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 胡联合:与时俱进推动民族交融一体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3 次 更新时间:2010-10-15 12:40:31

进入专题: 民族问题   民族交融   国族认同  

胡鞍钢 (进入专栏)   胡联合  

  

  摘要:民族问题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核心和要害问题。为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应与时俱进地从制度上顺应和推动民族交融一体,以“去标签化”和“非政治化”作为处理族群问题的基本方向,从制度上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防止族群意识与地方意识相互叠加强化,从根本上铲除一切形式的地方民族主义赖以滋生的土壤,着力改革调整不合时宜地强化族群意识、族群身份的思想理念和制度设计,使公民自觉将自己首先认同为国家的公民(中华民族的一员),大力增强各族公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

  关键词:民族问题;民族交融;国族认同;制度建设;长治久安

  

  民族问题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核心和要害问题。近年来,在边疆和内地发生的一些涉及民族因素的问题,特别是反分裂反恐怖面临的复杂形势,使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长治久安的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每一个心系伟大祖国前途命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公民面前。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安全统一和长治久安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所在,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根本使命所在,是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所在,这比追求GDP 增长更为根本、更为重要、更为紧迫、更为艰巨。

  

  一

  

  从政治学原理看,强制和认同是国家运行的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缺乏认同,不但强制的成本会很高,而且从长远来说是难以为继的。从人心向背和制度保障的最根本意义上讲,认同比强制更为重要,加强认同机制建设、促进民族交融一体乃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虽然认同(还有强制)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是,认同又高于物质基础,只有解决了认同问题(特别是从制度上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而如果没有解决认同问题,经济的发展发达反而会增加国家分裂的危险。在当今世界,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该国其他地区,但分离主义仍然十分严重。前苏联波罗的海国家也较其他地区富裕,但最终反而率先独立。捷克斯洛伐克,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地区间经济差距得以解决,但却未能阻止国家的分裂。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捷克(民族)的近50年,但随着国家对斯洛伐克地区投入大量的资金,帮助其发展经济,到1990年时两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基本平等程度,但是到1993年国家仍然被分裂。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国族认同问题,特别是缺乏保障国族认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在民族隔阂基础上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不断加剧:捷克人瞧不起斯洛伐克人,认为联邦国库的钱都让斯洛伐克人花了,影响了捷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斯洛伐克人虽然对国家拉平两地区的经济水平的政策感到满意,但总觉得捷克人欺负他们,不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在这种背景下,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不断凸显,特别是两民族的政治精英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两民族的政治精英发生分裂,都对原有国家政治架构的民族权力制度安排不满,认为本民族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反映,都在追求本民族政治上的独立和建立国家的权力,遂在1993年1月1日和平宣告联邦共和国解体,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独立。

  实际上,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长治久安,根本在于从制度上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族),强化国族认同,淡化族裔(民族)认同,通过制度安排使族裔(民族)问题非政治化,不给任何人声称是某一“地方民族利益”代表和领导者的机会,重中之重在通过制度安排来保障官员始终做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积极领导力量,防止其在政治大气候变化时成为分裂国家的领导力量。从国际经验教训来看,一个国家开展反恐怖斗争的关键应是防止草根阶层成为亡命徒式的恐怖分子,而一个国家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关键应是通过制度安排使所谓“地方民族精英”无法宣称是本地区本民族的利益的代表者和领导者,无论政治大气候如何变化都无法成为分裂国家的“领头羊”,无法煽动草根阶层成为搞分裂搞恐怖的“马前卒”。

  

  二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我们应该以史为鉴,特别是要善于从苏联的解体中吸取教训。长期以来,斯大林同志未能理解列宁同志关于联盟只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思想,未能实现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巩固政权的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而将以民族为单位建立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区)和边疆州(区)组成的联盟形式固定化,人为进行“民族识别”,特别是强调民族是“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共同体”,给每一个公民都贴上一个低于国族的“民族”标签,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使各民族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看作是“本民族领土”,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的资源看作是“本民族资源”,认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地方应由“本民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为主导,应由“本民族”干部来领导和管理;这就形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的制度安排,各地的民族领导者往往被认为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在联盟的框架内成为代表和争取本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虽然如此,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前,由于在全苏联范围内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大力普及俄语、强化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保障军队的统一领导,普通公民的国族认同还是逐步建立起来了(虽然不甚牢固,而且地方民族意识仍然十分明显和强烈),“民族精英”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被抑制、压制和掩盖了,国家还是保持了表面的平静安定和统一。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大力推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特别是1990年通过公开合法方式取消了宪法赋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各地的民族意识和分裂主义思想日趋高涨。但即使如此,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为阻止国家分裂,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公决,虽然有6个加盟共和国抵制,但全苏联还是有80%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其中绝大多数(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赞成保留联盟的比例,俄罗斯73.14%,白俄罗斯93.7%,乌克兰占70%,阿塞拜疆93%,哈萨克斯坦94%,乌兹别克斯坦93.7%,吉尔吉斯斯坦94.5%,塔吉克斯坦占96%,土库曼斯坦占98%),但是“民族精英”却已成为分裂主义的急先锋和领袖,由于缺乏制度保障,民意的决定根本无力阻止民族政治精英的分裂行为,各地的共产党首脑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新独立国家的元首,苏联于是在当年12月不复存在,一个强大的苏联最终一分为15个国家。苏联解体的教训深刻启示人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争取民心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国族认同的制度安排,不以民族划分行政治理区域,保障无论政治气候如何变化各级官员都始终是国家利益而不能成为地区民族主义利益的代表,决不能使所谓“民族精英”有机会成为分裂国家的“领头羊”。

  应该深刻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已经清楚地表明,随着近代民族(国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突出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主要是赋予众多原来分属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种族)的人以统一的惟一的国族身份,而祛除原来狭窄的地域和种族(民族)认同。这样,在这些国家,“民族”就得到了一个最广泛的含义,即无论个人的出生地或原来的种族(民族)起源,“民族”就是个人所属国家的公民身份,就是国族;同时,这也象征着一种新的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旧文化遗产,因此原属不同种族(民族)的相互同化和融合便更加快速发展。这种情形在英、法与欧洲其他国家已普遍可见,在美国尤其如此。例如,美国虽然估计有大小族群1500多个,但是政府不对种族(民族)实体正式认可,不给予种族、族裔集团以法律上的承认,也不容许任何一个族群生活在一块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美国任何族群的成员(印第安人例外)都只能是一个公民,不得以种族身份为理由在政治任命、选举、教育、工作机会等方面给任何人以优待或歧视,绝不允许“种族(民族)自治”;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中也没有“民族”(种族、族群)的内容;不管人们原来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加入美国国籍,就成为且只能成为美国人和美利坚民族的一员。但是,在此时和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在东欧与世界其他地区,“民族”还是那个老词,指的是某个特定的族群,是拥有各自特定文化属性的族群;而民族的界定,还是依据地域、语言、宗教、文化等因素。例如,在波兰,没有一个犹太族人能够由于拥有波兰国籍而成为波兰人;在俄罗斯,没有一个乌克兰族人、格鲁吉亚族人、鞑靼族人或日耳曼族人能够成为俄罗斯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各个民族(种族)享有地方自治的权力,并在民事事务上拥有极大的司法权,这种各自为政的“国中之国”终于衍生出各自的民族主义,将帝国弄得分崩离析,进而各自分离组成新的国家。[②]在当代世界,虽然民族(国族)国家已经成为国家的主流,但是仍然有不少国家虽然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外壳,但依然没有建立起国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很多情况下人们仍然是分属于部落宗族和地方诸侯政权的,对种族的情感、宗教的情感、地方的情感往往远胜于对国家的情感,很难发展起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感。在这种大背景下,国家经常陷入纷争、混乱甚至内战之中。前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其原因是复杂的,但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它们未能在全体公民中建构起统一的国家认同和国族意识,各地(如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的公民尤其是官员仍然有强烈的本民族意识,最终演变为民族主义,导致“民族分立”。当代许多非洲国家的种族冲突,也充分反映了国家认同的缺失是一种强大的离心力,是引发社会动荡和国家内乱的重要原因。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在民族政策上搞双重标准,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强力甚至强制推进本国的民族同化和融合,“西方国家曾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取得这种语言和体制的融合:国籍法和归化法、教育法、语言法、有关公务员雇用、兵役制度和国家传播媒体的政策,等等”[③],有的甚至对少数民族赶尽杀绝;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利用民族问题分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民族交流融合,以所谓“人权”、“民族自决权”等为籍口插手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或明或暗地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这种情况,西方不但对前苏联东欧是如此,对我国是如此,而且对现在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俄罗斯等非西方阵营国家仍然是如此。这是国际上民族矛盾不断、民族纷争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汉族也是一个很具包容性的民族,融合了大量原来不属于汉族的其他民族;中华民族之各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包括汉族的文化成份;中华民族各成员民族的人员、物资、信息和文化交流特别是相互通婚,有力于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为保障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和框架。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建构和强化公民的国族意识,使国家成为中华民族的标识,使人们将自己的身份首先认同为国家的公民(国族的一员),就会从根本上使公民自觉维护国家的统一,筑起国家长治久安的强大心理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虽然客观上受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党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历来是不断与时俱进的。在革命初期,我们党是主张各少数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的,并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1931年,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④]到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与时俱进,不再主张少数民族有自决权和建立联邦制国家,而是主张各民族完全平等和民族自治,并完全放弃了联邦制。在夺取政权之前,在客观形势的制约下,我们也没有仿效苏联的模式在内蒙古搞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而是在1947年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地方政府。夺取政权后建立新中国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推动实现指导思想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因此虽然受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客观影响,从1950年代开始推动进行了民族识别,但一开始即使在新疆这样的复杂地区,既坚决抵制了参照苏联模式在新疆建立民族加盟共和国或民族自治共和国的错误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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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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