流动对于实行盟旗制度、相对隔绝的蒙古诸部来说,是难得的了解、接触中原农耕社会的机会。外来人口,尤其是来自先进地区的人口,影响着草原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技术水平。

以建筑为例,公主格格等在内蒙古地区多有王爷、公主府第,其建筑和装饰风格仿照京城样貌建制,手工工匠们负责建造和日常维护。康熙四十三年(1704),清廷为嫁到阿拉善的郡主格格修建府第,仿照北京城王府规制建造。“房数、宽窄、高低,均照御赐式样恭建,看外精致,内甚宽舒”,且“就近伐木,砖瓦均在彼烧得”。蒙古部族以游牧生活为主,住房家具都是可拆卸、能移动的。公主格格的到来,使得定居生活成为可能,因而建筑的形式也逐渐倾向于砖瓦等制作的固定房屋。建筑材料也由内地运输,逐渐改为就地烧造,内蒙古地区开始出现砖瓦窑座。不止阿拉善地区,乾隆四年(1739),科尔沁地区的端柔公主府修建,在报备物料时曾提到,“盛京将军任内数年,平素访闻得,科尔沁地方俱有窑座,现今科尔沁蒙古王盖造房屋,所需砖瓦、灰浆,并非远处拉运,俱系本处烧造应用”。陪嫁人户在为公主修建住宅时,也将建筑材料的烧制技术带到内蒙古地区,促使了手工工场的建立。

公主府的建造,为其他蒙古贵族提供了样板。历经数十年后,定居生活逐渐被普通蒙民认同和接纳。至光绪时期,俄国人彼·库·柯兹洛夫游历到阿拉善左旗定远营时曾发现,部分蒙古人已经如汉族般定居。“这个牧民对于天朝帝国的臣民怀有特殊的好感,竟然摒弃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搬进了一所在布局上极具汉色,四周建有很多附属房舍的宽敞大宅子。这座房子,更确切地说是一座田庄,十分和谐的坐落在泉场附近,场上有几口水井和一些牲畜饮水的器具。这一切都说明,这位已经汉化了的蒙古人从前曾经过着像地主一样富足的生活。……一个10岁或12岁的男孩身着一袭汉装走到我身边欢迎我们的到来。看着他的脸庞和极其文雅的风度,真不敢信,他不是汉人,而是一个蒙古后裔。”可见,公主府的建设,促使了生产工场的建立,进而影响内蒙古地方的生活方式。工匠对于内蒙古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深远。手工业发展与农耕生产形成互动链条,促使蒙古部落向陪嫁人户学习先进的技术,通过多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实现地区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促进了民族交融

作为满蒙联姻的副产品,陪嫁人口多与蒙古族人建立了婚姻关系。按照民族性区分,陪嫁人户中既有满洲人,也有蒙古人。早在敖汉公主出嫁时,陪送人就有满洲和蒙古夫妇。顺治入关后,汉人陪嫁成为惯例,且以庄头和工匠为主。阿拉善地区公主格格的陪嫁户中。“有种田的庄头,也有执役的太监。计张、靳、王、徐、杨、魏、赵、马、李等姓,名为满洲人(当地人俗称满吉坤),其实都是河间府、保定府、徐水县、新城县一带汉人。”恪靖公主之媳,诚亲王允祉第二女郡主格格去世后,葬于归化城一带的老坟,由四姓陪嫁人户守坟。“今美岱村老坟仅有守堹人四户,其姓为李、董、孟、韩,原皆满洲藉人,今已入蒙古藉。四姓之中,以董姓户口最旺,以孟姓最为衰落。”此四姓守冢人及其后裔世代居住在此,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公主陪嫁人户自随同公主入蒙开始,便留居于蒙古地区。公主去世后,世代为其守坟。陪嫁人户与蒙古族人历经数代,互相学习、交流和通婚,逐渐内融入当地社会。

满蒙汉人进入内蒙古草原长期定居,最终与蒙古族人建立婚姻关系,融入地方社会。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归化城都统达尔玛善等在奏报恪靖公主陪嫁人户的去留方案时提道: “本地有额驸属众657口。其中,陪嫁人99口,娶汉人妇女之蒙古56口,移往喀尔喀地方;陪嫁壮丁65口,移往京城与庄头同住,或遣往当铺。”清朝禁止蒙古部落与直省汉族通婚,但是陪嫁人户这一特殊的群体却包括满蒙汉等多族群在内,他们之间,以及与地方的蒙古族之间,可以建立婚姻关系。满、蒙、汉族陪嫁人户进入内蒙古地区后,大多在此结婚生子。婚姻对象可以是陪嫁人户,也可以是内蒙古地区各民族住民。材料中“娶汉族妇女之蒙古”,为数不少,且经由归化城都统报给中央,显然是合法的婚姻,由此汉族妇女之来源应为恪靖公主的陪嫁人户及其后裔。蒙汉通婚数量如此之多,说明陪嫁人户与地方社会之间的通婚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满蒙汉特定群体间婚姻关系的发展,加强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最终满洲人和汉人逐渐融入内蒙古社会。

在社会生活上和语言习俗等方面,陪嫁人户与蒙古部落也出现相互学习的现象。满洲人和汉人向蒙古族人学习打勒勒车,制作奶食品,饲养马羊。蒙古人向汉人学习种地、出租,甚至商业经营。东部蒙旗随处可见的地局就是王公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意义后,专门建立的垦辟收租的重要机构。西部蒙古旗丁经营、出租土地也是恪靖公主陪嫁人黄忠等初级地商引导的结果。身处蒙古社会,满族和汉族的陪嫁人户以蒙语为日常语言,数代之后,其子孙后裔甚至不会本民族的语言,逐渐蒙古化。中原的歌舞音乐也传入内蒙古地区。“阿拉善旗第三代王爷罗布桑多尔济时代,罗王被清廷封为世袭亲王,福晋从北京带来了由汉、满艺人组成的簧腔班娱乐,每逢佳节喜庆、百岁寿诞、婚嫁之日,都要请这些艺人表演一番,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京剧业余爱好者,并为秦腔在阿拉善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当时经常上演的剧目主要有《彭公案》、《施公案》、《包公案》、《清风亭》、《薛仁贵征东》等。”这位福晋即庄亲王允禄之八女,县主格格,也是她的陪嫁人户开启了阿拉善地区的农业垦耕。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间的先进技术、文化在本民族外得到传播,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民族壁垒,实现融合。

(三)推动内地与内蒙古地区间人员流动,发展了农业村落和城镇社区

陪嫁人户群体自成村落,他们在经营农业、手工业的过程中,还吸引蒙古族和内地人定居、寓居,促进内蒙古地区人口增加,城镇发展,也为口外厅制的发展奠定基础。陪嫁人户及其后裔世代随住在公主府第、陵寝周围,其聚居区逐渐发展形成村落。康熙四十九年(1710),和硕端静公主去世,其陵寝位于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十家村东北约1.8公里沟北坡地上。而十家村,就是当初陪嫁人户中留下的十户守陵人。这些守陵人聚居在陵寝附近,世代为公主守陵供奉。他们保留较多满族特色,风俗、习惯异于地方社会,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满族村落。经过数百年得发展,十家村人口越来越多,居住地也由原来十家一个村落扩散到附近的头道营子、长皋、林家营子、郎家营子、长皋等地。十家村就是典型的公主陪嫁人户村落,因陪嫁人户群体的聚居而形成。此外,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十家子,哲里木盟的四家子,也是公主陪嫁人户及其后裔形成的村落。

阿拉善左旗的定远营经由陪嫁人户引导,形成规模宏大的城镇。自阿宝起,数任阿拉善王与清廷联姻。雍正十年(1732),额驸阿宝及公主入驻定远营,彼时城内只有守备府和钱粮官署两个土木建筑群,其余皆为帐篷,城堡周长仅7.2华里。罗卜藏多尔济时期,其妻娥掌县主的陪嫁人户发展农业,不仅吸引了甘肃、山西等处的汉人前往口外生存,还教会蒙古人学会垦耕,定远营因此逐渐扩大,定居城市逐渐发展。农业还带动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城内外“开张铺面过多,日日交易,招引别旗蒙古聚会众杂处,互相买卖,民人辑得原利,自然日渐添盖,越聚越多”。根据阿拉善王府博物馆所藏的《定远营城图》,道光十一年(1831),这里内城外城建筑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定远营已由边塞军事战垒发展成漠西蒙古地区的经济商贸中心。定远营经由阿宝、罗卜藏多尔济及后代札萨克的治理建设,构建了以定远营城市为中心的三十六个巴格,仿照内地汉制,形成二级管理体系,统御地域广阔的阿拉善地区。发达的城市建设,使得这里被誉为“塞外小北京”。

因陪嫁人户而兴起的特色村落、城镇社区得到发展,使得内蒙古地区引进直省行政体制——厅制。嘉庆六年(1801),仁宗庄敬公主下嫁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翌年公主额驸呈请在旗内常突额勒克地方招民开垦收租用于当差。此折不久奉旨获准。随后,经由公主陪嫁人户的经营,这里的农业发展迅猛,寓居民人增加,四年后,设置厅制管理。“据称科尔沁该管旗界常突额勒克等处,自嘉庆七年奏准垦种闲荒地土,经今四载,流寓已有数万。……一切命盗、田产等事,自应设官经理,弹压稽查。著富俊等详悉会勘,或仿照吉林长春堡事例,妥议章程,另行具奏”。昌图厅由此设置,管理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口外民人。随后左翼前旗和左翼中旗的口外民人,也划归该厅管理。据上可知,三旗的农业开发皆与公主陪嫁人户息息相关。他们带来的农业开发,最终促使内地厅制的传入,行政管理体制发生变革。

内蒙古中部地区的清水河厅也是如此。康熙后期,恪靖公主在清水河一带设公主府,驻扎于此。公主陪嫁人户圈占土地、发展农垦,渐成规模。至乾隆元年,陪嫁人户已经垦辟四万八千余亩土地。少数土地由报部备案的内地汉民耕作,大量土地被私入口外寓居的民人承租垦种。一定程度上,胭脂地及陪嫁人户私地的开垦,促进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地方村落的发展。今日清水河城关镇的花园社区、苍背后都是源于公主府邸和胭脂地粮仓而得名。随着土地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道厅制度开始出现。乾隆元年(1736),“办理归化城事务、兵部尚书通智奏,清水河、善岱等处,添设协办同知事务笔帖式各一员。管理开垦田亩、办理地方事务”。协理同知的工作职能是负责管辖清水河地区的公主胭脂地和围绕土地生存的各族人口。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水河协理同知更名为理事同知,颁给关防,变为正式官职,掌刑名钱粮事宜。厅制自此建立。

清朝满蒙联姻政策,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村落,陪嫁人户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带动了农业和城市的发展。他们对于地方社会的建设和内地行政制度的引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结语

从历史发展来看,自夏商周至清末,在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规模不等的多元格局。多元群体间交往、交流的出现,使得各民族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原有的个性,逐渐形成相互融合的情状。清朝公主陪嫁人户这一群体,将内地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传入蒙地,改变迁入地经济结构;与内蒙古地区各民族缔结婚姻关系,实现了多民族融合。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引导着人口流动,最终带动内蒙古地区从自治性的藩部体制向内地型的州县体制转型。陪嫁人户群体与内蒙古地区各民族经过多年的交往与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体的统一体。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的必然。因此,鼓励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从过去走到现在,从现在走向未来的发展道路。

 

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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